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秋收前后，部分农业社先后出现“退社”与“闹社”风潮。对此，毛泽东认为“主要原因也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对于群众缺乏教育”，而早在1949年6月，毛泽东就有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之呼吁。很显然，毛泽东对农民教育的两次强调，均非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教育，而是着眼于社会主义认同构建的政治教育，是希望由此塑造农民对新国家的政治认同。

　　对任何一个政权来说，民众认同都是其巩固并维持的基本条件，1950年代的中共政权同样如此。以往研究认为，土地改革等政治运动对革命认同塑造有重要意义。吴毅就指出，正是经由土改这样的社会动员，一个国家支配与规划的村庄政治生活模式才得以形成。而1956年“闹社”风的出现，意味着类似土改等运动形构的认同并不牢固。实际上，政治运动中展现的认同多有仪式化特征，未必是真正认同。1950年代农民与新政权关系的不断变化表明，运动中的政治认同即便存在，也具有即时性和生活化特征。毛泽东对“群众缺乏教育”的分析，实际上是对农民缺乏社会主义(合作化)认同的忧虑。至少在毛泽东的认识中，农民社会主义(合作化)认同的塑造，仅有硬性的权力运作是不够的，还要“伴之以说服教育”。1950年代初兴起的乡村扫盲，恰是这样一个过程。

　　表面来看，扫盲是一个文化教育事件，多数研究也就此而论。马云从教育变革视角的分析，《新中国扫盲教育史纲》对其“识字教育”功能的强调，均未留意其与政治认同建构间的关系。其他一些零散研究，虽间或注意到运动化特征，但也仅止于运动兴起与开展情形的描述，对其中的政治内涵同样关注不多。储诚炜和张莉分别从“文化翻身”与“国民改造”角度讨论了扫盲的政治诉求。不过无论“文化翻身”还是“国民改造”，都是扫盲之于农民影响的单向论述，推动者的政治诉求仍是晦暗不明。而毛泽东对农民教育的强调表明，政治认同塑造是扫盲的首要诉求，“文化翻身”和“国民改造”都从属于此。有鉴于此，本文对乡村扫盲的讨论，不拟呈现具体过程，而是以文本分析为基础，通过对扫盲兴起、扫盲教材、以及扫盲实践等各种文献政治意义的解读，透视这场教育运动背后的政治诉求。

　　一、“文化革命”：乡村扫盲兴起中的政治诉求

　　扫盲兴起的政治化特征，首先体现在推动者对其作为文化解放行动的强调。1950年9月20日，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在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上，谈及工农教育时指出，“中国英勇、勤劳的工人和农民，创造了中国的历史和文明，但在旧中国，他们却被剥夺了享有文化和教育的权利。”有此认识，扫盲无疑会成为乡村社会在经济与政治解放后的又一文化解放行动。

　　扫盲作为文化解放行动的突显，源于推动者的话语体系里，旧中国文盲的产生是小农的“贫困”与“受剥削”所致。不过，毛泽东1930年5月的寻乌调查发现，当地农村有一个自为的教育资助体系，形式包括“考棚、宾兴、孔庙、学租”等，资助者多是地主阶层。以学租为例，即是由“各姓地主捐集，为奖励本姓考功名的子弟的，姓姓都有”。尽管这些资助多着眼于“考功名”，而非普及意义上的文化教育，但至少说明旧中国地主阶级对教育资源的垄断是不确切的。费孝通论及传统中国乡村文盲产生的原因时指出，中国“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按照他的理解，文盲不是农民受教育权被剥夺的结果，而是读书识字对他们并非必须之事。明恩溥同样认为，“中国教育的目的，就是从古代人那里吸取智慧，将其灌输到现代人的心里。”而一些诸如“加、减、乘、除，以及小数的运用”，这些“每个中国人每天必需做的事情”，在学堂里则是学不到的。由此来看，传统时代乡村文盲的涌现，虽与小农的“贫困”有关，但农民与教育的疏离，更是一般文化教育在其日常生活中实无用武之地使然。

