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年文革中共高层政治人物的死难者中，田家英最为特别。田的特别一是因为其身份。他是毛泽东最亲近的秘书，既是笔杆子，又是大管家，而且还曾经是毛的长子毛岸英的老师。二是在毛的秘书中，他活得最有骨气，最有独立人格，而且死得最有尊严，最有意味。田因为被指为“篡改毛主席著作”而自缢身亡。他自缢于毛泽东的书房之中，时间是1966年5月23日。这个时间点正是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五·一六通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不久。所以他的死应当是以死明志，是对文革极左路线的无言的抗争，值得我们永远表示敬意。

　　一

　　田家英，本名曾正昌，1922年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药店小老板之家。幼年读过几年私塾，后因母亡被迫辍学到药铺当学徒，遂以“走遍天下路，读尽世上书”的抱负走上自学之路。13岁便通读过《资治通鉴》，并以“田家英”为笔名向报刊投稿，渐有文名，被川中人士誉为 “神童”。

　　1937年，15岁的田家英前往延安。首先入陕北公学，翌年加入共产党，同年毕业留校，成为最年轻的近代史教员。期间常有杂文见于《解放日报》，其中《从侯方域说起》一文为毛泽东所欣赏。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国，因中文基础较差，毛泽东便让与自己长子同龄的田家英于工作之余担任儿子的国文教员。这一对特殊的师生相处融洽，毛岸英对田家英这位小老师也十分尊重。1948年，26岁的田家英由陈伯达、胡乔木推荐，成为毛泽东的新秘书。此后，田家英深得毛泽东信任，在毛的身边工作长达18年之久。在毛的身边，他除一直任主席秘书，还兼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是管事最多的一人。他不仅掌管着毛泽东的个人存款、印章和亲友的往来信件，还用十多年的心血为毛泽东建立起一个图书馆，由刚进城时的十个书架发展到上万册书籍。毛泽东写文章和诗词经常引据古籍，一般都要田家英查找和核对。在难得的闲暇中，他到荣宝斋等旧店铺购买和搜集字画，往往买回来先送到毛泽东那里，两人共同欣赏切磋。

　　年轻而自负的田家英声称在中国现代史上，只崇拜毛泽东、鲁迅两个大学问家。他不仅在文史爱好方面与毛泽东成为忘年交，而且文风上师承鲁迅和毛泽东。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毛泽东致开幕词。开幕词全文两千多字，是田家英一个通宵赶写出来的。毛泽东对田家英起草的稿子只加了应该由他才能讲的340多个字，其他基本没有什么改动。开幕词非常成功。宣读时，这篇文风酷似毛泽东的开幕词竟有34次被热烈的掌声打断。毛泽东致开幕词后来到休息室，许多人都围过来称赞开幕词写得好。毛泽东也很开心，对大家说：“开幕词是谁写的?是个年轻秀才写的，此人是田家英。”毛泽东与田家英还有诗词方面的共同爱好。毛除了欣赏田的文采，还看中他古文诗词方面的扎实功底。田有看书过目不忘的本领，能背诵许多像贾谊《过秦论》这样的长篇古文。对他来说，背诵古诗更是他茶余饭后的一个消遣。毛泽东有深夜工作的习惯，为此，田家英也保持着与毛同步工作的习惯。1961年11月16日清晨，忙碌一夜的田家英刚刚宽衣解带，就连续接到机要员送来的毛泽东三封内容相同的信，都是让他查找“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这两句诗的出处。田家英知道毛泽东将有新作问世，凭着他对古诗词的深厚功底，没费多大功夫就找到了诗的出处，那是明代高启的《梅花》九诗之一，是婉约派的诗词。

　　田家英很喜爱毛泽东的字。中共执政后，毛泽东常以练字作为休息，写自己的诗词，也写古人的诗词。有时一挥笔就写四五张。由于近水楼台，再加上有心，所以田家英收集了不少毛泽东的手迹。来源有向毛泽东索要的练字选剩下的零张;有毛泽东的手稿;也有毛泽东写完不满意，丢弃在纸篓里被捡回来的各种墨迹，比如毛泽东随意写的生活日记等。毛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诗的手稿，也是田从废纸篓里捡回的。田经常在办公桌上把一张张褶皱的毛泽东的字磨平，有的还拿去装裱，裱出来的字更有立体感，田常常拿出来和爱人董边一起欣赏。 在组织编辑《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诗词》时，田家英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逐字逐句推敲核对，并征询毛泽东本人的意见，使之更加完善。

