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从1950年代后期开始的。中国大陆学界主要把目光聚焦在1970年代之后的计生历史，而对1960年代的计生执行情况研究甚少，基本停留在宽泛记述的阶段{1};另有一些资料性质的工具书，大多是将中共领导人关于计生的讲话和中央出台的计生政策文件按年代进行汇编{2}。相关研究十分粗略：一是缺乏对当年计生政策实施层面上的记述;二是缺乏对计生政策与该时代其他历史事件相关联性的深入解读，如把1962年底重新提倡的计划生育简单解释为：“鉴于前几年放松了节育工作，中央又重新考虑了提倡节制生育的问题”{3}，缺乏学术意义上的深度探索。近些年关于1950至1960年代计划生育的研究论文中，值得一提的是南京大学李娇娇的硕士论文〈“文革”前江苏省的计划生育工作〉{4}，是目前少有的运用地方档案资料来还原当时计生政策具体执行情况的研究。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篇论文同样缺乏对计生政策与该时代历史事件复杂关系的探析，止步于对档案资料的简单复述。

　　西方学者对中国的计生政策很感兴趣，相关的学术研究颇多，从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角度进行深入剖析。但西方学界同样聚焦于1970年代末至今的计划生育，对此前年代的研究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仅有少数论著简单提及1950至1960年代的情况{5}，并提出了一些零星的洞见，如认为“1960年代重新开展的计生政策是为了平衡大跃进所带来的经济失败”{6}。而且，这些研究所用的资料多来自于中国出版的计生政策文件汇编，缺乏坚实详尽的地方性史料作为支撑{7}。

 如上所述，共和国1950至1960年代的计生研究，还存在大量有待开拓的领域。事实上，1960年代计生政策的重启与大跃进和大饥荒息息相关，但学界对此缺乏研究。本文将运用大量江苏省档案馆馆藏的计生档案、同时代的《人民日报》以及当时的医疗杂志，对以上问题进行探究。本文发现，1962至1966年开展的计划生育绝不是一个独立事件，其与计划经济体制、大跃进的失败有着直接的关系，是之前一系列政治事件所导致的连锁反应。这一时期的计生工作的目标在于减少人口出生率，以减缓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危机，本质上是一个经济决策。在实行的过程中，每一对参与计划生育的夫妇都是受政权所支配的经济变量。

　 1958至1960年的大跃进，使中国的粮食和农副产品减产，城乡人民的粮食与其他食品消费量降低，城市粮食供应紧张。及后发生的全国性大饥荒使大批人营养不足，产生浮肿现象，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中国。1959至1961年，全国人口死亡率一直向上攀升，尤其在1960年人口死亡率超过当年的出生率，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人口负增长{8}。

　　大跃进没有使中国跃入乌托邦，反而使其跌入深渊，中国的经济陷于崩溃的边缘。灾难的氤氲让掌管经济工作的中共高层十分焦虑，如刘少奇在1962年6月与田家英的工作谈话中曾说：“现在情况很明了了，这样下去，无产阶级专政要垮台。”{9}面对这种经济危局，中共不得不采取一系列应急措施制止局面继续恶化。其实，早在1962年1至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接连召开了著名的“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对经济计划进行紧急调整。在“西楼会议”上，以陈云为代表的掌管经济工作的中共高层强调，减少城市人口是应对经济危局的根本性措施，若非如此，“财政继续亏空，市场发生动乱……对于减人，大家一定要下定决心，否则没有出路”{10}。向来严谨寡言的陈云做出此番决绝的讲话，印证了当时局势的危急，也说明了中共高层已经将减少城市人口作为一根救命稻草。此后，政府迅速“关停并转”了一批在大跃进中兴办起来的企业，并将那些从农村招入城市的工人遣返原地。1961至1963年全国一共精简职工1,800万，压缩城镇人口2,600万{11}。

　　在政府竭力调整经济计划和精简城市人口的同时，1962和1963年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却出现了反弹式的增长(表1)，其中1962年人口出生率达到37.01‰，远超大跃进期间的出生率，1963年更是达到了43.37‰，是迄今为止中国人口出生率最高的一年。大跃进结束之后，饥荒和非正常死亡的阴影逐渐消褪，民众的生活开始有了起色，心理上的安全感增加，所以结婚生子的数目也大幅增加{12}，骤然出现了生育高峰;再加上非自然人口死亡率的降低，使得人口增长率有所提高。1962年人口自然增长为26.99‰，1963年自然增长率为33.33‰。

　　呱呱落地的小宝宝的哭声仿佛一道紧箍咒，让中共政府极为头疼：好不容易通过精简人口才得以缓解的人口与粮食的供应矛盾，在生育高峰中又陡然提升。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政府把大跃进中受到冷落的计生工作重新提上工作日程{13}。1962年3月28日，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对严重的经济情况作指示，“目前的城镇人口仍然过多，农业可能提供的商品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供养现有的城镇人口还有困难。……在城镇和人口密度大的农村，要认真提倡节制生育”{14}。12月18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指出计划生育“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定的政策”，“鉴于最近几年来放松了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的工作，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认为有必要向各级党委和政府重申重视和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15}。该指示如同发令枪，计划生育被冠以“认真”二字，意味深长。显然，计划生育成了一个应对危局的重要措施。