　　从传统时期的农民教育态度中，很难发现他们对文化的强烈渴求，如此，扫盲则很难成为一场具有政治意义的文化解放行动。只有将文盲的产生归结为“剥削”与“压迫”，而非农民基于生活经验的自主选择，扫盲的政治正当性方得凸显。对扫盲有助于农民实现“享有文化和接受教育的权利”的强调，不仅是为了突出它的内在动力，更是为了表明扫盲就是农民的“文化革命”，以此强化其政治色彩。而从1950年代扫盲推动者对其必要性的论述中，也可以体会出扫盲强烈的政治诉求。

　　1949年教育部发布的冬学指示，在将政治教育放在首位的同时，用大量篇幅论述其重要性。1950年教育部发出的《关于开展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虽强调一般应以“识字学文化为主”，但同样指出了要根据不同地区情况、农民觉悟程度的差异，因时因地制宜地制定教育内容，并指出启发“觉悟”是农民业余教育的基本要求。而在教育部1952年发出的冬学教育通知中，甚至“识字”这种文化学习都是政治性的。“实验结果证明：突击速成，确实有效，推行这种方法，确能加速提高农民文化政治水平的过程，因而也将推进国家建设事业。”类似倾向，在随后几年教育部的冬学通知或指示中均有体现。1955年6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强农民业余文化教育的指示》，不仅强调了政治教育的重要性，而且指出即便“在文化课中，也应当有政治思想内容和生产知识内容”。195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的《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更是直接将其提到了“文化革命”与“政治任务”的高度，进一步突显了扫盲的政治追求。所以仅从推动者的层面看，1950年代乡村扫盲的政治诉求是毋庸置疑的。

　　突出扫盲的政治诉求，并非要完全否认来自农民层面的内在需要。实际上，如果没有农民的适当配合，乡村扫盲不可能开展的那样平静。在费孝通的认识中，只有“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文字才能下乡”。虽然费氏并未明言是何种变化，但在论证传统乡村的文字无用时指出，“因为大家在同一环境里，走同一道路，他先走，你后走;后走的所踏的是先走的人的脚印，口口相传，不会有遗漏。哪里用得着文字?”在费孝通看来，文字的无用，源于传统乡村是一个经验世界。而推动“文字下乡”，则必须将农民从经验世界中抽离出来。以此判断，195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虽给乡村打上了政治烙印，但农民土地所有制的确立并未改变传统乡村的经验生活传统。此情形在农业合作化到来之后，便不复存在了。农业合作化带给乡村的最大变化无疑是日常生活层面的。原本的“家户经营”到“合作社经营”的过渡，不仅是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还包括对农民原有生活经验的根本颠覆。如果说在家户经营时代，农民只需通过经验传承掌握必要的生产技巧，劳动收益因与别人无涉，可以是一笔“糊涂账”，但到了合作化时期，为了保障收益，必须要精打细算。于是，传统经验失效了，文化学习成了要紧之事。引起毛泽东关注的山东省高家柳沟记工学习班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办的。

　　莒南县的高家柳沟，在合作社初建时，由于群众文化水平低，找不到记账员。虽然通过画圈、画标以及找“心记员”的方式维持了一段时间，但时间一久，就变得相当混乱。最终依然是在结账的时候，把社员召集起来一起凑。即便如此，有时熬至深夜，也算不出个结果，并闹出了不少纠纷。以至有人感慨，“社会主义不好办，趁早散伙吧!”“散伙”显然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解决问题。在合作化形势日紧的背景下，村团支部就“临时抱佛脚”，办起了记工学习班。有了现实需要这一内在动力，此时的记工学习班明显比之前的冬学更有效率。两个月的学习后，不仅村里记账员缺乏的问题得以解决，民众的学习热情也被激发出来。这一变化容易理解。因为在合作社内部，农民的个体收入都要由其劳动工分来决定，而为了尽可能维护自身利益，农民显然有通过学习看懂记工员所记工分账目的要求。山西的西沟也是如此，“由于实行了土地入股、计划生产、集体劳动的结果，出现了好多需要文化的新问题，譬如小组的记工，保管员的记帐，技术员的学技术等，因而群众学文化的要求便提高了。”

