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1-24 13:05:41 来源: 企业观察家
中国进入全球贸易的时间远比人们想象的要早。从1760年到1800年,英国与中国的贸易额增加了10倍以上,在中国与西方贸易总量中,英国占78%。在接下来的将近一个世纪中,茶叶与英国,鸦片与中国——两种上瘾品与两个国家的命运发生了诡异地嬗变。
帝国的鸦片
1834年,英国的茶叶消费量已经达到5300万磅,对英国来说,与大清帝国的巨额茶叶贸易完全是靠白银贸易来平衡的。
在白银时代,英国的“三角贸易”是向美洲贩运非洲黑奴,从美洲向中国输入白银,中国向英国输入茶叶。随着白银时代的结束,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找到了白银的替代物——鸦片。鸦片创造了一个新的三角贸易,在这个三角贸易中,英国仍居于主导地位,“印度鸦片输给中国,中国茶叶输给英国,英国统治印度”。
早在1773年,英国商人就开始将印度鸦片运往广州。1780年,东印度公司像垄断茶叶一样垄断了鸦片贸易。在10年之内,东印度公司运往中国的鸦片就翻了两番,从1000箱扩大到4050箱。到1800年,印度每年出口的鸦片已超过24000箱,主要是运往中国。乾隆时访问中国的马戛尔尼使团发现,作为一种奢侈消费,鸦片在中国上流社会已经非常普遍——
广州道台在他最近颁布的一份公告中指出了吸食鸦片的种种害处,声称“外国人用这种卑鄙方式,以污秽不堪之物从中华帝国掠去厚利,而吾同胞竟盲目追逐这一破坏性的恶习,中计而不自知,至死而不醒悟,实乃可憎而又可悲”。可是,这位广州道台每天都从容不迫地吸食他的一份鸦片。(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
因为鸦片的出现,使英国—印度—中国之间的三角贸易在近代国际贸易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从此以后,中国茶叶换回的不是白银,而是鸦片(还有棉花)。没过多久,鸦片在中国的流通程度就已经赶上了之前的白银。
印度的鸦片虽然在全世界范围内销售,但似乎只有在中国获得了成功。中国人将鸦片作为享乐性的奢侈品,从而迅速在中国上层社会普及。茶叶和鸦片这两种外来物品,进入英国和中国社会生活的过程极其相似:从药品到奢侈品,再到大众消费品;从皇室显贵到富家子弟,再到下层平民。虽然都是上瘾品,但它们的后果却截然相反:茶进入英国社会,在民生、道德、经济、政治等各方面,都对现代文明进程产生了积极作用;鸦片进入中国后,则促使中华帝国更深一步地滑向腐朽与沉迷。
正像当年茶叶在英国的增长一样,19世纪前4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贸易量增长了10倍;1839年达到3万多箱,英国占300万英镑总交易额的80%。鸦片远比茶叶更易成瘾,利润更高,而且中国市场也比英国更大,鸦片贸易的利润高达900%,这比贩奴贸易更加暴利,东印度公司获得极大贸易出超。英印政府按鸦片成本的300%征税,此项税收占其财政收入的10%以上。此外,与合法的茶叶贸易不同,所有鸦片几乎都是通过走私进入中国的。东印度的“成功”引发了中国的不安,一是持续贸易入超造成国内白银紧缺,二是鸦片走私造成大量关税损失。
当贸易变成战争
英国想要中国的茶叶,中国却不想要英国的鸦片。金钱战胜了道义,这场贸易争端最后以一场战争结束。中英双方为鸦片而开战,但在《南京条约》中却将鸦片问题付之阙如。人们普遍认为,战争的真正原因是白银外流。茶叶与鸦片贸易的此消彼长,极其准确地体现在白银的变化上:19世纪第一个10年,英国向中国出口983吨白银;而战争后的第一个10年,中国反而向英国出口了366吨白银。真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在荷马史诗中,一个女人引发了一场战争。在许多所谓的宏大叙述中,伟大的历史常常离不开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这在后人看来,既荒唐又可悲。大清帝国与大英帝国,这两个位于地球两端的帝国,竟因为茶与鸦片——这两个生活中本来最无足轻重的物品,爆发了改变世界近代史的不幸战争。一个帝国的成功,也意味着另一个帝国的失败。所谓鸦片战争,其实是茶叶与鸦片导致的贸易战争。没有茶叶贸易,也就没有鸦片贸易;茶叶使英国欲罢不能,鸦片使中国不能自拔。后来,英国已经不再需要中国的茶叶,但中国已经离不开英国(印度)的鸦片。当初白银因为茶叶而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后来则因为鸦片而流出。对英国来说,《南京条约》标志着鸦片这种帝国战略的成功。
“如同其他成瘾性消费品一样,茶叶和鸦片既是早期经济全球化的产物,也是早期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因素,19世纪中国社会经济与这两种特殊商品密切相关。”满清中国不仅在武力对抗中不堪一击,在商战中也同样一败涂地。鸦片进口税率一直比出口茶叶税低。以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为例,鸦片进口税为7.3%,茶叶出口税分别为红茶9.9%、绿茶11.55%、砖茶12.45%,茶末更高达27.1%~54.2%。
对一个沉疴遍地的天朝来说,鸦片扮演了特殊的角色:一方面,可以说清朝因鸦片而亡;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清朝又因鸦片而苟延。在19世纪后半叶,巨额的鸦片税成为帝国财政的主要支柱。直至清朝灭亡为止,每年的鸦片厘金都在300万两以上,1888年高达656多万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晚清开展的许多“自强”项目,或多或少都与鸦片税厘有关,甚至就是靠鸦片税厘来建设的。