　　再次发动的计生工作从本质上讲是大跃进带来的经济危机所催生的，核心目的是通过减少人口出生率使人口和粮食的供求得以平衡。无论是从时间上看，还是从思路上看，中共中央重提计划生育都是和“西楼会议”所制订的经济措施相一致，是精简城市人口工作的一个延伸。所以“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实质是为大跃进收拾残局、帮助中共解决危机的一个经济措施，其目标、思维逻辑都是经济的。如陈云所谓若不减少人口，国家将“没有出路”的警告一样，周恩来在1963年2月1日的工作会议上也强调说：“为了国民经济、体育、教育、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要提倡晚婚和节育。”{16}许多地方官员在谈及计生工作时，也反复强调这是一笔“经济账”，如1964年江苏的一个副县长在当地的一次计生工作会上讲：“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与人口自然增长不相匹配，全县每年增产一点粮食，都被人口增长抵消了……还有东台镇集中八个月力量下放城市人口1,000多人，〔新生人口〕一年就弥补了这个数字。”{17}大跃进之后的危局催促着中共以“重病下猛药”的态度开展计划生育。 #FormatStrongID_1#

　　大跃进后重新开展的计划生育，实际上成为了一个如经济命令般的人口生产计划：由中央制订好指标，下交给地方政府执行，民众按照计划指标晚婚、避孕、流产和绝育。正如1963年7月8日周恩来在人大常委会上所说：“我们要有一个发展人口的计划，不能就这样听其自然……发展人口必须跟生产、教育、劳动力的安排等方面都联系起来，不可能孤立地发展。……光提倡不行，必须有计划……”{18}在同年9至10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的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上，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对计生政策提出具体的方案：从1963年起将计划生育列入国家和省市的计划之内，在全国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适龄结婚，即男子二十八岁以上、女子二十五岁以上结婚;并如同制订经济计划指标一样，要求在1965年把全国人口增长率由1962年的27.14‰下降到20‰左右{19}。

　　经济危机的紧迫性，催促着政府竭尽所能追求计生工作的高效。在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了计生指示后，从中央到地方迅速建立了一系列的主管计生工作的机构，动用行政力量去完成计生指标。1964年1月，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由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任主任委员，卫生部妇幼司司长栗秀珍负责技术指导工作。全国十一个省、专辖市普遍进行了计生试点，建立了垂直到县级的计划生育委员会(或小组)，将计划生育当做一项十分紧迫的政治任务来执行，做到“层层有人管，有人抓”{20}。

　　但搭建计划生育的机构框架仅仅是一个基础性的准备，要想将计生政策的影响和工作效率最大化，中共必须祭出其独门武器——政治动员。正如1963年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纪要明确要求的：“各级党委和人委把计划生育工作列为重要议事日程之一，一年抓几次，在全国形成一个计划生育的群众运动。”{21}政治动员，是指共和国政府运用人力资源来为权威服务的过程{22};运动治国是毛泽东时代共和国政治的一大特色。运动模式能够透过行政力量调动大量人力物力，短时间内就像征集军队一样建立起浩大的计生工作队伍，立竿见影，其效率之快是其他社会动员方式无法企及的。多年来，中国的政治运动都遵循着类似的基本模式，而运动初期往往围绕某些宽泛的主题(如反腐败、反美、反右派、促进农业化)进行动员。中央和地方政府都相信用“运动”和“抓”的方式，可以迅速达到节制人口生育的目的。

　　以江苏省为例，1963年江苏省委开始领导卫生、妇联、工会、共青团、教育、文化部门的多方力量开展工作，提出计生运动要大搞宣传，形成社会舆论，使计划生育真正做到家喻户晓，在全省范围内形成一个群众运动。随后，绝大部分的市、区、街道、大中型企事业单位纷纷建立了领导组织，定期讨论及安排计生工作，各级组织将计生宣传做到逢会必谈，全面开展晚婚等计生宣传，运用市、区的宣传阵地和不同的会议形式，根据不同的对象反复进行宣传教育。江苏省卫生厅在1963年的计生宣传次数达到110,209次，全省2,557,627人受到教育。同时，江苏省培训基层妇女代表、女工委员、家属委员、妇女队长、共青团员、红十字会卫生员及其他群众积极份子，使他们成为计生宣传骨干{23}。仅1963年，江苏省就培养计生宣传骨干118,070人{24}。这些宣传骨干或深入田间地头，或下矿进场，或走街串巷，将男女人体挂图、幻灯片在公共领域展览，向民众宣传计划生育的好处、进行政治觉悟教育、讲解生育知识、动员男女青年晚婚，最后还要推销避孕工具。这些宣传工作促使避孕套的销量大增，1963年推销避孕套319万个，1964年销售500万余{25}。此外，江苏省通过短期集训和培训班的方式在短时间内培养出巨量的计生技术骨干，仅1963年就培养了28,588名，负责指导民众避孕和执行手术，使得计生手术量攀升，1963年全省共作计生“四项手术”(人工流产、男子输精管结扎、女子输卵管结扎、放置节育环〔上环〕)77,022例，1964年达到357,849例，1965年达到179,712例{26}。

　　此外，国家权力开始以各种形式介入民众的婚姻，从而达到减少人口出生率的目的。为了推广晚婚，1963年江苏省政府重新界定了关于结婚年龄的规定：“一般结婚年龄男子在27-30岁，女子在23-26岁比较合适。青年的科学技术和艺术工作者在自己的专业方面深造打下基础，还应该将结婚年龄推迟些。如戏剧演员、运动员一般应在30-35岁结婚，大专学校的助教、厂矿的技术员、医院的医师、护士、助产士及其他中级技术人员一般应从事3-5年实际工作后再结婚。”{27}如果民众不遵守政府新制订的晚婚政策，将会受到惩罚。例如1963年天津市政府对不符合规定年龄结婚的夫妇，商业部门不予供应结婚的计划物品，机关单位不予提供宿舍，人事部门不予照顾爱人关系而调动工作;此外，自该年起，中高等学校学生在校和实习期间不得结婚，否则劝其退学{28}。同时，对结婚的生理条件也设置了更苛刻的门槛，江苏省政府规定心脏病、高血压、支气管炎等十三种疾病患者暂不得结婚，所列病症甚为宽泛，甚至内分泌失调的人都列入其中{29}。

