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写于2008年

　　上次说过，今年4月12日，我为调查中原乡村那三年的真实情况，特意起了大早，驱车赶往北京郊区，采访了两位大饥馑年代的亲历者。之前他们并不知道我来有这个目的，以为只是一位借春游之机到郊区看望远亲的一次普通造访。我前后与两人分别的谈话，都是从随意聊家长开始，聊着聊着我突然问道：“58年后那三年的事，你还记得吗?”之所以选择这样突然发问，目的有两个，一是怕听到含有水分的不实之词，二是怕他们不愿意回忆痛苦往事而拒绝我的采访。

　　没想到，两人一听我问起这事，立刻像被注射了一针吗啡似的，声音陡然增高，几乎是喊出来一样：“呀，那几年可是太苦了……”“这辈子忘不了啊，我差点被饿死……”，接下来不用我多问，他们就像打开了记忆的阀门那样，一点一点地述说起往事来。这两个人我是前后分别询问的，上次写了河南西华县的孙伟光的回忆，刚抽空把河南沈丘县张耿氏的回忆也整理出来。两篇文字都尽量保持原话，分别记录下两人的回忆：

　　沈丘县莲池公社陈庄张耿氏的回忆——

　　我们村撑死的比饿死的还多

　　我出生在1935年，今年73岁。

　　我们莲池乡紧邻一条河，10多里河道直拗拗的，土地肥沃，老人都说这里风水好，过去还出过一位娘娘呢。公社刚成立那会儿还中，到1959年就不中了，吃不饱了，60年真是太苦了。记得村里人都到河里捞杂草，偶尔能摸到几个蛤蜊那就算开荤了。捞回一点点杂草，在杂草里掺点谷糠或一点瘪豆子，糠和瘪豆也没有了就掺点坏红薯面，捏成窝窝头充饥。那时候发霉的红薯5毛钱一斤，晒干磨成面，吃起来很苦。就这也吃不饱，一人能分上两个小窝窝头，河里的草也越来越不好捞了。

　　60年太苦了，幸好我们村挨着那条河，能捞点杂草充饥，那还是饿死一些人，我也差点被饿死，人饿狠了那滋味忘不了，想想都吓死人啊。怎么也没料到，第二年1961年秋天收成了，我哥哥和好多人却被撑死了。那年秋季收下粮，公社食堂开伙了，人们吃了还想吃，哪知道肠胃不中了，饿时候太长了，肠胃变得精薄，猛一吃多，人就不中了，这一下撑死不少人呢，我们村撑死的竟比前一年饿死的还多!

　　还说60年，那时候孩子饿的嗷嗷哭，我姥姥下地干活时偷偷往腰里别了两小块红薯，收工时一紧张顺裤腿掉出一块，被发现了，薅到场院挨批斗，回来后人就不中了。那时经常批斗人，刘庄陈文德说了句“西北出了扫帚星，怕是要反天了。”为这一句话，他挨批斗挨了半个月。那时上头可能有精神，发动各村批斗坏人，“坏人”站当间(中间的意思)，上去一群人，你一拳我一脚，倒下去马上揪起来接着再打。

　　有个中农，饿得受不了，又没钱买红薯，想起自家入社时太实诚，能交能不交的东西都上交了，饿得半死时越想越生悔意，就发了牢骚，这下更坏了，被戴上“反攻倒算”的帽子，也被反复多次批斗挨打。

　　60年春夏是最难过的时候，那年春季树遭罪了，梨树叶不好吃，人也揪来吃，桑树叶吃了浮肿，也有人吃。那些榆树叶、柳树芽刚发出来就叫人撸光了，发出来又撸光了，几次后再就发不出来了。有一种长穗穗的枸树，以前没人吃，那年春上也成好东西了。不久之后，村里所有的榆树皮被剥得干干净净，都被当成粮食吃了。

　　那时候吃大食堂，到了60年，大食堂差得没法提了，当时有句话说“勺子七猛子，捞个菜梗子”，说用勺子捞啊捞，七八下只能捞个菜梗子，真是那样，饭稀得像清水。我在食堂做过饭，做13口人吃的饭，就是一大锅水，撒把盐，几根菜切切扔进去。有几天好过一些，收获了一种叫“根达”的菜，大叶子，叶片厚厚的，奇怪的是叶片里净是小黄蛆，这种菜在地里长得特别快，有蛆虫大家也欢迎，毕竟暂时能充充饥。

