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脚医生就是好”

　　1965年6月26日，当时国家卫生部门主要负责人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谈到：中国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严厉批评了卫生部的工作并强调要将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1968年夏天，上海《文汇报》刊载了一篇《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文章。同年第3期《红旗》杂志和9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都全文转载，也就是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把农村半医半农的卫生员正式称为“赤脚医生”，毛泽东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从此，“赤脚医生”成为半农半医的乡村医生的特定称谓。

　　提起赤脚医生，人们一般会浮现出一个肩挎药箱、头戴斗笠、面孔黝黑、赤脚走在田埂上的形象。过往的官方宣传和研究一般都认为，赤脚医生们主要以中医、草药为治疗手段。然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方小平博士在BarefootDoctorsandWesternMedicineinChina(《赤脚医生与西医东渐》)一书中却指出：赤脚医生们“一根针一把草治百病”的形象主要是官方宣传的产物，实际上，赤脚医生们在行医过程中绝大多数使用的是西药，他们的行医实践推动了西医在中国农村的普及并在客观上动摇了一般老百姓对中医的信仰。

　　普及西医、排斥中医

　　过往对于赤脚医生这一群体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他们在1960、1970年代的医疗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他们和这一体系之间的关系，而方小平却另辟蹊径，考察赤脚医生如何推动西医在中国农村的普及，作者选取了浙江省内的七个县为研究案例，通过地方志、档案资料以及口述材料，勾勒出了这一区域内1968年到1983年间赤脚医生的行医图景。

　　本书的开头回顾了中国农村医疗的历史，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农村的医疗状况和“文革”前农村的医疗制度。作者随后介绍了赤脚医生的选择标准(主要由当时生产队干部，从政治思想好的贫下中农子女里选出)和培训方法(主要教授注射、止血、人工呼吸、打疫苗以及如何使用止痛片、阿斯匹林、黄莲素、磺胺类药等药物)如何从根源上改变了农村医疗人员的知识结构和行医方式。在全书的第三、第四章中，作者对当年的赤脚医生和病患进行了采访，并结合档案材料指出：尽管赤脚医生在行医的过程中会结合中医与西医的治疗方法(例如在开西药的时候也会对一些病患进行针灸或是配以中草药)，但是，随着西药价格的下降以及供应链的完善、采摘中草药的困难、服用西药后见效快等因素，赤脚医生们也越来越倾向于使用西医来医治病患。而不少农民在体验了西医之后，开始逐渐排斥中医。作者援引的浙江富阳勤功大队的档案材料记录，在推广使用中草药时，有社员说：“草药能够治好病，天下没有死的人。”有的则说：“猪草怎么能医治人的病呢?”还有的社员则干脆把从大队合作医疗站配来的中草药一包包地抛在路边，社员表示：“不进医院不安心，不打针不放心，不吃西药不放心。”

　　在全书的最后两章，方小平还对赤脚医生的身份认同、在当时农村中的地位以及与病患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考察，他发现：赤脚医生在当时的农村中受到普遍的尊重，有着比村里的领导干部还高的威信，但由于这种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以及高于普通农民的收入，赤脚医生的选用成为社队干部的重要权力，在选择赤脚医生时安置亲友、以权谋私现象也相当普遍。

　　质疑：浙江七县的医疗情况具有普遍性吗?

　　在现存的《赤脚医生手册》中普遍提及，赤脚医生应该掌握针灸、推拿等技艺。尽管作者方小平在书中描绘了赤脚医生以及农民们对于西药的偏好，但并没有说明在当时的农村中，针灸、推拿等传统的中医治疗手段是否被替代或是边缘化了。因此，仅从药物使用这一单一的角度来说明赤脚医生推动了西医在中国农村的普及并使得中医被边缘化，是有失偏颇的。与此相关的一个批评是，赤脚医生们采用西医手段给病患注射抗生素的同时，往往也会配以中医的调理方法，即，在赤脚医生的治疗过程中，中西医的治疗方法是结合进行的，并不一定存在“西风压倒东风”的局面。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方小平的研究样本局限在浙江省杭州市市郊周边的七个县内，当地赤脚医生的行医情况，是否适用于中国的其他地区呢?在西北、西南等地，交通运输以及信息传播的不便很有可能使当地的赤脚医生们难以获得西药以及和西医有关的知识，那么，这些地方的赤脚医生们又是如何行医的呢?对于这些问题，方小平的书中并没有涉及。

　　参考文献：

　　XiaopingFang.BarefootDoctorsandWesternMedicineinChina.Rochester,N.Y.:UniversityofRochesterPress,2012.xii,294pp.$90.00

　　Ka-waiFan.Bookreview:BarefootDoctorsandWesternMedicineinChina.TheJournalofAsianStudies/Volume72/Issue04/November2013,pp973–975.