　　部分地区甚至还建立了发挥监察作用的“月经卡”制度，对民众性生活情况进行定期检查。以江苏省计生模范东台镇为例，全镇十七个居民委员会的妇女主任要清楚掌握辖区内育龄妇女的月经情况，定期检查夫妻性生活中使用工具、药物的情况和效果。“月经卡”制度使政府对下辖民众的性生活情况全知全觉，能在第一时间侦缉到妇女的怀孕情报，然后“千方百计的动员其人工流产”{30}。如东台镇金墩居委会的王惠林了解妇女卢秀玲月经未来，并发现她饮食不正常，向邻居讨酱豆吃，调查后发现她果然怀孕了，便立即动员她做人工流产{31}。依靠“月经卡”制度，1964年东台镇有生育能力的3,138名妇女中，避孕和绝育者达到2,071人，其中433人做了人工流产{32}。

　　值得注意的是，1962年重新开展的计划生育将重点放在城市。虽然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不占大比例，但科技、工业、文教、卫生等重要资源都汇集在城市中，城市是国家运转的轴心，力保城市稳定是中共执政方针的一条红线，所以计生工作开展的重点地区自然集中在城市，而不是粮食更为短缺的农村地区。1963年召开的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专门研究了计划生育作为城市工作的重点，提出了降低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目标{33}。在中央的政令下，一张既广且深的计生网在中国的城市火速铺展开来。在地方上，自政令发布之后，各直辖市和多数省先后成立了计生领导小组，全国有2,000人左右的专职行政人员。到了1965年，计生工作在“全国大、中、小168个城市，基本上抓起来了”{34}。

　　天津、上海等大城市是开展计生工作的重点地区。天津市为了鼓励民众节制生育，从1963年开始提供免费人工流产、绝育手术;1963至1964年结扎和上环303,990例，人工流产123,760例{35}，数量惊人，是各省市学习的范例。上海在县、区、街道乃至里弄都建立了计划生育推广委员会(或小组)，由党委书记当主任，街道上的街道主任、妇委书记、团委书记、派出所长、医院院长都是推广委员会委员，可见行政力量全面而强大。上海市委提出了“晚、稀、少”的生育原则，要求城市夫妇生育子女要控制在两到三个内，每胎相隔四至五年。随后上海各区、街道、工厂的党委都相应制订了所辖范围的生育指标，按指标推行计生工作，但指标不向群众公布。1962至1964年上半年，上海有6.4万育龄夫妇做了节育手术，出生率下降很快，得到了中央的赞赏{36}。

　　自1949到1963年，中国城市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都高于农村，1954至1958年城市平均出生率为39.80‰，县以下地区为32.34‰;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1.30‰，县以下地区为20‰{37}。正如中共在国共内战时最擅长的大兵团作战，集中力量打击核心目标，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高度关注下，中共的行政和动员的巨大力量再次展露，计生工作在城市取得了决定性胜利。1964至1966年三年间，由于政府大力运用政治动员手段控制城市人口，使得全国城市人口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显著下降，降速远高于农村(表2)。加之大跃进之后的经济恢复和农业增产，城市的粮食危机平稳度过，潜在的政治危机也消除了。正像周恩来在1964年12月21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宣称的：“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已经全面高涨，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好转，并且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38}

　　中共领导人和政府倾向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以突击方式在短时间内解决某个问题，但通常这样疾风骤雨式的运动往往缺乏稳定性和规划性，有的运动是在给前一个运动的失败打补丁、堵漏洞，1960年代的计生运动实际上就是为大跃进运动的失败堵漏洞。依靠强大的行政力量和密不透风的社会组织来强力推动一项政策的实施，不少时候虽然效率极高，但是“抓”与“运动”的工作模式有其简单粗暴性。正如1965年江苏省官方总结两年间计生工作的报告里写到：部分地区产生了片面追求手术数量和硬性要求降低出生率的倾向，因此在工作方法上出现提指标、压任务层层加码的现象。为了使手术数量达标，强行对思想不认同的群众做手术。在这样的情况下，定指标、喊口号、竞赛式的现象就开始出现了。有的地区领导为了达到降低出生率的政治指标，硬性规定节育措施，如提出有三个孩子以上的家庭都要做绝育手术。为了追求政绩达标，有的地区不顾手术条件，强行进行手术{39}。

 　　虽然1962年开展计生工作的绝对重心在于城市，但在城市已经取得显著成效之后，计生工作开始逐步向部分农村延展。

　　以江苏省为例，1964年6月到1965年1月，计生工作重心由城市向农村扩展。1965年1月之后，农村计生工作全面开展，全省农村共有677个医疗单位开展节育手术，能施行节育手术的技术人员达1,400人。此外，江苏省1965年派出170组医疗巡回队，每队配置8至12人，其中配备内、外、妇产、儿科的主治医师及护士各一名，另外配备队长或副队长一名担任政治和行政的工作;选择能施行结扎输精管手术的外科医师、能施行人工流产和放置节育环手术的妇产科医师或助产士参加医疗队，以便开展手术。1965年第一季度江苏农村共作“四项手术”102,040例，城市为77,672例，这是计生政策重启之后农村的手术数量首次超越城市{40}。

　　1964年，随着“四清运动”的深入，毛泽东对官僚主义、反修防修的问题看得愈来愈重，对医疗部门也颇为不满，在6月和8月两次批评北京医院是“老爷医院”，脱离群众{41}。1965年著名的“六二六指示”中，毛更严厉批评卫生部是“城市卫生老爷部”，“轻视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只留在城市大医院中戴起大口罩，隔断了基层民众的联系，冷落了人民群众的感情”。毛强调“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只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提出了在农村培训不脱产的卫生员的总构想，强调要降低乡村医生的门槛：“书读得越多越蠢，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42}

