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个角度看，晚清的历史就是禁烟、又屡禁不绝的历史。这中间不仅仅是道德高低的较量，而是现实、经济民生与利益同时裹挟在内的一潭混水，不是一句好或者坏能够概括的。

　　在高层政治生活中，雍正以来，洋烟一直是个话题。从道光以后，洋烟成为一个严肃的公开的政治话题。在道德与现实之间，官员们来回滚刀板。当我们可以平静地回顾这段往事时，会发现鸦片与国际贸易的变化、中国国内经济、官吏生存方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道光年间朝廷进行了为4期两年的禁烟大讨论。朝廷并不是一刀切的准备禁止鸦片，事实上，在道德的洁癖、体制的尊严与源源不断的税收之间，道光帝并非毫无动摇。否则，他不会允许一场长达两年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最终沦为官员之间的相互攻讦。最后阻断禁烟这一道德偏好的是英国人的枪炮，而不是连篇累牍的奏章。

　　1836年5月17日，曾任广东按察使的太常寺卿许乃济提出，禁止鸦片、中断鸦片贸易徒劳无功，严厉的禁烟只会在人民中间散播恐慌气氛，“内河匪徒，冒充官差，以搜查鸦片为名，乘机抢劫”。

　　禁也禁不了，最好的办法是“仍甩旧例，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入关交行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夷人纳税之费，轻于行贿，在彼亦必乐从，洋银应照纹银一体禁其出洋，有犯被获者，鸦片销毁，银两充赏。”这样白银不会外流，政府还可以得到税收，岂不一举两得?

　　此前，两广官员卢坤、祁贡和一班广东名士就提出了类似的意见。与其这么吃力不讨好地禁止，让基层官吏坐收渔利，索性直接放开，由朝廷得利。反正中国“生齿日众”，不必担心人口减少;以货易货，不必担心白银外流通货紧缩。

　　许乃济的这道奏折引发了涛天巨浪。在林则徐被召见并担任钦差大臣赴广之前，许乃济因为不讲道德而被降职，从四品到了六品，用现在的话说，他被正义的口水淹没了。

　　1838年(道光十八年)6月2日，颇具道德感、以挽回颓势自命的鸿胪寺卿黄爵滋也上了一道奏折。(这中间的奏折就没停过，只不过黄爵滋的比较出名。)他不但主张严禁鸦片，还想处死吸食者。

　　文章开头，他先问了一个直击道光心坎的问题，为什么您如此节约，但白银越来越少了?原因是洋烟，“臣窃见近来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零，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夷也”。然后他捏造了一个惊人的白银外流数据，“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几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橱银二干余万两。自十四年至今，渐漏至三千万两之多。此外福建、江、浙、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万两。”

　　上述数字加总2亿多两，这活活要了皇帝的命，要知道，朝廷一年收入加总也不到这个数据。周志纯先生所著《晚清财政经济研究》，测算过晚清政府财政收入占生产总值的比重的数据。1840年，生产总值25.18亿两，财政收入0.45亿两，占比1.8%。1887年，生产总值 33.275亿两，财政收入才0.8427亿两，占比2.6%。

　　虽然流出的数量是杜撰，但当时通货膨胀、民不聊生是现实，老百姓用铜钱维持日常生活，卖了粮食蔬菜收回的是铜板，却得用白银缴税，搞得各地小起义像走马灯似的。当时王朝末期迹象明显，人口大增，饥荒连年，反抗此起彼伏，政府无能为力。

　　在此期间，道光帝共收到29份议复回奏，8份支持处死吸食者，其他主张重点打击鸦片进口地广州和走私贩子。1838年7月10日，黄爵滋的朋友林则徐的禁烟奏章获得道光帝青睐，他连续19次被召见。

　　如果林则徐禁烟后清廷打了胜仗，驱逐了洋人，那么皇帝作主，把鸦片一禁了之，从此天下太平。关键是，鸦片战争连战连败，从这个时候起，中国就不可能回到上国朝廷抚柔万邦的幻像中。于是，烟禁还是不禁，就一直是个问题萦绕着所有人。

