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首部延川知青丛书《延川插队往事》《赤脚医生往事》对话签售会”上的发言

　　我觉得赤脚医生孙立哲是菩萨医生，但不认为赤脚医生制度是菩萨制度。因为赤脚医生孙立哲是人道主义医生，而赤脚医生制度是非人道主义制度。

　　历史上，乱世出名医。战国的扁鹊、三国的华佗、隋乱的孙思邈、文革的孙立哲，都是乱世名医。宋金战乱时，还出过一个叫王克明的名医呢。为什么乱世出名医?因为乱世间，百姓太苦了，救民水火的神医事迹被老百姓刻骨铭心，得以传颂下来。北京知青到陕北插队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非战乱时期百姓最苦的年代。

　　按照用时间划分的历史年代，我们1949年就进入当代了。但因为没完没了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乱世环境，导致那之前战乱年代形成的贫苦农民生存状况没有得到改善，医疗建设不足，缺少本应正常建设的现代医疗保障体系，农民就医十分不便。于是靠短期培训农家子弟，解决农村防治传染病和初级医疗的燃眉之急。这成为赤脚医生的起源。

　　这个事物源起于大跃进时候。1958年7月毛泽东写送瘟神诗，肯定和赞誉了卫生部门在农村消灭血吸虫病的突出成绩。然后上海在大跃进的环境下，突击短训了三千多个农民卫生员。据文革期间的介绍，1961年被“中国赫鲁晓夫在上海卫生战线的代理人”搞垮了。1963、1964年四清社教运动中有所恢复。1965年毛泽东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在暴力土改、镇反杀人、大炼钢铁、公社化运动和强征粮食时，在终于造成大饥荒、导致人相食时，没听到督促医疗卫生的“最高指示”，而是掩盖真相。1965年却与表扬卫生系统送瘟神诗的态度相反，突然指责卫生部，给扣上个“城市老爷卫生部”的帽子，把十几年没怎么发展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责任，一下子推给政敌。然后，文革中“涌现”了一大批赤脚医生。全国赤脚医生数量一度达到150多万名。总之，赤脚医生是随着一浪一浪的阶级斗争极左大潮发展起来的。

　　“赤脚医生”这个词出现于文革狂热的1968年，9月份《红旗》杂志和9月14日《人民日报》把这个词推向了全国。这个词是指未经正式医疗训练、仍持农业户口、一般是“半农半医”的农村医疗人员。

　　在理解赤脚医生的性质时，有几个那时候的要点，不可忽略：

　　第一，医疗卫生大权一定要由贫下中农自己掌握。

　　这个要点针对的是“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卫生战线的代理人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医疗卫生路线”这一诬陷，理由是这样可以保证贫下中农看病。网上可以看到对令计划父亲令狐野的一段叙述：他住在乡村，懂医，虽然不是赤脚医生，但会给生产队的社员发放防暑药品，给周边村子的赤脚医生免费培训，也会给上门求诊的穷苦老百姓看病。但对于富农、地主，别说看病，他连自家大门也不让进。这就是医疗卫生战线的阶级立场。那时候医疗也叫“战线”，地富反坏右在“战线”另一边儿，是敌人，而不是“人”。而赤脚医生的原则是为贫下中农服务，不是为阶级贱民服务，“为人民服务”有不可逾越的阶级性前提。这种反人道主义的人间不平等，在文革期间被赋予正义价值。孙立哲的舅舅文革中患癌症，但因为是地主出身，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医院拒绝给治疗。孙立哲就偷了注射器，每天在家里给舅舅抽胸水。

　　第二，贫下中农掌握培养赤脚医生的领导权。

　　文革中报道，一个村庄不让城市下放回乡的护士当赤脚医生，而另选一个贫农的女儿。因为贫农出身的赤脚医生政治上可靠。有一个赤脚医生“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嫁给了一个富农的儿子，垮掉了”。就是说由于政治立场的问题，取消了那个女孩子的赤脚医生资格。贫下中农掌握培养赤脚医生的领导权，就是牢牢地掌控这种政治歧视，使阶级贱民在医疗卫生领域永无出头之日，而保证赤脚医生战斗队伍的血统纯洁，有利于保持社会的分裂、冲突和压迫状态。

