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改革先行者、安徽省原省长、原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先生，于7月16日凌晨1时55分去世，享年90岁。

　　上世纪70年代末，时任滁县地委书记的王郁昭，顶着来自各方的巨大压力，在全国率先全面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被称为“为农业大包干报户口的人”、中国农村改革先行者。通过对诸多文史资料的梳理，我们重温王郁昭先生的光辉岁月，以此纪念这位值得尊敬的老人。

　　风雨九秩，不离农村问题

　　王郁昭，1926年2月出生于山东省文登县大水泊镇方池泊村，1941年2月参加革命。曾任文登县天福山区文教助理、区教师抗日救国会会长等职务。

　　1948年初，王郁昭被编入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先遣纵队，参加过解放开封、豫东、淮海、渡江等战役。1949年后，王郁昭先后担任芜湖市军管会文教部军代表、安徽大学军代表、安徽师范学院教务长、安徽省科委副秘书长、合肥师范学院副院长等职。

　　“文革”期间，王郁昭两次被“打倒”，全家下放到淮北农村劳动，与农民建立了更深厚的感情，对农村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1970年，王郁昭被重新起用，任安徽省全椒县革委会主任、全椒县委书记。1975年任安徽省滁县地委副书记、地区革委会主任，后任滁县地委书记。1982年4月调任安徽省委常委，1983年3月任安徽省委副书记、安徽省省长。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1987年奉调中央，先后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常务副主任。1989年发起成立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任会长。1997年起任中国扶贫基金会常务副会长(法人代表)、会长等职。2000年8月离休。

　　王郁昭长期关注农村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的农村改革到新世纪的农村税费改革，王郁昭都是不可忽视的重量级人物。

　　70年代末期，王郁昭是安徽滁县地委书记，他在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的支持下推行农业家庭承包，在小岗生产队首创了“大包干”，拉开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在进一步稳定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王郁昭较早地提出了户办、联户办、村办、乡(镇)办的四轮驱动方针，强调抓“三专”(专业户、专业村、专业经济小区)、“两厂”(家庭工厂、联户工厂)，把发展乡镇企业植根于农民群众的家庭经营之中，把千家万户作为发展乡镇企业的动力源泉。

　　20年后，为了推进以税费改革为契机的农村第三次革命，王郁昭作为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曾率领8位老部长对税费改革试点地区进行了深入调查。1996年，王郁昭撰写的《关于切实解决农民负担问题的建议》，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并作了重要批示。

　　主政滁县，面临大旱考验

　　上世纪70年代，位于江淮之间的皖东农村生产停滞、经济困难。每到冬春季，全地区总有大批农民扶老携幼、逃荒要饭。

　　1978年，滁县地区遭受了百年未遇的特大旱灾，粮食大减产，农村经济岌岌可危，农民愁思百结，干部焦虑万分。此时，安徽省委任命王郁昭为滁县地委书记。

　　据王郁昭回忆录介绍，当时滁县有的地方旱得连麻雀都不见踪影，活着的人没有见过这样的大旱。有一名老农无水喂猪，想把自家小猪卖掉却无人问津。老农不得已将小猪放掉，自言自语地说：“你逃命去吧!”

　　不甘饿肚，找到“秘密武器”

　　1978年9月，滁县地委召开全区四级干部会，主要研究搞好生产自救、战胜灾害的问题。王郁昭代表地委作了《关于当前形式，搞好秋种，开展生产自救等问题的报告》。

　　据王郁昭回忆录介绍，此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已经进行了几个月，各级干部群众的思想正在活跃起来。

　　会上，许多公社书记强烈要求地委解放思想，放手让下面干。干上去了不求表扬，干不上去自动下台。分组讨论中，来安、天长等三个公社介绍了他们试行的包产到组、以产计工、小宗作物田间管理责任到人、超产奖励的责任制以及对基层干部按工作实绩进行奖励等行之有效的办法，引起了与会干部的极大兴趣。但这些办法在当时还属“禁区”，因此被称之为“秘密武器”。

　　面对群众们在实践中摸索出的“秘密武器”，王郁昭非常振奋，认为大旱之年，这三个公社不仅没有减产，反而增产，主要原因就在于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

　　经验上报，与万里首对话

　　滁县地委全区四级干部会召开后，王郁昭临时到合肥办事。万里知道后，通知王郁昭晚饭后到他的住处谈一谈。

　　“这是我第一次与万里面对面地谈话，从晚上7点谈到了10点多钟，重点将‘秘密武器’即三个典型案例向万里作了详细汇报。万里非常感兴趣。”王郁昭说，按照万里要求，他立刻组织人员到这些社队进行调查。

　　调查发现，来安县烟陈公社魏郢生产队采取包产到组、以产计工、超产奖励、减产赔偿的办法，增产效果十分显著。1978年全公社许多生产队因大旱粮食减产，这个生产队却增产30%。天长县新街公社在抗旱中实行棉花管理责任到人、超产奖励的责任制，单产提高89.6%。调查完成后，王郁昭正式上报安徽省委。