　　VivekNeelakantan.Bookreview:BarefootDoctorsandWesternMedicineinChina.MedicalHistory/Volume57/Issue04/October2013,pp598–599.

　　A.J.Smith.BarefootDoctorsAndTheMedicalPyramid.TheBritishMedicalJournal,Vol.2,No.5916(May25,1974),pp.429-432.

　　抗疟疾运动如何建立新中国民众的政治认同？

　　“卫生”与“爱国”

　　4月25日是世界疟疾日，据世卫组织的报告，全球大约有40%的人口受疟疾威胁，每年有3亿到5亿人感染疟疾，100余万人死于疟疾。鉴于疟疾对人类健康造成的危害，世界卫生组织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便投入了大量资源用于疟疾的预防和治疗。

　　新中国成立以后，针对传染病肆虐的情况，发起了爱国卫生运动，其中的一个重点便是对疟疾的防治。经过数十年努力，到1998年，13亿中国人中只有31000例疟疾报告，疟疾的发病率被降到了四万分之一，比1954年时下降了百分之九十九。美国阿尔玛大学的卜丽萍教授在Anti-malariacampaignsandthesocialistreconstructionofChina,1950-1980(《抗疟疾运动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1950-1980》)一文中，对新中国建立前三十年的抗疟疾运动做了梳理。她认为：新中国对疟疾的成功防治取决于中央政府的引导和宣传、不同地区政府及政府间不同部门的合作、多层次的医疗救护体系、农村中的赤脚医生以及药物的普及等等。更为重要的是，抗疟疾运动，作为爱国卫生运动的一部分，不仅改善了中国一般老百姓的卫生和健康状况，更进一步改变了他们的传统观念、培育了他们对于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认同。

　　移风易俗、改造世界

　　1952年，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政府以“移风易俗、改造世界”为口号，呼吁广大人民群众由被动的求医者，变为主动抗击病患的主人翁，并积极参与到防治疟疾的运动中来。

　　然而，要想改善卫生健康状况，就必须掌握现代的医学知识。但在当时的中国，文盲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在这一背景之下，扫盲运动开始了。城市里的单位和农村中的公社开始动员不识字的成员参加扫盲班。扫盲班的主旨是“面向工农兵大众，提高工农兵科学知识”，在教学员们听说读写的同时，还对他们进行了社会主义的教育和宣传，并在这一过程中塑造了他们的政治意识。

　　除了文字宣传以外，当时的各级政府还非常重视使用视觉材料，如海报、小册子、墙报等形式。而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或是偏远地区，相关宣传品还被允许以当地方言或是少数民族文字来印刷。

　　即便如此，受制于传统风俗、迷信观念的影响，很多民众还是对政府的宣传和卫生措施表现出了抵制。例如，北方的农村中，流传着在五月份清理床上用品会导致丈夫或是儿子死亡、或是“五月灭苍蝇、秋天不丰收”之类的说法。而在苏北的农村，当地民众对于抽血化验或粪便检验非常抗拒，因为前者被认为受之于父母，而后者则是肥田的好材料。而不少地方的农民对于被氯化消毒过的水也非常反感，认为水的味道大不如前。然而，随着疟疾、痢疾以及霍乱等疾病的发病率大大降低，当地居民逐渐开始接受了这些新式的卫生措施。

　　除了扫盲班以及各种图像宣传以外，政府还通过编三字经式的口诀以及利用窗花、剪纸等传统艺术形式来传播防治疟疾的卫生理念。在文章的最后，作者卜丽萍认为，不同于世界卫生组织发起的那种单纯从医疗药物角度出发的防治疟疾行动，新中国的政府在对抗疟疾的过程中，充分发动了群众，将千百年来被动求医的民众变成了主动参与改善卫生环境的参与者，并通过或传统、或现代、或民间、或官方的各种文化、艺术形式传播了现代科学的知识，最终将疟疾消灭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在消灭疟疾的同时，又重塑了一般民众的价值观念，进而培育了他们对于社会主义和新中国的认同感与自豪感。

　　参考文献：

　　BuLiping.Anti-malariacampaignsandthesocialistreconstructionofChina,1950-1980.IssueNumber39,December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