　　高家柳沟和西沟的情况说明，至少在合作化运动开始后，乡村扫盲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农民的现实要求。不过这种要求只停留在记工识字阶段，深度开展仍需政治力量的推动。关于合作化在激发农民文化学习热情中的作用，合作化前后农民对文化学习的态度最具说服力。“一九五二年我们不学，政府硬要我们学，现在我们要学，政府又不办了。”由政府逼学到农民要学的转变，突显了合作化对扫盲工作开展的积极推动作用。只是“要学”看似农民的主观诉求，但合作化这一客观形势的出现却表明，农民的“要学”同样是现实所迫。由此来看，1950年代的乡村扫盲，确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运动。当然，这种政治性特征，不仅体现于推动者的政治诉求上，在扫盲教材流露出的政治认同塑造中体现更加鲜明。

　　二、“由近及远”：扫盲教材中的政治认同塑造

　　合作化背景下农民对文化学习的重视，源于学习能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毛泽东在为高家柳沟所写的按语中，就指出了“记工需要”是农民学文化的第一目的。正基于此，毛泽东才指出，乡村扫盲的第一步是学习本村本乡的人名、地名、工具名、农活名和一些必要词汇，教材的编写亦要结合合作社的需要。这一要求看似与扫盲的政治诉求相悖，但考虑到扫盲实践并不止于乡土层面的第一步，还有紧随而至的第二步、第三步，所以乡土需要出发的第一步更像策略，而非终极追求。

　　1956年《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对教学内容的规定，不仅遵循了毛泽东的思路，并将其总结为“由近及远”原则。规定认为扫盲教学的第一步是按照“当前农业合作化最迫切的需要”，开展地方化教学;第二步则需要把教学内容扩大到以本县或者本专区的常见事物和常用语词做中心，加上一些本省和全国性常见事物和常用语词;第三步则要把教学内容扩大到以本省的常见事物和常用语词做中心，加上一部分全国性的常见事物和常用语词。教学内容的由社到县、再到省的逐步推进，不只是在贯彻“由近及远”原则，也使农民的学习逐渐从具体到抽象、从微观到宏观。学习内容的抽象化与宏观性都表明，乡村扫盲的目的并不只是适应合作化的需要，还有更深层的追求。此追求在诸多扫盲教材中可一窥究竟。

　　1950年代的乡村扫盲是以农民“识字”教育的形式展开的，而形式各样的识字课本自然成为首要的扫盲教材。关于识字课本的种类及数量，笔者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统计。虽然1954年教育部发出指示，要求采用人民教育出版社统一编制的《农民识字课本》，但在具体扫盲实践中，各地也会根据实际自行编印类似课本。1955年山西省赵洪县团委即组织团员，一天内编出了“四百六十七本‘记工识字课本’”。此处对扫盲教材的分析，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农民识字课本，只能是一种典型分析，不过为了展现讨论的代表性，还是会尽可能关注到各个层次的教材。

　　1951年10月，在教育部组织下，徐勉一和张星五等人编写的《农民识字课本》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该课本共4册，每册50课，初版发行后，又多次重印，还出了多个修订本。尽管如此，仍然无法满足现实需求，各省又反复重印。笔者搜集到的一、二册合订本就是1952年9月天津根据同年7月的修订本自行印刷，而印刷数量居然高达200万册，由此足见其影响之大。

