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后的农村社会，也由于内在和外来因素的影响而有了变化，逐渐走向衰敝之途，使得农民生活日益困苦，农村经济一天一天地在瘫痪。

　　从清朝盛世以来，中国人口数量大增。乾隆十八年( 1753)全国人口是一亿八千余万人，乾隆三十一年( 1766)是二亿余人，嘉庆十七年( 1812)是三亿六千余万人，道光十三年( 1833)达到三亿九千余万人。八十年之间，人口增加已超过一倍。在这同时，耕地的数量并没有增加多少，从乾隆十八年到道光十三年，始终在七亿余亩到八亿余亩之间，所以每人平均能有的田亩数愈来愈少。乾隆十八年每人平均有 3.86亩，乾隆三十一年是 3.56亩，嘉庆十七年是 2.19亩，道光十三年是 1.86亩。每人平均 3.86亩的土地已经很难维持生活，到了只有 1.86亩的时候，自然使农家生活更加困苦。传统农家的收入，除农业之外，尚有手工业。自明代以后，尤以棉纺织业为主。但是自从五口通商以来，外国的工业产品，一方面有进步的工业技术、大规模生产的工厂制度，另一方面享受协议关税的优惠待遇，因此价廉物美，中国农村的手工业产品无法与之竞争。市场既被洋货所夺，农家的收入更为减少。道光二十年( 1840)，包世臣已经指出：“松、太利在棉花、梭布，较稻田倍蓰。……近日洋布大行，价才当梭布三之一。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去年棉花客大都折本，则木棉亦不可恃。”(《齐民四术》卷二《答族子孟帀书》)郑观应在清末也观察到：“通商大埠及内地市镇城乡，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七八。”(《盛世危言》卷七)外国商人虽然一直抱怨打入中国市场的艰难，但是每年中国进口的棉纱和棉布数量甚巨，对于中国的农村手工业不可能不发生影响。包世臣和郑观应的观察，应该都是事实。学者也指出，中国农村生产的土布在清末民初对于输入的洋布表现出极其坚强的抵抗力，不过这种竞争力有一部分来自土布生产过程逐步有所变化，先是农民从市场上购买机纱来织布，不再自己纺纱，而机纱起先自国外进口，后来则为国内通商口岸的本国和外国工厂所制造，然后农民又采用传自西方的改良织机来取代旧式织机。然而无论如何，到了1930年代，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之下，土布业终于走向大衰退。

　　从清代中叶以来，中央政府权力衰弱，再加上列强的入侵，使得战争连续不断。民国建立之后，中央权力无法重建，军阀割据，战争更是连年不断，范围几及全国。尽管在这段时期，新教育和新建设也渐次从城市向乡村推展，但是长期的动乱对于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是进一步的打击。这不仅因为战争本身所带来的直接破坏，也因为随战争而形成的赋税繁重。譬如清末对外战争失败，使得清朝政府负担了数量甚巨的赔款，这些赔款，自然必须由国民来承担。清末的田赋，在光绪十七年( 1891)是 2 366万两，到宣统三年( 1911)增加到 4 810万两。 20年之间，达一倍之多。军阀割据的时期，赋税的繁重更令人不敢相信。田赋的预征，在四川省有已经预征到100年后的;田赋的附加税，也有的县达到正税的73倍。四川的农民，因此有衣不蔽体的情形。

　　战祸之外，天灾也对农村社会施加打击。清末民初许多地方都发生长期的灾荒，尤其以北方为严重。河北省的大名县，从民国二年(1913)到民国二十二年( 1933)的21年间，有17年发生天灾;新河县从民国二年到民国十七年( 1928)的16年间，有14年发生天灾。民国十七年到民国二十年( 1931)四年间，平均每年发生天灾波及800县，占全国总县数的四分之一，受灾人口达一亿一千余万，占全国总人口四分之一。农业生产因天灾而无法进行，农家财产又因天灾而蒙受损失。

　　农村里的资金运转，由于新工商业的兴起而发生了问题。以往农民所需要的生活费用与生产资金，常可在本地借贷。但是新工商业的兴起，使得许多乡间富家转而投资于工商业。农村的不安定，也使得他们不愿意将资金存放于乡村，而改存于银行，而银行集中于通商口岸与大都市，尤其是上海。农村资金外流的结果，使得农民借贷愈加困难，农村利率也更加升高，农家负担因此更重。

　　士绅阶层的没落，对于农村社会也是一个不利的因素。以往士绅多居住在乡里，他们领导农民从事各种建设，对于农村社会有安定的作用。现在新知识分子集中到都市，不愿意再返回乡村，乡村无人领导，建设不能进行，挽回不了衰敝的趋势。农村衰敝的结果，造成农民的外移，他们除了迁移往东北和海外之外，有许多进入都市，成为劳工，新兴的工厂为乡村人口解决了一部分的就业问题。但是新工商业发展的程度仍然有限，容纳不了那么多失业的农民。于是他们有的成为都市里的无业游民，有的投入了军阀的军队，壮大了军阀的声势;还有的成为土匪，以河南一省为例，民国十四年( 1925)，河南比较有名的土匪在五十股以上，每股人数少的有二三百人，多的达五六千人，总计在五万人以上，其中仅临汝一县便有土匪一万二千人。民间为了自保，也组成一些乡团，但是有时这些乡团也会变质，成为破坏地方的根源之一，华北的红枪会就是一例。土匪、军阀、乡团交相为害，使得农村经济愈来愈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