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夏季，在全国各地一哄而起的农村公共食堂，是大跃进时代危害最严重的极左恶魔。它对农村生产力的破坏，对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挫伤，对亿万农民生命健康的戕害，达到了亘古未有、登峰造极的地步!半个世纪以来，老农民一提起那时的公共食堂，无不恨恨地骂道：“那是个吃人的魔鬼!”

　　但是，直到今天，很少有人对这只“恶魔”进行深入的全面的实事求是的研究。偶尔发现一篇此类文章，大都是为尊者讳，遮遮掩掩，含糊其辞;有的文章竟抓住公共食堂，对最高领袖进行热情歌颂——毛泽东起初支持食堂，后来发现食堂有问题，就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终于查清了公共食堂的问题，然后果断下令予以解散，解救了亿万农民——这是毛主席在大跃进年代为人民立下的又一丰功伟绩!

　　这种掩盖事实、含糊其辞的做法;这种歪曲事实、胡乱歌颂的态度，是严重的历史虚无主义，是对历史不负责任、蒙骗和欺负老百姓、对未来有害无益的做法。

　　对于那时的公共食堂，有太多的问题需要研究了——这个一般具有普通常识和理性的人都能看穿的荒唐闹剧，为什么会在智者荟萃的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普遍上演?这个上演三个月就演不下去，本应紧急叫停的闹剧，为什么竟能一下上演了三年之久?这场闹剧究竟造成了多少严重危害?为什么老百姓称之为“吃人的恶魔”?谁应该为这场亘古未有的历史悲剧负责任?……

　　笔者虽能力不逮，知识浅陋，但由于亲自吃过三年真正的大锅饭，对那时公共食堂的危害有刻骨铭心的感受，几十年来一直在痛心地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有一定的心得。首先很想考证一下：那祸国殃民、不得人心的公共食堂为什么会产生?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反复强调说，公共食堂是人民群众自发搞起来的。湖北京山县在公社化以前就有了公共食堂;河南遂平县(当时属信阳地区，现属驻马店市)农村很早就有了公共食堂。由于公共食堂效果很好，受到欢迎，所以中央才顺应人心，将其推向全国。

　　这是真的吗?我对此表示怀疑。湖北京山在公社化之前办的公共食堂究竟是什么食堂，没有细查，但肯定和后来的公共食堂不一样。而河南遂平的“公共食堂”说来让人发笑。某大队想在几里外的地方搞一个水利工程，在各生产队抽调了几十个光棍汉，由生产队出粮出钱，在工地上起了一个食堂，雇专人做饭，又在食堂边喂了两头猪，种了一些菜。他们的生活肯定比在家里强得多。干了不到一年，劳动效率提高，光棍汉一个个吃得红光满面，满心喜欢，逢人就夸赞：“公共食堂就是好，社员个个吃得饱，光棍不要媳妇爱，集体劳动效率高。天天快活像神仙，共产主义早来到!”有好事者将此事写成新闻登上报纸，“公共食堂就是好”的消息便传开了。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个消息，不过一笑罢了。搞一个工程，起一个临时食堂，以提高劳动效率，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他那个食堂也不足为奇。但是，从斯大林模式学来的社会主义“真谛”使毛泽东和一些政治家们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一见“公共”“集体化”的典型便一阵狂喜，大肆宣传，大力推广，以为这是实行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最佳途径。

　　1958年7月8日，在北戴河会议(公社化、大跃进高潮标志)前两个月，《人民日报》刊登题为《农业社办食堂促进生产和集体主义思想成长》的专题报告，宣称公共食堂有八大好处：一是吃饭时间一致;二是解放了一批妇女劳动力;三是解决了单身汉做饭、喂猪的困难;四是家禽、家畜集体喂养，便于安排劳动力，减少了五保户;五是能够计划用粮;六是便于发展集体副业;七是有利于家庭和睦;八是卫生状况大改善。

　　这“八大好处”是虚假的吗?不是。为什么后来都变成了极大“坏处”，造成了巨大的悲剧呢?这里有一个巨大的历史之误、历史之谜无人揭开，莫名其妙地造成了灾难。连伟人毛泽东也没有解开这个历史之谜。

