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大公报》报道“邮资加价案”版面。

　　1948年1月20日，上海律师程孟明一纸诉状，将上海市邮政局局长李进禄告上法庭。事情起因于1947年12月，程孟明寄往外埠的信件，被上海市邮政局原封不动地退回原址，理由是“邮资不足”。程孟明担任律师职务，经常与外埠通信往来，寄平邮贴500元邮票素无问题，为何此次遭到退回?原因是此前不久，上海市邮政局奉行政院命令，将各类邮费统一增加2倍。这意味着，程孟明寄平信一封，邮费便要从过去的500元提高到1500元。程孟明对此次邮资加价不满，遂于1947年12月26日向上海市地方法院控告邮政局长李进禄。地方法院对此未予回复，程孟明愤怒，将诉状补充修改后再次提交，并将此事披露于媒体，以扩大影响，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

　　“邮资加价案”的法律问题

　　程孟明的控诉状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立法程序问题，二是人民同意问题。

　　先说立法程序。此次修改邮资法，由行政院提出，经第十六次国务会议通过，由行政院直接颁布实行。然而，国务会议作为国民政府最高国务机关，仅具备确立立法原则的职权，并不能直接制定法律、修改法律。正常的程序应该是，由行政院将修改邮资法的拟定方案提交立法院，由立法院通过，并在国务会议上三读通过之后，由行政院予以实行。然而，在以党治国的政治架构之下，立法院很多时候只是一种虚设的花瓶，许多修改法律的议案，都未经立法院，由国务会议直接决定，这就是所谓“权宜处理”。然而，程孟明认为，以往对于类似事件，或许可以“权宜处理”，但如今“制宪大会”已开，宪法已经颁布，不久中国将进入“宪政”阶段，就要求政府一切施政措施，都按照宪法的要求办事，不能再如过去般因循苟且。否则，政府宣布实行“宪政”，要求民众守法，自己却罔顾立法程序，首先破坏宪法，如何能说得过去?

　　其次是人民同意问题。当时通讯不发达，信件是民众最主要的通讯手段。因此，邮资加价虽然只是小事，却关乎每一位民众的利益。然而，执政者从来不屑于征求民众的意见，更无调查听证会之类的举动，完全由当局一手包办。在一个即将进入所谓“宪政”时代的国家，“民主”表现在哪里?当然，国共内战时期，通货膨胀极其严重，物价飞速上涨，邮资加价不过是顺应物价增长的趋势而已。但邮资加价需要修改法律，因此不能如物价一样随便上涨。正如当时报刊上的评论称：“年来物价狂涨不已，各项公用事业为维持成本开支，亦莫不在加价中，惟独邮资定价，因须经过严格的立法程序，常呈呆滞状态，甚难加价一次……邮政总局积欠储汇局总数已达千亿，亏累数字，至堪惊人。”这说明，政府确实有难处。然而，物价疯涨的原因是什么?还不是政府疯狂打内战，抽空社会资本，引起通货膨胀?因此，邮政赔本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一意孤行打内战，政府却不思检讨，将填补亏空的重担转嫁到民众身上，实际上是最大的不合理。

　　实际上，“邮资加价案”推出时，因违反立法程序，立法院曾首先起而反对。立法院要求行政院院长张群来院解释情况，其后副院长王云五代替张群来立法院解释，仍未获立委满意。其中有立委称，民众可以仍按旧的邮资标准寄信，如果作欠资论，民众可以提出控诉。然而，此种反对注定无效，此事以继续实行邮资新法，并将议案补送立法院备案而告终。立法院的反对尚且无果，程孟明受立法院的启发，控诉邮政局的官司当然也必输无疑。1948年1月27日，上海地方法院民事法庭审判此案，推事凌元庆判决“原告之诉驳回，诉讼费用由原告负担。”在卷宗上，上海地方法院援引了法制审查委员会对此案的意见。该会认为，国务会议是国民政府最高国务机关，有制定立法原则的职权，以往修改法律一向按此步骤进行。此次加价，行政院在颁布法令之后，通知了立法院，补足了合法程序。而且，相关法令在报纸杂志上都已经刊登，已既成事实。已经既成事实的法律，现在怎么能改动或收回?因此，在他们看来，程孟明的控告，实属无理取闹。

　　媒体舆论中的“邮资加价案”

　　从国民政府法制审查委员会的回复中，可见权力傲慢到了何种程度。首先是态度蛮横，说我们的上司行政院国务会议是国家最高机关，以往修改法律都是按照我们这个规矩办的，不容置疑。其次是混淆是非，不问程序是否妥当，而是说此事已经生米煮成熟饭，强迫让你接受既成事实。此种傲慢腔调见诸报端，引起舆论大哗。各家媒体纷纷报道，几乎出现了一边倒支持程孟明的声音。