　　每次朝廷遭遇财政困难，对“洋烟”征税的意见就不绝于耳，征税就意味着给洋烟打开合法化之路。

　　对太平天国用兵，需要大量的资金;左宗棠西征，需要大量的资金;拯救灾民，需要大量资金。开埠之后，资金主要来自关税、厘金、通行税等。实在不行，就借款还债，因此催生出了“鸦片财政”。

　　十九世纪中期，传统的田赋、盐税和关税外，朝廷增加了两种重要的收入来源。1854年以后成立的外国人管理的帝国海关正式规定向对外贸易征收关税，并把收入上缴给北京政府，不归地方各省掌握。第二种税制几乎完全脱离了北京的控制。这就是厘金税，原本是各省官员为了筹资镇压太平军而设立的。作为向通过运河的粮食征收的内地过境税，厘金税1853年首先在江苏省开征。到1862年，它几乎适用于一切商品，并且差不多各省都已征收。

　　在有些情况下，不但在运输线沿线征收，而且还在出发地作为生产税或者在目的地作为营业税征收。税率悬殊很大，从货价的1%到10%不等，而最普遍的税率是每个厘卡收2%。在各省每年向户部上报的商品厘金税中，中央政府只能处理约20%，其余的实际都归各省掌握。

　　1894年前，为了战争清廷向通商口岸的外国企业签订了总数为四千万两的九笔借款。甲午战争爆发时，中方已经偿还了本利三千三百万两，钱大部分来自海关收入。在清末，最接近于现代管理体制的政府部门是赫德所掌管的海关。1869年，上报清帝的全国厘金收入为一千四百六十万两，此数仍超过全部关税(包括通行税共一千万两)。

　　1870至1871年的淮军军费每年达七百万两，其中38%来自江苏省的厘金税收入，29%来自上海和汉口的海关，15%来自其他省份的“协饷”，余下的部分主要由江苏和湖北省库拨付，与剿捻战争的最后几年相似。

　　有两位开明绅士何启、胡礼恒，在文章里非常实际地写道：“今中国所急者财用，而厘税之入，以鸦片为大宗。洋药进口厘税六百万两，土药厘税名虽二百二十余万两，而实则二千余万两。是合洋药土药而计，每年值二千六百余万两。国家之利赖在此，官府之调剂在此，若舍此项，则补救无从，此所以禁烟之举，近年缄默无言也”。

　　完全禁烟一度成为迂腐之论。1877年，驻英公使郭嵩焘连上两道奏折，请求朝廷主持禁烟，两广总督刘坤一在私人信件中表示不屑：

　　“郭筠仙侍郎禁烟之议，万不能行。即以广东而论，海关司局每年所收洋药税厘约百万有奇，讵有既经禁烟仍收税厘之理!此项巨款为接济京、协各饷及地方一切需要，从何设法弥缝?”郭嵩焘是现代派的鼻祖之一，民望极高、聪明一时的刘坤一又岂是糊涂之辈?作为封疆大员，他对于如何维持奄奄一息的财政有着清醒的认识。

　　实际上，当时大规模讨论禁烟与弛禁的人，绝不是一些腐儒，我们也无法以爱国与卖国来对待这些讨论。如果说何启、刘坤一等人卖国，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

　　进出口关税与厘金对帝国财政如此重要，以至于一些人出于道德感与民族感情，不断呼吁禁烟，而在实际需要时，又希望“以毒攻毒”，用土烟打败洋烟，起码肉烂在锅里，不流入外人之手。

　　在《微历史：1840年-1949年历史现场》中，描写了这么一段。

　　1894年8月27日，李鸿章会见世界禁烟联盟执行秘书、英国人亚历山大。《伦敦每日新闻》记者约瑟夫对此进行了跟踪报道：“他(李鸿章)以最强劲的语言声称，中国政府一如既往地强烈反对鸦片贸易……李总督最后明确宣称：‘你们也许明白，如果你们停止毒害我的人民，我们就会立即禁止他们获得鸦片。’我(约瑟夫)告诉他，英国议会已经通过投票，将指定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华调查鸦片是否真的像有人指控的那样有害时，他气愤地回答：‘荒谬绝伦!’似乎十分的愤怒和蔑视，缓和了一下语气又说：‘任何人都知道，鸦片是有害的。’当我起身告辞时，他仍很善意地用热情的语言赞扬了英国公民为使中国摆脱鸦片所表现出来的仁慈。”

