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前——1936年——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足以影响历史的走向。一是著名的“西安事变”，此为“捉蒋”。二是同样以抗战为名，大军征发，旌麾北指，打的是“逼蒋”抗日的旗号，却不无自保图存或问鼎中枢，取而代之之意的“两广事变”(史上亦称“六一事变”)。两个“事变”相隔半年，“两广事变”在前，“西安事变”在后，两者且有某种内在的因果关系。前者主角是陈济棠、李宗仁，后者主角是张学良、杨虎城;他们的对手都是蒋介石。一在东南发功，一在西北角力，一为“阳谋”，一为阴谋，或兴师动众，或兵不血刃，然皆消弭于无形。这两件事的结果是中国之所以为现在的中国，世界之所以为现在的世界的“历史枢纽”，实有言说之必要。

　　本文主要讲“两广事变”。先讲它的主角陈济棠。

　　陈济棠其人

　　陈济棠是盘踞广东的军头，他出生在防城港市一个亦耕亦读的家庭，父亲是前清的秀才和当地的私塾先生。陈济棠早年投身军旅，并经人介绍参加同盟会。在军队中从排长干起，积功擢升，在波诡云谲的政治风云中站稳了脚跟。1931年，因国民党的派系斗争，胡汉民被蒋介石软禁，陈济棠通电反蒋并驱走广东省长陈铭枢。同年五月，汪精卫于广州另立国民政府，陈济棠被选为广州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委，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同年九月，“九一八事变”发生，为一致对外，广州国民政府取消。表面上，全国党政复归于统一，但两广仍维持半独立的局面。此时，国民党右派元老古应芬病死，胡汉民主持西南政务，1932年，陈济棠任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党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委，实际上已成为握有军政大权的“藩镇”领袖。此时的陈济棠人称“南天王”，到1936年“两广事变”止，一直主政广东。

　　蒋介石虽为中国二十世纪的政治强人，但终其一生，没有统一过中国。北伐之前的老军阀不论，即北伐胜利之后，同在“三民主义”国民党旗帜之下的各派势力，仍然“藩镇割据”，独霸一方，如广西的李宗仁，山西的阎锡山，西北的冯玉祥、广东的陈济棠，甚至山东的韩复榘都是有军队、有地盘的一方豪强。蒋介石一直想利用自己主掌中枢权力的政治优势和多年来培植的黄埔嫡系把他们吃掉。这些“藩镇领袖”为了自保，紧紧地抓住枪杆子不放，和蒋介石“腾挪闪移”地打太极拳。“中央”和地方的权力角逐发生了蒋、冯、阎的中原大战和桂系的败而复振，而雄居南中国的陈济棠军政实力亦乘机崛起。

　　陈济棠主政广东，和其他各地派系的军头一样，对地方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及地方建设有自治之权，和广西的李宗仁、山西的阎锡山一样，由于有传统文化及道德的影响，又服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尽管手握军政大权，仍能做到百业并举，造福桑梓。他对广东的治理颇有建树，他提出“改革陋习，刷新政治，造成模范新广东”的口号，惩治贪官，整顿税务，用人采用考试制度，选贤任能。他重视地方经济，引进先进技术，开办造糖厂，将广东农产品工业化，极大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在市政建设上，其主政期间所建造的海珠桥、中山纪念堂、中山大学五山新校舍、爱群大厦以及广州市内三十多条马路至今为广东人所称道。陈济棠最高军阶为国民党陆军上将，他不仅能指挥千军万马，还是治理地方的能吏。

　　陈济棠十分重视教育，提出“教育是立国之本，是永久的事业”，他大力提倡民办教育，设立图书馆，尊重士人。在他主政的短短三年内，广东全省中小学分别增加了六十余所和四百多所，还创办了一所大学。用在兴办教育上的经费占广东全省财政收入的10%以上，仅此一点，陈济棠就值得广东人民永久铭记。但他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提倡“复古运动”，主张“尊孔读经”，并规定以“孝经”为中学修身教材，祭祀孔子、关羽、岳飞等往圣先贤，用忠孝节义的传统道德规复人心。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前往香港讲演，批评广东的读经复古，陈济棠十分不满，断然取消了胡适原定前往中山大学的讲演日程。

　　陈济棠在政治上属于国民党右派，反对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早期的“清共”主张和举措坚定不移。但他同时是个策略上的实用主义者，他的底线是保住自己的军队和地盘，为此，对蒋介石的“剿共”采取阳奉阴违的敷衍政策。对“共”他并非不想剿，但如因“剿共”伤了自己的元气，丢了自己的地盘，他是绝对不干的。为此，江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无法立足，长征路过赣南和粤东北时，他不执行蒋介石派兵堵截的命令，而暗中和红军代表密谈，不打佯追，各自相安。

