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董狐

　　贞观十六年(642年)，唐太宗想看看记录自己言行的《起居注》，却遭到掌管者褚遂良严词拒绝。太宗连忙问：我有过失也记吗?褚遂良斩钉截铁地说：“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另一个史官刘洎接着说，假如褚遂良不记录，“天下亦皆记之”。贞观十七年(643年)，唐太宗看到关于玄武门之变的记录“语多微文”，就对宰相监修国史的房玄龄说：我当年发动玄武门事变是为了安社稷，利百姓。史官干嘛要隐讳呢!立即命令，“削去浮词，直书其事”。也正是因为唐太宗这种尊重历史的精神，在他的时代不仅完成了中国二十四史中的“八史”，而且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光辉灿烂的“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

　　公元前607 年，晋灵公昏庸无道，正卿赵盾经常劝谏，他不但没有改正，还要杀赵盾。赵盾只得逃到外地。当他逃出国都，听说族弟赵穿在桃园宴会上杀死灵公，于是返都，另立晋成公。赵盾继续做正聊，主持国政。晋国史官董狐在史册上赫然记下：“赵盾弑其君。”并高悬于朝堂之上，赵盾连忙解释，自己与弑君事件无关。董狐严厉批驳：“你官居正聊，出逃没有离开国境，还都更没有查办凶手，所以要承担弑君的罪名。”赵盾虽仰天长叹自己被冤枉，但对董狐没有丝毫加害。孔子称赞道：“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史称“董狐直笔”，同时称赞赵盾是“良大夫”。

　　史官前仆后继，以生命来捍卫历史的尊严。公元前548年，齐国的权臣崔杼杀了齐庄公，立齐景公，自己做了国相。齐太史在史册上记载：“崔杼弑其君。”崔杼杀了这位太史。因为太史之职是家传世袭，被杀的太史的两个弟弟先后继任太史还是这样写，都被杀了。太史的第四任太史仍然这样写，崔杼终于折服，而没有再杀他。有个名叫南史的史官听说太史兄弟相继因直书被崔抒全部杀害，自己就决心用生命捍卫史册的真实。他紧握着写着“崔杼弑其君”的木简前往朝堂，途中得知第四任太史的真实记录已经得到朝廷公认，才中途返回。《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了齐史官“身膏斧钺”的事迹，南史和太史们的不畏强暴，秉笔直书的壮举，被誉为后世史官的典范。

　　久负盛名的《三国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前四史”，共同开创中国正史的先河，成为后世史册的典范。作者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备受后世青睐。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陈寿以立传为由向当事人子弟索贿的史实也被载入史册，他的良史之材和笔下史册也因之有了瑕疵。《晋书·陈寿传》记载：丁仪、丁廙兄弟两个是魏朝鼎鼎大名的人物，陈寿在作《三国志》时曾对其子弟说：“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人家没有给他送米，陈寿也因此没有给丁仪、丁廙二人立传，给原本可以更加完美的千秋史册留下缺憾。后世还评说陈寿，在著史之中公报私仇。陈寿父亲当年给马谡作参军，马谡为诸葛亮所诛，陈寿父亲“亦坐被髡”，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早年曾小看过陈寿。因此，陈寿在著史中对诸葛氏父子评价：“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史家认为也是有失公允。

　　北齐天保五年(公元554年)，“二十四史”中最烂的一部——《魏书》完稿。书稿一经问世，朝野哗然，都骂是部“秽史”。三年前，身居中书令兼著作郎的魏收正式受命撰《魏史》。此时，他就骂街：什么东西敢和我过不去，我“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可见狂妄至极。完稿后，众口喧嚷，指为“秽史”，尽管他动用了自己手中中书令的权力，还借用了皇帝极权，以“谤史”罪对批评“秽史”的人横加暴行，“然时人终不服”。至于这部“秽史”几经修改才发行于世，据传作者魏收甚至在死后被掘墓抛尸。这都是后话。魏收机警能文，号称“北地三才子”之一，但生性轻浮，人称“惊蛱蝶”。他是个轻浮的“才子”，所处的是荒唐的时代，才抛出这部臭名昭著的“秽史”。

　　唐太宗大度开明尊重历史，赵盾为法受恶以成良史，董狐不曲私阿世秉笔直书，历代明君、贤相、良史们共同造就的直笔信史光照千秋。同样，崔杼、魏收之流，暴君、奸相和“才子”们共同炮制出的曲笔“秽史”，也遗臭万年。千秋史册，千秋功罪。南史冒死继书身膏斧钺，陈寿念一时之贪成千古之恨，魏收乘一己之快留千古骂名。修史、为官、做人，都可以从中有所感悟。

　　原标题：“良史”与“秽史”对中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