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农民的孙子。靠着我那在清末考取过初级功名的祖父将我父亲送进大学，我便出生在城市成了城里人。虽然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上山下乡运动使我又重操曾祖父的职业当了九年“新式”农民，但到了改革开放农民这一职业最后还是在我们家终结了。

　　我当新式农民的地方是湘南一个叫樟树下的人民公社，在这个公社一个叫桐木大队岭下生产队的山旮旯里我极度劳累与饥饿地生活了六年。凭着这种共同牛马般的劳动经历，我与岭下的农民兄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也使我了解他们的家史甚于解我自己的家史。

　　几乎是我到岭下生产队插队落户的第二天晚上，一个年约六旬的高个子老汉就来我的小屋坐，庄上人都叫他三爷。事先我已探知岭下的阶级状况，知道三爷是富裕中农，这个成份虽不“响当当”，但也不属于会“放毒”的阶级敌人，因此我也就放心地让他来坐来聊天。就因为几年里三爷在我小屋里的闲侃，使我对岭下过去的人和事有了相当多的了解。

　　三爷的闲聊是从他自己的家事开始的。他告诉我，他有三兄弟。他的两个哥哥三爷称他们“我老大”“我老二”。那时老大早死了，老二仍健在，村里人亲缘关系近的叫他二爷，远的叫他九爷。

　　二爷身高一米六出头，比三爷矮十几二十公分，又老实又不爱交际。“我老二从小身体不好，父母就想让他读书找出路，但他不中用，没读出个名堂。”三爷这样评论自己的二哥。三爷最推崇的是他“老大”，说他老大身高体壮力气大，三百多斤的担子挑起就走，百多斤的担子挑个三几十里不用歇脚。

　　从三爷嘴里我也知道他“老大”走南闯北见过世面：当过脚夫也当过兵，还在汉阳的铁厂和水口山的矿务局做过工，最后又在族人开在县城的伙铺(旅馆、客栈)中做大厨，是一个十分能干的人。不过，这样一个力大又心灵的人结局却不太好。因为嗜赌如命，他输掉了土地、房屋，也输掉了家里最后一件“值钱”的东西——灶头上的火钳;在当他准备将小儿子马拐卖了筹集赌资再战时，族中的长者制止了他。民国三十五年(当时乡下老辈人喜欢用旧年号)，贫病交加的“老大”倒毙在路边的田墈脚下，没能等到翻身解放的日子。当然，他的小儿子马拐在几年后的土改中成了贫雇农，农村中的无产阶级。

　　马拐的成分虽响当当，但比起自己的哥哥“牛拐”却还是差了点。因为牛拐是城市的的无产阶级——工人老大哥。

　　三爷告诉我说，他大哥死后，侄儿牛拐立即走上了他父亲的老路：成天脚趿破草鞋、腰缠烂汗巾在墟市上与赌钱打牌的二流子为伍。人们开始议论，说牛拐哪天也会同他老子一样倒毙在哪条田墈脚下。然而人算不如天算，谁能想得到牛拐的命却比他老子、比岭下任何人都好得多呢?民国三十七年[1](1948年)牛拐“卖壮丁”当兵以后，不久就在一次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并由此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抗美援朝时他又成了志愿军战士。在部队，牛拐学了文化、学了技术，复员以后就成了省汽车运输公司的司机，响当当的工人阶级。

　　虽然有的穷苦人卖壮丁是出于无奈，但据三爷说卖壮丁也常是一些二流子干的勾当：他们收了人家七、八十块光洋后，就替人家去当兵。然后他们再从军队中开小差逃出来。有的人过后又将自己重新“卖”出去。牛拐应当不是那种反复卖壮丁得益的二流子，但他这一次卖壮丁使自己获得了极大的收益却是实实在在的。

　　与自己的大哥一样，三爷年轻时也当过兵。“当时我们就驻扎在你们长沙”。因为我来自长沙，所以三爷特意强调他也曾到过那里。不过，三爷在军队中没有干多久就当了逃兵。他说他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逃出兵营的。在躲过搜捕以后，他长沙、湘潭、衡山、衡阳、祁阳、归阳，一路历尽甘辛，靠步行回到了八百多里外的岭下家中。

　　三爷的父母想必也是贫穷的农民。因为据三爷说，他们三兄弟分家时，每人只分到一亩七分田土。而我到岭下生产队时，生产队人均田土是一亩四分。三爷兄弟当年每人分得的田土多于几十年后岭下生产队的人均田土数。