　　陈济棠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使其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吮疮自甘，他迷信风水堪舆、命相阴阳之术;其又视广东为独立王国，军队是他的命根子，政治上的实用主义(机会主义)使他当事者迷，因此关键时刻不惜铤而走险，用荒唐的迷信来决策军国重事，“两广事变”因焉而起。

　　“机不可失”

　　陈济棠与蒋介石积怨已久，汪精卫在广州“另立中央”时，他曾任过要职，蒋介石也从不把他当成自己人，处心积虑地想要解决他。随着陈济棠在广东势力日益壮大，渐成尾大不掉之势，蒋介石愈发不安，用尽各种办法想削弱陈的势力。北伐结束后，蒋介石曾下令广东裁军和削减军费，引起了陈的不满和抵制。本来，陈济棠就属于国民党胡汉民、古应芬等元老中的右派系，古、胡先后病死后，陈在广东坐大，号令南中国，其政治野心也日益膨胀。蒋介石位居中枢，陈对蒋佯为服从，内存异志。

　　陈济棠的政治野心除了他居“南天王”之位，盘踞广东，实力渐强外，还有一种荒唐的内在驱动力，那就是对风水命相的迷信。据说，古应芬为了策动陈济棠反蒋称霸，曾用晋墓中发掘出的两块砖石相蛊惑，其一刻有铭文：“永嘉世，天下凶，余广州，盛且丰;岁次辛未宜公王侯陈”;另一块则铭曰：“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且平康;岁次辛未宜公王侯陈”。永嘉是西晋怀帝司马炽的年号，辛未年是为公元311年，当年实为乱世。这两块砖即便实有，距其时已有一千六百余年，与陈济棠何干也?彼“陈”又非此“陈”，何能断定陈济棠必在广州称王也?但后来陈济棠真在广东雄居一方时，大概他也相信，其王侯之命似也天定也!

　　不止如此，陈济棠有大哥陈维周，其人粗通文字，喜语怪力乱神，笃信风水命相，早年在家乡就做过阴阳先生，为人算命看风水。陈济棠最信重的也是大哥陈维周，除了兄友弟恭的旧道德外，还有一条，就是陈维周在他心中种下了迷信的种子。陈济棠手握重权，自然信什么有什么，一些旁门左道的江湖术士麇集幕下，竟参与决策机密。陈部军医处长温泰华与陈济棠早年为广东陆军小学的同学，见陈痴信风水，乘机介绍自己本家温香远，言其有堪舆奇术，为人择阴宅风水，安葬之后，无不家道复兴，旺运子孙。总座(陈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权倾南国，威震宇内，前程岂可限量!何不找他来为总座看一看先人的风水呢!于是，陈济棠下令请来温香远，由大哥陈维周接待并切磋风水之事。先看陈济棠在防城老宅，因温泰华久在左右，对陈家底细自然了如指掌。温香远打开罗盘，煞有介事观测一番，便言某庭有贵旺之气，某宅有阴煞之兆，某股有丁忧之灾，某侧为寡居之室。恰巧陈氏兄弟刚有一人亡故，未亡人居庭左之屋，皆被温香远言中。陈维周五体投地，认为温香远简直就是活神仙。陈维周本就是圈里人，和温香远自然言语投契，二人谈玄说鬼，言命言运，竟有相见恨晚之感。陈维周再叫温香远勘验祖宅风水，温先将罗盘对准墓门，登高望后，云：风水极佳，主走旺运，但美中不足，有损丁之忧。看来陈家死去的兄弟乃阴宅阳宅风水命定之数了。温又云，陈氏贵旺发达之相，尚不止此，如再择地而葬，其命不可言也!陈维周闻言又惊又喜，忙将此言说与陈济棠。陈济棠便命温香远为祖茔另择风水宝地。温香远宝马香车，逛遍省内名山大川，道：省内最佳风水宝地，无过于花县境内洪秀全洪天王家的祖茔，其地龙势宏伟，气局堂皇。只可惜穴位葬得不对，如下移数十尺，便在“正穴”上，洪天王就是真龙天子，不会只拥有半壁河山，及身而败了。陈维周闻言大喜，商之于陈济棠，出巨资，由温香远出面，威胁利诱，终于从洪家购得该地。陈家兄弟将老母枯骨挖出，葬于洪家祖茔之上。既有此风水保佑，陈济棠私心以为，自己的前程，又岂止“南天王”哉!