　　1959年庐山会议后，田家英一再要求，想到基层工作，一些省委书记也表示欢迎，毛泽东却一直不肯放他走。

　　上述事实表明，毛对田家英一直信任有加。岂止是信任，而且欣赏!因为有更多的兴趣和性格某些方面的共同处，所以在毛的几大秘书中，田似乎更受毛的垂爱。毛不但在工作和生活方面，而且在情感方面，似乎都对田有一种亲近感。田对毛也是忠心可鉴，不但崇拜，而且爱戴。田私下提到毛，都称之为“主公”，这样称呼本身说明，他是秉持“以臣事主”的心态，处理与毛之间的关系的。 但“崇拜”不等于“迷信”，“忠心”不等于“盲从”， “以臣事主”也不等于“人身依附”，正是在这些方面，田家英有别于他同时代的绝大多数人，表现出了他的可贵的政治品格，同时也因此为自己埋下了祸根。

　　田家英长期在毛身边工作，而且目光敏锐，思想活跃，书生意气，所以对毛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看法，否则就不正常了。由于毛泽东晚年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和所谓路线斗争，在思想上，田和毛逐渐拉开了距离。田敬重毛，视毛为导师、父辈，正因为爱之切，才对毛的一些弱点看得清，并因此忧心忡忡。李锐曾为毛泽东的兼职秘书，与田家英的友情最深。据李锐回忆，他们经常与田家英一起议论时政，忧心国事，臧否人物，乃至推敲文件。有时难免对“主公”(这是他们谈话时，田对毛泽东的尊称)有所议论。田除谈论老人家独到的长处外，还谈到短处，如说“主公”有任性之处，这是他有一次同中央办公厅负责人谈到深夜时两人的同感。他还谈到“主公”常有出尔反尔之事，有时捉摸不定，高深莫测，令人无所措手足，真是很难侍候。今天跟上去了，也许明天挨批，还喜欢让人写检讨，等等。

　　1959年春，面对“大跃进”欲速则不达的恶果，田家英到成都郊区蹲点，在大丰镇，田家英看到，“浮夸风”之下，竟有干部说大话“亩产3万斤”。他走家串户，认真调查后，鼓励干部讲老实话，顶住造假的压力，要求不能按吹牛的指标征购，以保证老百姓的口粮，因此被农民称为“田青天”。期间，田家英曾说过一句令时人们吃惊的话：“如果可能从头再来，我会尝试另外一种社会主义。”怀着沉重的心情，田随后上了庐山。他在上山途中和庐山会议期间，曾私下和李锐、胡乔木、周小舟等人对毛有所议论。李锐还忆及田家英说过的一段尖锐的话。田说，他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准备向“主公”提三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指秀才们不止一次谈论过的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一事);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第三条他感触最深，谈过反右派前夕的一些情况。田还直言对办“人民公社”持基本否定的意见，并赞同彭德怀的观点。就在庐山会议上，李锐等人会下与田家英的“谈话”被人揭发，李锐遭到了批判。但李锐宣称那三条是他说的，田家英才涉险过关，而李锐则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庐山回到北京后，田家英特地给李锐打电话，其中讲了这样一句话：“我们是道义之交。”据李锐说：“不幸被人听见，几天之后，我家中的电话就被拆除了。”经过这两件事，田在毛的心里恐怕很难不留下阴影。

　　但毛与田的关系毕竟非同一般。1961年初，田家英受毛泽东委派去了浙江农村。在那里，他看到了大饥荒。在各界人士会上，他开口便以中央工作人员的身份道歉说：“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使大家挨饿了，对不起各位父老。共产党员看到这种情况，是很痛心的……”讲到此，竟泣不成声。有人劝他不要说违反原有政策的话，他却满腔激愤地强调，只能按毛泽东所说的，“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不能囿于现行政策和领导人说过的话，对不符合人民利益的事情视而不见!尽管庐山会议的余悸还在，田仍冒着风险上书要求取消公共食堂，毛泽东最终接受了这一意见，并让田家英起草了人民公社的《六十条》。这一文件对扭转农村形势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毛泽东对此也很满意，说：六十条的发明权，是田家英的。