　　7月14日，毛泽东看到一份《内部参考》，一片文章使他十分高兴——湖北省粮食厅工作组《关于农业社办食堂对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有很大促进作用》。他马上指示《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在杂志上发表。8月7日，河南信阳遂平嵖岈山人民公社章程(草稿)第17条规定：“公社要组织公共食堂、托儿所和缝纫小组，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毛泽东高度重视，马上批示：“似可发各省、县参考。”8月上旬，毛泽东到河北徐水视察，听到保定地委书记李悦农汇报当地妇女脱离了“四台”(炕台、锅台、磨台、碾台)，高兴地说：“是呀，人人都吃食堂，社社都办幼儿园。”

　　8月17日至30日，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决定在全国农村推行公共食堂。毛泽东在会上说：“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北戴河会议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全面发动起来。这时毛泽东满眼都是公共食堂的优点。9月5日，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公共食堂一来，节省时间，免得往返，节省柴火，节省经费;此外还节省大批粮食。这是徐水县的经验。”

　　有了中央文件的规定，有了《人民日报》文章的推动，有了伟大领袖的号召，农村公共食堂便在全国各地一哄而起，至少有4亿多农民加入了食堂，河南全省的农民几乎全部加入了食堂。刚开始是“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后来这大锅饭越来越稀，越来越少;接着便是缺粮断顿，难以为继;后来只有得浮肿病、饿死人。三年的公共食堂带来了三年大饥荒，使神州大地十室九空，一贫如洗，使亿万农民在饥饿的死亡线上苦苦挣扎了三年多!

　　这就让人奇怪：公社化以前的湖北京山、河南遂平的农村曾经办过公共食堂，那些公共食堂都办得好，社员吃得饱，生产效率高，得到一片赞扬——那是活生生的成功的典型经验啊!为什么这个典型经验在全国一推广，竟然会造成巨大的灾难，招来一片怨声载道呢?

　　这个巨大的历史误会，完全是我们的最高领袖和中央领导不辨真相、盲目照搬、主观武断造成的。京山和遂平那时的公共食堂，是临时、短期的小型食堂，社员们吃住在工地，干活在工地;大队和生产队提供粮食和蔬菜，派专人做饭。这种做法，当然节省柴火、节省时间;吃得饱，吃得好;免得往返，效率提高。这种短期食堂，在70年代、80年代经常出现。直到现在，为了突击建一个工程，村里和乡里在工地上起一个临时食堂，也是常有的事。

　　千不该、万不该的是，当时的领袖和中央把这种临时的短期的小型的工地食堂，非要当作亿万普通老百姓长期的家庭日常生活方式，非要让全国老百姓完全抛弃沿袭几千年的一家一户小锅做饭的传统习惯，强迫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去公共食堂吃大锅饭;而且必须都得吃大锅饭，因为这是共产主义;不准吃小锅饭，因为这是资本主义。在公共食堂开饭的时候，家家不得生火，户户不得冒烟。如果谁胆敢偷偷生火做小锅饭，就会被抓去当作“资本主义分子”一阵批斗。

　　这就太荒唐了，太荒谬了，太荒诞了!

　　这种在全国强力推行的农村公共食堂，不到三个月就矛盾重重，破绽百出，乱象纷生。原来说的公共食堂“八大好处”，现在成了八大坏处;公共食堂“十大优越性”，现在成了十大危害性。

　　比如说，“公共食堂节约柴火”，实际上是严重浪费柴火。原来一家一户做小锅饭，几把玉米杆几把麦秸甚至几把树叶就能把饭做熟。现在几百人上千人的大锅饭，那玉米杆、麦秸、树叶之类根本不行，必须用粗大干硬的木材，那就必须砍伐树木。于是一声令下，青壮劳力齐出动，将田间、地头、河边、路旁的树木统统砍光，把所有山野树林的树木统统砍光，统统都填到大锅饭的炉膛里。几年下来，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所有的乔木，几乎被砍伐殆尽，连指头粗的小树都不放过!破坏的森林资源几十年也难以恢复——这是怎样的历史性浩劫啊!

　　这就是公共食堂的“节约柴火”吗?

　　再说说毛泽东称赞的“节约劳力”。原来一家一户几口人吃饭，一个妇女完全能做过来，做了饭还不耽误出工。现在公共食堂做饭，不得了了：七八个壮劳力做饭，五六个劳力磨面，10来个劳力砍柴上山;一个生产队200多人吃饭，壮劳力就那么几十个，光做饭就占去20多个(刘少奇在湖南发现，为做饭需占用一半的劳力)对劳动力是极大的浪费，何来节约!