　　陈济棠既迷信风水命相，难道没有“应验”之处吗?1929年，蒋桂战争期间，蒋介石软禁李济深于汤山，招陈济棠前往南京议事。陈本为李济深的部下，闻蒋有召，不敢应命，派大哥陈维周前往一探吉凶。蒋介石为拉拢陈济棠，设宴招待陈维周，密授机宜，允诺陈济棠一旦叛李投蒋，将使其代李济深统领广东海陆空三军。陈维周闻言大喜，并于席间暗中观测蒋之命相，返粤时绕道浙江奉化蒋的老家，去看蒋家祖茔风水。回粤后，对陈济棠说：我观蒋之气色极佳，印堂发光，正行好运;又看蒋氏祖茔风水，气象非凡，有云虎之征，蒋断不可反。我曾找算命先生详批过你的八字流年，今年有意外之喜，正合升官发财。此千载难逢之机，宁可负李(济深)，也要拥蒋。陈济棠本来还在迟疑，闻大哥一席话，遂亲往南京，表示效忠蒋介石，并接受了蒋任命他为第八集团军总指挥之职，掌握了广东党政军大权。

　　经过数年经营，陈济棠在广东的势力渐大，其名望也如日中天。胡汉民于1936年5月患脑出血遽然离世，陈济棠大权独揽，自觉可以和蒋介石叫板了。陈济棠之所以恨蒋，除了原本和蒋在国民党内就分属两个阵营，尿不到一个壶里去之外，盖因蒋处心积虑地想要削弱他的势力，威胁他“南天王”的地位。恰此时，日本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国内危机日深。蒋外困于日寇，内忧于红军，他的政敌攻击他“亲日卖国”，鼓动反蒋的学生运动。蒋内不能“安”，外不能“攘”，陈济棠私心或认为蒋人心已失，只待他振臂一挥，即可倒蒋于指顾之间。此时的蒋介石，还在千方百计羁縻陈济棠，蒋桂战争后，桂系主力第四集团军已被瓦解，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死里逃生，正在桂省希图东山再起。于是，蒋再召陈济棠，以为灭桂之奥援。陈济棠早有异志，仍派其兄陈维周前往谒蒋。蒋对维周密授三点机宜：一是彻底解决广西的李、白，由中央协助广东出兵，此分明是让陈济棠充当灭桂的炮灰;二是驱逐萧佛成等反蒋的元老离粤，这等于把他陈济棠看做代蒋咬人的狗，让他撵谁就撵谁，让他咬谁就咬谁;三是广东仍维持原来局面，这显然是安抚陈济棠的缓兵之计，收拾完桂省的李、白，再来收拾在灭桂中精疲力竭的粤省之陈，岂非易如反掌?陈对蒋本就又恨又怕，闻此大恐，惴惴不安，绕室疾走。维周这次谒蒋，又拿出看家本事，为蒋又相了一面，道是，蒋面有死气，难过1936年这一关!(此几乎言中，这年年底的“西安事变”几乎要了蒋的命!)陈济棠深感蒋介石正精心布置，驱他入瓮，然后将其一举成擒，与其做蒋砧上之肉，何如登高一呼，联桂倒蒋，若大军势如破竹，直下金陵，不仅能除心头之患，说不定能取而代之也!

　　大哥谒蒋时，私下为蒋相面，说是蒋难过1936年这一关，岂非蒋死期已尽!且外敌猖獗，国内扰攘，此人心可用之时也，此时不举兵，更待何时?可是蒋介石位居中枢，号令四方，党人密布，谋士如云，又岂是寻常对头?干与不干，还得请大师测测天命。“从来天意高难问”，但大师却凭神术可知八九，于是，陈济棠下令请大师测算。原来陈氏幕中，养有大师二人，一为星相大师詹天眼，一为扶乩大师翁半玄。陈每天出门，必令詹先观云气，以定行止;每有大事，则令翁半玄扶乩问天意，以助决策。翁大师运功作法，扶乩后得四字秘诀，道是“机不可失”。陈济棠得此神示，大喜过望，遂厉兵秣马，联络李、白，相机举事。[page]

