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戴煌先生2月19日病逝，享年88岁。一代良心记者，告别人世，令人不胜痛惜!20年前我对他有过采访，重发旧文，寄托不尽哀思。　

　   戴煌三十万言的长篇力作《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和新华出版社联合推出，成为中国读书界的热点话题。有位年过八旬的新闻界老人著文称赞：“读君一卷书，胜读十年史。”周克玉将军也赋诗：“乱世冤案若海深，众生得渡思山恩。感君十年磨一镜，明月清泉照雄魂。”

　　1980年代以后，戴煌的工作，几乎是与昭雪一个又一个冤假借案连在一起的。其中有的是为死去的冤魂昭雪，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浮雕塑造者高庄教授，江西青年思想者李九莲;有的是为活人洗冤，比如被诬“在毛主席身边安装窃听器”的原公安部副局长丁兆甲，最高人民检察院认定无罪、地方某些部门却要逮捕的阎少卿;有的是为正义鸣不平，比如作家古鉴兹很好的小说《穷棒子王国》却在法院败诉;有的是揭露违反党纪国法、陷害忠良，比如凉山州违法买汽车，权力网保护州长儿子杀害无辜逃脱罪责，正义的法官和群众却遭迫害。他的许多文章，都曾在全国激起一波又一波的思想涟漪，至今不息。

　　那么，1980年代以前，他在干什么?

　　他是“右派”。他和几十万人一起陷进了那场万劫不复的灾难，九死一生。一个曾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抗法援越的硝烟弥漫中握笔驰骋、英气勃勃的战地记者，21年后，才带着满头岁月的霜雪和致残的眼睛回到自己的岗位。他的武器还是那支笔──更是一杆天地之间的良心砰。在这权法时有失衡、善恶时有混淆、冤屈一波未尽一波又起的年代。我希望更多的人知道他。

　　一

　　严秀先生在《“平反”漫谈──一个极其优良的民族传统》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一个民族在发生了某种忠奸倒置的重大冤案之后，整个民族精神和民族良心都会为此而感到痛苦和窒息，这就必然会造成一个民族民心不振、民气消沉的现象。”当我和戴煌谈到这段话时，戴煌说，这也是他做一些事情的动力。这些年他接触的案子比较多，但他不是都过问，有时只是帮人转转材料。因为没有时间。为什么有些事情，他要抽出身来过问?这要看案子本身的份量和它的意义。比如古鉴兹的案子，他花那么大的力气，采访、旁听，左一稿，右一稿?这里面有同“两个凡是”做斗争的问题，和一般的冤假错案不一样。与“两个凡是”的斗争，是当时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起死回生的一步棋，是一场重大斗争，它的意义不亚于遵义会议。隔了十多年，法庭会居然支持“两个凡是”!所以必须予揭露。

　　古鉴兹的案子经过是这样的：作家古鉴兹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穷棒子王国》，1989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原河北省遵化县委书记王国藩起诉古鉴兹和作家出版社，状告这本书侵害了他的名誉权。王国藩当时并没有看书，只是看了1988年新华书店编印的《社科新书目》上的简要说明，就提出起诉。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判决小说侵害了王国藩的名誉权，不得再版发行，未出售的书全部销毁，被告登报向王国藩道歉，赔偿王国藩经济和精神损失七千三百多元。古鉴兹和作家出版社不服，继续上诉。尽管古鉴兹一再郑重申辩：小说中写的殷大龙的黎明合作社与王国藩的建明社不是一回事，小说“不可能是生活中任何一个实有的人事”;法律规定，侵权责任必须以侵权行为给被侵权人造成一定损害为前提，而损害的原因，只能在发生损害之前的现象中寻找。王国藩早在11年前就被罢免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他对遵化县委1978年所做的《关于王国藩所犯严重错误和处理意见的报告》从未公开说过“不”字。报告中说：王国藩“严重违反党纪国法”，“严重违法乱纪、蜕化变质”，“情节恶劣，影响极坏”。王国藩的所作所为比起《王国》中的主人公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法院对古鉴兹提供的证据和说明，并不理睬，仍维持原判。与此同时，中国作家协会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一再代表作者和冰心、艾青、冯牧、陈荒煤等文坛泰斗发出呼吁，许多著名老作家还联名致信最高法院，指出“如果都这样对号入座告状，法院又判定有理，作家谁还敢写东西?”在八届全国人大的全体会议上，陈斌源等三十几位人大代表两次联名提交议案，以《穷棒子王国》案为例，呼吁依法保护公民创作权。

