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对青年人的成长总是热情扶持、关怀备至，他曾多次帮助革命烈士子女。上图为一九三九年他给曹渊烈士之子曹云屏的复信，下图为一九四九年他给李少石烈士之女李湄的复信。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加强和促进新生政权与广大群众的联系并接受群众的监督，我们党逐步创立并形成了信访制度。1951年6月7日，经周恩来签署，政务院(即国务院前身)正式颁发了《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其中提出：“各级人民政府对于人民的来信或要求见面谈话，均应热情接待，负责处理。”作为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周恩来一生函复人民群众来信多达七八百件，尽管数量庞大，问题各异，但其共同的主题都是对人民利益和群众疾苦的关怀与重视。可以说，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热情接待，负责处理”这八个字的内涵。

　　悉心关怀教有方，甘为青年孺子牛

　　青年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周恩来对青年人的成长总是热情扶持，关怀备至。

　　1938年初，安徽省寿县的曹云屏给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述说自父亲曹渊牺牲后，母子二人贫苦无依、度日艰难、求学无望的情况。曹渊1924年入党，1926年9月在攻打武昌城的战斗中英勇牺牲。革命烈士已长眠地下，如何培养遗孤成才，周恩来认为党组织责无旁贷。他当即提笔复信：“此次接读来函，知云屏弟在家中以家境贫苦无法升学，而求深造之心甚切，足证曹渊同志有其子也。如弟能离开家庭则望来汉口，以便转往陕北延安抗大或陕公受训，并付来洋贰拾元，藉作来汉路费。”在周恩来的帮助下，曹云屏于1938年5月辗转来到延安，入陕北公学学习。同来的还有其堂兄曹云青。

　　1939年，抗战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同学们对抗战前途有种种议论。云屏、云青想请周恩来谈谈有关抗战的前途问题，遂致信问询。当时，恰逢周恩来骑马坠地受伤，右臂骨折。在伤势严重、即将赴苏治疗前，周恩来忍痛函复：“得悉你们学习紧张，生产努力，欣慰非常。我因坠马伤臂，不便作书，你们提的问题恕我不能答复了。现在我要出外就医，日内就动身。希望你们更加努力学习，并祝你们进步。”为了帮助云屏兄弟认清革命形势和抗战前途，周恩来还特地给他们订购了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在工作繁忙、右臂受伤的情况下还坚持复信，不仅让云屏兄弟感动异常，也坚定了他们为革命事业而奋力拼搏的决心和意志。

　　周恩来对待革命青年无微不至，满腔热忱，可谓“俯首甘为孺子牛”。但他对青年人的工作学习则不迁就，不袒护，而是严格要求，悉心教导。

　　1949年7月23日，在华北大学学习的李湄(廖仲恺的外孙女、廖梦醒的女儿)，在毕业前夕致信周恩来，要求参加南下工作团，到群众中去，并希望得到周的支持。周恩来这样复信：“你是否应该立即工作还是继续学习，应由学校负责机关及你所属的团组织来决定，我们不应从旁干涉的。你要问我个人的意见，我不反对你工作，但工作地区不宜离开你妈妈太远。到群众中去，北方也有群众啊!”“我们不应从旁干涉”，“北方也有群众啊”，如此委婉中肯的措辞表达，既是对青年人不正确的认识和观念及时纠偏、为其拨正人生的正确航向，同时也彰显了周恩来秉公无私、一视同仁的为政风范与领导品格。

　　为民解难戒拖延，小处着手大处谋

　　早在1951年5月16日，针对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关于1951年1-3月处理人民群众来信问题的报告，毛泽东郑重作出批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周恩来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处理群众来信尤其是涉及民生疾苦的问题，都容不得任何疏忽大意、粗枝大叶，表现出高度负责、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

　　首先是处理来信迅速及时。周恩来处理群众来信，不少都是在接信当天就予以回复。如前面提到的给曹云屏的第一次复信，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38年3月19日接“来信”，“本日复信”;给李湄的复信，据《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记载，李湄来信和周恩来复信均在“1949年7月23日”。这体现了周恩来对待群众来信当机立断、能办速办、绝不拖沓的工作作风。