　　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刘少奇指派田家英带队到湖南他们的家乡，调查了解农村贯彻《人民公社六十条》的情况，及农村还存在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毛泽东此次派田家英到自己故乡调查，是寄予厚望的。他亲自接见了调查组全体成员，耳提面命，谈笑风生。 田家英也希望通过这次调查，在如何恢复农业生产上作篇好文章，为中央草拟一个恢复农村经济的政策性文件。 然而工作组下去数月，群众对要求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疾呼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料。特别是在韶山，毛泽东的乡亲的呼声与毛泽东的主观意念差距甚远。田家英本来是不主张包产到户的，但他倾听了群众的意愿后，逐渐转变了原有的观点。田回京后，由于毛不在北京，便向刘少奇汇报工作。刘少奇的态度很鲜明，明确提出统一实行包产到户的主张，而且在这一问题上，主持一线工作的邓小平、陈云，包括周恩来等中央主要领导意见也都一致，所以毛泽东刚回北京，田就到游泳池，系统地陈述调查的情况和自己的意见。他谈得兴致勃勃，可毛泽东却一言不发，一开始就显现出不悦的神情。毛听完后第一句话就向田家英发问：“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见田一时没有作答，又追问：“这是你个人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

　　田家英跟随毛泽东多年，对他的脾气秉性很清楚。他知道了毛对包产到户的态度，再做怎样的解释，都是多余的了。为了避免让两个主席之间产生矛盾，他只是对毛泽东的第二个提问，简单地回答说：“是我个人的意见。”毛泽东听后没作任何表态，很快就让他离开了。但经此事件，毛对田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认为田在两个主席之间搞投机，江青则大骂田“吃里扒外”。

　　1965年年底，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工作已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毛泽东再次来到杭州。并在杭州召集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关锋等五位秀才召开会议，要他们每人为一本马列经典著作写序。期间，毛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所聊的内容大大超过了写序的范围，谈着谈着忽然又转移了话题，针对1965年11月的《文汇报》所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12月8日的《红旗》杂志所载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毛泽东做了评论：“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 “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毛的评论看似漫不经心，随口而说，其实是大有深意的——于不经意间暗示自己的真意，是毛的一贯做法。长期在毛身边工作的田家英不会不了解这一点。但这样点睛的话却在整理纪要时被田删去了，只能说明田对文革路线的抵触。事情披露后，被江青告到了毛泽东处，于是田被安上了“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于1966年5月被停职反省，并向其下达了逐出中南海的命令。田于22日被组织约谈，当天一夜未睡，翌日于毛泽东书房内自缢，离世时年仅44岁。

　　田家英于文革发动之初自杀，而且自缢于毛的书房之内，引发了人们的各种猜想，也留下了一个沉重的历史话题。1980年，中共中央为田家英平反，并举行追悼会，对他的为人做出了如下评价：“是一个诚实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气的人。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很少随声附和，很少讲违心话……”

　　但田家英的意义应该不仅如此。[page]

　　二

　　《荀子·臣道篇》有言：

　　“君有过谋过事，将危国家、殒社稷之惧也，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有能比知同力，率群臣百吏而相与强君挢君，君虽不安，不能不听，遂以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国，谓之辅;有能抗君之命，窃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国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国之大利，谓之拂。故谏、争、辅、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明君所尊厚也，而暗主惑君以为己贼也。……传曰：‘从道不从君。’此之谓也。”(君主有了错误的谋划和行为，国家将危险、政权将灭亡，这时大臣、父兄中如果有人能向君主进呈意见，意见被采用就好，不被采用就离去，这叫做劝谏;如果有人能向君主进呈意见，意见被采用就好，不被采用就殉身，这叫做苦诤;如果有人能联合有智慧的人同心协力，率领群臣百官一起强迫君主纠正过错，君主虽然不服，却不能不听从，于是就靠此消除了国家的大忧患，去掉了国家的大祸害，结果使君主尊贵、国家安定，这叫做辅助;如果有人能抗拒君主的命令，借用君主的权力，反对君主的错误行为，因而使国家转危为安，除去了君主蒙受的耻辱，功劳足够用来成就国家的重大利益，这叫做匡正。所以劝谏、苦诤、辅助、匡正的人，是维护国家政权的大臣，是国君的宝贵财富，是英明的君主所尊敬优待的，但愚昧的主子、糊涂的国君却把他们看作为自己的敌人……古书上说：“只服从正确的原则而不服从背离正道的国君”，说的就是这种人啊。)