　　李鸿章主张强国富民，不可能对鸦片持同情态度。但从现实的角度，他主张弛禁，以土烟驱逐洋烟。在这一点上，他竟然与宿敌左宗棠取得了令人惊奇的一致意见。

　　1872年，上海《申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抑弛自种鸦片烟土禁论》，1874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弛禁，当时从民间到高管，一部分人形成了共识，就两句话：与其让洋烟祸害国民，还不如通过重税先把洋烟挤出去，鼓励自种土烟，让部分百姓可以借此获得合法收入，最终达到禁烟的目的。

　　早在1858年11月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后，鸦片已经合法化了，海关进出口货物按时价抽五，洋货运销内地，只纳2.5%子口税。此后“禁官不禁民”，再说禁烟不过是在道德神经上挠痒痒。

　　再过30年，郑观应、王韬、孙中山等社会精英，都加入了弛禁的队伍。1894年孙中山《上李傅相书》指出：近年知道要让英国禁烟太难，去年劝家乡农民试种罂粟，制成烟土，气味比印度“公土”还要好。一旦推广，可以尽夺印度烟土的利益，到时英国人自然禁种;印度停种后，我们自己再厉行禁止。“劝种罂粟实禁鸦片之权舆也。”这就是典型的“以毒攻毒”思路。近年有学者认为，孙中山的这一观点代表了当时兴中会一派人的观点。

　　当时，四川等省已有大量种植，所出鸦片味道比印度公土要淡。孙中山表示，经他指导，香山、南海试种的罂粟制成烟土，品质可与公土争雄，比川土优异很多，有些小得意。

　　郑观应同年出版的《盛世危言?农功》里面为孙中山助威：“今吾邑孙翠溪西医颇留心植物之理，曾于香山试种莺栗，与印度所产之味无殊。犹恐植物新法未精，尚欲游学欧洲，讲求新法，返国试办。”

　　李鸿章没有见孙中山，但对郑观应、王韬的观点不会不了解，他的驰禁说，几乎是后两者观点的翻版。

　　这些驰禁派希望与英国、印度达成协议，逐渐减少进口量，很傻很天真，没有实现的可能，而他们主张以土烟驱逐洋烟的观点，因为与现实契合，落地成果好到不可思议。

　　孙中山的国文先生区凤墀坚决主张禁烟，他跟著名英国牧师丹拿发起戒烟社，上书英国政府、英国议会，历陈鸦片对中国的种种危害，劝说英国禁止鸦片输华。1891年，英国下议院再次讨论禁烟问题，有议员提出停止向印度发放种罂粟卖鸦片牌照议案。英国禁烟会要求广东劝戒鸦片社派代表参加。

　　当时正在德国东语学堂任粤语教授的区凤墀，从柏林赶往伦敦，代表广东劝戒鸦片社作证。区凤墀此行虽未竟全功，但认识到禁烟阻力不仅在英国、印度，清廷大吏以鸦片税为大宗收入，不肯放弃，是最主要的阻力。

　　王韬的朋友吴瀚涛，曾任驻神户副领事，1881年起任驻美公使郑藻如随员，回国后任招商局文案十余年。1892年，吴瀚涛协助郑观应编辑校对五卷本《盛世危言》，冬天还给该书写了跋语。

　　1881年，广东巨商何献墀向李鸿章提议，筹集资本2000万元，在香港设立洋药公司，总揽印度鸦片输入和运销中国各口业务，与印度订立合同，每年限定输入鸦片箱数。拟与印度订立的合同，包括一个逐年递减条款，到一定年份，达到完全禁绝。李鸿章派马建忠、吴瀚涛出使香港、印度，交涉以失败告终。

　　吴瀚涛1881年的印度之行、区凤墀1891年伦敦之行，通通失败，让郑观应、孙中山、王韬、李鸿章等人都明白，一步到位禁烟是不现实的，喊口号容易落实困难。于是，以重税驱逐洋烟，自种罂粟抵制印度公土，成为现实的选择。

