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岛自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置珠崖、儋耳郡后，教化初开，社会日新，文明渐启。汉族人民将中原文化随迁而至，使亘古蛮荒之境开始脱离其原始状态。在这个转化过程中，历史不会忘记那些身体力行，树立文明榜样的人物，于是，历朝历代的史志中都不忘在人物志中记录本土的乡贤，以此颂扬这些先民们“率群向化，廓清桑梓”的德行。

　　以下特述及琼西儋州、临高、昌江等西部地区的一些历史上促进文明开发的先进人物，即古人所说的“乡贤”。

　　符确、赵荆：科考功名的先驱者

　　虽然在北宋以前，自汉武帝始，海南已经有了行政建制，“率土之滨，无非王土”，但文明开化的脚步却是姗姗来迟。当岭南的张九龄已经进士及第，登上了大唐的相位，甚至连家在爱州日南(辖境在今越南境内)的姜公辅也成了大唐的翰林学士时，海南本土仍未有一人知“读书明礼”，进入科举仕途，直至北宋末年，情况才有了变化。

　　北宋末年儋州人符确(一作昌江人，因北宋末，儋州改名昌化军，辖昌化县，而昌化县即大约今之昌江县境)。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在今东方县境内置镇州(四年后，于政和元年废)，次年(1108年)符确参加了北宋朝廷依例在此举行的乡试，并成了解元，再过一年(1109年)入京参加会试，登进士第，成了海南岛有史以来的第一位进士。此时距大文豪苏东坡从昌化军遇赦北归刚九年，所以后世一般认为，符确曾受教于东坡。至今虽无确切的史料为证，但这一推断应该是合理的。东坡居儋期间，十分关怀当地的教育事业，到儋不久即访问当地的学校，并曾在诗文中谈到“迁居之夕，闻邻舍儿诵书，欣然有作”，并在黎子云家的田宅上筑“载酒堂”，与当地人士讲学论文，传播学问。因此时值青年的符确有机会得到东坡的指教可在情理之中。符确中进士后，曾出任当时的韶州、化州知州。在官期间，据史志称他“有善政”，又称赞他为人“沉静好学，博通经史，平居常以天下事自任”，可见是一个关心天下大事，爱国爱民的良吏。据传，他致仕退休后，回归乡里，积极兴办学校，教育地方子弟，造就了不少人才，对海南的教育事业有过突出的贡献。

　　与符确一样，对海南岛西部教育起到推动和促进的，还有比他稍晚的同乡进士赵荆。

　　赵荆曾经寓居澄迈，祖父赵梦得与苏东坡有来往。东坡初到海南时，从琼州到儋州，路过澄迈，曾在他家的庄园里逗留数日。三年后，遇赦北归时，又曾经过他家并留下书信一封给他的祖父赵梦得。但其时，赵荆尚在幼儿时期。

　　赵荆长大后，得到本地前辈符确考中进士的消息，十分振奋，发誓“将来我若比不上符先辈，那还是人吗?”从此下定决心致力于学问。

　　南宋初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已年过六旬的赵荆终于考中进士。据周必大《二老堂诗话》，赵荆于南宋乾道年间担任吉州龙泉县知县，任满，调任钦州通判(即州倅)，但未到任便去世了。(海南史志如《儋州志》《昌化县志》等都说他于淳熙年间，任钦州、高州通判。恐误。)赵荆为人儒雅，常在自己的住处以“见坡”二字书写成匾额，表示他曾见过苏东坡，愿终生以苏东坡的为人作榜样。为官清正廉洁，勤于政务。

　　黄河清、王云清：不恋仕途爱杏坛

　　自符确、赵荆崛起于琼西之后，海南西部地区的文化教育仍落后于琼北，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清代。因此，琼西的有识之士对地方的教育事业一向倾注心力，对地方的教化有甚于对自身“功名”的追求。这其中，清乾隆年间的黄河清与清光绪年间的王云清就是杰出的代表。

　　黄河清字浚如，号巽山，乾隆癸酉举人，辛己恩科进士。黄河清一生淡薄名利，廉静自守。登进士第后，没有出仕求官而是退居乡里，以课徒讲学为生。对于官场生态，曾有著名的诗句谓：“鸡笼有米汤锅近，野鹤无粮天地宽。”至今为人所称道。黄河清一生以地方教育为己任。远近来受教者常年潢百，而他对于贫困的生徒，不仅悉心教育且还加以资助，供其饭食。教学之余，每于闲暇之日，牵牛饮犊，溪边垂钓，终日忘归。有人劝他外出求官时，他便指着牛群与钓杆说：“正忙着呢，没空呀!”他的两个弟弟黄海清、黄河照也都以哥哥为榜样，虽先后中举，可以出仕做官，但同样均不出仕，潜心力学，以道学自许。人称“三黄”。黄河清一生勤于教学，经他栽培成就的学生众多，为地方教育事业居功甚伟，历代传诵。

　　清末儋州人 王云清，自幼天资聪颖，嗜古博学。下笔为文，每多警句，为塾师所推重，乡人都期望能成大器。但清光绪十一年中举后，未能登进士第，于是用心攻读时文，揣摩钻研，博取各家之长，终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登进士第，成为儋州封建时代最后一位进士。