　　家家户户的人饿极了，夜里纷纷出来偷队里的作物。我跟丈夫偷过地里的豌豆秧子，顾不上多想，连秧子带豆揪一些往家跑，吓得魂都丢了，就这样度过最困难的半年。记得那时我们生产队的队长叫张文泉，他心眼好，不想看着大家一个跟着一个饿死，上头布置为防止偷盗集体作物，让安排人夜里巡逻防盗。张队长故意透漏说“上半夜巡逻”，村民们就上半夜睡觉，下半夜跑地里偷吃的。张队长后半夜假装在家睡觉，第二天上头追问，他就说“我们队没有人偷东西。”后来大家生活好过了，他早不当队长了，可是威信一直很高，谁家有好吃的先就想起给他送点尝尝。

　　( 我问：“队长挺好的，村民连夜里都能往地里跑，也不懒啊，收成怎么就那么不好呢?至于把人饿死呢?” )

　　哎，说起这个真气人。58年人民公社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不知上头什么人出的馊主意，让下头瞎折腾，到处挖鱼塘，规定每30亩地必须挖一口深塘，说是以后塘里能养鱼，挖出的土垒在塘堰上，打算种桑树，以后家家户户养蚕，农民就能穿上过去只有皇上和豪绅才能穿得起的绫罗绸缎，过上共产主义的富裕日子。每口塘都挖得很深很深，挖塘时干部接二连三来检查，干活的人被要求边干活边大声喊口号，“大跃进啊，掏劲干啊……”一旦发现谁“偷懒”会挨批斗，累坏了不少青壮汉子。

　　(我问：“后来养鱼、养蚕了吗?”)养个鬼啊，什么也没养就不再提这些事了，挖的塘也不能种庄稼，一直废弃在那里，每年夏天下大雨后灌满了黄汤儿，农村孩子没地方玩，就结伴跳下去游泳，由于那塘没有河床的缓坡，直愣愣的深，整个中原乡村为这可没少淹死孩子呢。当然有的塘后来被重新填平了，白挖了，有好些到现在也没填上，里面住了好些水蛇，挺吓人的，年年还有孩子被淹死。

　　59年、60年又兴起深翻土地，所有的农田都让深翻一遍，多深?一米多深，上头有统一标准，农民挖着，干部随时用细长棍子丈量，到那个刻度后，差不多一人深的时候才中。这下坏了，有油性的土弄底下去了，生土被翻上来了，这两年的产量当然不中了，麦子出得不像个样子，产量更不用说了。

　　产量不好不让说，到了秋天，把以前的干豆秸码得高高的，上面铺一层粮食，用给来视察的干部们表功。还让社员敲锣打鼓，用轿子抬着干部们四处游街、争相表功，抬着轿子冲上级办公处、冲街上的人大声喊：“丰收了!又立大功了!”回来没过多久就开始饿死人了。

　　60年饿死的人太多了，后来中央就下来政策，实行“暂借地”，暂借给每个农民半亩地，还有1分6(个别村是2分)自留地，规定暂借地和自留地的收成不用交公粮，这条政策一出来，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人的饥饿就缓过来了，家家户户种红薯，红薯产量高，旱涝保收，秧子和薯根都能吃，农民的脸色慢慢就不像病鬼似的了。

　　(我不禁松了口气，高兴地说：“这下你们可好了!”没想到张耿氏马上瞟了我一眼，忿忿地说)好?能好到哪里?刚好没多长时候，又搞起狠批“三自一包”，暂借地、自留地都收回去了，当时说好每人1分6自留地的政策保持30年不变，一批“三自一包”也都收走了。哎，农民命苦啊!

　　1958年人民公社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为中原农民描绘了一幅乌托邦的美好前景，挖鱼塘、种桑养蚕、深翻土地累坏不少人，毁了不少良田……60年饿死的人最多，61年秋收了，好多人却被撑死了，我们村撑死的竟比前一年饿死的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