　　再说说毛称赞的“节约时间，免得往返”。那种短期的工地临时食堂，社员们吃饭、干活都在工地，确实能节约时间，免得往返。但全队全村人都参加的公共食堂，结果恰恰相反。比如一个社员从地里必须得回到家里，拿上碗筷去食堂吃饭，吃罢饭再回来，这就多了一个来回的路。有的家距离食堂几里地，光吃一顿饭走路得花去一个小时。到了食堂还得排队吃饭，又花去一个小时。吃一顿饭得无端浪费两个小时。一天三顿得浪费几个小时?

　　更别说“众口难调”，有的想吃淡的，有人想吃咸的;有人想吃硬的，有人想吃软的。一个小家几口人也常吃不到一块儿，为此吵吵闹闹，全队几百口人怎么能吃到一块儿?

　　有的病号想加强营养，有的患了感冒想喝点姜汤，有的小孩想吃点零食，有的体弱老人想吃点细粮，你那呼呼隆隆的大锅饭如何做到?

　　更别说执掌大权的基层干部和炊事人员多吃多占。人常说：“一人半两，饿不死队长。”“一人三钱，饿不死炊事员。”“社员饿得咕咕叫，支书会计吃小灶。”大队干部、小队干部、食堂管理员、炊事员，以及他们的家属，都可以明里暗里多吃多占。

　　公共食堂大锅饭造成了严重的浪费，不仅浪费了柴火，浪费了劳力，浪费了粮食，浪费了时间。大锅饭极大的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你看着每天出工的人数不少，但大都是出工不出力，大呼隆磨洋工，导致粮食连年减产。加上上级的高指标、高征购，供给公共食堂的粮食越来越少，大锅饭就越来越稀。赫鲁晓夫说中国农民常年“喝大锅清水汤”，一点不假!后来出现大量的浮肿病和饿死人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造成这一巨大悲剧的关键原因，就在于毛泽东和一些中央领导，误把短期、临时的工地食堂经验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普遍真理，更由于他们接受了马列主义集体化的教条，鼓动亿万农民都抛弃家庭生活，参加这种公共食堂，把这当成了日常生活，因而造成了人人叫苦、祸国殃民的大悲剧!

　　毛泽东一直认为，农民自发搞起来的公共食堂，是共产主义的幼芽，是符合实际，顺应人心，合乎历史潮流的“新生事物”，自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必要，不能人为砍掉。真的是“顺应人心，合乎潮流”的吗?

　　实践大声说，不对!公共食堂完全是脱离实际，乖谬人心，违背潮流的畸形怪胎!

　　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凡是人，都喜欢自由，反对束缚。一个家庭弟兄几个长大结婚以后，一般都要分开另过;如果硬要凑合在一起过大家庭生活，必然矛盾重重，最后还得分开。弟兄5个就要分5把火，弟兄9个就要分9把火。他们分开过自己的小光景，他们就分外知道用心，多干就挣得多，那是自己的;生活不能浪费，节约是自己的。男的女的都知道尽力苦干，小光景过得有滋有味。放眼望去，弟兄分开单过，一家不超过5口人，成了普遍的时代潮流;而弟兄几个一直合在一家的，几乎没有。这就是普遍的人性的自然规律。

　　然而，我们的领袖非要把全村、全队几百口人、上千口人都集中在一起吃饭，而且是一天三顿、长年累月都在一个锅里搅稀稠，而且国家政府不拿一分钱，公社县里不拿一颗粮，完全是农民自己打的粮食供给自己，美其名曰“供给制”，吃饭不要钱。这能行得通吗?能坚持下去吗?这种大锅饭必然造成大浪费，粮食很快吃光了怎么办?一家子几口人在一起吃饭尚且闹矛盾，几百口人、上千口人常年在一起吃饭，能不出问题吗?一个老农民不用调查，不用研究，坐在家里边一听这“公共食堂”，就知道这是瞎胡闹，神经病!非出乱子不可!

　　这种荒唐的闹剧，本来就不该上演，一天也不该上演。既然上演了，三个月后很快就能发现其荒诞无稽，难以为继，就应当马上叫停。但由于强大的政治惯性和领袖的威望，公共食堂难以刹车，最多坚持一年，无论如何就应该立即停止。1959年7、8月间的庐山会议，正是砍掉公共食堂的最佳时机。此时公共食堂已经磕磕绊绊维持了一年，问题越来越严重，亿万农民已经饿得瘦骨嶙峋，怨声载道。我们的领袖如果顺应人心，果断地解散公共食堂，那会拯救多少濒危的生命啊!