　　说起来，比较早提出用土烟驱逐洋烟的是林则徐。

　　经历了鸦片战争，1847年，林则徐已调任陕西巡抚。他在给友人文海的回信中说：“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嗜洋烟而不嗜土烟。”林则徐认为，如果本土鸦片“胜于洋贩”，百姓自然都会乐意购买本国鸦片吸食，不再购买洋烟，这样白银只在本国流通，“如人一身血脉贯注，何碍之有?”其实，早在1833年，为了应对鸦片输入导致的财政上的巨大损失，林则徐就建议中国自己种植罂粟生产鸦片。

　　鸦片财政还牵涉到农村经济，明清农村有大片大片漂亮的罂粟花田。

　　光绪年间，有人浏览昆明，“出南门，绕过金马碧鸡坊，过迎恩堂，时暮春天气，罂粟盛开，满野缤纷，目遇成色”，跟今天人们踏青看油菜花差不多。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在日记《南旋记》里写涪陵的罂粟，“此地与忠州、丰都皆以种罂粟为要务，葫碗、菜、麦，至市他邑，故通市难觅菜油，日用则桐油，皆罂粟油也。”

　　1875年，云南省全省三分之一的耕地在种植鸦片。1879年3.5万担，到1896年到达8万吨，此后维持在这一高水准。贵州省种植稍晚，1879年产能不到1万吨，五年后就增长到4万担。陕西、四川、甘肃、直隶等省也在政府鼓励下种植罂粟。

　　《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开篇描述晚清经济时就说，有一种作物在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肯定扩大了种植亩数，这就是鸦片。按价值计算，鸦片一项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前是中国最大宗的进口货。鸦片和棉制品合起来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期占中国总进口的三分之二;至1898 年就下降到50%左右。下降完全是由于鸦片进口数量减少(鸦片价值没有下降，仍继续上升)，虽然棉制品进口量仍迅速增加。

　　1852年之前，中国每年进口鸦片总值从未超过800万英磅，之后的40年里，除了四年外，鸦片进口总值每年都超过了这一数额，有时接近1060万英镑。但到了1880年代，中国国内鸦片的产量开始与进口鸦片数量持平，此时英国对鸦片贸易本就稀缺的负疚感更可以被稀释，到英国人终于可以用数据证明，是中国人自己决心要自我毒害的。

　　1880年代，国产鸦片数量早已超过了进口鸦片。到1881年，不仅波斯鸦片进口全部停止，而且据当年英国驻上海领事提交给本国的贸易报告所说，“在四川、云南、山西、陕西、甘肃和贵州等省，印度鸦片几乎都被赶出了市场，现在简直不再运往这些地方，那里的消费全部由中国产的鸦片供应了”。中国鸦片的发展速度惊人，仅过一年即1882年，本土鸦片已经不仅完全满足国内需要，而且可以出口了。

　　另据《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洋烟进口量下降了15%左右，但洋鸦片的市值下降了35%到40%，到1906年，国产鸦片为58.4万担，而洋烟为5.4万担。

　　用土烟取代洋烟的民族主义运动非常成功。这背后是，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乡村依靠鸦片为生。在小农经济时代，他们指望罂粟获得温饱，禁烟却不引入工商业，就是敲掉他们的饭碗。

　　从南到北，从黄河到长江，处处可以看到罂粟田。因为收入高，农民愿意种。1830年代，南方农民种植鸦片收入是种植水稻的十倍。

　　1923年，旅沪颖州同乡会派专人到亳州、阜阳一带调查农民种烟情况，记者与种烟农民李某有几句对话。

　　记者：我这趟不能买，我是送货到亳州去的，随便问问价钱，下次预备带钱来收。这土贵啦，都要卖两吊多钱一两，你们种烟比种麦有多大好处呢?

　　李某：唉，那是好多咧。比方种一亩地的麦，顶多卖一二吊钱，种烟总可以收一百多两土，大概能卖200多吊钱呢。

　　考虑到当时的饥荒，朝不保夕的环境，贩卖烟土对种植的农民是衣食之计，甚至可以维持小康生活。不论土洋一概禁烟时，碰到的最现实的问题是，农民生计怎么办?