　　在“六二六指示”之后，农村计生工作得到进一步推广。1965年11月2至4日，国家卫生部召开会议着重学习了中央关于把卫生工作放到农村的指示：会议认为过去几年计生工作虽取得明显成绩，但广大农村，除了河北、山东、浙江、福建等省大部分地区开展工作外，其他各省均在试点阶段。今后卫生部门应在各地党政领导下，对人口稠密的农村积极组织力量，结合医疗队下乡推广试点工作的经验;组织参加农村巡回医疗队的医务人员学会计生宣传及一般技术指导，其中的医生，尤其是妇产科、外科医生，都要学会三四种节育手术{43}。而且卫生部强调农村的计生工作要“政治挂帅”，结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44}。

　　虽然表面看起来计生工作开始从城市向农村顺利地拓展，但实际上，在农村大规模开展计生工作面对非常多的客观条件困难和限制——手术环境的恶劣、药具和器械的短缺、技术人员素质和数量的欠缺、民众医学常识的匮乏，这些客观存在的问题都说明在农村骤然实行大规模计生工作并不适宜。但在毛泽东“政治挂帅”的思维里，这些问题不值一提。毛尽管一直自称唯物主义者，但他毕生相信“唯意志论”，如美国学者马思乐(Maurice Meisner)认为，毛主义的世界观“以极端唯意志论”为特征{45}，相信被适当动员起来的群众实际上可以战胜任何物质困难。基于这种世界观，当“政治挂帅”成为推动计生工作背后的核心思想时，整个运动就愈发脱离科学和专业精神。严谨的医学理念由于强调严格的医疗环境与条件，客观上阻碍了追求数量的计生运动，所以被斥为“强调条件”、“陈规旧习”{46}。在“政治挂帅”的旗号之下，农村计生工作在不适宜的条件下强行上马，手术程序和标准被一再降低和简化。

　　例如1964年江苏省卫生厅制订了计生手术的消毒程序，其中规定：手术室一星期至少用紫外线灯或乳酸蒸汽进行两次空气消毒;医务人员要对手部进行三道程序消毒后方能进行手术;手术前准备好无菌器械台，手术工具要经过高压蒸汽或开水煮沸消毒{47}。但在农村地区的实际操作中，由于手术量大，人手短缺，物资匮乏，手术大多没按卫生厅所制订的标准执行，就连消毒这一最基本的程序都很难按标准操作。当时农村计生手术的消毒方式普遍极其简陋，甚至存在将医生用过的废液给患者进行消毒的现象{48}。如此粗陋的手术条件定会使患者感染概率大增。根据徐州专区的报告，1965年第一季度该区做上环手术9,589例，其中三分之二是在生产大队做的，由于设备和消毒条件不达标，许多妇女在手术后反映腰酸、小腹痛和其他妇女疾病增多。还有的地方用来消毒手术工具的蒸笼温度不够，连鸡蛋都蒸不熟，在根本起不到消毒作用的情况下依然进行手术，许多患者在接受手术后腰酸背痛，医务人员却说是由于患者的心理因素造成的{49}。

　　此外，农村医疗单位普遍经费不足，部分手术器械特别短缺。以江苏省为例，节育手术的器械供不应求，尤其是窥阴器、海绵钳、蚊式钳供应十分紧张{50};基本没有无影灯和消毒用的紫外线灯，打着手电筒照明进行手术和用大锅煮手术用具成了农村的正常现象{51}。以农村计生模范海安县的情况为例，当地的手术台是用木板和课桌拼成，有的高低不平，还要在桌下垫上砖头。手术室内没有专用的无影灯，连电灯都没有，只能采取自然光——手术台南北方向放置，上午进行手术时将患者头朝向北，下午将头朝向南。冬天手术室内还要生炉子，室内手术人员为防止一氧化碳中毒要每二小时出去透风一次，屋内甚至有煤烟{52}。在如此简陋、不标准的条件下进行手术，却被中共官方表扬为“学习和应用了毛泽东思想，纠正了唯条件论，因陋制宜，土法上马”，证实了“人的因素是第一”{53}。

　　此外，农村医务人员严重短缺也是一个实在的问题，在经济落后的地区更是突出。除了让各市县组织医生下乡巡回进行手术外，江苏省委又“政治挂帅”意识高涨，称“不能让各种条条框框束缚住手脚，决定今后必须采取革命的办法，多快好省地培训扩大农村医务队伍，试验培训半农半医的卫生员掌握一两项计划生育手术，做到人工流产、放环不出公社，男结扎不出地区医院，四项手术不出县”{54}。在1965年一年间，就在全省农村677个医疗单位开展节育手术，将施行手术的技术人员扩展到1,400人{55}。江苏省政府所谓打破“条条框框”的行为，让“半农半医”的卫生员经过短期培训就上马施行计生手术，是完全没有经过严谨、细致考虑的。讽刺的是，海安县技术人员边学边做手术的不专业行为，还得到了江苏省政府的赞赏，称其为“就地培养，又快又好的拉出一支计划生育手术队伍”{56}。

　　就在这种一切条件都不成熟的情况下，如前所述，1965年第一季度江苏省农村居然完成了102,040例计生手术，这个数字宣告着“唯意志论”和“政治挂帅”的胜利，其背后的故事是让人心有余悸的。江苏省农村计生工作的情况只是其时的一个缩影，在当时“政治挂帅”气氛弥漫的社会，类似的例子可以在专业的医学杂志、报刊上随意看到。如广州部队总医院医疗巡回队宣称：“只要能发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就可以克服困难”，于是在条件简陋的环境下不断简化手术程序{57}。再如南昌市的一个“克服客观困难”典型的下乡医疗队，为减少下乡做节育手术时携带物品过多和节约物资，用废报纸代替布巾给患者消毒，并取消手术前后的检查制度{58}。