　　同盟之桂系

　　陈济棠联络的同盟军，是桂系的李宗仁和白崇禧。陈与李、白二人，有恩有怨，时敌时友。1923年，在李、白驱逐广西旧军阀沈鸿英、陆荣廷之战中，陈济棠曾奉李济深之命，与李、白联手，消灭了盘踞广西多年的沈、陆旧部，统一了广西，与李、白二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可是在1930年的蒋、冯、阎的中原大战中，陈济棠却站在蒋介石一方，给策应冯、阎北进的张(发奎)桂联军以重大打击。6月3日，张桂军攻占长沙，前锋进抵平江、岳阳，前锋已进入湖北境内，李宗仁进驻岳州，指挥大军北进，由黄绍竑率领的后续部队及辎重正在向衡阳跟进，预计15日即可攻占武汉，与冯、阎军队会师。如果形势按此发展，蒋介石就危乎殆哉!此前，蒋介石急电陈济棠派兵入湘，截击张桂军。陈济棠即命蒋光鼐为前敌总指挥，入湘作战。6月10日，桂军后方交通重心衡阳被蒋光鼐攻陷，桂军被拦腰截断，首尾不能相顾，迫使桂军于15日放弃长沙，退屯礼陵，黄绍竑的后续部队也被堵截，屯聚于祁阳。桂军北上计划受挫于陈济棠的粤军，待到张学良被蒋收买，挥军入关，冯、阎即土崩瓦解，桂军之李、白只好退保广西一隅，以图再举了。

　　桂系的李、白二人，乃是蒋最具威胁力的劲敌。北伐胜利之后，由李宗仁指挥的桂系主力第四集团军驻军武汉，虽然该军在北伐中敢打敢拼，战功卓著，但因非蒋之嫡系，所以蒋必欲除之而后快。蒋先是以弹药枪械秘密补充湖南省主席鲁涤平军，因湖南位于武汉和两广之间，一旦发生战事，可切断两湖和两广间的交通，两面夹击，将武汉的桂系主力一举消灭。此举引起武汉桂系军队的恐慌，不久，双方果然大打出手。身在南京的李宗仁闻讯后化装逃往上海，蒋逼之以武，诱之以利，终使桂系主力第四集团军被瓦解收编。蒋复命陈济棠为广西编遣区主任，并严令将李宗仁、白崇禧解送中央。李逃往香港，间关越南，返回广西，而身在华北的白崇禧正在军中，他所指挥的部队皆为唐生智的旧部，蒋复命唐生智携巨款前往活动其旧部叛白，白崇禧被迫离开天津，秘乘一日轮南下。蒋对白势在必得，密令上海卫戍司令熊式辉，待该船抵沪时，将白氏逮捕。若该日轮拒绝搜查，则令海军军舰将其击沉，国际交涉，以后再办。事为上海市长张定璠所悉，张曾为白的旧部，遂将此消息泄露给在上海的李宗仁之妻郭德洁。郭立刻往第四集团军驻上海办事处商讨对策，和日轮公司交涉后，由桂系某核心亲信搭乘另一日轮南下接应。在吴淞口外，以信号使白氏船停航，船未进港，白崇禧中间易船，乃得金蝉脱壳，搭乘南下之轮逃往香港。

　　李、白二人历经劫难，侥幸脱生，数年生聚，苦撑危局，终于东山再起，在广西复振。至1936年全面抗战前，李、白统领桂省十万大军，其所组建的空军有英、美、日等各式战机五六十架，其实力不可小觑。依李、白二人多年来与蒋周旋交手、死里逃生的经历，若广东陈济棠首义倒蒋，当然一拍即合。

　　陈济棠畏蒋、恨蒋 ，终至首义反蒋、倒蒋，与蒋介石公然叫板，是因为他自觉在粤多年经营，已有了本钱。就军事实力来说，此时由陈统帅的粤省军队共有二十万，尚有空军战机近百余架，若两广联手，挥戈北下，势如破竹，灭此朝食，亦非不可能也!况且“机不可失”，天命在兹，蒋面有死气，难过今载，此时不反，更待何时!

　　陈济棠为动员将士，曾在燕塘军校礼堂举行“宣誓”，于礼堂上方安置一皮制假人，上书“蒋介石”三字，由陈唱名，各军官逐一起立，宣读“余决心效忠党国，抗日反蒋，拥护陈总司令，以后如违誓言，必遭天谴”之誓言，然后趋至假人前，挥动木剑，向“蒋介石”连劈三剑，以示仇恨与决心。

　　在陈济棠一再要求下，李宗仁先派白崇禧赴粤一探究竟，白返桂言：陈立意已决，不可动摇，很多反蒋人士皆聚广东，广西参与否，粤省都要举事。李宗仁遂于5月底飞往广东，两广之盟遂成。

　　李宗仁晚年在美国回首往事云：“两广原属一体，广东一旦发动，广西方面不论愿与不愿，也必被拖下水，广西如果毅然参加，或许对陈济棠的行动尚能有所纠正，使其不致过分卤莽灭裂，此实我们不得已的苦衷。”(见《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之加盟，真是不得已被拖下水的结果吗?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一是桂系李、白二人，实为蒋的眼中钉，在蒋削平山头，消灭异己的谋划中首当其冲。李、白死里逃生，积恨已久，反蒋倒蒋，义不容辞。如今有陈济棠这样的大盟主举事，当然愿意联手。况且调动大军数十万，倾巢而出，关乎身家性命，岂是儿戏?其破釜沉舟，势在必得之心亦已昭然矣!