　　当然，也许我们的领袖和中央一时没有发现食堂的问题，还陶醉在大跃进胜利的喜悦里。但此时，彭德怀、张闻天、张恺帆、中科院等不断报来公共食堂的苦难消息，难以置信。那就来一个“调查研究之风”，派出大量工作组到全国各地进行调查研究，重点调查河南信阳遂平、开封兰考;安徽无为、凤阳;湖南湘潭韶山、甘肃通渭等地，让工作组到农村公共食堂排队吃饭，一个食堂吃一个月，必能将农民的痛苦生活实情掌握得一清二楚。然后写出调查报告，反映广大农民的呼声。这样，公共食堂还能不解散吗?彭德怀反党集团还能“跳出来”吗?

　　公共食堂三个月就解散，或者一年后解散，都是工作上的严重失误，都算犯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严重错误。但这种错误可以让人谅解，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道路上，由于缺少经验，头脑发热，不可避免会走弯路;犯了错误马上就改，造成的损失人民还能承受得了，故而可以说“错而能改，善莫大焉!”

　　但是，我们的领袖没有这样做。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眼看着大跃进的问题堆积如山，公共食堂的祸害触目惊心，我们的领袖居然视而不见，总认为纠左已经成功，“一个指头”的问题已经解决。谁说公共食堂好，就非常高兴;谁说公共食堂不好，就非常恼火。在多次讲话中，对公共食堂大加歌颂，极力维护。好像中国人民都喜欢吃公共食堂，只有一小撮坏人才反对公共食堂。

　　恰在此时，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报来了一个严重破坏公共食堂的案例。安徽省副省长张恺帆到家乡无为县视察工作，发现公共食堂的大锅里尽是野菜树叶，社员们饿得摇摇晃晃，倒在地上。在社员们的苦苦哀求下，他下令解散了全县的6000多个公共食堂。并开仓放粮，救济百姓。社员们庆贺新生，热泪盈眶，称其为“张青天”。但材料中却说是“张恺帆不顾广大社员的反对，破坏公共食堂”。毛泽东阅毕大怒，在材料上批道：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分，原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就是明显证据之一……”

　　就因为解散祸害百姓的公共食堂，竟然遭到最高领袖如此严厉的批判，将其和“祸首”彭德怀绑在一起，扣上了一连串骇人的大帽子，在政治上判处了死刑。后来历史翻转，真相大白，领袖给张恺帆的所有定性和批判完全是错误的，所扣的大帽子完全是莫须有的。当1961年党中央不得不发文，全国的公共食堂都可以自由解散的时候，不知毛泽东对这段完全违背事实的批语是如何反思的?据张恺帆回忆说，毛泽东有一次在私下对别人说：“张恺帆解散食堂是对的，可是他为什么不早点解散呢?”把张凯帆差点气晕过去。

　　庐山会议本来是解散食堂的最佳时期，却由于最高领袖的主观武断，极左狂热，挥舞大棒，大打出手，将极力纠左、解散食堂的一点苗头彻底堵死。农村公共食堂不仅无法解散，反而以更大的势头在全国各地推行和发展开去。中国人民在和平年景遭受的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悲剧，就不可避免地降临了!

　　据说，1959年7、8月间，农村大多数公共食堂难以为继，有的已经解散，有的正准备解散，有的正在观望。假如庐山会议没有发生彭、张事件，政策有所松动，全国公共食堂很快就会解散，人民就会减少多少灾难!

　　可惜历史不能假设。1959年后期，大饥荒的魔爪已经降临。1960年，大饥荒的灾难达到高潮，一批震惊全国的饿死人案件，如河南的“信阳事件”、安徽的“无为事件”“凤阳事件”、甘肃的“通渭事件”等已经相继发生，一封封告急文书如雪片一样飞到领袖和党中央的案头。尽管这些报告都胡乱编造说，这是国民党残渣余孽在兴风作浪，是地主富农在企图复辟，但无一例外都把主要矛头指向真正的罪魁祸首——公共食堂!

　　这真是让毛泽东十分沮丧而又纠结的问题。1960年的2月份，在贵州省委报来的“关于办好公共食堂的经验”上，自己激动地作了批示，认为贵州的经验很好，是办好公共食堂的“科学总结”，要求全国各地“一律遵照执行”，继续办好公共食堂。批示刚刚发出，河南“信阳事件”公共食堂饿死人的噩耗便报了上来，而且安徽、山东、甘肃等地的噩耗联翩而至，而且问题都出在公共食堂身上!毛泽东肯定坐不住了，忧心忡忡，疑虑重重——莫非自己极力维护的这个“共产主义幼芽”出了问题?为了维护这个“幼芽”，自己讲了多少高调赞扬的话，发了多少毫不动摇的指示?为了推动公共食堂，自己发狠心打倒了一批高级干部，整肃打击彭德怀、张恺帆的批语言犹在耳，历历在目，难道都错了?