　　由于只从父母那里分到一亩七分田土，所以最初三爷的家境并不好。一亩七分田土的出产，一两个人糊口大概够了，但要养老婆孩子显然不行。同时，一亩七分田土的农活也花不了多少时间。于是在侍弄这一点点田土的同时，三爷也去当脚夫。沿着弯弯曲曲连接湘南与粤北的石板古道，三爷与其他脚夫一道为商人将茶油桐油烟叶等湖南土产挑到相邻的广东乐昌，再从乐昌挑海盐回来。三爷谓之为“挑盐脚”。那时粤汉铁路还没有修通，湖南的水运也是“船到郴州止”，湘粤间的商品运输要靠脚夫。

　　从桂阳州到乐昌来回要走好些天。白天，脚夫们挑着百斤重担翻山坳过田垅地赶上几十里路，辛苦是自然的。不过夜晚当他们到达投宿的乡镇小伙铺时，也还是能够好好休息一下。三爷说，那些乡镇小伙铺不但供应热饭热菜热汤，还有热水给脚夫们烫脚。伙铺的老板对脚夫们十分亲切，老板娘还常与脚夫们“打情骂俏”。当然，这一切都是为了赢得过路客商和脚夫们的好感，下次再来住他们的店。

　　三爷说，那些乡镇小伙铺不单只向过往旅客提供食宿，也提供一些其他隐秘服务。例如，只要你肯出钱，伙铺的女用人会为你洗脚、甚至陪你上床。挣的虽是几个辛苦钱，但仍有脚夫经不起伙铺里的“女用人”甚至老板娘本人的引诱。结果，“肩膀上压出槽，抵不上床板摇”，辛辛苦苦肩上压担子压出槽来才挣到的几个钱，随着床板吱吱一摇，就从自己口袋流入了别人荷包。

　　三爷那时虽然年轻，但并不风流。不过最主要的是他舍不得将自己辛辛苦苦压担子挣来的钱随着几分钟的床板摇动就送到别人手里。他也不参与伙铺里的牌局赌钱。三爷虽然十七、八岁就将三娘娶了回来，但起初八、九年，三娘一直未为他生一男半女。

　　三爷既肯干、又节俭，家庭人口又“素净”，这就使他有了些余钱剩米，也就是有了一点积蓄。就这样，几年后三爷终于买下了一块虽然偏远一点、虽然较为荒芜，但价钱却便宜的茶山。

　　花了一个冬天，三爷将那块荒芜的茶山垦复了。他又听人说在新垦复的茶山上种荞麦会有好收成，于是就在自己的茶山上种了荞麦。果然，荞麦的收成不错。辛勤垦复的茶山也给了他丰厚的回报──油茶树果实累累，茶油产量成倍增加……。

　　三爷就是这样干着。他既比自己大哥勤劳肯干，又比自己二哥精明能干。不过还有一点也许极为重要，那就是三娘的肚皮不争气，生了儿子识平以后就没了作为，而不象二娘那样接二连三地为二爷的家庭添丁加口，直添得家里屋徒四壁、隔夜无米。

　　由于家里嘴巴少、消耗少，总的来说由于家庭的物资生产大于人口生产(大爷、二爷家却正相反)，就使三爷有了余钱来买第二块茶山、第三块茶山。就这样，十来年光景，三爷就拥有了成片面积颇大产量很高的油茶林。接着，三爷又陆陆续续买了些田、买了些土，还建了一幢新屋，民国三十七年他又讨了一房小老婆。不过，还没等到小老婆为他生儿育女、繁衍人口、分薄家产，天下就换了主。

　　土地改革时，三爷的田土和茶山都分给了别人，小老婆也改嫁他乡。由于三爷土地改革前已拥有较多的田土茶山、讨有小老婆，所以乡亲们私下议论说，按三爷的家产，他完全够划地主。而三爷之所以没有被划为地主，是因为“马拐”和二爷两家帮了他。马拐与二爷当年是村里的“土改根子”，工作队萧队长那时就住在二爷家里。

　　“萧队长最信任二娘!”岭下的乡亲们这样评论。

　　二娘是二爷的老婆。虽说二爷是个老实巴交的男人，但二娘却是个泼辣强悍的妇女。我刚到生产队时，不到六十岁的二娘虽因一场大病后治疗不彻底、营养没跟上身体垮了病病歪歪的，但与媳妇吵架时却仍旧“中气十足”，不但嗓门照样很高，而且“口才”也相当不错，可以说是能言善辩。看得出来她曾是一个很有心计的女人。二娘的心计应当出自她的家族继承：她兄弟是她家乡的大队党支书，其子女早就终结了农民生活在县城当上了体面的国家职工。二娘的两个儿子虽然没能终结农民生活，但有幸继承了她的优点，他们都头脑活、善于交际，一个做副大队长，一个被经常性地抽调去修水利搞测量或其他非农差事，他们虽是农民身份，却已主要不靠务农而生。