　　从内容看，编者显然很重视教材的政治教育功能。此时“由近及远”原则虽未提出，但在教材编写中已有体现。每册的50课，基本都是从农民日常生活开始，并逐步将视野延伸到政治领域。以第1册为例，前24课虽然涉及了文化学习的重要性，以期改变农民对文化的态度，但多数内容还是乡村日常生活层面的，尚在农民的经验范畴内。像“如何种好地”、“日子过得好”等内容，都是他们想急于了解的。这样的内容，在激发农民学习热情的同时可拉近其与扫盲之间的距离。当然，扫盲的目的并非简单的识字，所以在用生活内容吸引之后，更为宏观和抽象的内容便会呈现出来。从第25课开始，政治内容便一步步突显，其中25课还只是强调“翻身”农民要一条心，而27课的“生活有保障”，已经是彻底的政治认同塑造了，“二月里来好春光，全国人民得解放。今天有了共产党，我们的生活有保障。人人忘不了毛主席，人人忘不了共产党。”28课的“共产党”、29课的“东方红”同样是一种直接的认同塑造。可以想象，第1册中政治认同塑造的直白性应是编者考虑到了农民识字不多，无法作系统性灌输，只能是简单的观念熟悉。比较而言，第2册中政治教育的内容就系统了许多。比如第6课的“劳动英雄才爱他”就内含一种主流价值观的塑造。同样是对毛泽东的认同教育，第1册的“东方红、太阳升”显得略微简单，而第2册的“歌唱毛泽东”便不再局限观念熟悉，更有说理教育。

　　世上没有比你更亲的名，天上没有比你更明的星，太阳照白天不照黑夜，你白天黑夜都放光明。哪一个小山里的哪一个人，都忘不了你的名。不论什么样的黑夜，都能看到你的眼睛。多少年的瞎子开了眼，多少年的穷人翻了身，多少年来吃人的坏人，你一个一个拔出他们的根。我们跟着你前进、前进，走上共产主义的路程。经过了一千年、一万年，人们还要歌唱你的名字——毛泽东。

　　我们无法获知通过以上学习，农民究竟能否如编者期望的那样形成一种政治认同，但至少“毛泽东”的名字不仅会众所周知，而且在学习者的朴素认知里，毛泽东的“人民救星”角色会慢慢固化，并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经验认知传统。类似情形在此后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识字课本中均有体现，比如1955年版的《农民识字课本》第3册编辑者就指出，“除了识字以外，还要通过课文的教学，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第1课就是“在祖国和平的土地上”，已完全没有了之前的生活内容。

　　应该说，上述识字课本将农民由生活场景逐渐拉进抽象化政治场景的意图，还是符合“由近及远”原则的。不过一些本应体现农民“近身”事物的地方性教材，并未严格按“由近及远”原则编排，而是比全国教材更突出政治。昔阳县的农民识字课本，虽从目录上看，总共10个单元的前5个单元没有太多政治教育内容，但实际上从第2单元开始，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已渗透其中。如第2单元的“借条”及“收条”，都是以集体农庄和农业社为叙述载体。而从第7单元“我爱祖国”开始，已较为明显地离开了地方生活经验层面，不再是毛泽东强调的结合“合作社的需要”，走向了政治认同塑造的抽象层面。

　　《广州音农民速成识字课本》虽不是以故事形式编排，但在词语选择上同样体现了编者的政治诉求。在第1课的注音词表中，已经出现了“中央”、“解放”、“南昌”、“东方”、“光明”等颇具革命意味的词汇，第3课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互助合作”、“救星”等，更体现了强烈的时代政治气息。而在《凉山彝族汉语文扫盲课本》第1册中，甚至最初级的笔画练习都是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人民政府”等词汇来进行。《扫盲三字经》则意图通过新旧对比的形式强化学习者对新社会的认同，“旧社会，不合理，穷苦人，活遭殃，受压迫，受剥削，哪有钱，上学堂”;“毛主席，是救星，共产党，是恩人……文化上，大翻身”。在如此鲜明对比下，农民对新社会的认同建构应是容易多了。

　　地方教材对“由近及远”原则的背离，再一次告诉我们，扫盲的终极追求并非乡村社会的现实需要，而是抽象层面的政治认同建构。这也为地方扫盲实践的推动者所认可。一份对河南虞城等县快速扫盲教材优点总结的材料就指出，“如果这种教材由乡、社、厂、矿或街道自编，各个生产单位完全可以采用自己宣传鼓动工作中的行动口号和具体措施来编成短句作为‘排头字’。因此就容易编得：句子精炼，思想性强，能结合群众的斗争实际和思想实际。好处是：一方面结合群众口味，学员乐于并容易接受，好教好学好巩固，也好应用;另一方面又能够通过这种课文进行政治和生产教育，达到文化教育为政治、生产服务的目的。”“为政治、生产服务”，充分道出了乡村扫盲的真实追求。当然，要实现这一目标，仅通过教材的学习显然不够，还要在实践中将扫盲贯彻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

