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生都知道“贫”与“富”互为反义，是对立的两极。可是对于60前出生的那几代人，则没有那么简单，因此就有纠结。这对家伙，起先是经济的解释，后来又有政治上的解释。生活上，谁都喜富怕贫，起码要不挨饿。政治上，自从有家庭成分一说，则喜贫怕富了，因为家庭成分一旦被划归富的一端，就等于低人好多等了，要夹着尾巴做人。

　　于是，两者缠绕在一起，成为关涉命运的纠结，动员起各怀心思的人们的智慧或用心，作出了各种反应。

　　砍瓜的本事

　　刘大姐和老郭是两口子，老家都在东北，刘大姐跟随部队的老郭最后来到广州了，久不久会回老家看看。

　　老郭退休后在小区江边种瓜种菜，说一来是锻炼身体，二来是找点事情干。他栽了一种瓜，说广州市场上没有，是他从东北老家带来的。瓜可以长到一个七、八斤，一家人往往一个吃不完，就可以按吃多少就砍下一截瓜，瓜剩下的另一截继续留在藤上长，生长过程中瓜会把刀口封闭了，所以就叫“砍瓜”。我听了很惊奇，那是自愈能力呀!如果拿来比喻人生，真是：艰难挫折到处在，跨过障碍出阳关。

　　刘和郭一路走过来，何尝不是这样?

　　刘日本投降那年才12岁，她这之前读过几年书，但学校里教日文。那时，爷爷养着马，可是被看中，村里还有几家的马被看中，保长说是日本人看中，什么时候牵走不知道，保长要先养着，到时再来牵走。不久，城里来人说了，见到日本旗下来了。村里大户人家拉着家具杂物离开了，家中剩下的东西被村里其他人进去砸烂了。世道真要变了。很快传来日本人投降的消息。爷爷养的马保下来了，爷爷种田好手的本事可以大展宏图了!

　　农村人，靠种田为生，长年累月的苦和累，为的是手里有几个钱，头上有几片瓦，锅中有热腾腾的饭和菜。经济上当然是怕“贫”追“富”了。但很快地，“贫”与“富”与政治挂钩了，人们怕“富”了。

　　1949年初，刘家那里开始土改，上面选中了刘去参加土改队。起初家里不同意，说刘太小，才16岁，不好去抛头露面。但刘的爷爷大力支持她出去闯一闯，锻炼锻炼。于是刘参加土改工作队了，经常学习有关规定，然后按照规定去分田分地划分成分。

　　土改完了，工作队的人都进一步去学习，后来都成为干部了。但刘没去，而是回家结婚种田，也做村干部的工作。刘告诉我们，郭家的土改晚一些，她是在郭家土改前嫁过去的。那时候，郭家有些田地，比较富有。不知是刘看中郭还是郭看中刘，刘嫁给郭家是刘爷爷话事做主的，起码是刘爷爷看中了郭家也是种田的好手，他从郭家摆在院子里用得发亮的农具以及堆得高高的柴草就断定出来。当时郭家里只有5人，根据土改政策土地平均下来就要算地主了。于是郭家赶快找媳妇入门，以增大家庭人口数量。于是刘嫁过去了，家庭人口变成6人，成分就划为富裕中农了。虽然有“富”字当头，但以后的日子比地主、富农好过多了，起码不属于文革期间所说的“黑五类”。这赶快结婚，真跨过了障碍，算不算砍瓜的本事?诸位看官想去吧!

　　刘嫁给老郭，郭不久参军入伍并且读军校了。最近见到他，他打开手机让我们看他1956年的照片。照片里，穿着军装挺帅气的一个小伙。几十年沧桑，他驻军南北，援越抗美，也算是上过战场的人了。退休后，儿女长大，家庭变富，但老郭不变的是种地的本色。他家前面几十米的江边，他开了荒地种菜，砍瓜恐怕是他最得意的了，那寄托着一种精神。

　　我们和刘大姐闲聊时说，你建国前参加了土改工作，现在应该算离休呀!是你没去理论理论吧!刘不以为然，六十多年前的事，怎么搞啊!我们替刘在参加土改后不进一步当脱产干部可惜。刘说，谁知道当了干部能不能过以后文化革命的关呢。文革期间，见到当领导干部的被造反派抓起来，好些人被整死了，真害怕。是福是祸，真的难以预料!