　　从古鉴兹上诉中级法院开始，戴煌就一直赴法庭旁听，并多方面搜集材料。先是与另一位同志写出《震动中国文坛的〈穷棒子王国〉案》的长篇报道。后来古鉴兹继续上诉，他继续调查，又掌握了案情内外大量活生生的事实材料，写出长达6万多字的长篇纪实《“凡是”对求实的一场新格斗》。戴煌说，一审判决后，社会舆论大哗，中组部原副部长李锐和中组部派往调查王国藩一案的负责人气愤地说，法院为什么不向他们这些最了解王国藩问题的人进行调查?戴煌还详细报道了中级法院审理的经过，记述中级法院如何倾向性先行，设套刁难古鉴兹。中级法院审判后，古鉴兹和作家出版社仍将继续申诉，但传媒再也没有声音了，正如戴煌最后写道：对如此的法庭的如此判决，不值得再费唇舌了!

　　《“凡是”对求实的一场新格斗》这篇文章是可以当作法律专业典型案例教材的，也可以进入信史。它让后人知道，有关文艺的立法出台之前，作家为自己的权益进行了多么艰难的努力，从中还可以看到中国法治建设中有待克服的弊端还很多。

　　戴煌写的《岂有文章倾社稷 从来佞幸覆乾坤──当代中国权法对抗的缩影》一文，说的是他的报告文学《权柄魔术师》和《在层层厚网的覆盖下》发表前后引起的权力地震。文章虽然很长，但能让人一口气读下来。其中权力的淫威，百姓的怨怒，真是不说不足以平人心。老百姓会问，现在还有没有天地良心?在中国我们能不能信任法律?

　　《权柄魔术师》写的是1984年四川凉山汽车进口走私案马虎了之。当时正值“整党”和“严打”高潮，州卫生局局长等人伪造“港澳同胞”捐赠汽车来信，从香港购进六台空调越野车和一些大彩电、冰柜、照像机等。他们得到州委和州政府一些人的支持，迫使银行付出30万人民币，通过黑市高价换成港币办成了这笔交易。凉山州为贫困地区，缺医少药，卫校的图书、实验器材都没有着落，还有危房，可卫生局长为买汽车花掉八万多元卫生事业费，当地干部群众怨声载道。1988年戴煌到重庆讲学，听说此事，立即到凉山调查。不想《权柄魔术师》还未定稿，已经引起轩然大波。他不顾凉山州委百般阻挠，终让文章与读者见面。老百姓拍手称快，可凉山州委为此与他纠缠了一年多。

　　《在层层厚网的覆盖下》写的是凉山州副州长儿子季小勇故意伤人致死案。这个一目了然的重大命案，审理过程却九曲十八折，州中权力网络以种种借口为其开脱罪责。检察官曾宪元顶着巨大压力要求“从严从重判处”。不想州法院审判长判处季死刑后，四川省高院改判为死缓，又由中级法院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季小勇送到他老子当过县委书记的布拖县监狱，曾宪元却被宣布“停职检查”，遭到种种围攻污陷。文章质问：在那一层层厚实的关系网覆盖下的“人民公仆”们，敢不敢向人民公开他们的肮脏交易?

　　戴煌说，“凉山的案子，为什么我看重它?花那么大精力去采访写作。其实事情都不大，但都很典型。本来我们应该是最讲民主、最讲自由、最讲开放，对人民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可恰恰相反，总是包得严严实实，向人民隐瞒真相，向人民撒谎。所以我愿意在这方面下功夫，就要同这种顽固的、腐朽落后的东西做斗争。你越是怕人知道，我越是要挑开来看，让人民知道，我们内部存在多么肮脏的东西”。

　　戴煌说，其实他写《穷棒子王国案》《权柄魔术师》《在层层厚网的覆盖下》这么长的文章不多，但是为帮人家呼吁、呐喊的很多，很多都是在内参上发，没有公开。《胡耀邦平与反冤假错案》涉及到很多案子，其中有一些，他并不是为写这本书才去调查了解到的，而是以前就在内参上发表过，比如回民支队原政治部主任丁铁石的案子，又比如耸人听闻的李九莲案。李九莲因说林彪像奸臣、怀疑“文化大革命”，于1969年入狱。后在劳改农场仍对华国锋提出批评，1977年被判处死刑。她活着时，就被将下腭和舌头用尖锐的竹签穿在一起，行刑后又被歹徒奸尸挖去双乳。戴煌当时自己的冤案刚平反，便不远千里去调查，在华国锋还在位时，写下了《在“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的主要罪名下，女青年李九莲三年前被枪杀至今末昭雪》的内参。胡耀邦看到了这份《内参》，立即批示“妥善处理”，使这个死刑两人、被抓60多人、受株连600多人的大冤案得见天日。

　　二

　　戴煌格外关注冤案，是不是与他自己的身世有关系呢?