　　三、“联系实际”：服务社会主义的实践指向

　　1949年教育部的冬学工作指示，谈及政治教育的开展方式时，提出了冬学应当“配合关于当地中心工作的教育来进行”。这一和中心工作相配合的原则，在1956年的扫盲决定中被表述为“联系实际”。在1950年代的基层扫盲实践中，“联系实际”本质上就是通过扫盲强化农民的社会主义认同，进而实现其“服务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诉求。

　　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颁布的冬学运动实施纲要，就要求结合正在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向群众“讲阶级，启发诉苦，使群众认识封建剥削是群众不能生产致富的根本原因”。华北地区冬学与土改的结合，显然不是为了以土改来促进冬学，而是要借助冬学对农民的政治教育，保障土地改革的顺利开展。1950年12月15日，教育部也曾专门指示，要求在农民业余教育中加强抗美援朝的时事教育。

　　扫盲实践的政治化倾向，在1953年总路线颁布、农业合作化大门开启后体现尤为明显。教育部和中央扫盲委1953年的冬学指示提出，“今年国家已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如何利用冬学向农民群众宣传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教育农民组织起来，提高粮食产量，并把余粮踊跃地卖给国家，以支援国家建设事业，乃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工作。”如果说华北区土改中的冬学教育主要在启发政治觉悟，那么1953年冬学中对总路线和统购统销的宣传，则是以改变农民观念的方式推进中心工作的开展。此时，扫盲中的政治认同教育就会成为中心工作的一个重要推力。1953年冬学实践也确是按照这一指示精神开展的。河北省扫盲委1953年的冬学教育通知就指出，要“着重使农民了解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把粮食卖给国家的好处;宣传互助合作、改进技术和提高粮食产量的道理，使农民了解组织起来发展互助合作在国家经济中的重要意义，和农民们怎样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怎样才能改进农业技术、提高粮食产量，以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

　　教育部和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1954年3月发出的关于组织农民常年学习的通知承认，1953年冬学确实推进了粮食收购以及互助合作等中心工作的开展。有了这样的经验，“服务社会主义”便日渐成为扫盲实践的基本诉求。这在教育部和团中央1954年的冬学指示中体现尤甚。这份指示列出了当年冬学教育的三项政治内容：一是宪法教育，显然是为了配合一届人大通过的宪法宣传;二是农业互助合作政策教育，希望使农民通过学习了解在互助合作基础上发展农业生产的意义;三是统购统销政策的学习，“使农民明白把农村的生产和消费纳入国家计划的道理，服从国家计划，把余粮和其他产品卖给国家，以支援祖国的工业建设。”与1953年相比，这份指示对农业互助合作以及统购统销政策的教育更加重视，这与当时的社会形势有关。1954年底至1955年初，合作化进程的推进以及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加之1954年的自然灾害，使农村抵制合作化和统购统销的声音不断响起，不少农民以出卖、滥杀耕畜的方式表达对合作化和统购统销的无声抗议。在此严峻形势下，有着“服务社会主义”追求的扫盲，自然会将互助合作和统购统销教育视作当然内容。