　　第三，通过公社卫生院和农村实践培养赤脚医生。

　　当时上海的报道说，公社卫生院举办抗大式训练班，为时两个月，以老三篇为基本教材，由贫下中农进行阶级教育，根据实践中的问题进行业务教学。只有在对生命毫无敬重理念的情况下，才会有如此不尊重医学科学的培养方式。

　　第四，认为旧医学教育制度严重脱离政治、脱离实践。

　　所谓“旧医学教育制度”，是正规培养医护人才和医学专家的教育制度。而赤脚医生的发展带来的方向性教育革命，是否定专业教育，政治挂帅。这是发展赤脚医生的重要意义所在。当时根据赤脚医生的“成长”情况，对医学教育总结有三点：

　　① 医学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这第一点强调的不是为患者——人服务，而是为政治服务。这是赤脚医生制度的核心价值。所以，赤脚医生时代的医学教育，一定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把毛泽东的老三篇和实践论、矛盾论文章作为必修课。那么，救死扶伤的目的不再是人的生命，而是体现无产阶级政治价值，体现毛泽东思想的伟光正。

　　② 医学院校的招生对象主要应是赤脚医生和卫生员。

　　这第二点，目的是培养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学员，他们首先必须按规定去热爱领袖和其他指定事物。这是保持医疗战线革命队伍血统纯洁的一部分，是培养共产主义乌托邦新人的实验的一部分。

　　③ 坚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

　　这第三点认为医学最主要的事情是普及，提高也必须是沿着工农兵所需要的方向去提高。这是套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逻辑，是反艺术规律之后，又反科学规律的逻辑。实际上，针对客观存在的人类疾病的医药和医疗科技进步，一定是在实验室里、手术室里完成了提高之后，才可以去普及的。它们只能集中在大学里、大城市里。

　　总之，“赤脚医生”是中国在社会经济不发达情况下，主要依靠政治动员来解决农村基本卫生保健问题的一个实验。这个实验纳入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通过阶级斗争政治手段制造出思想改造好的新人类的总体社会实验。试图消灭旧人、创造新人，是极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极权主义是对人的非政治生活的无孔不入的政治统治，赤脚医生制度被纳入其中，成为这种统治的一部分。那是在用政治运动进行的制度实验中，伴生出来的一种突出政治价值的医疗卫生制度实验。毛的这个社会实验，破坏了中国社会经济走向发达的进程，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从文革开始，赤脚医生以政治群体的面貌出现，以政治群体的面貌发展，以政治群体的面貌结束。但作为个人，赤脚医生基本都是本村本土、乡里乡亲的人员，即使是插队知青，也是与村民熟识、得到村民信任后才担任赤脚医生的。在这样小范围的患者群体中，面对的都是本生产大队的熟人，赤脚医生都态度友好，往往并不生硬地坚持政治挂帅的医疗卫生原则，而是人性犹存，尽力救死扶伤。

　　但是，赤脚医生医疗水平普遍低下。各村都有赤脚医生，都经过卫生院的培训，但为什么远近那么多村庄的老百姓，都要跑到关家庄找孙立哲看病呢?为什么无数的老百姓不能指望普遍推行的赤脚医生制度，不能指望本村熟悉的赤脚医生，而只能像古代一样，指望悬壶济世的神医个人来解救民间疾苦呢?历史年代不是只能用时间划分的。几十年前的斐济，还停留在我们近三千年前的春秋时代。而1949年后的中国，也并没有走出古代。