　　两广事变

　　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旗帜下的“西南政务委员会”与“西南执行部”实为与南京政府分庭抗礼的军政权力机关，它的首脑原为蒋介石的政敌胡汉民，胡于1936年5月患脑溢血逝世，陈济棠便成了实际的盟主。

　　1936年6月1日，陈济棠以西南政务委员会的名义，呈文南京中央政府，要求政府领导抗日，其要义如下：

　　连日报载，日侵我愈亟，一面作大规模之走私，一面增兵平津，经济侵略，武力侵略，同时迈进。瞻念前途，殷忧曷极。属部属会等，以为今日已届生死关头，唯抵抗足以图存，除全国一致奋起与敌作殊死战外，则民族别无出路。在昔我中央尝依赖国联，而国联之助我如何?尝屈辱图存，而屈辱之效果如何?今敌人又加紧侵略矣。中央忍辱负重之苦心，国民非不谅解，唯和必有方，忍必有期。长此因循，则敌人无餍之求，日甚一日，得陇望蜀，岂有穷期?呜呼，“九一八”之创痕未复，“一二八”之腥血犹存。辽、吉、黑、热四省之同胞，陷于敌人铁蹄之下，已逾五载，今平津又将继之矣!昔人有言，以地事人，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国家之土地，先民之遗留，亦民族所托命，举以资敌，宁异自杀!属部属会，以为黄河以北，寸土不容于人。切冀中枢毅然决然，从事抗战，用以至诚，吁请钧府钧部，领导全国，矢抵抗之决心，争最后之一着。国家不亡，公理不诬，则奋起景从者，必不仅属部属会也。时不我待，唯实利图之。迫切陈词，伫候明教。

　　这是一篇何等充满民族大义，凛然正气的雄文，谁读了不会热血贲张，双手赞同呢?可是政治是莫测高深的，言在此而意在彼乃政治之常态，非局中人难解其中奥妙，芸芸众生被美妙的言辞蒙住双眼，不知其另有所图也!有多少政治势力在抗日救亡的大旗下为自保图存，相互攻讦，大打出手，谋私自肥，又岂两广之军头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两广陈、李、白诸人心中之“沛公”乃蒋介石也!以上“呈文”尚未到达中央，第二天(6月2日)，西南两机关以“呈文”为蓝本，对南京发出“公开信”，呈请(实为要挟)中央领导全国抗日，是为“冬电”。两日后，由陈济棠和李宗仁领衔，再度发出“支电”表示拥护，并发誓督率所部“为国家雪频年屈辱之耻，为民族争一线生存之机”!同时通电全国，呼吁党政军民一致督促中枢领导抗日，发动两广国民党各级组织各民众团体通电响应。两广厉兵秣马，广造声势，这场自编自导的“两广事变”正式启幕。

　　晚年的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辩解说，通观“冬”“支”两电的内容，“就知道我们所要求的，只是由中央出面，正式领导抗日，西南当局无对中央作兵谏的行动，也无用兵意图，大家只是发一个抗日通电，做个样子而已。”大军征发北下，还说“做样子”，连广州街头的一只流浪狗也不会相信啊!

　　此时，陈济棠已就任“抗日救国西南联军”总司令，李宗仁为副总司令。联军总兵力三十万，飞机一百九十余架，江防兵舰数十艘。陈、李二人命刘斐、白崇禧到东江、北江等粤桂边境地区视察地形，拟定作战计划。确定对闽、黔两省采取守势，对赣、湘两省采取攻势。粤军主力集中大庾、韶关地区，准备进攻江西，桂军主力集中全州、桂林地区，准备进攻湖南。6月9 日，桂军先遣部队进入湖南，分别占领了永州、郴州，欲一举下长沙而趋武汉。湘、赣两省战云密布，长沙旦夕可下，首当其冲而受战火炙烤的湖南省主席何键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他成了这次“事变”成败的关键。