　　1955年底，全国范围内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毛泽东“小脚女人”的批评声中，迎来了最后高潮。在此高潮背景下，各界对乡村扫盲的进展状况不甚满意。同年11月16日，时任国务院第二办公室主任的林枫在《光明日报》撰文谈及扫盲时指出，“一九五三年，我们纠正了扫盲工作中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盲目冒进倾向之后，各地领导部门对扫盲工作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了若干消极情绪，加以教材缺乏，通俗读物太少，农村的书报发行工作很差等情况，这就使得扫盲工作的进展甚为迟缓。”林对前几年扫盲工作的认识与同期毛泽东对合作化进程的批评如出一辙，事实上，笔者的梳理并未发现扫盲进程中存在所谓“冒进”或“反冒进”倾向，林此处的表态应是以毛对合作化的批评来衡量扫盲。不过无论出于何种考虑，林对扫盲工作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这样的不满，在胡耀邦的系列讲话中同样有所反映。“我国农村现在还存在着大量的文盲，单是一亿青年中，就有七千万左右是文盲和半文盲。这种现象的存在，严重地妨碍着农民的进步，给农业合作化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林、胡的不满，是对现实中的扫盲无法适应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忧虑，而教育部副部长林汉达1955年11月23日的一段话，明确表达了其对扫盲脱离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满。

　　为什么在过去的识字班中“积极分子不如群众，男的不如女的”呢?为什么“年年上冬学，年年从头学”呢?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在于没把扫盲跟社会主义建设结合起来，更具体地说，没把识字学文化跟提高生产联系起来。如果仅仅认为扫盲是为了识字，识字是为了读书，那么，让那些有空暇功夫的人去学习也就得了，如果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扫盲是为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而服务的，那么，干部和积极分子正因为他们是生产的骨干，就得首先脱离文盲状态。

　　在林汉达看来，扫盲的目的并不在读书、识字，而是为了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故而在扫盲对象的选择上应体现先后之别。他虽未明言“小姑娘”和“老大娘”似的群众扫盲不重要，但至少与干部和积极分子比起来，针对他们的扫盲不应那样迫切。也正是这样的先后之别，让我们更深切地体会了扫盲实践“服务社会主义”的政治诉求。

　　扫盲实践的政治化取向，也是贯彻中共教育方针的结果。1934年毛泽东就指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52)时至1958年，毛泽东的认识已成中共的基本教育方针，“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此处的教育不只学校教育，还包括正在乡村开展的扫盲。正是考虑到农民“个人主义”或“本位主义”会影响“大跃进”，1957年8月，中央即在农村发起了一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虽然此次运动以“鸣放辩论”的形式展开，而非之前常规意义的渗透于扫盲识字教育中，但也在无形中给扫盲提出了更高要求。事实上早在“大跃进”风潮初起时，扫盲工作的推动者即意识到了形势的严峻。扫盲协会会长陈毅在1958年3月就指出，“我们的工农业建设发展得很快，扫盲、文化、科学等方面的工作不能扯后腿。工业前进了，农业前进了，扫盲也要前进，来一个齐头并进，只有这样才能符合全国各方面的大跃进的形势。”同年5月2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亦强调，为了配合全面跃进，扫盲亦要“造几个高潮”、“来几个跃进”。

　　在上述精神影响下，地方扫盲实践开始跟上跃进步伐。当然，我们关心的不是“大跃进”时期的扫盲工作如何进行，而是地方实践者怎样以扫盲来推动“大跃进”这一最急迫的革命事业。1958年农村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目标是，“掀起一个比一九五七年冬季以来更大的冬季生产高潮，争取一九五九年夏季更大的丰收，争取一九五九年全年粮、棉、油全面跃进，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因此在跃进形势下，以扫盲来推动生产发展便成为其“服务社会主义”的具体体现。