　　王云清登进士第后，被委派至湖北任知县职，到任不久，又被委派参加科考属官，最终厌倦官场，写了一首明志的诗：“涓埃何足补高深，抱此区区浪啸吟。用舍在人还在命，行藏由我且由心。黍苗遍野膏难尽，桃李当门影易阴。六七童儿五六冠，胜他宦海学浮沉。”从此辞官归里，以教学为生。

　　王云清曾主讲儋州丽泽书院、东坡书院。在主讲学院期间，一反清代自乾隆、嘉庆以来学界重汉学轻宋学的风气，主张学苏东坡之文，专讲义理，得到当时学界的重视。教学之余，又力主重修《儋州志》并撰成初稿一部，后因州城被毁，已经付梓的书版尽被焚毁，至今只存《儋耳赋》一篇传世。

　　薛远、王佐：当官为民政绩斐然

　　自宋代至明代的三百多年间，海南的文明开发有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明代，是海南文明开化的鼎盛时期，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学子数以百计，登进士第者六十多人，按人口计为岭南各州郡之最，被时人称为“海外邹鲁之邦”。而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进入仕途的海南有识之士个个都能廉洁自守，清廉为政，在明代昏浊的官场中独树一职，为后世所称道。当时，琼西也有两人成为这支队伍中的佼佼者。

　　薛远是明朝中叶儋州所人。所人，指明代世袭军人及其家眷。至今儋州市峨蔓镇附近的兵马岭山麓仍有薛氏后裔居住的薛村，村中的薛氏宗祠，供奉薛远之父薛能的神位，而儋州史志记载薛远曾以驻军子弟的身份就读于儋州(宜伦)学，其进士身份亦记录在儋州志中，可证其为儋州籍。

　　薛远于明正统七年登进士第，曾任户部、工部右侍郎、南兵部尚书等职，成为海南的第一位“尚书郎”。在任期间，廉明干练，颇著政声。史称他治吏严明，善处繁难紧急事务，为朝廷所倚重。他有一句理政的名言：“驭吏严刑以惩，不若先事而发;善革弊，不若无弊可革。”强调预防在先，完善制度，使无弊端为坏人所乘。

　　明代临高人王佐，字汝学。因所居处多刺桐，又号“桐乡”。王佐自幼聪颖，以海南硕学丘濬为师。年二十时，参加乡试，以《礼经》夺得第一，称为“经魁”。后入太学进修，每试必魁，颇得当朝大臣李贤等的赞誉。但终其一生，竟然未能登进士第，最终以“同知”副职历任高州、邵武、临江三郡，直至退休致仕，归隐桐乡。

　　然而，虽仕途不得志，王佐在任官期间，清正廉明，颇有政声，每到一处都深得当地百姓的爱戴。王佐一生好学，读书不倦，至老不废。勤于著述，著有《鸡肋集》《经籍目略》《原教篇》《庚申录》《琼台外纪》《珠崖录》等。今存《鸡肋集》一书传世。

　　黎子云、王禹昌：安于清贫造福乡土

　　除了上述进入仕途的人士外，海南民间亦不乏隐居乡里，不求仕进却以地方教化为本分的有识之士。他们清贫乐道，或耕读持家，或课童为业，均有功德于海南古代的文明开发。

　　如黎子云，北宋末昌化军(儋州)人。兄弟数人居住在州城东，躬耕自食而不废读书求学。东坡居儋时，慕名到他居住的地方拜访，从此以东坡为师，过从甚密，相互往来。后又以自家的田宅为东坡筑“载酒堂”，供东坡讲学论文、游宴观赏之用。

　　东坡北归后，朝廷曾有人士欲推荐他当官，都被他谢绝了，一生甘于清贫，安贫乐道，在东坡的居儋诗文中多有提及，因此在地方享有声誉。耕读之余，以东坡为榜样，移风易俗，劝善向化，为地方的文明开发多有贡献。

　　今人因其姓黎，将他误认作黎族。其实，其先从海南的文昌县移居儋州，实为中原迁居海南的汉族移民之后裔。黎子云的后人又从州城东移居州城北面的“乾山村”，其家故址今为“东坡书院”。书院旁边有一“东坡村”，但里面居住的已非黎子云的后人。

　　此外，清代中叶儋州人王禹昌也是著名乡贤，他自幼家贫力学，借教私塾得钱物养亲。乾隆年间，儋州学风甚盛，到私塾就读的学童很多。王禹昌尽心授教，每日书声琅琅，为路人所称叹。由此，他教的私塾学生众多，为儋州之最。又能精心钻研科举学问，使学生学问大进。曾有学生一连五科赴京参加会试，为海南地区所罕见。

　　王禹昌为人敦厚，乐于善举。当时，儋州文庙(孔庙)为飓风所坏，乡人公举他为修复工程的总代理。一年后，工程即将告竣之时，忽又遭遇风灾，工程被毁。此时，重新募捐，显然有困难，而整个工程又不能因此而废弃。王禹昌毅然将家中产业变卖，筹得“数百金”，重新建设，终于将文庙建成，焕然一新，为地方百姓所称道。其后，众人议将文庙原有田产数十亩归他作为补偿，他坚辞不受。高风亮节，传诵一时。乡人筹款建了一座石牌坊以表彰他的功德。(文\本刊特约撰稿 林冠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