　　如今回头看，知道不管怎样风吹雨打烈日晒，人都是如砍瓜那样，永不屈服地成长。

　　扁担挑来的富农

　　老李是1953年入伍当兵的，当时他刚初中毕业才16岁，家庭出身富农。他本来已考上高中，但部队来招兵，说是参加国防建设。可能那时还没义务兵役制，部队也很需要文化高的人(那时候中学文化是大知识分子呀!)，政治审查也没有后来那么严格，富农出身的李竟然可以入伍了。说实在的，建国前的战争时期，许多知识分子都是家里有钱才读书，才知道革命的道理而投身革命的，许多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还是来自有钱人家的呢!只是后来，有钱才成为罪过，钱财上的贫穷与富裕才成为心灵上善与恶的划界标准了。

　　李入伍后，由于努力，经常立功，连里想培养他，要他申请入党，可是此事一直被富农的家庭成分卡着。老李回忆，他的家庭富农成分竟是父亲的一根扁担挑来的。

　　旧社会有“好男不当兵”的说法，但国民党经常来李村抓壮丁，李父在村里因为懂点功夫而经常得以逃跑。为了躲避以及生计，李父和村里有些人跑到邻近的广西十万大山挑桐油。当时称为广州湾的湛江是大港口，造木船比较多，需要桐油刷船。那里桐油每担两个银元，而广西产地才一个银元。于是李父就和村人从广西肩挑桐油到湛江，穿过六个县，赚取每担一个银元的差价。但有的村民感觉太苦而没有坚持下来。

　　李父坚持了，靠一根扁担和肩挑脚走积聚了一些钱，于是在广西买了杉木回家乡建房子。买的杉木捆成木排，沿江流回家乡，但房子还未建，日本鬼子就进村子抢掠了。李家存放建房的杉木也被抢掠一空去建炮楼。李父后来再次买来杉木才建成了房，还有的钱用来置地。幸好田里活都是自家人干，没有雇工，土改划分成分时才不至于成为地主，不过富农的帽子已是够呛，因为后来“富农”是被称为“五类分子”的“地富反坏右”之一了。

　　到1960年，到部队的李已是副连长了，但还不是党员(我很奇怪怎么当“官”了还不是党员)。连里指导员和连长一直要李回家乡弄清楚这个家庭成分，说如果是“富农”以下的成分就好办。李回到老家大队说明来意，大队说，你们家早在1957年高级社的时候就已经改为中农了呀!大队爽快地出具了证明，李高兴地拿回部队里，可是上面的人一看就说，要公社的证明才行呀。于是，李又跑回老家的公社，公社的人二话没说，开具了证明。李终于摆脱家庭成分的困扰和阻拦，于1962年加入了共产党。

　　可是，那困扰仍然像老鼠胶一样黏在身上。四清开始，李的家庭成分问题又被拿出来说事，说公社的证明只是一般的行政证明，不是党委组织部门的证明，怎么能够算数呢?

　　1966年春，李作为营级干部转业了。李本来是全国人民学习的“解放军”，才差几个月，就成为“革命”的对象了。文化革命里，造反派又把李的家庭成分问题作为罪证之一。李现在和我说起来，很后悔是没办一件事。原来李村是共产党游击队经常出没的地方，李家是堡垒户，游击队支队长经常住在他家里，李家祖母给他们做饭，李还经常和他们一起吃过饭。但后来支队长被叛徒出卖牺牲了。游击队的参谋长也经常在李家出人，李当兵后此人是广州军区的一位中校。李本想找他开具家人为革命工作的证明，但后来耽搁了，并且当时没有当作很大的事情。李说，否则他们家是革命家庭了，就没有后面的麻烦。

　　那个年月啊，证明真能决定人的命运。“贫穷”就是革命，就是光荣，因为意味着你可以划分到“一等”的阶级中，所有的证明至少要说明你不那么“富”，才能因“穷”而安。

　　但那只是过去不堪岁月里的荒唐事，“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呐喊终于扭转了荒唐，人们都努力往“富”里奔了!