　　在这些例子的话语和逻辑中，隐约散发着那熟悉的“放卫星”味道。许多非专业乃至荒谬的观点大行其道，科学理性和医学的严谨性被“政治正确性”所取代。比如，江西的一位助产士1965年参与农村医疗巡回队，到了农村才发现大队里没有妇产科医生，结果这个助产士便担当起了医疗的重任。有贫农来找她要求做人工流产，但她从来没有做过刮宫手术，不敢做。后来她想到了毛主席的教导，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毛主席的话给了她极大鼓舞，经过一些专业自学和向队里的同志请教、开始多方面的学习之后，她便开始给农民治疗妇科疾病、安放避孕环、进行人工流产。这个助产士的例子被江西医疗界当成正面宣传的典型，大张旗鼓地表扬{59}。

　　此种例子之多，不能一一列举。这些当时被报导和树立的医疗范例，核心思想都是讲，只要心存“阶级感情”和“毛泽东思想”，医务工作者就能克服条件上和技术上的困难，完成一个又一个计生手术。由此，严重缺乏医学常识的农村民众就在这种懵懂的状态下被一级级的官员驱赶到手术台上，在粗陋环境中接受肉体的改造，忍受着手忙脚乱的稚嫩医生的试错，用肉体证明着“政治挂帅”这个伪命题。 #FormatStrongID_3#

　　在中共政府急切实行人口计划生育过程中，“四项手术”是控制人口出生的重要手段，人工流产成为其中最重要的措施。在1962年底中共政府提出“认真提倡计划生育”之后，1963年10月11日，卫生部废除了1957年颁布的人工流产的条件规定，制订了新的标准。老版本规定怀孕三个月以上的孕妇不得做人工流产，而新规定把怀孕期限提高到了五个月;老规定限制妇女两次人工流产的时间一定要隔一年以上，而新规定则对一年的间隔期持模棱两可的态度;老规定对于人工流产的态度还是审慎的，强调医务工作者一定要事前对申请人工流产的妇女说明该手术的风险和危害，讲清道理，尽量说服其避免手术，并且申请程序比较复杂，要经过医院和孕妇单位的审批，而在新规定中这些程序都被大幅简化了{60}。这一对比可以清楚地显示中共政府在1963年对人工流产的态度是从快从松的，希望提高人工流产的速度和数量，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将人工流产视作一项能够减少出生率的有效手段。但新规定中放宽妇女做人工流产的时间间隔、提高孕期限制，都是对孕妇大有危害的举动。

　　刮宫流产术是当时最常采用的人工流产方法。虽然刮宫术并非复杂的大手术，但其操作的难度和危险性，需要经验丰富和心理素质优秀的医生才有把握实施;而且医生要亲手将胎儿从孕妇体内刮出，过程比较血腥，对医疗工作者来说在心理上有一定冲击。所以医生对人工流产有看法，有的怕做多了病人会子宫穿孔，还有的年龄大的医生认为，已经怀孕了再做人工流产手术不人道{61}。江苏省卫生系统内部档案记载，“一些医生和护士甚至想尽方法故意躲着不做人工流产，称再做下去要出神经病了”{62}。

　　正因为人工流产的风险性，即使手术环境好、医生经验丰富、消毒和手术前检查准备充分，也不能保证人工流产不出问题。北京同仁医院是当时中国最顶尖的医院之一，该院对1955、1956年做人工流产的61位妇女进行了信件调查，30位妇女回信，其中2人无原因大出血及休克;3人第一次刮宫不净，做了第二次手术;3人患上盆腔炎;1人月经不调{63}。就是说，当时中国设备最好、医生素质最高的医院，在30例人工流产中也有9例出现不良后果。

　　随着1963年中央放宽人工流产限制的政策迅速被地方所掌握，各地的人工流产数量火速攀升。天津市1963至1964年做人工流产123,760例，吉林省1963至1965年做人工流产83,351例{64}。江苏省1963至1965年第一季度做人工流产261,514例{65}。仅南京市妇幼保健医院一家，在1963年1至10月就做了人工流产2,464例{66}。相比之下，1956年北京全市人工流产只有1,593例{67}。根据南京、无锡、苏州、常州四城市的统计，1961年四市人工流产的总数为3,838例，1962年为4,188例，到了1964年这个数字暴涨至14,262例{68}。但地方上的医疗人员和医疗设施都很短缺，难以应对暴涨的人工流产手术数量。

　　针对这个局面，地方政府和医疗部门采取了一些“便宜行事”的办法，这些办法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人工流产手术的标准。1963年，江苏省的城市医院专门精通人工流产的医生人数很少，在常州、苏州、扬州、南通、镇江15个市级综合医院中，只有3个医院有专人负责人工流产。县的情况更糟，全省62个县医院中，有41个医院连从医学院校毕业的妇产科医生都没有。为了解决计生技术人员短缺的问题，江苏省卫生厅开始了扩军式医疗人员的培训，采取办训练班、临床实习、师傅带徒弟等方法培训中等技术水平的医士。部分县医院在实践中让经过短暂集训的助产士和刚毕业的医学院学生主刀人工流产手术。至1965年，江苏省共有795个医疗单位开展人工流产手术，节育技术人员1,400多人{69}，但医务人员人数仍然不能满足工作需求。所以同年江苏省委提出：技术特别薄弱的地区，可以试验培训“半农半医”的卫生员掌握一两项手术{70}，亦即不断降低手术人员的资格标准。