　　荀子所言“臣道”，概括之，就是一句话：“从道不从君”。这一名言，为两千年来的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所认同，并成为他们的价值追求，激励过无数仁人志士坚守独立立场，秉持独立人格，挑战君主专制。其精神，是对充溢着民本主义思想元素的中国古老政治文明的承传和发挥，即使在今天，对于破除现代个人迷信仍然具有价值引领意义。

　　从田家英身上，也可以看出这方面的影响。

　　田家英是毛的秘书，但他和毛的其他秘书有很大的不同。毛的秘书，如陈伯达、胡乔木，以及田之后的戚本禹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甘心情愿当“驯服工具”，唯毛的话是从，紧跟唯恐落后。陈伯达为田家英所看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陈为投毛之所好，常向田打探：“主席最近在看些什么书?在注意什么问题?”其实，“投毛之所好”也是当时拥毛者的共同特点;毛曾经称赞胡乔木“思想改造得最好，心灵最美”，也是因为胡“不可一日无君”(胡耀邦对胡乔木的评语)，最能领会“圣意”;至于戚本禹，更是以“毛主席胜利我们就胜利，毛主席失败我们也失败 ”为座右铭。但田家英不同。田一生最厌恨奴才。早在1941年，就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发表《奴才见解》一文，痛批奴才：“鸣鞭自傲的奴才，他会觉得残酷就是道德，谄媚就是学问，屠杀是他的本能，没有人供他们杀戮，他们会失业的。这些人就是伏在主子胯下，舐着他人血迹，使自己发肥的总管。”“防制异己，压迫文化，束缚思想，箝制舆论，以刑杀为威，以收括为务，践踏，奴役，纳贿，贪婪……天下大乱，更加甚的常常是这些谋筹划策，唯唯诺诺，或者叽叽喳喳的奴才。”由此观之，田对陈伯达的不以为然也就自在情理之中。

　　田对奴才深恶痛绝，而他所敬仰和心仪的则是林则徐、谭嗣同这样的仁人志士。他酷爱刻印章，特刻录林则徐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敢因祸福避趋之”以自励。他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 “小莽苍苍斋”， 也是借用谭嗣同的书斋名“莽苍苍斋”，前冠以“小”字，既是为了区别，也是逊让前辈之意。在毛时代，处理毛伟人、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三者之间的关系，大多数党干和党员都以维护毛泽东的绝对权威为最高原则，但田却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庐山会议期间，他和李锐、陈伯达、吴冷西四人去看明代王阳明的字碑，联想到国事民情，不由心潮澎湃，随口吟出一联：“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庐山归来后，自吟《京兆书生》诗，以言志：“十年京兆一书生， 爱书爱字不爱名。 一饭膏粱颇不薄， 惭愧万家百姓心。”还有前文所述，1961年，他到浙江调研，看到了大饥荒，在各界人士会上，开口便以中央工作人员的身份道歉。有人劝他不要说违反原有政策的话，他却满腔激愤地强调， “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不能囿于现行政策和领导人说过的话，对不符合人民利益的事情视而不见!并随后冒险上书，要求取消公共食堂，全然不顾庐山会议上自己差一点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其以人民利益为重之心可见一斑。

　　毛泽东和田家英在闲谈中曾戏言在田死后应立一墓碑，上书“读书人之墓”。田家英的确继承了中国读书人的好传统——好学敏思、忧国忧民、洁身自爱、不慕荣利、以天下为己任，以苍生为己念，等等，正是这种优秀的文化传统铸就了田的文化品格，使他即便革命成功身居高位也不曾异化为官僚政客。有人说，田政治上太书生气，这种不通“机变”的书生气，让其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种说法虽有某一方面的道理，但难以让人完全认同。其实，以田的绝顶聪明和在高层的政治历练，他不可能不懂“机变”。非不通也，不屑为也，而这，恰恰是田的最为可贵之处。已经彻底毛化的中国政界之所以成为黑洞，就是因为像田这样“从道不从君”的书生政治家太少了，而通“机变”，好权术，卖身投靠、甘当奴才的“小人”太多了。