　　“贫”与“富”对立吗?

　　“贫穷”与“富裕”是对立的一对吗?有着这两个“标签”的人，有的要“物以类聚”，有的则不信那个邪。老蔡和他的夫人老刘就是后者。

　　他们是同学，现今都是已退休的高工。蔡出身贫农，而其夫人家庭成分较高，文化革命时，他们 “贫富”一家亲的小孩出生了。小孩出生才三天，红卫兵去刘的父母处抄家，蔡赶到岳父家里，红卫兵恶狠狠地问蔡是什么人，什么家庭成分，当知道蔡是刘家的女婿，并且家庭成分是贫农时，便斥责蔡为什么要找成分高的人结婚，弄得蔡哭笑不得。现在很难怪当时红卫兵们说出那样的话和有那么疯狂的行为，因为僵化的思想教育使他们真不懂得爱，要戴上“阶级斗争”的有色眼镜观察一切。

　　蔡当然自豪他贫农的家庭成分，蔡和我们说，他家庭成分是贫农，亲叔叔家也是贫农，可爷爷成分却是地主。我们奇怪了，蔡道出了原委。我们才明白他们这种“贫”、“富”如何是一家了。

　　土改之前好多年，老蔡父亲和叔叔、爷爷就已分家，爷爷把房子分给了两个儿子，自己则住在儿子家，儿子则为父亲干活。土改时，按田地划分成分了，如果田地按爷爷和两个儿子三等分，按照有关阶级划分的标准，他们三个家庭都是中农。可是上面给了下面划分地主的指标，村里面达不到指标，怎么办?于是，村里土改队灵机一动，把他们三家的土地都划归到爷爷一人头上，使之达到成为地主的标准，两个儿子则成为没有土地而给地主打工的贫农。蔡说，幸好房子已分给他们两家“贫农”而保存下来，谷仓也因一位贫农证明是儿子买下来了而没作为地主财产被分掉。蔡爷爷是没有房产的地主，成为了一桩怪事。这种想出来的完成指标的“妙计”真是创新的思路。不过这种歪打正着的思路，使老蔡在那家庭成分第一的年月里，可以避开许多麻烦。

　　但麻烦在文革前“四清”的时候来了。蔡的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国民党程潜的部队，并随部队开赴云南，时任连长，在中缅边境打过日本鬼，获得过功勋。李父虽然还没迎来抗日战争胜利而病故，但仍然是抗日有功人员。在1960年代那大讲阶级斗争的年月里，“四清”工作队却把蔡父作为国民党人员而不顾其参加抗日为国尽忠的事实，给蔡麻烦。历史就因为不同的年月里的不同意识形态，谱写出不同的故事，决定着人们不同的命运。

　　高成分的人和低成分的人的结合，虽然意识形态视角下被视为“大逆不道”，但这种结合有没有生物学上的杂交优势?恐怕社会学、生物学以及任何学科都研究不了，事实是蔡、刘为其儿女的优秀自豪着。蔡、刘的儿女小时候曾困惑地问其父母家里为什么那么穷，穷与富的问话本身，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成为了从政治家到百姓都开始敢于公开思考的问题了。童言无忌，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首先就是小孩子。

　　现在，蔡已经不为以穷为荣的“贫农”而自豪了，而是为子女致富的能力自豪，也更为他们除了能致“富”还努力带动其他人“富”而自豪。

　　蔡和刘说他们女儿现在致力于妇女儿童和乡村建设的公益事业。努力获取勤劳致富者富后的捐赠，扶持暂时贫穷而弱势的人也“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现代人的身上，“富裕”已经不是躲避的字眼，而是共同追求的事业了。“贫”、“富”不对立后，“贫穷”就向“富裕”靠近了。