　　如此降低标准的大扩军，使得大批水平不达标的医务人员仓促站到手术台旁。正如1963年江苏省卫生厅的内部报告所说：“除了南通、苏州地区医疗基础比较好外，一般县、区医疗机构的技术水平过不了关。”{71}如前述北京同仁医院的例子所示，连当时中国最好的医院里的医生做人工流产手术都不能有把握做到完全无风险，由这些技术马马虎虎的新手主刀，势必会增加手术事故率。江苏省卫生厅的档案里记录了一些由于手术人员技术不过关的事故：

　　沙洲县的一个助产士做人工流产手术时将孕妇的肠子拉出二尺多长，送到无锡市抢救才得以脱险。{72}

　　1963年7月6日常州周行公社39岁季姓女子至周行公社医院做人工流产手术，手术主治医生王某在手术过程中简单粗暴，并让实习生操作，导致患者子宫穿孔，但当时并未发现。术后患者在住院期间腹部剧痛，但王某对其护理并不上心，认为是小情况，导致患者病情恶化，不得不在四天后对患者进行子宫切除手术，术后四天患者病情恶化死亡。{73}

　　事实上，中国的知识界和医学界一直对人工流产有强烈的争论，康同璧、马寅初等著名学者和林巧稚、严仁英等医学专家在1957年曾公开强烈反对人工流产，理由一是人工流产过于残忍;二是以人工流产作为降低人口出生率的方式是治标不治本的;三是以当时中国的医疗条件并不足以开展大范围的人工流产手术，会给妇女带来严重伤害{74}。在1962年以后计划生育实施的史实中，可以发现当时的医疗人员和医疗物资不足以完全支撑住如此大量的人工流产，由此不仅降低了手术标准，还给妇女带来伤害。这完全印证了1957年医学界专家对于放宽人工流产手术的忧虑。不过，经历过1957年反右运动的风暴之后，知识份子的话语权力和话语平台都被剥夺了，医学界和其他领域的知识份子不能也不敢再对人工流产提出异议。翻看曾经大量报导医学专家不赞同人工流产的《人民日报》，当会发现1962至1966年间再也没有关于人工流产正当性和危险性的争论，也无对各地实践中降低手术标准的批评。被噤声的知识份子只能默默注视着大量不合乎医疗标准的人工流产在妇女的肉体上实施，默默注视着医学专业被政治权力所挟持。

　  随着农业的恢复，1965年中国的粮食产量达到1.94亿吨，已经接近大跃进前1957年1.95亿吨的产量{75}。同时，计划生育和精简城市人口政策也得到了高效落实，人口与粮食间的失衡不再那么尖锐。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夺权运动，使各级政府机关被砸烂，陷入瘫痪状态;各级计生部门也同样被砸烂，一部分干部人员被扣上“走资派”、“修正主义份子”的帽子，被关入牛棚，节育技术人员大部分被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由于派系之间的政治斗争，计生工作在文革中被政治新贵斥为“修正主义”，其中江青将计生工作称作“婆婆妈妈的小事”，“抓计生”被定性为“管、卡、压”的修正主义路线{76}。在这种失序的情况下，1962年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于1966年基本终止。

　　1962至1966年的计划生育，本质上是一个调解人口和资源之间矛盾的经济措施，也是一场为了解决大跃进危局的政治运动。它的目的是经济的，而手段则是政治的。由此，计划生育上升为一项由国家发起的、广大育龄人群参与的，有组织、有目的地改变自然生育行为的政治运动。只有在共和国这样权力高度集中、国家权力能够控制个人生活每个角落的国家，才能发起这样大规模的计生运动。

　　在计划生育实施的史实中可以看到一个矛盾的现象。毛泽东时代是一个性观念极端保守的时代，由于共和国独特的意识形态，社会上弥漫着“禁欲主义”(asceticism){77}。共产主义道德的高度革命性和乌托邦色彩，使“性”成为一种禁忌和丑陋的原罪。代表男女间欲望、感情的“性”，被完全驱逐出公共话语领域。但是，各地在计生宣传中无不大张旗鼓地进行介绍，宣传骨干细致地向民众介绍避孕措施，甚至对没有任何性经验的学生进行公开宣传，毫无遮挡和避讳。共和国早期“性”的话题在这似乎形成了一个悖论：即一方面是严防死守，作为禁忌的“性”;另一方面却是大张旗鼓宣讲的“性”。

　　这个悖论，反映了在权力高度集中、意识形态高度单一的共和国社会里，“性”的话语和意义完全由权力进行界定。“性”被割裂成一个双层的概念，一方面是受到国家掌控，可以放在公共视野下宣讲的，作为人口生产的性;另一方面是作为男女间私人的、欢愉的性。在前者的主导下，男女间的性行为完全被剥离了私人的生理属性，没有欢愉，只有人口生产的社会属性，是一个完全工具性的概念。国家通过对人口进行宏观的控制，以实现其政治经济目标。

　　在这个割裂的过程中，民众被训诫和规范，国家的权力效应沿着一个渐进的细微渠道流通，深入到每个人的全部日常行为、抵达了他们私密的卧室、操控着他们的肉体和器官。人们的性行为和生育虽然出自自己的身体，却在冥冥中受到国家意志的摆弄，他们是受国家权力操控的人口工厂流水线上的一对对工人。福柯(Michel Foucault)曾把这种现象戏谑而精准地定义为“马尔萨斯式夫妇”(the Malthusian couple)，即生育演化为社会生产手段，而非人的生命活动的本质表现。这个体系的逻辑是：“权力是用其存在的理由及其运作的逻辑管理生命，而不是用人道主义情感的。”{78}