　　我到岭下没两年，二爷和二娘就都在六十多一点的年纪上仅仅因为小病而去世了。三爷则只为队里放两头牛。队里的农事从合作化时就已落到他们的下一代、也就是马拐和识平这一辈身上。

　　马拐是大爷的儿子。他身材高瘦，虽脚有些跛，但干活十分麻利，尤其插田和割茅是一把好手。不过在人们眼里马拐仍是个“半边农户”。因为几样重大农活，如犁田、耙田他干都不了。这也难怪，当长工打短工出身的他当年主要是帮东家做些辅助性农活，质量要求高的活儿一般不会要他干。马拐性情温和，但智力却不及他的叔伯兄弟苏拐、识平他们。作为翻身农民，他经常说些“如今在生产队出工分到的谷子还不如以前当长工挣得的谷子多”这样的蠢话。他的这些蠢话使我感到十分震惊，因为我们广播、电影和书籍中不是这样讲的。

　　与马拐不同，三爷的儿子识平是个样样农活都拿得起、放得下的“全农户”。庄上另一个全农户是典经。队里“开教”小牛、役使耕牛犁田耙田这样的重要活儿队长只放心他们两个干。冬天进油榨坊打油也只有他们两个能“包枯”和掌油槌。其他人都只能打杂。而队里阶级成分“最高”的又刚好是他们两个：识平家是富裕中农，而典经的父亲土改时划了地主，典经从省立三师毕业后原是当老师，后来回家当了农民、定为富农。

　　搞集体化、尤其是农业学大寨的年代，在岭下生产队出工之劳累、之磨人，没有经历过的人难以想象。

　　春寒料峭的正月初，为了备耕，岭下的这一代农民，当然也包括我这个新式农民，就要赤脚下到水田里，用手抓着猪栏粪、牛栏粪撒到田里再用脚踩入泥中。刚跳下水田时，至少是我，双脚先是针刺般地疼痛，最后则完全麻木了;

　　春种时节，最早的时候凌晨3、4点就得下田扯秧，然后插秧。虽然穿着蓑衣、戴着竹笠，但倾盆大雨仍常将全身浇得无一根干纱;而一天十几个小时泡在水田里，手脚的皮肤都被水泡得发白发皱，整天都弯着的腰象要断似的疼痛……;

　　在“双抢”的日子里，烈日使田里的水都烫脚。而岭下的农人们却整天站在发烫的水里割稻、脱粒、插秧，既饱受了烈日的灸烤，也饱尝了寄居在稻叶缝中的虫子的叮咬。什么是“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这一辈的岭下人肯定都有深切的体验;

　　在遍地白霜的冬日清晨，大家又得不穿鞋袜地站在生出冰凌的地里挖红薯，双脚象刀割般疼痛……。

　　这就是岭下这一代农民，马拐、识平们的日常劳动。一年到头，每天天不亮到天黑，两头不见光。而收工以后，他们就能够休息了吗?根本不能!因为家里还有一大堆家务事在等着他们。

　　他们要挑水，要喂猪，要煮饭，要哺育孩子，甚至要摸黑去山脚下囫囵砍些柴回来。自留地也要浇浇水、除除草……。由于男男女女白天的时间全都交给了生产队，所以晚上收工以后他们不得不打着小跑去挑水，去浇园，去干其他每天必须要干的家务事。这时的村巷里仍旧一派“热火朝天”、鸡飞狗跳的景象。

　　忙完这些，吃完饭，即使不是农忙时节，少说也已是夜里九点多了。晚饭后，他们虽然可以松松腰，但家务事并没忙完。男人还要剁猪菜，女人则还有一大盆泡了一天的脏衣衫在等着她去洗刷、一大堆破衣烂裤在等着她去缝补……。

　　岭下的这一代农民就是这样劳动、生活着。他们完完全全被捆在土地上，“半年辛苦半年闲”早已成为遥远的记忆。他们既不可能象大爷那样人虽穷，却常常闲逛、打牌，也不可能象三爷那样农闲时外出当脚夫赚钱，有了余钱时又可以投资以图发家。岭下的这一代农民尽管年头累到年尾，可粮食仍不够吃，衣服破破烂烂，常常打煤油点灯的钱都没有。他们真是又穷(生活)又苦(劳动)。所幸的是这种又穷又苦的日子到改革开放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终于打住了。

　　搞单干(乡亲们对“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称呼)的当年，乡亲们的粮食就已经吃不完，但这时，马拐、识平、财盛、典经这一代人已是强弩之末。财盛和典经没过两年好日子就都在不满60的时候死了;识平命长些，但也没能活到古稀。马拐、识平、典经、财盛的儿子们：赋成、国生、国春、国建们立即就接上了班。

　　大爷的孙子马拐的儿子赋成，三爷的孙子识平的儿子国生都是在1980年代初两次高考失败后回乡当的农民，完全没有谁动员和做思想工作，因为他们看到当农民似乎也有了发家致富的机会。他们又都在1980年代中期成了家，并立即就自己打砖、自己烧窑建起了属于自己小家庭的新屋。这可是岭下小村自1949年以来首次有人住新屋!