　　何键，何去何从是关键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正是“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时代，据历史学家粗略统计，活跃于各地的大小军阀约有3000余，大者跨州连省，小者占村霸寨，皆可派捐征税，称雄一方，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至国民党北伐之后，旧军阀被打倒，各派力量多聚于青天白日旗下，似乎听命于南京中央政府，但因派系不同，争权夺地的斗争则愈演愈烈。彼时蒋介石位居中枢，俨然正统，然“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各种政治势力纵横捭阖，折冲樽俎，时分时合，依违无常，为的都是自保图存，发展自己，以求在问鼎逐鹿中独占鳌头。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何键原就与桂系的李、白等人有着很深的渊源，湖南乃南北之要冲，无湘不成军，桂系欲挑战盘踞金陵的蒋介石，拉拢湘省之何键入伙实为第一要紧。但在蒋、桂势不两立的两强之间，何键深知，在胜负难测，局势没明朗之前，自己死心塌地地倒向任何一方都是危险的，所以他在蒋、桂之间一直脚踩两只船。

　　1927年宁汉分争，武汉国民政府东征蒋介石，何键曾受唐生智之命，任江左军总指挥，率部沿长江东进。南京国民政府派李宗仁等桂系西征，围剿唐生智，唐兵败下野，何键、李品仙、刘兴三个军长联名通电，向桂系求和，表示服从命令，静候移师北伐。何键不仅保留了部队的建制，而且保住了军长的位置。何键与桂系重要将领密切来往，分别赴汉口和北平面谒李宗仁和白崇禧，并命自己的部队组织参观团，前往武汉、北平两地参观桂系部队，积极向桂系靠拢。桂系驱走了鲁涤平，由李宗仁任主席的武汉政治分会任命何键为湖南省政府主席，以为自己的奥援。但何键狐疑，迟迟不肯就职。他在观察南京蒋介石的态度，直到2月27日，南京政府任命他代理省主席电令到达后，他才于3月2日上任就职。

　　此时，蒋桂之间的蜜月期即将结束，桂系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蒋桂战争一触即发，何键必须审时度势，以定取舍。对蒋介石，他早就埋下了伏笔。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结婚，他就派亲信王大桢给蒋送去了厚礼并参加了婚典。他就任代理省主席之后，立即派王大桢和张慕庭两名心腹到南京晋谒蒋介石和行政院长谭延闿，对蒋的信任表示感谢，申诉自己在湖南的两难处境，请求中央对倒鲁一事予以谅解，并假意请求辞职。张慕庭先回长沙，带回了蒋对何的重要口信“不必言辞，希望他好好应付……”正是“此言有深意，欲辩已忘言。”何心领神会。表忠心不在多言，而看行动;不必急于表态，以免暴露，在关键时刻“好好应付”就是了。何键权衡利害，有了判断和取舍，他对张慕庭说：“当前局势紧迫，李、白远离武汉，已失重心，恐难敌蒋。”于是，他复命张慕庭再返南京，向蒋呈上亲笔信，表示背桂投蒋的决心，云：“职献身党国，不敢自外，愿矢忠诚，始终拥护。”张要何明确表示，此次是诚意拥蒋还是权宜之计?何键表示了拥蒋的决心，说：“你尽可放心，不必过虑。”于是，张慕庭先经上海、南京到九江，在黄州见到正在指挥对桂作战的蒋介石。蒋看过何键的效忠信，问：“芸樵(何键字)确有把握吗?”张回说：“何主席是决心拥护中央的。如果总司令有顾虑的话，慕庭请暂先留此(当人质)，以待事实证明。不过他的部队给养很困难，地方不易筹集，请求中央设法接济。”蒋介石连声说：“好!好!”并要张赶快回湘，当即亲笔写了手令：“委任何键为讨逆军第四路军总指挥，并拨发给养70万元。”可是，狡猾的何键并没有立马上任，直到蒋讨伐桂军战事节节胜利，桂军败局已定，他才通电就职。

　　蒋介石打败桂系后，到达汉口，何键往谒，为了表彰和羁縻何键，同日，南京政府任命何为湖南省政府主席。此后，奉蒋之命，何键入桂讨伐桂系，为蒋效尽犬马之劳。

　　如今，两广联手，大军北上，名为抗日，实为倒蒋。粤省陈济棠不甘作俎上之肉，桂省李、白要报旧恨新仇，粤桂两省，五年生聚，以求一逞，岂能善罢甘休!桂省李、白对于何键衔恨已久，此时大军连下永、郴二州，剑指长沙，何键岂能不惧!

