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下旗袍，母亲十年农耕养活八口人

　　按照客家风俗，男人是不下田种地的，年迈的祖父也确实无法担负农活，母亲便成了唯一的劳动力。大伯的女儿谢孟招与我大姐年纪相仿，因大伯去世、大婶出走而无人照料，母亲将她视若己出。这样一来，祖父母、母亲和五个孩子，一家八口人的吃饭问题都要靠母亲种田来解决。虽然父亲也寄来一些钱，但也只是杯水车薪。母亲脱下了旗袍高跟鞋，摘下了首饰细软，换成当地农妇的粗布衣衫，从头开始学做农活。生活所迫之下，人的潜力是无穷的，播种插秧、浇水施肥、耕耘收割等活计她逐渐都能应付，由一个十指不沾灰的上海小姐蜕变成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妇。

　　我小时候，每天早晨一觉醒来，总是看不见母亲，因为她早已下田干活了。像当地人一样，她下地之前用大锅灶煮一锅米饭，我们小孩子谁饿了就自己舀饭吃，凉了就浇上开水，配点咸菜或盐水，基本没什么别的菜吃，吃好了自己背书包上学。白天基本见不到母亲，是祖母帮着照应我们。晚上母亲还要操持家务，直到深夜才能休息。

　　若干年以后，每忆起广东的生活，母亲总是重复一句话：“在老家的十年是怎么熬过来的，我想来想去到现在还弄不明白。”这句话让我无限心酸。可怜母亲那弹奏乐器的纤纤玉指磨出了老茧，洁白光润的皮肤晒得失去光泽，当时年幼的我们无法体谅母亲的艰辛，更别说为她分担丝毫了，丈夫和娘家人都远在千里之外，一天的繁重劳动之后谁能抚平她身心的疲惫，又有谁能倾听她满腔的孤独和委屈呢?父亲率四行孤军杀敌在前线，而母亲又何尝不是孤军奋战?

　　1940年，我祖母去世，祖父为了养老，领养了一个小姑娘做孙女，所以家里还是八口人吃饭。少了祖母的帮忙，母亲家里家外更加忙碌。不料时隔一年，传来父亲遇害的噩耗，母亲痛不欲生，几近崩溃。她怎么也想不通，自己终年劳累苦苦支撑家庭，日盼夜盼父亲凯旋，竟等来如此结局。父亲承诺的一家团聚是她的精神支柱，现在这个支柱崩塌了，她真想一走了之。但她终究还是无法撇下年近七旬的公公和嗷嗷待哺的幼女稚儿，只得泪往肚里流，重新振作精神，继续以柔弱的身躯支撑这个残破的家庭。真是死者易而生者难也。

　　1941年秋，母亲从蕉岭出发，长途跋涉到了重庆，受到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接见。蒋说，现在抗战期间，国家困难，待胜利后，国家定会照顾你们的。宋美龄则拉着母亲的手，用上海话说：“维诚啊，侬放心，国家勿会忘记侬的。今后可以每年来重庆一趟，搭侬一道讲讲。”

　　母亲领回了国民政府的5万元法币抚恤金，与祖父商量，一人一半。母亲将她分得的钱买了三亩田自己耕作。后来我们离粤回沪，祖父也用分得的钱买了几亩山地，雇人耕种，以保障生计。谢孟招长大以后则下了南洋，在泰国开一家小店铺，以微薄的收入收养了十几个被遗弃的幼儿。她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母亲的感激之情，回报母亲的养育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