　　所以在1962年开展的计划生育就像一个生产计划，由中央政府凭着“经济理性”制订了一个宏观的指标，经一级级的官僚政府传达，一对对“马尔萨斯夫妇”是这个计划的终端和具体生产者。在医学外壳下的避孕、生育、人口实质上都是经济要素，简化成一张递送给计划经济委员会的统计表，在这张表上，人口的生命价值变成了一个个数学意义上的符号、数值和曲线。当灾难性的经济危机骤然出现在中国这一巨轮面前时，中央计划委员会的经济舵手选择拼命地调整船上的各个按钮，以图避免巨轮毁灭，而人口控制就是其中的一个按钮。在这个意义上，人口出生率作为一个经济数据需要被迅速降低，统计学上的减法从中央通过行政官僚系统层层传达到地方，最终到达每一个家庭，在这个传递过程中抽象的经济学数字被逐渐地还原为其原本的生理学形态——即避孕、节育手术和人工流产。为避免经济崩溃的经济措施最终落在一个个被医学改变的肉身之中，在这个意义上，不知不觉间，参与计划生育的每对夫妇和家庭都在用身体为大跃进和大饥荒的灾难性后果买单，这是个连续剧式的悲剧。

　

　　国家与资本挤压下的劳工

　　王江松　当代中国的劳工政治

　   刘骥、熊彩、德新健　解释中国人口政策的历史分期：政治精英理念转型的视角

　　霍炫吉　大饥荒之后的紧急措施：计划生育政策的重启(1962–1966)

　　赵　亮　天灾、匪乱抑或粮赋过重?——中共对1950年华东大区「抢粮」事件的探究

　　陈建华　「共和」主体与私密文学——再论民国初年文学与文化的非激进主义转型

　　沈志华　金日成走上权力顶峰：「八月事件」序曲

　 吴伟明　饮食在地化——以日本「港式饮茶」为例

　　龚浩敏　光影折射中主体意识的辩证法——评Yiman Wang, Remaking Chinese Cinema: Through the Prism of Shanghai, Hong Kong, and Hollywood

　　邝智文　抗战史的区域角度——评Tim Luard, Escape from Hong Kong: Admiral Chan Chak’s Christmas Day Dash, 1941和陈瑞璋：《东江纵队——抗战前后的香港游击队》

　　谢一峰　清代全真道的全景式研究——评尹志华《清代全真道历史新探》

　　《二十一世纪》银禧纪念

　　在《二十一世纪》银禧晚宴上的讲话

　 　2015年第147–152期总目

　　1　孙沐寒：《中国计划生育史稿》(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7);史成礼编著：《中国计划生育活动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

　　2　彭佩云主编：《中国计划生育全书》(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杨魁孚、梁济民、张凡编：《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大事要览》(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1)。

　　3、35、36、64、76　孙沐寒：《中国计划生育史稿》，页120;128-29;129-33;129;134。

　　4　李娇娇：〈“文革”前江苏省的计划生育工作〉(南京大学硕士论文，2011)，中国知网，http://cdmd.cnki.com.cn/Article/CDMD-10284-1011126471.htm。

　　5　Steven W. Mosher, A Mother’s Ordeal: One Woman’s Fight against China’s One-Child Polic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93); Thomas Scharping, Birth Control in China, 1949-2000: Population Policy and Demographic 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 2002); Susan Greenhalgh and Edwin A. Winckler, Governing China’s Population: From Leninist to Neoliberal Biopolitic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Susan Greenhalgh, Just One Child: Science and Policy in Deng’s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6　Susan Greenhalgh and Edwin A. Winckler, Governing China’s Population, 75.

　　7　详见以下专著的文献综述：Susan Greenhalgh and Edwin A. Winckler, Governing China’s Population, 10-12;Thomas Scharping, Birth Control in China, 1949-2000, 26-30。

　　8　有关大饥荒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历来说法不一，普遍相信约在三四千万左右。参见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1期，页14-27;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9)，页5;Frank Dik?tter, 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1962 (New York: Walker & Company, 2010), 10。

　　9　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页1229。

　　10　陈云：〈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1962年2月26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五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页216。

　　11　王茂林主编：《中国城市经济六十年》(北京：城市出版社，2009)，页2。

　　12　1961年结婚妇女为467.6万人，1962年为577.4万，1963为507.9万人，相比1959年的人数分别增加了37%、70%和49%。参见孙沐寒：《中国计划生育史稿》，页118-19。

　　13　1953年6月共和国第一次使用科学方法开始全国人口普查，统计结果为中国大陆人口6.0194亿。随后中共领导人和知识份子愈发重视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压力，普遍认为应该对人口增长进行控制。直至1957年10月，〈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正式公布，其中第二十九条规定，“除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行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参见《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页25)。这是中共首次将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国策写进了政府工作计划中。在1957至1958年间，河北和山东等部分地区进行了初步的计生工作，但由于大跃进的影响，中共高层的人口观念出现了反复，这些试点基本处于废止状态。所以说，虽然在1950年代中期，中共政府就提出了“计划生育”的概念，但在实践层面上并不统一连贯，时而小范围缓慢执行(1957-1958)，时而停滞(大跃进时期和文化大革命前、中期)，时而急行军(1962-1966)，具有极强烈的不稳定性和不连贯性。具体参见孙沐寒：《中国计划生育史稿》;《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大事要览》;Susan Greenhalgh and Edwin A. Winckler, Governing China’s Population。

　　14　周恩来：〈国内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62年3月27、28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页380。

　　15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1962年12月18日)，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五册，页763。

　　16　〈周恩来在华东农业先进集体代表会议上的讲话(节录)〉(1963年2月1日)，载《中国计划生育全书》编辑部编：《党和国家领导人论人口与计划生育(50-70年代)》(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页12。