　　现在该怎么办?这个弯子怎么转过来?以最高领袖的威望，他完全可以发一个指示，公共食堂可以解散，吃不吃食堂饭，完全由群众说了算!但这样太突然了，面子上怎么过得去?自己讲了公共食堂那么多好话，现在都落了空，都变成了坏事，这让各级干部和老百姓怎么看待英明领袖?

　　于是，他开始费心思了，开始到下面调查研究了。1960年冬天，毛泽东在南巡的列车上召集华东诸封疆大吏开会，让大家讨论公共食堂的问题。令人痛心的是，在公共食堂造成饿殍遍野，亿万农民怨气冲天的时候，这些封疆大吏居然都纷纷称赞公共食堂的优越性，表示要继续把公共食堂办好。他们以为这样才能迎合毛主席的意思，哪管他老百姓的死活?

　　此时，只有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以大无畏的勇气说了实话：公共食堂不好，造成极大浪费，社员无法养猪，造成市场供应紧张。毛泽东听了此言，不仅没有批评，反而予以支持：“你说不好就解散!”对那些赞赏公共食堂的封疆大吏们不置可否，而对反对公共食堂的江渭清表示支持。后来公共食堂果然解散了，你说伟大领袖英明不英明!

　　毛泽东是否在火车上，听了江渭清一席话，就解散了全国的公共食堂?非也。毛非要把一个简单的事情做成一件浩大的工程，处处显示出自己的主导作用，最后决定解散公共食堂，更能显示自己的英明正确。以前自己主张大办食堂，那是不了解下情，最多是主观主义的工作方法问题。

　　于是，在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1961年作为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他把自己的秘书田家英、陈伯达、胡乔木派到湖南、广东等地调查。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也全都下去调查。中央领导刘、周、朱、邓、习等人都下去调查。调查几个月后反馈回来的消息，几乎惊人的一致，没有一条是称赞公共食堂的，全部都是一个腔调：公共食堂不得人心，公共食堂危害严重，公共食堂必须解散不可!

　　下面摘录几段这些中央领导和调查小组反馈回来的意见，以表达对这些敢说真话、救民于水火的仁人志士的歌颂和怀念——

　　1961年2月6日，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了浙江一个生产队公共食堂问题的调查情况：“社员对公共食堂普遍不满，不愿意在食堂吃饭，食堂实际上是造饭工厂，不做菜，社员将饭打回去，还得再热一次。”

　　3月11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谈了一个基层干部的话：“广东有个大队书记，说办食堂有四大坏处：一是破坏森林，二是浪费劳力，三是没有肉吃，四是不利于生产。这个同志提出的问题值得注意，这些问题不解决，食堂非散伙不可!”(这位大队书记的归纳食堂危害最为精当有力，一针见血。可惜不知名讳。)

　　4月14日，胡乔木给毛泽东递交了一份《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其中说道：“我们在韶山开会的时候，遇到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公共食堂问题。从群众反映来看，大多数食堂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的一个疙瘩。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食堂势在必散，而且散了没有什么损失，反而对整个工作有利……”(韶山是毛泽东的故乡，说你故乡的群众要求解散你极力维护的食堂，得要有勇气)。

　　刘少奇在湖南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和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作了44天调查。4月11日，刘少奇向毛泽东汇报公共食堂的问题时说：“食堂情况，以前我也不清楚，讲食堂的优越性，可以节省劳动力，解放妇女等。下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专人煮饭，专人炒菜，专人砍柴，专人担水，专人舂米，一个食堂占三分之一的劳动力，甚至半数的人都做法去了。烧硬柴砍树，不烧茅草，破坏山林，还有其它毛病。有人想在吃饭问题上把群众卡起来，那比捆绑还厉害。”(国家主席竟三年多不知道全国普遍存在的食堂问题，一调查才忽然发现，个中缘由耐人寻味)。

　　周恩来在河北武安县伯延公社调查后，于5月7日将了解的情况用电话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他说，对于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他正在一个食堂搞试点，解决如何把食堂解散好，安排好社员回家吃饭的问题。