清朝末年,鸦片消费几乎已经成为全民行为,从娼妓乞丐到官吏士兵,乃至慈禧太后,所谓“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置买烟具,方第日中”。同治年间,中国吸烟人口达4000万,将近总人口的1/10。很多人因此陷入困境,“竭其终岁之操作,不足偿暗室之一灯”。中国以世界25%的人口,消费了全世界鸦片产量的85%。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鸦片贸易就在中国合法化了,既然无力阻止鸦片贸易,则不如堂而皇之地征税。从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起开征“洋药税”,每百斤纳银30两;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进口关税加厘金,每百斤鸦片纳银增至110两。
跟茶叶当年在英国的发展类似,中国每年进口的鸦片迅速增加,从1839年的2700吨增长到1879年的6800吨。以1855年上海海关为例,进口货物总值1262万两白银,其中鸦片占72%,价值911万两。在数量增加的同时,价格也直线下降,鸦片从富人的奢侈品变成大众消费。对农业中国来说,种鸦片并不是什么难事。实际上,鸦片的种植和加工都比茶叶要简单得多,而其利润却比茶叶高得多,且南北皆宜。与进口鸦片相比,国产鸦片增长更快,到光绪初期已经达到1.45万吨,超过进口鸦片的两倍。19世纪末,印度鸦片基本被挤出中国市场,中国不仅实现了鸦片的自给自足,还开始出口。
与此同时,中国的鸦片消费也达到了茶叶都没有达到过的程度。就全国而言,犹以四川鸦片为盛,四川的罂粟田一度占到全部耕地的2/3,所产鸦片占全国产量的40%,吸食鸦片的人口比例达50%,对一个挣扎在温饱底线上的农业中国来说,鸦片最大的恶果便是饥荒的大规模、高频率地爆发。与此同时,粮食取代鸦片成为中国最大宗进口商品。中国不仅完全进入世界体系,甚至靠世界来养活。
光绪初年的“丁戊奇荒”席卷整个北中国,包括陕西、山西、河南、直隶(今河北)、山东诸省,以及苏北、皖北、陇东、川北等地区,受到旱灾和饥荒严重影响的人数将近2亿,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一半,直接死于饥荒者超过1000万人。
茶叶帝国的没落
1793年,马戛尔尼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回国时,“总督大人特许我们带走几棵茶树苗。树苗根部裹着一大坨泥。我非常中意这些树苗,将设法把它们带到孟加拉去。”这些从中国带回的茶树未能成活,但茶种在加尔各答的植物园中成功发芽。
1834年,英国将茶叶列为国家发展计划,并成立了一个专门的茶叶委员会。最终,英国的茶叶计划获得了成功,来自印度的茶叶开始取代中国的茶叶,成为世界茶叶贸易的新秀。“在跨越三代人的英国企业的努力下,印度大片的丛林被伐去,面积两百万英亩的土地上庞大的工业被建立起来,其中3600万英镑的资本投入到78万英亩的土地上用于茶叶生产,每年产出了4.3亿磅的茶,雇用了近125万人;同时在不列颠境内创造了最可观的、以私人财富或国家税收为形式的利润回馈之源。”
随着茶叶种植在印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的大范围推广,依靠大资本支持的现代茶叶种植园,在产量和品质上都超越了中国传统茶叶;再加上先进的机器加工技术,进一步降低了茶叶的生产和加工成本。到1890年,印度茶叶已经占据英国90%的市场份额,基本上将中国茶叶驱逐。这其中,仅通过立顿连锁店就销售了600万磅茶叶。
“漫漫数百年中,微不入眼的茶在诸多人类历史的十字路口扮演了略带神秘色彩的、匪夷所思的角色。在波士顿倾茶这一独幕剧中,茶只不过是个道具。这一舶来的暴利商品不经意间却成了统治者强加于劳苦大众的苛政、贪婪和不公的象征。英国人失去北美大陆后,印度成为帝国的又一颗宝石。在这里,茶扮演了双刃剑的角色,既是殖民者征服的工具,又是新产业和生计的支撑。”(《茶的世界史》)在英国人的精心策划下,印度茶不仅夺走了中国茶的国际市场,还步步紧逼,试图凭借交通和价格优势,夺取西藏茶叶市场。19世纪中叶,英国控制了尼泊尔、锡金和不丹,然后发起对藏战争。1892年(光绪十八年),四川总督刘秉璋在给总理衙门的电文中忧心忡忡:“川茶全靠藏销,岁收十余万冲饷,而藏饷专指此款。印茶行藏,藏饷无着,是藏中切身之害。而川茶失此销路,川民失业,不为饿殍,即为盗贼。”
在这种前所未有的竞争面前,风靡世界将近两个世纪的中国茶叶逐渐成为明日黄花。另一方面,清政府对茶叶出口征收的沉重关税,也加剧了国际市场的丧失,使茶叶在中国出口商品中的比值迅速跌落;从当年鼎盛时期的80%降到后来的50%,到19世纪最后10年降至不足30%;至20世纪初,更降至10%以下。在这一过程中,茶树已经在世界各地落地生根,从非洲到美洲,茶叶逐渐成为大多数热带、亚热带和温带国家的普通物产。
颇为讽刺的是,中国本是茶叶的产地,印度是鸦片的产地,然而双方后来却发生了大换位,印度成为世界第一茶叶产地,中国成为世界第一鸦片产地。印度茶叶赶走了中国茶叶,中国鸦片赶走了印度鸦片,结果是“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看客和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