　　最著名的是储安平在《观察》上发表的文章《论程孟明案兼论社会有心人能否合拢来做一点事情》。储安平首先肯定，程孟明反对邮资加价，争的是原则，而不是钱。他说，在这个混乱、消沉、没有是非的时代中，法治两个字已经成为笑谈，立法过程实属一笔糊涂账。然而，对于此种知法犯法的行为，社会上历来无人敢表示异议。唯独程孟明，在万马齐喑的环境下，挺身而出反对此种行为。以目前的社会情形，程孟明的官司恐怕无法打赢，但他非要试一下，这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由此案他发表感想，认为目前中国最缺乏的便是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在国民党治下，有权力者可以横冲直撞，四处潜伏着不平和不合理的现象。因此，有血气的中国人应当起来，像程孟明那样，为正义而争，为是非而争。就律师界而言，如果大家都愿意牺牲一点时间，集中就一些不合理的现象或冤假错案进行抗争，必将实现一个伟大的司法独立的改革运动。

　　储安平的文章刊发之后，引起读者的热烈讨论。一位了解此事内幕的法官认为，实际上海地方法院内部很多人认为程孟明做得对，法院的判决是违心之举。但是，法官是公务员，饭碗靠政府赐给，如果秉公办理此事，必定会被“上峰”惩戒。另一位作者来信抨击了当时“权大于法”的现象：“现在的司法界，遵从国家的法律，不如顺从政府的意思。顺从政府的意思而违背了法律，没有关系。假如遵从了法律而违背了政府的意思，恐怕法官的位置就要发生问题了。”还有一位读者，同意储安平的意见，认为要为社会争一个真正的是非，就要有不怕死的人挺身而出。然而，有名望有地位的人责任更重。因为“无名小卒”如果批评政府控告政府，有可能“自行落水或失踪”。而那些有威望有名气的大人物出来发言，虽然政府常常恨得牙根直痒，却忌惮于舆论，不敢予以加害。

　　由于媒体的支持，不服判决的程孟明选择继续斗争。1948年2月，程孟明向上海市高级法院上诉控告上海市邮政局长，并向上海市地方法院控告负责宣判的凌元庆渎职。同时，程孟明又致函监察院和司法院，控告李进禄和凌元庆两人。迫于媒体压力，地方法院不得不再次开庭审理。2月3日下午4时，上海市地方法院刑事庭开审“枉法裁判案”。不过，地方法院显然只是在走过场，借口“法律规定”禁止他人旁听。而且，凌元庆并未到场，原告程孟明反而成为被讯问者。一番“捣糨糊”之后，程孟明被饬令回去等候消息，改日将再传凌元庆讯问。然而，所谓改日不过是借口而已，报刊上并未看到继续报道，想来应是不了了之，没有下文。

　　“邮资加价案”背后的制度困局

　　程孟明反对邮资加价，表现了1940年代末民众意识的觉醒。有识之士不仅在言论上扮演起监督政府的角色，更付诸行动，通过法律途径抗议政府违法。然而，仔细观察此案，发现其中不只是民告官失败问题。从程孟明的角度可看到，他对控告政府一事似乎颇有顾虑。从法院的角度来看，其判决虽不合理，却也是无奈之举。

　　此案最根本的原因是，行政院国务会议以命令代替法律，违反立法程序，进而违反宪法规定。由此，被告方应该是行政院。当时的行政诉讼法规定，如果民众对国家的行政机关存在异议，可以对其诉愿、再诉愿，遭到驳回或三十天没有回音后，再向司法院的行政法院提起诉讼。因此，从理论上讲，民众是有权利控告行政院和国务会议的。然而，对于普通律师而言，这近似于“冒犯天颜”。所以，程孟明只敢控告法律的实行者——— 上海市邮政局长和负责实际审判的推事。而且，当时的宪法规定，行政法院的判决结果，需要司法院转呈国民政府，由行政院训令予以执行。那么，让行政院宣布自身违法，并训令自己改革，显然是不可能之事。

　　由此，程孟明抗议行政院的邮资加价政策，却将上海市邮政局长和法院推事推上被告席，显然不无错位之嫌。而且，程孟明将行政诉讼变成了民事诉讼。实际上，普通司法机关根本无权审理类似案件，亦无权裁判国家的某项法律是否有效。如果一项新法律出台，这个法院认为有效，那个法院认为无效，必将失去统一的标准，民众也无从遵守。因此，上海市地方法院选择开庭审理此案，实际并不正确。对于类似诉状，普通法院最适当的做法便是拒绝受理，拒绝审查某项法律或命令是否合于宪法，将此种责任推给行政法院。不过，其初衷或许也是“为上峰分忧”，希望将此案结束于地方层面。由此，无论上海市邮政局局长还是地方法院推事，都清楚自己只是替罪羊，不过在执行上级的命令。所以，两人拒绝出席，实际也未必真是“权力的傲慢”，只是觉得此事与自己风马牛不相及，不愿代人受过而已。

　　此次程孟明抗议邮资加价无效，媒体反对亦未被政府听取。其后，随着通货膨胀的加深，行政院又短时间内数次修改邮资法，继续加价。到1948年7月，每封平信的邮资已经增加到3万元，比半年前翻了近20倍。此次邮资加价激起了社会的广泛抗议，其中受到冲击最大的是民营的报纸杂志，给他们的发行成本造成巨大负担。由此，上海十六家新闻半月刊选择短期自动停刊，以示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