　　邓小平、彭真率领5个调查小组深入北京郊区几个县，调查几个月后联名致信毛泽东，反映了公共食堂的一系列问题，介绍了北京市的意见：吃食堂、不吃食堂都完全根据群众自愿;吃食堂、不吃食堂都好，都光荣;吃食堂、不吃食堂都给予便利。结果北京郊区的食堂大部分都解散了。

　　1961年4月上旬，习仲勋率领国务院调查小组到河南长葛调查研究。4月23日即向中共中央做详细书面报告，他特别指出：“从当前情况看，食堂不宜再办，还是把粮食分到户，是争取更快地扭转农村困难局面的一个有效措施。”

　　中央其他调查组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的调查组，发来的调查报告，和上述调查报告的材料和观点，几乎完全一致：农村公共食堂问题严重，弊端丛生，绝大多数社员不愿参加公共食堂，纷纷强烈要求解散公共食堂!中共中央终于在这个曾经被视为“共产主义萌芽”，许多人为此吃过苦、挨过整的问题上，统一了认识。中央《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第36条规定：“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社员的口粮，不论办不办食堂，都应该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对于参加不参加的社员，生产队都应该同样看待，不能有任何的歧视”。

　　这样的规定，现在看来，平平常常。而在1961年的5月，就像一阵春雷震开了亿万农民身上的锁链，那些从饥饿的死亡线上爬出来的农民们，顿感获得新生，心里有了希望。这种食堂从此解散以后，再也没有恢复，永远从地球上消失了!

　　这也充分说明，庐山会议前后，我们的领袖、极左大员和所有的媒体一直不遗余力地鼓吹：公共食堂受到绝大多数农民的拥护，代表了广大穷苦人民的愿望;只有极少数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不愿参加食堂甚至破坏食堂，只有帝国主义反动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才反对食堂，云云，完全是脱离实际，违背人心，自己故意杜撰的逆历史潮流而动荒谬言论。翻开那时的报纸，那种拼命歌颂公共食堂、抨击那些反对意见者的文章可谓连篇累牍，浩如烟海。可是三年过去，当公共食堂在全国各地农民的反对声中一哄而散的时候，这些文章的作者，这些观点的坚守者，这些理论的发明者，不知脸红不?不知反省了吗?

　　现在，我们该如何评判1961年中央解散公共食堂这件事呢?

　　当然，毛泽东当年发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派出多路大员下去调查，根据调查研究的结果，果断解散了祸国殃民的公共食堂，显示了领袖虚心听取不同意见，知错就改，集思广益，一切为了人民的风范。

　　但笔者认为，这种做法太晚了!公共食堂强推三年造成的危害太严重了!最后解散食堂的“功劳”根本无法抵消强推食堂造成的灾难!

　　前面说过，公共食堂这种荒唐的闹剧根本就不该发生。把农村个别地方临时、短期的工地食堂，变成全部农民长年累月的日常生活，要在全国普遍推行，稍微有点常识和理性的人都会知其不可，大喊叫停。头脑发狂的人非要怎么搞，最多三个月就应赶紧刹车。最多折腾一年，无论如何都要紧急叫停。1959年庐山会议，就是全国解散公共食堂的最佳时机。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毛泽东倡导的“调查研究之风”为什么不放到1959年刮一刮呢?为什么要推迟到1961年呢?既然这种“风”很好，为什么不让它早点刮呢?为什么不让它年年刮、月月刮、天天刮呢?1961年通过“调查研究之风”得到的公共食堂的种种弊端，在1959年就彻底暴露了，广大农民早就想解散食堂了，为什么此时不刮这种“风”呢?为什么那么多英明智慧的中央领导、封疆大员，非要等到“调查研究之风”刮来时，才能发现早就存在的公共食堂的问题，这股“风”不刮时，他们愣是发现不了食堂的严重弊端，这是为什么呢?谁能解开这些历史之谜呢?

　　是的，我们的领袖此时偏不刮这种“风”。而从各地报来的关于公共食堂的大量的调查报告，也是一股好“风”啊，却统统被打成“妖风”，予以痛批。庐山会议不仅没有叫停公共食堂的迹象，反而对公共食堂的异见者大打出手，歌颂公共食堂的舆论甚嚣尘上，全国各地濒临危境的公共食堂在亿万农民的血泪中被逼强行启动，使饿死人的悲剧不断扩大，终于酿成了三年大饥荒!

　　如果把最后解散公共食堂当作一件历史功绩大加歌颂的话，那么，这场亘古未有的历史悲剧，该找谁来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