关于红军长征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胜利结束长征以后，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评价道：“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确如毛泽东所言，长征是震惊世界的伟大壮举。

　　长征是宣言书

　　红军长征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图谋，保存了革命的精华，使全国人民对革命的前途和抗日运动的前途有了新的希望，促进了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长征以其体现出的不怕艰苦、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向中国和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是不可战胜的，成为一篇中国革命的“宣言书”。

　　在长征的两年时间里，各路红军共进行重要的战役战斗600余次，击溃了国民党数十万中央军和地方军的围追堵截。长征中的作战，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进行的殊死搏斗。一边是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拥有飞机、汽车、大炮等先进武器装备，人多势众;一边是战略转移的20万红军，以步枪、大刀为主，缺少重武器，靠双脚走天下，兵力、装备都居于劣势，而且处于无后方依托的流动作战中。各路红军以一往无前、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顽强战斗，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转战乌蒙山，激战腊子口，取胜直罗镇……长征雄辩地说明，红军是真正的英雄好汉，在英勇顽强的红军面前，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蒋介石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不仅如此，长征还谱写了一曲人类征服自然的凯歌。峡谷激流、雪山草地、物资匮乏、生命禁区，这一切，都不能阻挡红军前进的步伐。红军战士挖野菜，吃树皮，翻越皑皑雪山，走过茫茫草地，革命的铁流始终滚滚向前。

　　长征是宣传队

　　长征在全国扩大了红军的影响，把革命真理传播到沿途广大地区，起到了“宣传队”的作用。

　　红军长征所到之处，大部分都是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红军各部队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各项纪律，不进民宅，不违禁令，公平买卖，救死扶伤，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得到各民族同胞的衷心爱戴和热情支持。共产党、红军的主张得到了当地有识之士的拥护，那些曾经接受过红军宣传教育的广大群众，在后来的中国革命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重大贡献。

　　1936年春，红军总司令部和四方面军在长征中进入西康藏区休整。红军到达甘孜后，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爱护藏胞的一草一木，保护寺庙，秋毫无犯，消除了当地藏族群众之前对红军的疑虑。甘孜县白利寺的格达活佛，通过和红军的交往，不仅和朱德总司令成为亲密的朋友，支援红军粮食7000余斤，还动员附近的土司头人向红军供给粮食和牛羊。

　　此后，格达活佛时时关心着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全国解放后，格达活佛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政府副主席职务。1950年，为了减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阻力，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他决心赴拉萨向西藏当局宣传解释中央的政策和主张。行至昌都时，被反动分子毒害，为西藏的和平解放献出了宝贵生命，时年48岁。

　　长征是播种机

　　红军长征沿途，不仅宣传革命真理，还撒播下革命的种子，为后来开展革命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5年1月至3月，中央红军创建了黔北苏区，1936年2月至3月，红二、六军团创建了黔西北苏区。这两个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在黔北高原上点燃了革命火种，给贵州人民带来了翻身求解放的强烈愿望。

　　1935年11月至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南下部队进驻四川邛崃，建立了各级苏维埃政府，惩办土豪劣绅，进行土地革命，传播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红四方面军离开邛崃时，900多名邛崃儿女随军北上。

　　红军长征途中，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也创建了革命政权和革命武装。1935年10月，红四方面军南下占领丹巴后，在组建丹巴县苏维埃政权的同时也开始组建藏族武装。当年底，成立了丹巴藏民独立师。1936年春，红四方面军进入甘孜藏区，丹巴藏民独立师随同前往。这支部队着藏族服装，能骑善射，成为主力红军在甘孜地区活动的重要辅助力量。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离开藏区北上。离开藏区的藏民独立师成员大都感到不适应，同时也牵念家乡，不少人自行离队。考虑到这支藏民部队的特殊情况，红军决定解散这个师。除十几人跟随大部队继续北上外，其余人返回家乡。

　　跟随大部队北上的十几个人中，有时任藏民独立师党代表、后任西康省藏族自治区第一任主席的桑吉悦希，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毛泽东给他起名“天宝”的那个人。

　　返回藏区的那些人，受红军的教育影响，长期怀念共产党和红军，后来大都成为帮助解放军进藏的积极分子。

　　虽然受客观条件限制，藏民独立师只存在了几个月，但是培养了民族干部，积累了藏区工作经验，为后来藏族人民的彻底解放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此外，如大凉山地区“中国夷民红军沽基支队”、六盘山地区“回民独立师”等，都是红军长征途中播撒下的革命种子，在后来的革命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