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挨过饿，所以时过三十年，仍是看见什么都觉得香。要是参加宴会，在餐桌上总是不停地劝人家：“吃吧，不吃就浪费了。”真是到了自己吃不下，别人也不吃的时候，又会说：“吃不了就兜着走，别浪费了!”当真望着那满桌的山珍海味将倒进泔水缸时，“可惜，可惜”的话便禁不住脱口而出。同事们提醒道：“看看场合，这话少说。”便又觉失态。的确，这话似乎与今日的记者身份不相符。无奈，挨过饿的人，视粮食比金子还珍贵，这就是人们常说得：饿怕了。

　　老三届下乡饥饿变奏曲：献血后吃顿好的都不好意思  

　　那是1969年的夏末，我所在的内蒙古兵团四团，为了迎接新兵，抢盖营房，从河北雇了二三十号人的民工队，他们与我们同吃住，一个月下来，粮食吃亏了两千多斤。民工队走时，留下的是一排崭新的营房和度不完的饥荒。按说，当时每人每月45斤定量算是还能凑合。可是那会儿，正处在连队新建、一没菜二没油更没肉的时期，每天还要干八九个小时的农活(挑沙垫地、挖渠垒垛、脱坯盖房，没一样是轻的)，午休和夜晚还要“表忠心”去挖两三个小时的“战备坑”，半夜里还时不时地搞一些突如其来的紧急集合。以致当时我们每人吃起饭来如同饕餮一般。每次开饭号一吹，全连战士都能极自觉地用最快的速度整队集合，用最快的速度唱完“大刀向——”，然后就等着那两块发糕和一碗稀饭，发糕说是二两一块，但实际却不足一两五，外加天冷面发不起来，所以一块也就有一个小烧饼大小。我们当时经常拿起两个小烧饼对着一拍，合二为一，变成一个大烧并往嘴里一放，眨眼工夫便宣告结束。那时的人有意思，肚子再饿嘴上也不说。但是人再有革命意志，胃也是肉长的，在每晚必开的班务会上，一旦出现了静场，就立马会听见“咕噜噜，咕噜噜”的肠鸣，一班十几个人的混在一起，便觉惊天动地。女生饿，可还要想着男生。女生中有人建议：每人每顿省下半块干粮给男生。这样每次打饭后就要从有限的口粮中留下几个。

　　我们连队营房的转角处建了个小卖部。里面准备了一些红糖和少许当地产的糖块，但是很少有人问津。在一次班务会上，例行公事的“斗私批修”开始了，班里的“四眼”发言：“我斗私，今天我没战胜饿，到小卖部买了五块糖偷偷地吃了。我忘了筷子头上有枪声，糖块里面有炮声，我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俘虏了……”从这会后，就没人再敢看小卖部一眼了。

　　1970年冬天，我给连队的一战士输血，医院给了司务长二十块钱，让给我补养，连里用这二十块钱买了头羊。头一天，一碗白菜炒羊肉端到我班，十二双眼都盯在了碗上，我自然不能独享，一人一口很快就见了碗底，我都没记得那次是否吃到一片羊肉。第二天，司务长改变做法，让我一人到伙房去用餐，吃的是糖包。炊事员还真舍得放糖，一咬，红糖满脸流。谁知就这一口，不仅吸引了全体炊事员，就连窗口排队打饭的也都伸头不动了。我实在享受不了这殊荣，第三天，罢吃。后又回到班上与大家共享那本属我的一个半黑馍。

　　在河南干校的母亲知我献血的事后，趁回北京办事之时，用自己一个月的生活费买了一些奶糖蛋糕类食品寄来。接到邮包，那是全连的喜事，排长不必征得我的同意，由她作主，50号人每人一份，刹时分光。那晚我没睡着，不是为自己少吃生气，而是为母亲疼儿的一份心血白费了而伤感。从此，我再也不让母亲寄任何东西了。

　　大年初一，自然是随便吃的日子。饺子又是最好吃的东西。要知道一年就等这一次呢。一清早起床，全班行动，脸盆和面，脚盆打馅，不一会儿就搞定了。一盆二盆三盆……十二个女生竟吃进去满满的四大盆。当副班长准备将实在撑不下的饺子退回伙房时(那时任何吃的不能留在班里，当时的人们都不大会说谎)，已经吃得站不起来的小雯又撑着炕沿直起身子，连连招手：“再给我五个……”吃罢饺子，还要去职工排给老农拜年，那里的老职工自然少不了红糖水、大沙枣地招待一番。等拜完年往回走时，那原来只有300米的路，我们却撑得怎么也走不回来了。

　　这段挨饿的经历尽管已经过去多年，但什么时候想起来都觉得是近在昨日，按古话说，那叫“不思量自难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