　　田家英一生最感动人心的篇章是他的以身殉道。他选择在毛的书房内自缢，本身就是一种宣示——与毛路线决裂的宣示。他面对三面红旗导致的灾难，曾说过 “如果可能从头再来，我会尝试另外一种社会主义”，可见他对毛牌社会主义早就失去了信心。毛泽东曾要他看吴晗的《海瑞罢官》剧本，不排除是想以此对其进行政治试探。田看后对毛说：“看不出《海瑞罢官》有什么问题!”后来他整理1965年年底毛的杭州谈话纪要，删去了毛评论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那段话，艾思奇曾好心提醒他：“主席的谈话，恐怕不便于删。”他也置之不理。这都说明他的“篡改”是有意为之，至少是对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有看法，从而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对即将发动的文革进行抵制。文革期间许多名人自杀，都不忘在遗书中向毛表忠心。如曾为《人民日报》总编的邓拓在留下的的遗书中，最后仍然不忘三呼万岁：“我的这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再一次高呼：伟大、正确、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伟大事业在全世界胜利万岁!”。田自缢前也留有遗书，但遗书中只提“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而不提毛，也说明他对毛已经不抱希望。以他的身份和地位，当他感到对毛的一意孤行已经无能为力的时候，可能唯一能做的就是“争”——“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田以生命为代价，谱写了一曲毛时代中国知识分子以死向极权抗争的悲歌。可惜，在中共党内，特别是党内高层，这样的人太少了。

　　三

　　田家英的悲剧是毛氏极权体制和极端人格导致的必然结果。

　　在极权统治下，任何人都难以逃脱被整肃的命运，特别是他的身边人。他自己钦定的接班人，几乎无一幸免。刘少奇被整死，高岗自杀，林彪一家断魂异域，邓少平两次被打倒。他的秀才班子和几个政治秘书，也都莫名其妙地被无情抛弃。田家英被整总算还有一个“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理由;陈伯达被投入监狱，胡乔木被打倒，则连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都拿不出。王关戚更离谱。这几个中央文革的干将从走红到被关进监狱，也就一年多的时间。最搞笑的是戚本禹，已经被铐了起来，还摸不着头脑，说： “开什么玩笑，要逮捕我?” “为什么要铐我，我究竟犯了什么罪?什么都没有，对我宣布就把我铐起来，这是哪一条法律呀!”

　　“这是哪一条法律”?其实，独裁者想惩处任何人，只根据一己之意志和政治需要，从来不需要理由，而政治需要的核心就是维护独裁者一人之权力的需要，说出去的理由只不过是借口而已。

　　而独裁者最大的心病就是怕别人不忠。权力越集中，就越怕失去权力;越怕失去权力，就越疑心别人不忠。就田家英一案说，其实田被整肃，说到底是毛的疑心病作祟。曾经任江青秘书的阎长贵有一个说法，他说江青有一次郑重地告诫他，在毛身边工作最忌讳“结交诸侯’”。这“诸侯”既包括中央的，也包括地方的。言外之意就是，你的一切只属于领袖一人，否则，就是背叛。阎长贵认为田家英栽就栽在这个“结交诸侯”的问题上，而根子则在毛和刘少奇之间的矛盾上。所谓田“结交诸侯”，就是前面所述，田和刘少奇都主张包产到户。田把这一意见向毛报告，毛问这是你的意见，还是别人的意见。田说是他自己的意见。毛因此认定田对自己不说实话，不忠心。其实，你就不想想，你们两个主席之间闹矛盾，要田怎么办?如果田说出是刘的意见，岂不是在挑拨毛刘之间的矛盾?于公于私，能做吗?后来，田在他的书房里自缢身亡，毛在杭州听到这个消息，冷冷地说道：“死了人都要我管吗?他选择了自绝于人民的道路。”还有一种说法是，毛只说了三个字：“小叛徒”!可见，毛对田的心结之深。

　　所以，类似田家英这样的悲剧，只要有起码的党内民主和正常的党内生活，也不会发生。所以，要避免这样的悲剧发生，就要使党内政治生态正常化，而要使党内政治生态正常化，就不能把绝对权力交给“伟大领袖”。要明白，只要把一个人捧上了神坛，千百万人就会坠入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