　　“富”的档次可整人

　　半个世纪前，当整人成为“阶级斗争”觉悟的标志时，把被整对象的家庭成分往“富”的档次里拔高，是常用的手法。

　　关越山是我幼儿园的小朋友，小学和初中的同学。早几年聚会才见到初一时已退学的他。问起原因，原来当年他已当师范校长的父亲为彭德怀说了句公道话，于是遭罪了，导致家庭困难而无法再读书下去。

　　关家出生于虾边村一个世代贫苦的农民家庭，当年虾边村农会运动时关的父亲(下称关父)己经五岁了，是大革命时期村里农民协会副会长的侄儿，对当年的革命活动情况已经知晓多少了。这种革命的血脉使他抗日战争胜利前就参加了共产党游击队。

　　关父在参加革命前就已经读到师范毕业了。那完全是关爷看到穷的原因是没文化知识，因此想方设法让关父上学读书。可是关爷决不会预计到一条非数学公式在以后成立着，那就是：

　　知识多=读书多=家庭富=家庭成分不好=思想“反动”=镇压对象

　　本来单纯的经济维度被政治维度加进来，便纠结在一起，复杂起来了。

　　出身贫穷的关家，本来就不为家庭成分而担忧。可是，自从1959年因彭德怀事件被开除党籍和下台，就受到家庭成分的困扰。

　　关父下台后被赶到文卫农场干体力活，直到1963年文卫农埸解散。于是关父被调到县药材公司作为一般干部工作，负责业务。关父虽然是一般干部，但还是引起了几个坐在领导位子的人寝食不安。因为关父那资深的革命历史，还有那虽然是降了四级，仍然还有二十一级(正局)的工资待遇，是当时公司里所有人都比不上的。他们担心关父有知识有文化，会有朝一日坐到他们的位子上来。为了尽量地把关父的形象降到最低，他们串通一气，偷偷地把关父的家庭成份从贫农改写为地主。后来被关父发觉了，找他们理论，要他们更正。他们便说：你家庭不是地主，怎么会有钱读书?难道穷人会有这么多钱读书吗?纵使你土改的时候没有评上地主成份，也应该是一个漏网地主。这个地主成分就这样定了，你认也得认，不认也得认。

　　曾为彭德怀“鸣冤叫屈”的绳索一直捆扎身上，关父只能是有口难辩。那时候，是权大者说了算。

　　这件事情一直到了1965年开展“四清运动”时，关父向四清工作队提出要求更正。经四清工作队派出专案人员到其家乡调查，发现关父的家庭成份确实是贫农，才把“地主”的家庭成分改正过来。

　　上述非数学公式，文革中就简化为“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说法了，“漏网地主”被继续作为整人的帽子和棍子使用着。

　　老杨大叔建国前就已参加共产党游击队，是参与接收刚解放的广州的老革命。他正式参加革命前在武汉大学读书时，就已是共产党领导的学运积极分子和骨干。文革中老杨少不了挨斗挨打被关，专案组看他大学毕业，就盯着他的家庭成分说事，说老杨在档案里填的不对，应该是漏网地主。他们已经把读大学和家庭出身地主、资本家联系在一起了。老杨见他们无理纠缠，气愤地说：“家庭出身本来不是什么大问题，何况我的家庭在四川，家庭成分应该由四川来定吧，你专案组到四川去了吗?没问题，四川定什么就是什么，如果四川方面说当时定错了，现在要改也没问题，但是如果四川没有改，我没有权改，你也没有权改。”老杨这么一顶，专案组也就无话可说了。

　　“贫”与“富”曾经纠结了五十岁以上的人们，但它现在政治的功能和解释已远离了年轻的一代了。这是历史的进步，社会的进步，文明的进步。现在人们可以大胆地勤劳致富，政府把精准扶贫，尽快脱贫当作了行政为民的目标。但人们仍需记住那贫富纠结的历史，因为感受现在的进步幸福是和对过去的落后艰苦的比较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