　　最初的几年，赋成、国生等这一代岭下农民过着“半年辛苦半年闲”但粮食吃不完的生活，家里也购置了自行车和黑白电视机。然而，进一步的致富却困难重重：毕竟岭下水田和旱土加起来人均不到一亩三分地。于是，不少人开始外出打工。而赋成、国生、干蚌(二爷的孙子苏拐的儿子)几个就接手了外出打工的亲友们的田土。他们虽算不上“种田大户”，却也是“种田中等户”了。他们不再种双季稻，而是种一季烤烟外加一季晚稻。这样就既有钱用也有饭吃。他们也不再大面积栽种红薯这种当年充当一半口粮的作物，而是稍种一点调剂口味。由于较为大面积的耕种，他们的收入比以前大大增加了。我了解过他们的年收入，感觉基本上与城市普通工人相当。

　　当然在这一代农民中，贫富差距又拉开了。象国生他们搞得好的，建了新房，房屋装修和厨房设备接近城市水平，家有彩电、冰箱、摩托车，也有移动电话;而财盛家三个儿子国泰兄弟则仍住在财盛土改时分到、现已破旧不堪的老屋里，四十多了仍没讨到老婆。国泰他们为何受穷本文不想探讨，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国泰他们付出的心力与体力远不及赋成、国生他们。有一年夏天我回到岭下，看见生活富裕的赋成、国生他们因忙于采收烟叶、烘烤烟叶，人累得精瘦、脸晒得黝黑，显得灰头土脸;而此时的国泰则体态微胖、红头花色，衣着干净地在村巷中闲坐。看外表，你会以为国泰才是岭下的富裕户。

　　到2010年前后，我在岭下看到的第三代农民，也就是赋成、国生他们也已年近百半。他们的儿女也大了，但全都没有接他们的班当农民，而是一鼓脑地拥进了城市，或打工或干其他的营生。

　　赋成的大儿子到广东打工的最初两年感觉苦，一年春节后想留在家跟着老爸种烟种水稻。但赋成诙谐地对儿子说“种田没有油水”，坚决把儿子赶出了岭下。现在赋成的这个大儿子在珠三角某地修汽车当师傅，据说收入颇高;赋成的孙子(大爷的第五代孙)也在当地上幼儿园了。

　　国生的大儿子伟伟进城后先在郴市里与人合伙开汽车美容店，后来自己开网店做电商，赚了些钱。前年已在市里一高档小区买了九十几平方米的三房二厅。国生的二儿子冬冬混得差些，在广东打了几年工后回到家乡在城里卖起了烧烤。这一职业虽然要象老鼠一样等到深夜城管睡觉了才出来，但据说也赚钱。去年，五十多岁的国生也结束了自己的末代农民生活，到城里帮儿子卖起了烧烤。

　　到了大爷二爷三爷的第四代，农民这一职业已经终结。他们中命最好的是二爷的第四代长孙(副大队长苏拐的大孙子)，大学国防生毕业后在部队当军官，外国都去过了;命最差的也是苏拐的孙子，进城后找了份为黑社会看场子的“工作”，因涉案判了十几年……。岭下的这第四代人，他们全都初中没读完。他们凭着哪里能赚到钱往哪里奔的本能扎进了城市，他们都能很好地适应城市、融入城市吗?

　　与朋友一起回到岭下，朋友总是为岭下今天的冷清而感叹。“那时村里有近60口人，好热闹啊!可现在，数来数去村里就留下十来个老年人……”。朋友总是怀恋他家乡当年鸡鸣狗叫人气旺盛的日子。但我认为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那时乡村的喧闹并不值得怀恋。

　　岭下那百十亩田土负担几十人的温饱可能够了，但承载那几十人的小康就已经很难，更别说富裕。岭下的多数人必须脱离土地、终结农民这一职业到城市去开创新的生活，至少也要到城市去挣钱。

　　岭下现在只有干蚌、小文二人在正正式式地做农民。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岭下的农民肯定还要减少。我想岭下的百来亩田土最终有一个人耕种就够了。如果那样，对岭下的全体农民将是一个终结，但对中国的农村和农业，则大约是一个新的开始。

　　[1] 我们在农村时，乡下老一些的人说起一九四九年前的事还常用民国纪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