　　江苏省的建湖县，就坚持以“学习生产两不误”的原则，来推动跃进中的扫盲工作。在省委宣传部的牛玉华看来，如此做并不是将扫盲提升到与生产跃进同等重要的位置，而是为了更好地贯彻生产中心。江苏省委宣传部的调查显示，建湖县的张萍乡很好地贯彻了“学习生产两不误”原则。他们将课堂搬到了田间地头，而扫盲教师也就地取材，自编教材。如插秧时教，“要看闺女先看娘，要看房屋先看墙，要看秋收谷满仓，先看目前栽的秧”。可以想象，插秧时的扫盲学习应不再是识字教育，因为识字需要心目合一。而生产中的扫盲更多应是一种“耳听”教育，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学习生产两不误”，只是这样的“耳听”教育实际上已脱离扫盲的范畴，演化为一种政治宣传。张萍乡的学习内容，也说明推动者意在通过扫盲解决农民集体劳动的效率与质量问题。尽管内容是生产，但如此扫盲已是典型的政治教育。除了生产中的政治教育，强化政治宣传也是“大跃进”时期扫盲的一大特色。张萍乡的教学内容中就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四十条象红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农村生产变了样，处处都是鱼米乡”。同在江苏的泗阳县干脆将跃进口号搬进了扫盲教材，“苦干一年赶江南”，“大河有水小河流，国有社有家才有”。在一本名为《多快好省四大宝——青海、甘肃民歌选》的拼音扫盲补充读物中，我们更能体会到扫盲推动者塑造农民跃进观念的意图。“农业社好比大花园，社员们好像个牡丹;如要牡丹的绿叶展，早升不晚息的苦干。”这些充满跃进气息的扫盲教学内容，使“大跃进”时期的扫盲体现了更为明确的“服务社会主义”取向，当然也更直接地体现了扫盲实践的政治追求。

　　四、“塑造新人”：文本中的社会主义认同建构

　　哈耶克在讨论法国大革命的社会后果时认为，革命使“原有的教育制度被彻底摧毁并建立了全新的制度，它对整个下一代人的世界观和一般观点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这样的影响在傅勒笔下，就成了我们从此便不断地生活于革命所发明的一种“政治话语”和“政治实践”中。吴毅曾将“毛主席”、“共产党”、“工作队”以及“抗美援朝”等超越村落场域词汇的频繁使用，看作是土改对乡村日常话语形式的改变。无可否认，土地改革中的诉苦教育及政策宣传，确实可以加深上述政治化词汇在乡村日常生活中的印迹，但作为一种短暂性的运动，其影响亦不可被无限夸大。我们对1950年代乡村扫盲的分析，同样发现了充斥其中的大量政治化词汇，相比于政治运动中的暂时性接触，这种经由扫盲进入乡村日常生活世界的政治词汇，可能更会成为人们的一种语言使用新传统，这从那些极具感恩与忠心表达的“第一封信”中能够体会出来。

　　皇甫瑾1954年的一篇文章指出，不少识了字，学会写信、写文章的工农，都“热情地把自己亲手写出的第一封信，寄给敬爱的毛主席，表示他们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说不尽的感激的心情”。如此多的“第一封信”也许有权力运作成分，但是透过这些充满感激之语的信，我们能体会到“人民国家的新道德”似乎已经确立。在新的道德体系下，作为政治领袖的毛主席已经成了人们最亲近的人。而一个个符合“新道德”要求的“社会主义新人”也在扫盲中被锻造了出来。应星曾从“新德治的真理话语——国家的治理技术——个人的行动策略”三个对应层面，讲述了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过程。不过他主要透过道德政治这种权力技术，来呈现政治运动中的“新人”生产机制。而本文对扫盲政治化取向的考察则表明，这样的“新人”锻造，不仅在直观可见的权力技术运作中，更潜藏于扫盲这类“和风细雨”的观念改造中。

　　总的来说，以往人们对革命与乡村关系的梳理，目光多聚焦在一些较为激烈的政治运动中，对扫盲这样的和风细雨之事较少注意。事实上，相比于非常态化的政治运动，扫盲这类常态化的观念与生活改造，更易使革命以潜在方式渗透进乡村日常生活世界。这种逻辑，在1950年教育部的一份指示中，已表达得相当清晰，“它的对象(时事教育)，不仅限于参加业余学习的农民，并且包括农村中一切人民，除在课室或小组进行以外，并应采取各种方式，在群众场合或农民家庭中间，去广泛进行这种时事教育。”仅有此表述，我们或许难以洞察农民家庭间的时事教育该如何开展，但推动者以时事(政治)影响乡村日常生活的意图则表露无疑。而扫盲从诉求、内容再到实践的政治化倾向，也着实展示了一个以社会主义认同建构为核心的新人塑造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