　　17　〈东台县是怎样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1964)，江苏省档案馆，4018-003-1233。

　　18　周恩来：〈应该确立社会主义人口论的正确观点〉(1963年7月8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经济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页509-10。

　　19　〈关于认真开展计划生育的方案——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63年9月18日)，载《中国计划生育全书》，页291。

　　20　〈关于1964年计划生育工作的情况〉(1965)，江苏省档案馆，4018-003-1218。

　　21、24、25、33、39、54、70　〈关于全省计划生育工作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1965)，江苏省档案馆，4018-003-1218。

　　22　汤森(James R. Townsend)、沃马克(Brantly Womack)著，顾速、董方译：《中国政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页102。

　　23　〈江苏省卫生厅关于1963年计划生育工作的意见〉(1963)，江苏省档案馆，4018-002-0611。

　　26、65　〈1963到1965年第一季度江苏省四项手术人数〉(1965)，江苏省档案馆，4018-003-1218。

　　27　〈关于计划生育工作的几点意见〉(1964)，江苏省档案馆，4018-003-0603。

　　28　〈市人民委员会关于提倡“晚婚”和推行计划生育几项有关办法的规定〉，《天津政报》，1963年5月21日。

　　29　〈关于严格执行婚前健康检查和规定暂不得结婚的几种疾病的请示〉(1963)，江苏省档案馆，4018-003-0966。

　　30、32　〈东台镇计划生育工作情况介绍〉(1964)，江苏省档案馆，4018-002-1233。

　　31　〈我县是怎样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1964)，江苏省档案馆，4018-002-1233。

　　34　〈关于计划生育工作问题——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杨振亚在湖南省第三次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节录)〉(1965年12月17日)，载《中国计划生育全书》，页295。

　　37　路遇主编：《新中国人口五十年》，下册(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4)，页1001。

　　38　参见〈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1964年12月21日)，中国人大网，www.npc.gov.cn/wxzl/gongbao/2000-12/24/content_5328407.htm。

　　40、49、55　〈两年来计划生育工作成绩和经验(盛天任厅长在省计划生育工作训练班上的讲话)〉(1965)，江苏省档案馆，4018-003-1234。

　　41　毛泽东：〈对卫生部党组关于改进高级干部保健工作报告的批语〉，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124-25，注释1。

　　42　转引自邓铁涛主编：《中国防疫史》(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页582。

　　43　〈妇幼卫生科处长座谈会议纪要〉(1965)，江苏省档案馆，4018-003-1218。

　　44　〈关于1964年计划生育工作情况和1965年工作意见的报告〉(1965)，江苏省档案馆，4018-003-1218。

　　45　迈斯纳(Maurice Meisner)著，杜蒲译：《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页2。

　　46　参见广州部队后勤部卫生部：〈深入海岛　巡回防治　促进思想革命化〉，《解放军报》，1965年第6期，页4-8;胡素平：〈在农村施行计划生育手术的体会〉，《江西医药》，1965年第6期，页822-23。

　　47　〈江苏省计划生育训练班培训技术资料〉(1965)，江苏省档案馆，4018-003-1234。

　　48　海安县平等公社工作组：〈关于平等公社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中的有关政策和技术方面的几个问题(讨论稿)〉(1965)，江苏省档案馆，4018-003-1234。

　　50、69　〈江苏省卫生厅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的汇报〉(1965)，江苏省档案馆，4018-003-1218。

　　51　〈江苏省卫生厅关于组织农村巡回医疗队的通知〉(1965)，江苏省档案馆，4018-003-1212。

　　52、53　〈农村简易手术室的建立〉(1965)，江苏省档案馆，4018-003-1234。

　　56　〈紧密结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把农村计划生育工作扎扎实实开展起来〉，江苏省档案馆，4018-003-1295。

　　57　广州部队后勤部卫生部：〈深入海岛　巡回防治　促进思想革命化〉，页4-8。

　　58　胡素平：〈在农村施行计划生育手术的体会〉，页822-23。

　　59　黄琦庄：〈参加农村巡回医疗的体会〉，《护理杂志》，1966年第3期，页126。

　　60　1957年人工流产手术标准的文件，参见〈卫生部关于人工流产及绝育手术的通知〉(1957年5月15日)，江苏省档案馆，4018-002-0603;1963年新版本的人工流产手术标准的文件，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关于修改人工流产及男女结扎手术规定的通知〉(1963年10月11日)，江苏省档案馆，4018-002-0603。

　　61、66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计划生育工作小结〉(1963)，江苏省档案馆，4018-003-0966。

　　62　〈无锡市妇幼保健院1957年绝育工作小结〉(1958)，江苏省档案馆，4018-003-0395。

　　63　〈非不得已不要做人工流产〉，《人民日报》，1957年3月9日。

　　67　〈计划生育符合社会主义〉，《人民日报》，1957年3月19日。

　　68、71、72　〈江苏省卫生厅1963年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的汇报〉(1964)，江苏省档案馆，4018-002-0611。

　　73　〈各地有关计划生育手术后遗症的来往文书〉(1967)，江苏省档案馆，4018-003-1361。

　　74　参见〈用人工流产来节制生育是不适当的〉，《人民日报》，1957年3月18日;〈人工流产需要适当限制〉，《人民日报》，1957年3月25日;〈许多医学家发表意见　不同意放宽人工流产的限制〉，《人民日报》，1957年5月26日。

　　75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3)》(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页364-67。

　　77　Maurice Meisner, “Utopian Goals and Ascetic Values in Chinese Communist Ideolog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8, no. 1 (1968): 101-10.

　　78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trans. Robert Hurley, vol. 1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0), 99, 105.

　　原题为《大饥荒时期的紧急措施：计划生育政策的重启(1962-1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