　　所以，不论是在清中叶，还是到了民国，铲除罂粟总是会在一些地方遭遇农民的暴力抵抗，那些农民没有活路。除非中国的经济结构有了极大调整，工商业发展使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有了出路，没有新饭碗就砸掉农民的旧饭碗，是个十分不明智的行为。

　　事实上，军阀割据时代，为了维护自己的财政收支，很多割据一方的集团对种烟眼开眼闭。

　　鸦片不仅关系到朝廷财政收支，关系到农民生活，鸦片这个钱袋里，更有着各级官吏甚至皇帝的巨大利益。

　　清廷的治则原则是，商业利益服从国家的政治利益。但在私下里，清朝历代皇帝都把广州贸易视为个人利益的重要来源。鸦片战争之前，粤海关监督被外国人误认为是户部的代表，实际上，他由内务府授权，负责把广州每年海关税收多达 855，000 两的现银输入统治者的私囊。

　　内务府就是皇室的钱袋子，国内最好的资源少不了内务府的身影，从黑龙江的金矿、江南丝绸、景德镇的瓷器、皇庄的收入，还有粤海关。在内务府的进项中，南方的两淮及粤海关交纳的银两是其主要来源，约占内务府总收入的70%。所以粤海关的另一个名称，叫天子南库。

　　贪污腐化和高尚的道德原则常常共存于一些权力中心。嘉庆年间(1796—1821 年)，广州每年应交皇室的关税余额为855，000 两银子，此款比帝国境内二十一个海关征税的全部余额(银2，261，000 两)的三分之一还多。

　　广州十三行为了应对官员与皇帝的勒索，成立了一个公所基金，每名行商都要把利润的百分之十放到基金里，以供皇帝勒索。其中账目显示1807年基金向皇帝上贡 5万5千两，为军费捐了6万多两，为治理黄河捐了将近13万两，向户部上交5千多两，为京城的官员们行贿用了20万两。从1807年到1813年这短短的六年时间里，公所基金总共支出了将近500万两银子，这当中，还不包括直接向商人们勒索的银子。

　　既然鸦片利润极高，禁烟时收租放行就是一门好生意，而弛禁时搜刮同样是一门好生意。

　　《剑桥晚清史》(上)描写，广东省早在1826年就已建立了一支专门捕捉鸦片走私船的巡逻船队。没有过多久，这些巡逻船便让走私船“快蟹”每月交纳三万六千银两而允许它们从身边悄悄通过。因此巡逻船于1832年被撤消，五年之后，即当邓廷桢想尽办法要消灭走私时，又被恢复。

　　这些海上巡逻船吸引住了一心想谋取暴利的所有贪赃枉法的官员，甚至水师提督韩肇庆也要为抽取佣金而转运鸦片。广州的大商号也被牵连在内，这些商号唯恐洋药危及它们的合法生意，确实设法不使自己过深地卷入洋药贸易，但最后对此也满不在乎了。许多商人都从事这种贸易，例如福建批发商、广州布贩、山西银行家等。所以，从日后对鸦片战争的一些笔记来看，很多当地商界人士在官方眼里都是一丘之貉。他们划着快蟹，接应鸦片贩子，为他们贩运，毫无廉耻之心。

　　鸦片走私者和当地的官吏们分肥，形成官兵捉强盗的游戏，强盗必须要捉，但不能使劲捉，否则官兵的致富之路也就堵上了。

　　林则徐南下禁烟时处理过王振高的案子，这个王振高，由于渎职从军队中开除，营谋成为海岸巡查，每200磅鸦片收受40银元贿赂，把已经没收的几百箱鸦片卖掉，谎称是从鸦片贩子手里缴获的。

　　政府的道德感在清末接近灭亡时复苏，不过，由于上述原因，鸦片从没有被铲除干净，民国同样不可能，虽然民国政府着力禁烟，但他们的统治区域只有长三角地区狭小的一块，不可能对云南、四川、甘肃、内蒙、陕西进行整治。真正鸦片的禁绝是在1949年以后，以政府的强权进行。农村的经济模式一变再变，农民没有了自己的土地，鸦片也就没有了附着的根基。但农民的生计问题仍未真正解决，只要一天不解决，我们很难说类似于鸦片这样的余孽会不会换种面孔卷土重来。直到1978年后，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有了获得新的工商业饭碗的可能，鸦片的土壤才被根除了一部分。

　　从骨子里根除伴随鸦片的精神萎靡更难，李鸿章从道德上厌恶鸦片，他的外孙——张爱玲的父亲就是个不折不扣的鸦片鬼，在张爱玲的笔底下呈现出幽暗的、狂欢的堕落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