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但“长征”“万里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些概念是何时出现的，却鲜为人知。

　　“长征”和“万里长征”等概念指的是1934年至1936年间中国工农红军自长江南北各革命根据地向陕西、甘肃一带的大规模战略转移。但这些概念并不是从一开始就确定的，而是随着红军战略转移的演进而逐步提出的。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实行战略转移前后至遵义会议，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在所发的指示、命令和会议决议中，并没有把这次行动称为“长征”，而是称为“突围”“长途行军”“反攻”“西进”“突围战役”“突围行动”等。同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在莫斯科向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中国部全体工作人员作报告时，提到了“长征”，这是目前所知党的文献中最早出现“长征”的概念。不过，王明所说的“长征”，并不是指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而是把红7军团北上和红6军团西征称为“长征”。

　　1935年2月23日，红军总政治部在《告黔北工农劳苦群众书》中，第一次把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称为“长征”。这是目前所见的将中央红军的行动称为“长征”的最早文献。

　　1935年5月，红军总司令朱德在《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指出：“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第一次提出了“万里长征”的概念。6月12日，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在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报告中也指出，“西征军(指中央红军)万里长征，屡克名城，迭摧强敌”。7月10日，《红星》报在第25期社论《以进攻的战斗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中开始使用“万里长征”一词。

　　随着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路线的不断延伸，“长征”的定语由“万里”逐步增大。1935年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指出“一方面军一万八千里的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的伟大事业”。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其中将红军长征的里程增加至“二万余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先行北上的红一方面军第1、第3军和军委纵队改编而成)直属队党总支书记萧锋在1935年9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毛主席用洪亮的声音号召，经过两万多里长征，久经战斗、不畏艰苦的指战员们，你们一定能够以自己英勇、顽强、灵活的战略战术，和以往的战斗经验，来战胜一切困难!”

　　1935年10月19日，陕甘支队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毛泽东在对萧锋的讲话中指出：“根据红1军团团部汇总，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所说“二万五千里”，指的是最多的走了这个里程。他在随后的讲话中也称红军长征“二万里”。

　　1935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中明确提出：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余里的长征，跨过了十一省的中国领土，以一年多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最后胜利的到达了中国的西北地区，同陕甘两省原有的红军取得了会合”。11月28日，毛泽东、朱德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中再次提出，红军主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历尽艰难困苦北上抗日”。可见，“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概念是在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结束时提出的，是专指红一方面军的。

　　此后，随着红军长征的英雄业绩广为流传，这一伟大壮举的影响不断扩大，“长征”“万里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等概念逐渐被固定下来，并广泛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