　　戴煌说，倒也不是，打成右派以前他就是这样的。看到地方上违法乱纪的事，他就恨之入骨。

　　谈到“右派”经历，他说，“1956年出席苏共二十大的中共代表团团长朱总司令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带回来的时候，新华社正在开全国国内工作会议，我参加了，听了传达。斯大林的这些事值得我们去认真地思考。要照照镜子，避免我们中国将来也发生这样的悲剧。从这时起，我思考了很多。其实过去我对毛主席也是很崇拜的，小时候在文工团当创作组组长，曾经自己作词作曲来歌颂毛主席，那都是真情实感。1947年胡宗南占领了延安，我还流了泪，为毛主席的安全担心。但是建国以后，发生了一些事，我有些不理解。对于毛泽东，我承认他的伟大，直到今天我都认为，他的雄才大略，多才多艺，古今中外，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许多领袖，都无法与之相比。但是个人崇拜确实是存在的，当时暴露出来的，较之后来仅仅是一点点而己。我看到了苗头。事物都怕发展，任何不正确的事物，如果不去限制，任其发展，结果就将不可收拾。在外交学院学习时，我就作了一个发言，谈到‘人迷信’、‘神化和特权’等问题，因此当了右派”。

　　有很多人1960年代初就摘了帽子，戴煌的劳改时间却很长。

　　戴煌说，“我先是被弄到北大荒监督劳动。1960年冬天回到北京，又被派到居庸关搞绿化。1961年才回社里资料组搞资料，写出文章来也不准署名。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确实要搞‘右派’甄别，还想在新华社搞试点。在党组织多方面的动员下，我写了个材料，谈自己1956年以来对‘神化和特权’的思考，谈个人崇拜对党和国家的危害;还对中苏关系方面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在北大荒劳动时看到的情况，讲了许多别人想讲而不敢讲的话，一共写了十万字，送给党小组、党支部、党总支、党委逐级传阅。传阅到最后，结论是：材料写得很好，虽然遭受到这么大的折磨，还能坚持向党讲真话。他们准备把我的材料打印出来送到中南海去”。

　　接下来就是当年的“十一”到来。往年的“五一”、“十一”，戴煌有时也被邀请到天安门观礼台上去，这一次，他们不能让一个还带着“右派”帽子的人上观礼台了，便让戴煌打着大旗，走在新华社游行队伍的最前面，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表示对他恢复信任。“虽然帽子还没有摘，让我打着大旗走在游行队伍前面，等于给我吃一颗定心丸嘛。”戴煌回忆，可相隔不到一个月，大约是十月底，“他们又通知我说，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打退翻案风，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原来说我材料写得好，一个月后又说我是向党新的进攻。两次讲话是同一个人。凭良心说，他对党忠心耿耿，清廉正直，可他也没法子，他是相信毛主席相信党还是相信你戴煌呢?我对他们都能够谅解。他们为了批判我准备了半年。五七年是对我的第一次批判，这一次是再批判。对他们来说，批判我很困难，我要辩护啊!那时大跃进失败了，人民公社弄得怨声载道，全国饿死了三千多万人，整彭德怀显然是丧失人心的，我要谈起这些问题来，他们怎么批我呢?”

　　批判搞了两个月，从1963年的“五一”批到“七一”。批判结束的那一天，社党委委员方石同志做总结说：“不管怎样，戴煌过去历史上为党所做的工作，那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在批判我的会上，最后他能讲出这样的话，应该说是很难得的。” 戴煌回忆说，到了1964年4月，他被正式劳教，开除公职，“当时说是劳教两年，结果两年结束的时候，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没人管我了。农场本来为我去新华社联系工作，回来说不行，他们都被打倒了，没有人管你的事，你在我们这里留场就业吧。留场就业也是劳改，只是表面上有公民权，星期天可以上街，节假日可以回家。先是在北京郊区的团河农场，后来又到清河农场去修海河。林彪事件发生时，在火车上用机关枪押着，又把我弄到山西太原，我在太原劳改队呆了将近九年。这个劳改队外面挂着牌子叫太原建筑工程队。实际上就是个劳改支队，比真正的犯人好的地方就是星期六、星期日可以上街，也可以下饭馆吃饭，写信也不要检查。”

　　我在太原待过二十多年。戴煌谈起太原的大街小巷，比我知道得还多。因为他在那些地方都干过活。我心里真是酸楚。心想，如果那时从我身边走过一队破衣烂衫做苦力的人，我怎么知道其中有一位曾是军中秀才大记者戴煌呢?

