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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户制的那段历史

2016-01-24 13:10:57       来源: 东方早报

  解放初期,中国的现状是百业待兴,在农村,旧有的土地制度造成大量人地分离,即劳动力大量处于失业状态或者是半就业状态,吃饭问题严重(1949-1950年,总人口是5.5亿人,农村人口为5亿,一年全国的财政收入也就60亿元上下)。所以1950年的土改分地,就是要将大量闲置的劳动力利用起来(以剥夺地主和部分富农的土地分给贫农的办法,来提高闲置劳动力和土地要素的结合,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争取广大农民的政治支持。

  总路线下的农户制改造

  但是当时留给新民主主义的过渡期只有三年,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及快速推进社会大生产的思路是十分明确的。1952年确立了“一化三改”的总路线,即“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所以,到1952年,互助组开始推广;到1955年是初级社,1956年是高级社;到1958年,已有99%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基本思路是,通过在农业领域推进社会化大生产,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更多农村剩余,借以发展生产。1953年到1956年间,中国的GDP增加中,有差不多一半是来自农业的贡献。到1956年,财政收入差不多已有300亿元。也就是说,从1952年到1956年,财政收入五年间增加了4倍。

  一个判断

  建国初期,国际上正处于二战之后地缘政治格局的重新划分阶段。另外,赫鲁晓夫1953年9月3日当选为苏共党中央第一书记之后,苏共内部有了巨变。1956年,赫鲁晓夫主持召开苏共二十大,从根本上否定斯大林,震动了社会主义国家阵营。所以,当时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央有一个判断,就是做好打大仗的准备(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其后,苏联终止了对新中国工业领域的156个援助项目,1950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名存实亡)。因此,快速工业化、为军队提供装备以保证军事上安全的需求很迫切,需要农业为工业化提供廉价、充足的资源。

  一个理想

  1957年,针对赫鲁晓夫“苏联要在十五年内赶超美国”的提法,毛泽东提出,中国要在十五年左右,在钢铁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当年年底,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刘少奇明确提出:“我国工人阶级和我国人民在今后十年到十五年内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实行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1958年,这个赶超目标进一步变成了“十五年超英,二十年赶美”。在这个理想的推动下,当时的实际进程客观上存在急于求成的缺点,冒进速度太快。随后出现的三年困难时期(1959年至1961年期间出现了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让冒进之路受阻。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会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中央领导人带头检讨了工作失误。

  一个分歧

  客观而言,196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出现困难,一方面是由于苏联停止援助,直接造成当时技术水平的快速提升受阻;另一方面是由于,在农业领域推进社会化大生产的工作步子太快、准备不足,出现了人地矛盾的激化。有鉴于此,“七千人大会”之后,1962年2月21日于中南海西楼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西楼会议)总结了“财政经济方面的五个困难”。

  虽然中央对实现“赶英超美”的时间进行了调整,但没有动摇继续快速推进社会化大生产的思路。但也有不少人认为,不能饿着肚子搞大生产,他们的策略就是停止快速推进的大生产,恢复小生产方式。这样的分歧实际上反映出,对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资金积累问题,中央是束手无策的,所以毛泽东就有了“小脚女人”的批评,和“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报”的不满。也许后来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个初衷,就是想从下而上,倒逼“小脚女人”们推进社会化大生产,来打破僵局。但不幸的是,经济问题上的分歧最终演变成了长达十年的政治斗争。

  农场制的实行条件

  是不是差不多了

  改革开放初期,为化解经济运行失衡,尤其是吃饭问题,“小岗村”包产到户的经验得到了肯定和推广,最终以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形式体现,近乎成为一条基本国策。在温饱问题得以解决和工业体系实现完备的初期,这样的调整是对的,但并不意味着要一直固守下去,不做调整。

  例如,现在的问题是,人地矛盾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或者说,在农村推进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的条件更成熟了。在目前的农户制下,种地务农人员几乎都是“593861部队”(老人、妇女和小孩)了,所以若把土地集中起来推进农场制,来自闲置劳动力的压力不会如同当年那样大。

  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脱离生产方式之后就工农谈工农,是不是会导致城乡关系处理上的画地为牢?结果可能还是拆东墙补西墙。

  作者附记:作为一位时代人物,杜润生先生仙逝后,难能可贵的是没有一句负面评价。思考三农问题,也许就是对作为家庭联产承包制主要推动者和三农问题泰斗的杜老的最好纪念。但由于本人并非研究那段历史的专业人士,所以此文可能有不恰当的地方,欢迎方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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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