　　其次是设定解决问题的时间表。周恩来对群众来信反映的问题，多数情况下是批给相关部门、地方或具体责任人给予处理，但他绝不是一批了事，而是要求汇报处理情况，并对时间作出明确规定，这就杜绝了有些人敷衍塞责、虚与委蛇的可能。比如，1952年1月18日，针对上海一名群众反映供给制难以养家糊口，要求实行薪金制的来信，周恩来批示：“当令人事、财政两部限五天内定出办法送批。”1968年8月27日，针对章士钊来信反映原国民党司法院副院长覃振之女覃瑞在南京因其父亲问题受批斗一事作出批示，要求当地驻军“本月底”派人“了解覃瑞情况，并指出覃瑞的父亲是统战对象，今后不要搞她的问题”;从27日到本月底，调查解决问题限定在4天之内。再如，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将一封反映国防科研系统体制等问题的来信批给李先念、余秋里等，要求“在1973年1月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方针来”。限定解决问题的时间之明确，之短暂，不仅反映了一种工作效率，更体现了周恩来忧群众之所忧、急群众之所急的为官立场与情怀。

　　其三，讲究效率，更讲究效益。周恩来一贯把人民来信当成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纽带和桥梁，处理得当，就会事半功倍。1971年3月16日，针对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夫人郑洁贞请求赴英定居的来信，周恩来批道：“可以同意，并赠旅费及生活费。”如此简洁明了的批复，既满足了当事人的正当要求，解决了问题，又根据来信人的特殊身份，予以特殊对待(“赠旅费及生活费”)，这对来信人而言无疑是意外的惊喜，自然也有助于增进执政党与各民主党派的感情。寥寥数言，却情谊饱满，足以让人倍感无限温暖和关怀，充分体现了周恩来细致周全的处事之道和高人一筹的领导谋略。

　　一竿到底究落实，对官僚做派不姑息

　　广大群众给党委和政府写信，尤其是直接给党中央、国务院写信，除了感谢信、表扬信，更多的还是反映问题，有的甚至是伸冤诉苦，之所以会存在大量这样的信件，有法制不健全的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某些部门或基层政府不负责、不作为，其根源就在官僚主义作风。1963年5月29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时，针对官僚主义进行了深入剖析，并从20个方面作了形象刻画，包括“闹不团结的官僚主义”、“宗派性的官僚主义”、“老爷式的官僚主义”、“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懒汉式的官僚主义”、“自私自利的官僚主义”、“糊涂无用的官僚主义”、“争名夺利的官僚主义”等等。

　　周恩来深知“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同这种“病症”作斗争，也就成为他必须正视和面对的工作内容。

　　“文革”期间，黑龙江建设兵团的一位知青给国务院来信，批评兵团领导在接待外宾时铺张浪费，同时讲自己因负伤回北京家中养病，但治病亦有困难等。国务院将此信转批到相关部门。该部门相关责任人却办理得很草率，看了信就说，我们已经交代过兵团不要浪费，他们不听，就把信退回国务院了。一来一去，这封信空转了19天。周恩来知道后很生气地说，“官僚主义害死人”。他亲自指示该部同志去找这位青年谈话，详细了解情况后再报告他。在周恩来的干预下，此事得到了妥善解决。

　　官僚主义根深蒂固。即便是作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负责人，很多情况下，周恩来也得多次催促、问询甚至追逼，事情才能得以落实。1972年12月19日，周恩来就李葆华(曾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妻子田映黄来信要求将李从关押处放出住院治疗事，打电话给中共安徽省委负责人，要求立即将李放出。3天后，周恩来再次电话催问。又过了2天，直到25日，李才最终获释。

　　人民群众找政府，说明对政府抱着信任和期待，如果掉以轻心或粗枝大叶，不仅直接伤害了群众的感情，也让政府的公信力大打折扣。鉴于此，1973年7月24日，周恩来对公安部一件有关上访问题的调查报告作出批示：“我们各级机关官僚主义不负责任的习气甚深。对上访确有困难者，应予以负责解决，一竿子到底。此外，必须追究基层落实情况，务使受害者或有问题不得解决者来信证明得到解决为止。”

　　“一竿子到底”这种做法，在让问题真正得到解决的同时，也的确可以让官僚做派无处藏身，无处躲闪。敢于同官僚做派作斗争，才能做到对群众利益真正负责，相反，如果纵容姑息官僚作风，就是对人民疾苦和权利的蔑视或践踏。

　　周恩来一生兢兢业业，呕心沥血，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不论在党内外，还是海内外，他都享有很高的声誉。他能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根本上，归因于他鲜明的人民立场和炽热的群众情怀。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启人深思的话：

　　“党内有些术语不合适，每次看到心里就不安，如在一些登记表上分‘党员’、‘群众’。这两个词不是同一组概念，党员、非党员才是同一组的概念。党员也是群众中的一员，包括领导人在内，不能自居于群众之上。‘党员’、‘群众’的分类，使党员居于群众之外、群众之上。我们犯官僚主义，一方面由于自己脱离群众忙于事务，另一方面是别人把我们封锁起来。我们也很苦。希望领导同志要自觉，不要把自己置于群众之外，不要被封锁。”

　　(作者王香平 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