　　我看过戴煌的作品，他作为新华社苏北前线记者，参加过淮海战役和渡江大战。他写的《战士与群众》《鲜血浇铸的胜利》《“宝贝鱼”》等通讯，有情节有描写，活泼生动，不像是战争中匆匆而就之作。后来那篇著名的《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一文选入了小学课本，我上小学时读过，我儿子也读过，几乎影响了两代人。他的《胡志明主席印象记》，不但勾勒出亲切、朴实、睿智的胡志明的剪影，也传达了当时抗法战争后期越南人民恢复和平建设的热烈气氛。我不禁慨叹：那么向往自由、和平的越南人民会想到以后战火的绵延吗?他文笔热情质朴，重形象，善抒情，如果不是后来遭了劫难，很可能向文学方面发展。

　　与戴煌交谈才知道，他做新华社记者时才19岁。而且没上过几年学。父亲是个中医，他小学毕业以后没有正式上过中学，只在初中补习班里读到初中二年级。他上过四年私塾，有古文基础，后来的写作都是参军后磨炼出来的。他从小看了不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懂得做人要如何正直。俄罗斯的文学对他影响也很大，托尔斯泰呀，屠格涅夫呀，西方文学作品也看了一些，民主自由的思想在脑子里有了一些萌芽。

　　是不是很小就铸成了反骨?

　　他说不是的，“我只是觉得我们打天下死了那么多的人，天下打下来了，又出现这么多腐败黑暗的现象，如果我们不管，天下还会丢掉的”。

　　三

　　戴煌几次和我说，他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太好，希望静下来读些书，写自己的书。以自己的坎坷经历，或许还要写部长篇小说。但是，总有一些事，使他不能推辞。比如最近新华社河南分社的同志找他谈到一件人命关天的案子。希望他相助。事情是这样：自今年(1997年)6月以来，郑州城乡西韩砦村300多村民为一起冤案，10多次聚众到省委、法院、检察院上访。因为他们拥护的村民组长(村长)被判了死刑。这个村的前任村民组长在任时，村里集体所有2400余万元“下落不明”。基层改选时，村民们选了一位比较正直的复员军人当了组长。新组长除害兴利，带领人查证出老组长大量的贪污问题，得到群众拥护。老组长劣迹昭彰，大权傍落，其家属怀恨在心。一日夜深，老组长之弟带一些人闯入新组长家寻畔闹事，先是殴打辱骂新组长。新组长一面脱身上楼报警求救，一面拿来自己的猎枪准备自卫。老组长之弟等人再次用铁锨棍棒破门而入，一伙人冲上去夺枪，不慎枪走火，老组长之弟被打死。事发后，老组长一家扬言要用200万元买下新组长的人头。果然郑州市中院判新组长死刑。仅因临近“七一”香港回归日，才得推迟。有关法律人士指出：被控方在他人强行破门而入，有明显的侵害行为下持枪防卫，误伤死者，实属过失行为。还查出枪的板机上没有新组长的指纹。虽然河南分社已经将情况两次反映给中央政法委，任建新同志批转河南省有关方面慎重处理。但情况并不乐观。戴煌听说了此事，马上给任建新再次写材料，请新华社的车连夜送到任建新办公室。他在信封上写道：刀下留人。并和好几个新闻单位找招呼，请他们关注这件事。和我说这件事时，戴煌显得非常疲倦，他还没有从这一令人焦虑的事中摆脱出来，他说可能他还要去一趟郑州。因为，事情还没有转机。

　　戴煌说，“有人认为我还很天真，说我所做的这些事都是一种‘补天’的行为，于世无补，根本没用，物极必反，然后世道大变”。

　　补天是补不起来的，但是通过我们的文章能够唤醒一些人，唤醒的人多了，才知道它烂透了。就像鲁迅先生当年写了那么多东西，能直接对国民党起到什么作用吗?蒋介石还是蒋介石，文化惨案还是不断发生，但它唤醒了很多有良知的人投向革命，我觉得这还是很重要的。正像毛泽东说的，这就像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历代王朝腐朽透顶，但它慢慢腐烂的过程一延续就是好几百年，真正受苦的是老百姓。我现在还是这个态度，只要没人强迫我放下这只笔，那我活一天我就要发挥我的作用。

　　我问他，原来的理想你还坚持吗?

　　他说，“人类大同的世界观，我是不会改变的。但是怎么达到人类大同的世界，我越来越看得清楚。我们过去搞的那一套是绝对走不到人类大同境界的。许多人口口声声是‘为人民’，实际上是自私自利的小集团。当初我们闹革命就没想到会是这样”。

　　我最后又说到别人称他是真正的大记者。戴煌说，“我不是大记者。大记者就是要比一般记者站得高，看得远，能够抓住社会的要害，独立思考，是社会的良知，正义的代言人。我只是按照自己的人生奋斗的目标，来摄取我需要的东西。不随波逐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