　　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有一段生花妙笔，述何键身当要冲之关键，其言曰：“当时何键亦有键卒十万，饷械充足。他如依附粤、桂，则陈、李‘二次北伐’，兵不血刃，便可直取武汉，重演其‘宁汉分立’;甚或如王濬楼船，洪杨江艘，长驱而下金陵。但是何键如听命中央，力阻粤、桂之师北上，则陈、李二人纵加上个‘小诸葛’(白崇禧)，想搞个‘六出祁山’，前途也就很渺茫了。”

　　何键何去何从，实两广胜败之关键。两广对于何键自不敢大意。他们一是逼之以武，大军入湘，攻城略地，何键一狐难抵两狼，可订城下之盟;二是利用何键当年与桂系的旧关系，诱之以利，派员劝降。桂系所派之人乃李品仙。李与何当年同为唐生智旧部，交情颇深。两人同为军长，曾有联名通电，向桂系求和之举。后李品仙依附桂系，官任总参谋长，如今何键虽由南京追认为湖南省主席，但与粤、桂诸将同属杂牌，临深履薄，时畏中央吞并，难安枕席。若李品仙晓以利害，许以功成之赏，何键背蒋，与粤、桂联手造反，以“抗日”为号召直捣蒋之老巢，则金陵王气黯然收，大功可成矣!

　　李品仙1936年初夏赴湘密见何键，人不知，鬼不觉，行踪甚为诡秘。何键与两广秘使李品仙晤谈于密室，在场者还有一人，乃是在政军两界籍籍无名的刘廷芳。

　　刘廷芳何许人也?与此又有何干系?[page]

　　秘使刘廷芳

　　刘廷芳，湖南人，早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回湘办实业，并主持湖南省银行。当年留美的湘籍学生凤毛麟角，而毕业后能返湘发展服务于桑梓的大概只有刘廷芳一人。刘的企业办得风生水起，是个新时代人物，在旧式军政人员环绕下的何键麾下，很快就脱颖而出，因此能够参与机密。1931年蒋介石因公到长沙，无意中与刘相识，对刘在湖南所办的实业和金融业大为称许。刘曾向蒋建言，将西南诸省尤其是湖南所特有的锑、钨、锡等珍贵矿藏收归国家统一开采，以免被地方军阀及土豪据以自肥，此一建议尤为蒋所激赏。为进一步了解情况，蒋与夫人宋美龄还亲临刘氏为其所设之私宴。以蒋之身份和当年军政重事之繁剧，能参加年仅三十一岁地方小企业家的宴请，可谓隆宠之甚也!

　　何键密晤李品仙后，没有表态，问计于刘廷芳。刘答自己年轻，对军政大事没有经验，不好轻率进言。何键当时处境之难自不必言，他如参加两广“造反”，则中央兴师讨伐，他便首当其冲，两广一毛未拔，他自己可能已身首异处。他若服从中央，则两广北进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他。南京方面如讨伐顺利，一石二鸟，把他和两广同时解决掉，若不顺利，他一狐岂敌两狼乎!何键当时只好唯唯否否，两面磕头，一面接待两广秘使李品仙，一面派省府秘书长易书竹往南京请示。何键两面敷衍，两广继续劝驾，“假道”湖南并继续挥军北上。南京中央可就强硬了，蒋介石拒绝接见湘省官方代表易书竹，假以颜色，意味何键有附逆企图。何键心中忐忑，惶惧不安，犹疑再三，决定不计利害，维护统一，归顺中央。蒋介石既不见官方代表易书竹，必须选一私人代表向中央秘密表态，以息蒋之怒火，消除与中央之芥蒂。中国传统政治，各政治集团间互派心腹往还秘议，比凡事摆到桌面上的官方代表之间的“公干”更为有效。当时，刘廷芳既是何的心腹，又为蒋所见重，军政两界，且无籍籍之名，目标不大，正是湘省与南京中央间秘使的最佳人选。

　　桂军势如破竹，已过黄沙河，两广代表李品仙软硬兼施，逼何键表态。何键万分紧张，乃急召刘，嘱其立即启程往南京谒蒋。军情政情，十万火急，刘未及回家更衣携款，匆忙取一小毛毯便乘粤汉路专车直驶汉口，向友人借些零用钱，乃搭乘预定水上飞机，只身飞往南京。下机时，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亲于江岸接应，先赴地质调查所见钱昌照略议，随即与翁驱车谒蒋，由刘代何向蒋秘密表态，坚决服从中央。刘在南京未作停留，第二天，即携蒋三封亲笔信飞返汉口。三封亲笔信，一致汉口杨永泰，一致汉口何成濬，皆有关军政要事，另封为复何键之函，对何键效忠中央，多所嘉勉。

　　何键向中央一边倒，输诚尽忠，使两广裹胁湖南的计划完全破产。蒋介石底气大增，一方面兴师讨逆，一方面分化收买，两广事变终消弭于无形。

　　还是“机不可失”

