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在以我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随着汉字的广泛传播和深刻影响,形成了包括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日文、越南喃字、方块壮文、老白文等在内的十余种汉字系民族文字,构成了一个多姿多彩的文字家族。

　　汉字发展模式多样化

　　陆锡兴的《汉字传播史》(语文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深化了对汉字系文字发生发展的研究,同时对汉字自身的发展和传播规律,也有新的认识和拓展。书中指出,文字的传播和“借用”本质是文化的传播过程。首先,文字符号本身就是人类创造最为重要的文化成果。其次,相对于单纯标音的字母文字来说,汉字与文化的联系更为紧密。汉字符号音、形、义的紧密结合,使得汉字符号本身承载了更多的文化内涵。因此,汉字的传播不只是汉字书写符号的推广使用,本质上是以汉语为依托的汉文化的对外传播。

　　汉字传播也是文化认同和文化接受的过程。全书用较大篇幅讨论了汉字传播及汉字系文字与民族文化交流的复杂关系。例如,西夏、契丹、女真诸北方民族,一方面愿意吸收汉文化,同时又强调本民族文化特点,因此大多以汉字符号为基础,另行创制汉字系文字。但南方各民族因长期吸收汉文化,不刻意强调本民族文化差异性,其汉字系文字多以汉字“六书”理论为基础发展而成。

　　此外,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也影响着民族文字的使用功能和发展前景。该书认为,在汉字文化圈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中,多数民族都实行汉字与民族文字兼用的文字制度,这与标音文字的传播有根本不同。

　　从契丹小字引入“原字”

　　汉字系民族文字有着多种多样的造字模式,吴语、粤语、闽语等汉语方言区,也根据方言语音实际新造了一些方言字。如何认识这些造字模式及其所造新字的性质?书中及作者此前论述提出了“方字”概念,指在汉字之外通行,作为对汉字的一种补充,以适应当地语言的汉字地方自造字。方字从汉字发展而来,其产生是利用原有汉字,依照汉字固有的组成方式,形成的新的汉字个体。这就涵盖了汉语方言字和汉字系民族文字的新造字。“方字”概念的提出,说明这些自造字是汉字特有造字模式与各民族语言结合的结果,体现了汉字符号的生成能力及对少数民族语言的适应能力。显然,这一看法扩展了汉字的内涵和外延,拓宽了汉字研究的视野,对于汉字研究的深入大有裨益。

　　在汉字传播和汉字系文字发展过程中,汉字传统的结构分析法并不能完全适用。因为汉字系文字的符号构成,不完全遵循汉字的“六书”原则。由此,作者提出了“原字”和“成字”概念。

　　“原字”一词源于民族古文字学界对契丹小字的研究,全书把它引用到对汉字类型的分析中,其概念内涵比契丹小字原字有所扩大。书中提出,判断文字类型的依据应是文字的组成功能。所谓组成功能包括两方面:原字和组成形式。由此,汉字系统的结构层次可以分为笔画、原字、成字三级,笔画是汉字构形的基本单位;原字,相对于成字是偏旁;而成字才是能够独立运用的最小汉字单位。如“木”是原字,“林”、“森”则是成字。原字本身可能是成字,成字也可以充当构成新的成字的原字。“原字”比“偏旁”、“构件”、“字符”更加准确,同时也具有普遍的科学意义,可以应用于普通文字学领域。这是该书从汉字系民族文字研究着眼,反过来促进汉字及普通文字学理论思考的积极探索。

　　日本假名即汉字假借字

　　1900年,敦煌莫高窟中大量珍贵文献重见天日,其中的敦煌半字曲谱引起后人注意,相关研究陆续面世,但鲜有文字学角度的探讨。

　　该书指出,汉字半字的发展与佛教东渐及梵文传播有密切关系。梵文字母有音无义,只有在拼写成句时才能音义俱足,为了区别,把前者称为半字,后者称为满字,半字有音无义,满字音、形、义皆备。要把表意汉字改造为纯标音的半字十分困难,关键在于汉字半字除了利用个别笔画极少的汉字外,基本上要另造一套新字,改造字形的办法不是传统省略部件的省文法,而是一种任意的裁割法,这样可以彻底破坏汉字的表意结构,切断字形与字义的联系,形成独立于汉字之外的标音字。

　　历史上,汉字半字曾广泛应用于佛教典籍。全书以中日历史文化交流为背景,以敦煌曲谱和佛教禅宗文献为基本材料,梳理了梵汉文佛经、乐谱半字对文字的影响,以及汉字在日本传播的三个阶段,系统阐释了假名的发展历程,指出假名也来自中国,日本假名即汉字假借字。假名相对的概念是真名,即汉字本字。在文字性质上,平假名与片假名均属汉字半字,只是字体不同,楷体的片假名从中国引进,而草体的平假名很可能是日本自创。

　　汉字及其衍生出的文字家族,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光辉篇章。但对于汉字传播及其文字家族发展的科学研究,现在才刚刚开始。欣闻商务印书馆即将推出《汉字传播史》新版,廖廖数言,以示庆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