　　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对于小病小灾，解了燃眉之急，使小病小灾一般不酿成大问题。十里八乡甚至外县的、榆林地区的无数贫苦农民，都是因为大病大灾或疑难疾病去找孙立哲的。这些农民身边有无数的赤脚医生，但没人能解决问题，他们只好去找孙立哲。我们公社也有很多赤脚医生，但还有农民在母亲病重时，跑到延川去找孙立哲求医，至今感恩孙立哲。全陕北几乎各个村庄都有赤脚医生，但只有孙立哲一个人能治大病，能达到救苦救难的高度。所以，我们无法用孙立哲一人的成绩，去证明赤脚医生制度的优越性，因为那个制度并没有解决农村的医疗需求。

　　除个别人外，赤脚医生都是好人，都想给老百姓治好病，总是崖(nái)里上沟里下万苦千辛。不能否定一位位赤脚医生为苦难农民提供的服务。但几乎遍及整个陕北各处，甚至黄河东岸山西，无数农民离开身边的赤脚医生，来找孙立哲求医。这样的事实说明了什么?一方面，长年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的实验，使得农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没钱上医院看病，他们听说找孙立哲可以免很多费用。另一方面，根据那时期的报道，在中国有102万乡村医生时，其中近70%是初、高中毕业生，近10%是小学毕业的。这个数字告诉我们，那时农村的医生中，至少80%没有学过医，所以各地农民才会去找专业水平的孙立哲看病。这种情况说明的是赤脚医生制度实验的反智性质。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进行医学领域的教育革命，培养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政治可靠的学员。甚至把城市和大学的医学专家下放基层，导致他们没有条件发挥医学专长。这种做法并不是在关心民众疾苦救死扶伤，而只是在进行继续革命、破旧立新的实验。破旧立新是继续革命的核心。破掉各个方面的任何旧权威——包括医学权威，立起毛泽东思想一个新权威，这就是“破旧立新”。赤脚医生不过是这个新权威在医疗卫生领域的载体，是新人类实验的一部分。如果医学界都被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政治挂帅的学员占领，那赤脚医生制度可就真得造成新的人道主义灾难了。

　　而孙立哲和他的医疗队，超越了那时宣传鼓吹的赤脚医生非专业医疗常态，突破了非专业政治压力，以专业的水平救治贫苦百姓。当时全国一百多万赤脚医生中，我听说的只有孙立哲一个人在读英文和德文的医学书籍，在孜孜以求地学习医学专业知识，在做专业水平的大手术。他培养赤脚医生时，始终专业挂帅。虽然他也曾被极左利用，有过不尊重知识分子的偏激举动，但他拒绝了为鼓吹交白卷和大学教育无用去背书的政治要求。他在农村的与反智政治大潮逆向进取的医学专业精神，强烈的渴求知识的精神，才是在那种歧视知识、毁灭知识的文革环境下，对生命的最高敬重!没有对知识的尊重和渴求，没有对赤脚医生政治价值的突破，就没有这位神医，没有这个菩萨。

　　孙立哲前几天和我交流，他说“人道主义的基础是人类同情和泛爱，是对以阶级划分敌我界线时产生的各种蔑视人民基本生命权的各种无情行为的反抗。”实际上，从他给地主舅舅抽胸水那一针起，他就进入了这样的反抗境界，体验到人道主义的力量。所以，尽管那时不一定是人道主义自觉，但他给贫苦农民治病时表现出来的，却是人道主义精神，是人道主义的同情和爱。

　　如果用“精神”这个词描述孙立哲农村行医的宗旨和主要意义，那就是人道主义精神，而不是赤脚医生精神。人道主义是人性的泛爱，赤脚医生是阶级性的、指向性的热爱。爱是人性情感，是追求人权的基本情感;而热爱是党性情感，是拥戴极权的必须情感。孙立哲对我说：“人道主义的本质是天赋人权。”很少有人愿意去做复辟极权主义的反动派，大多都赞成人权至上，那么我们就不能使用极权主义精神资源，而应该从人类普世价值中寻找人道主义精神资源。我觉得这才是孙立哲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