　　地委发文，各地争相试点

　　万里看到滁县的报告后，通知滁县可以在全地区各县试点。10月20日，滁县地委发文，要求各县先选好试点，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广。

　　但是，文件下达后，各县纷纷要求扩大试点范围，许多社队干部群众上门争当试点。随后，一些原本不在试点之列的生产队也自发地干起来了。

　　到1979年3月底，全地区实行包产到组、包干到组、联产计酬的生产队已占生产队总数的68.3%。

　　万里到滁，为大包干打气

　　1979年3月15日，一名叫张浩的读者给媒体写信，攻击安徽正在进行的改革。一时间，滁县地区许多干部群众思想发生波动，担心犯错误。

　　3月16日，万里没有通知滁县地委，直接来到滁县地区。万里告诉王郁昭：“读者来信，讲的是他个人的看法，我们不要受它的影响，该怎么干就怎么干。”

　　随后，万里视察了全椒古河、马厂，滁县章广、李集，还有来安县与天长县。王郁昭说，万里路过天长县汊涧公社上庄生产队时，突然要求停车，进入该生产队唯一开门的一个家庭。这户是生产队队长家，队长在自家院子内种了密密麻麻的大蒜。他介绍，这片蒜地可以收获三次，先卖青蒜，再买蒜薹，最后卖蒜头，能带来一大笔收入。

　　王郁昭回忆，万里当众表态：“农民多聪明呀，他们积累了几千年的经验，把老百姓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还愁农业搞不上去吗?”

　　3月19日，万里发表公开讲话：“能叫农民、集体、国家都能增加收入就是好办法……农民为什么要求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因为能增产，能增收……”

　　万里的讲话，很快传遍全省。

　　“报上户口”，大包干得正名

　　凤阳县城南公社岳林大队岳北生产队将土地承包到组，生产的粮食除了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全归各组。王郁昭得知后非常支持，将这种方式命名为“大包干”。滁县地委办写了《岳北生产队实行“大包干”责任制的具体做法》，这是“大包干”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官方文件中。

　　在凤阳县全县大包干到组的基础上，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首创了包干到户的责任制形式。生产的粮食除了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全归自己。

　　“大包干”取得很大成绩，随即流行起来，不过，“大包干”仍然不能见光。王郁昭决定，给“大包干”报户口。

　　1980年元月，安徽召开全省农业工作会议，王郁昭发言时呼吁：“要求给大包干到户报个户口，承认它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

　　万里在总结讲话时说：“包产到户……已经有了，孩子已经生下来了。那天王郁昭同志说了，孩子挺好的，给报个户口吧……我们的态度是不能打击群众的积极性……批准!”

　　载入宪法，拿到全国户口

　　1980年早春，万里调离安徽之前，再一次来到滁县，王郁昭陪他一起来到了小岗村，得到群众热烈欢迎。王郁昭说，当时“大包干”虽然报上了户口，但还是地方户口，只能在安徽通行。

　　不过，“大包干”拥有全国户口的日子已经不远了。中国的改革终于率先在农村突破。突破口一旦打开，就像一股浩荡的春风，迅猛地吹遍祖国大地。到1983年，全国大包干到户的生产队达到了95%以上。

　　1991年，党的十二届八中全会，强调把家庭承包制“作为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1993年3月，全国人大正式通过决议，把家庭承包制正式载入我国宪法。

　　情系安徽，多次回滁走访

　　现任滁州市经开区管委会主任的盛必龙，曾在全椒县担任主要领导职务。期间，他曾与王郁昭有过多次接触。在他的印象中，王老是位睿智、亲民、有魄力的老人。

　　“2013年见到王老时，他已是80多岁高龄了，但我们聊起过去的事情时，老爷子的思路十分清晰，很多事都记忆犹新。”盛必龙说，王老主政滁县期间，力推大包干，表现出非凡的工作魄力。

　　有个故事，让盛必龙至今印象深刻，“王老说他当年经常开广播会，炎热夏天，蚊虫乱飞，老爷子一把扇子，一个麦克风，一讲就是三小时。”老爷子向盛必龙解释说，“既然是开会，党的政策一定要讲透、讲明白，让干部和百姓掌握政策、知道要求。”

　　盛必龙说，虽然王老离开安徽已有20多年，但他对滁州、对全椒可谓一往情深。虽然最近几年腿脚不便，需要坐轮椅，但只要听说“家乡”邀请他回来看看，他都会参加。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研究员、安徽大学兼职教授史啸虎回忆说，2013年12月，在滁州市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88岁的王老仍坚持坐着轮椅出席了会议。

　　据王郁昭的儿子王先生说，在他和父母眼中，安徽就是一家人的第二故乡。十多年前，王郁昭患上了帕金森综合征，身体也不太好，辞去了工作。在这之后，王郁昭多次回到安徽滁州，到故乡走走看看。

　　“父亲在安徽工作了40年，他退休之后和我们聊的，几乎都是安徽的事情。”王先生说，只要聊起以往的岁月，他都很高兴。2008年，滁州市举行大包干30周年纪念大会，王郁昭接到邀请后，欣然赴会。“那次，他把我和母亲都带在身边，说要带我们回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