　　蒋介石不是好对付的主儿，尽管李宗仁认为当时蒋“政令不出五省”，几与当年五省联军司令孙传芳相类，既然北伐时孙已是手下败将，今日之“新北伐”，蒋又何足虑也!但蒋决非孙。一是蒋挟国民革命之威，打倒旧军阀，入据中枢，得到各方承认，已然正统。两广事变，虽打着抗日旗号，但明眼人清楚，其言在此而意在彼，外敌猖獗之时，擅自兴兵，挑起内战，道义上已输了理。而且蒋对异己向不姑息，为了削平山头，不择手段。蒋青年时混迹于上海青帮，有流氓的底子，当年曾亲手暗杀兴中会首脑陶成章。多年历练，几经沉浮，一切纵横捭阖，金钱收买、分化瓦解、威逼利诱等权诈之谋皆运用自如。两广事变初起时，蒋一面电令陈济棠迅速撤兵，一面调兵入湘，6月10 日，抢先控制了衡阳，堵住了两广联军的北上之路，在军事上先胜一着。6月下旬，蒋筹措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用缓兵之计，请西南派员出席，似乎还把两广当成自家人，但是暗中却调集精锐，准备平叛。湖南何键之明确表态，愈发使蒋胸有成竹，即便公开对决，两广大军亦将顿挫于长沙城下，两湖安稳，金陵何忧乎!

　　但这并非蒋晏然高卧的全部底牌，蒋最擅长的还是鸭子凫水，暗中使劲的权谋手段。这之前，蒋已预设了粤省之暗桩以备不虞。他安排蒋伯诚常驻广州，一方面监视陈济棠，一方面分化瓦解粤军。蒋伯诚的工作大有成效。首先反水叛陈的是第一军军长余汉谋。7月4日，余部由广州到大庾，召集全军将士商议，电告南京，拥护中央，并集中兵力向南雄韶关挺进，欲对陈济棠实行“兵谏”。7月6日，第二军副军长兼东区绥靖主任李汉魂挂印离职，翌日通电反陈。两员主将反水后，麇集广州反蒋的政客们纷纷逃匿，陈济棠借以发号司令的西南两机关遂告解体。蒋伯诚以重金收买两广空军，7月4日，陈济棠的空军司令黄光锐突率四十余架战机，飞投中央。7月13日，南京军委会下令免除陈济棠本兼各职，遗缺由余汉谋升任。陈济棠势窘力竭，仍不忘再找翁半仙扶乩以问天命，所得仍是“机不可失”四字，陈惑然不解，自己已是亡命之身，命且不保，尚有何“机”?翁告之曰：此“机”非命运之机，乃飞机也!如今空军已叛，飞机已失，广州已不可留矣!陈济棠羞愤交并，无可奈何，7月17日夜半，召李宗仁于官邸，言大势已去，欲一走了之，赠李宗仁大洋二十万，分金散伙。陈与其兄维周仅带卫士十余人登上“海虎”号军舰，离粤去港，其“南天王”生涯黯然落幕。

　　两广事变后，蒋介石声望如日中天，中央权威日益巩固。事变初起，黑云压城;事变之终，涣然冰释，由始至终，不足两月，一场内战消弭于无形，人心向背，昭然天下。政敌攻击蒋介石“亲日卖国”已难掀动风潮。面对强敌，蒋“攘外先安内”，全面布局，积极备战。两广事变后，南方安如磐石，蒋志得意满，自信大增，决定把原先南调，预备解决两广的三十师精锐悉数北移，一举消灭陕北的红军，以除肘腋之患。可是，先有两广陈、李二人的“滑铁卢”，接着蒋就走上了西北的“华容道”，这年十二月十二日，发生了“西安事变”，蒋介石险些丧命。历史因此改变了它既定的走向。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合法地位，得以发展壮大，终于在八年抗战后，打败蒋介石，取得了全国政权。

　　据战后日本披露的档案史料，彼时区区岛国日本并无全面鲸吞中国之计划，日本少壮派军人鲁莽灭裂的“下克上”行为虽有绑架日本之企图，但依蒋介石国内积极备战，国际与日本虚与周旋的策略，两三年后，欧战爆发，日本南进抢夺欧洲列强殖民地或北上进攻苏联远东，非无可能。八年兵燹之祸，我华夏民族创深巨痛!又当年红军极其弱小危殆，星星之火，杯水即灭，况滔滔洪浪欲一泻而下乎!可是历史就在这左右碰撞，上下翻转中走到了今天。披览史籍，烟雨苍黄，恩怨是非，何云乎哉!徒令后人废书而叹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