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学术界不断加强对大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人与共产国际关系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关于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关系的探讨，已有不少较有分量的论著。但是，对大革命时期周恩来与共产国际关系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2013年是周恩来诞辰115周年，周恩来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为中国革命建立了卓越功勋。本文尝试粗略探讨大革命时期周恩来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通过回顾这一时期周恩来的革命功绩和光辉历史，以纪念这位伟大的革命家。

　　一、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下，周恩来

　　为中国大革命做出了突出贡献1924年7月下旬，周恩来从法国奉命回国，9月初到达广州，10月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11月，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后来又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共浙江省委工作。大革命时期，周恩来一直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与共产国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共产国际为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工作提供了很多指导和帮助。回国不久的周恩来意气风发，积极遵循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迅速开展各项工作，为促进国共合作和革命发展做出了不懈努力和突出贡献。

　　首先，大力促进革命政权的巩固发展。1924年9月周恩来到达广州时，广州商团正在发动武装叛乱，共产国际发表《告欧美工人及全世界被压迫民众书》，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广州商团颠覆广州革命政府阴谋，号召各国工人支援广州政府的斗争，支持孙中山镇压商团叛乱。10月，中共广东区委积极响应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号召，在广州举行集会，周恩来在会上发表演讲声讨广州商团，他说：“不论帝国主义者、军阀政客、官僚或是买办与洋货商人，他们统统都是革命的对头。”他号召工、农、兵、学、商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南北军阀!打倒一切反革命派!”

　　会后，各界群众游行，遭遇广州商团袭击，当场死亡二十余人。随后，中共广东区委发表宣言，强烈要求严惩广州商团。在共产国际代表和周恩来等人的催促下，孙中山成立了平定商团叛乱的革命委员会，调集革命军镇压广州商团叛乱，周恩来参加了平定叛乱的军事指挥工作。

　　1925年，为了统一和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广州革命政府两次东征阀陈炯明，黄埔校军担任主力，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帮助制定了作战计划，周恩来随军领导东征。1925年2月，广州革命政府第一次东征，周恩来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身份负责东征军的政治工作，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军队政治工作的先河。第一次东征期间，周恩来积极采纳苏联顾问的建议，主持政治部制定了严明的纪律，规定不强拉伕役，不用军用票等，并制定战事宣传计划，组织宣传队开展宣传工作，“军队出发之前，派宣传队先行向民众宣传东征”，广泛发动群众，东征军所到之处，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自愿帮助运输，做向导”， 有力地支援了东征。

　　同年9月，第二次东征开始，周恩来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实现了中国军队设立政治部的良好开端。在第二次东征的过程中，在周恩来领导的政治工作的影响下，东征军广大官兵的革命热情高涨、斗志昂扬，不怕牺牲、作战英勇，东征进展迅速。在惠州战役的关键时刻，周恩来和苏联顾问加伦亲临前线，指挥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敢死队强行攻城，经过三十多个小时的浴血奋战，东征军最终攻克了被称为“南国第一天险”的惠州城，取得了东征的决定性胜利，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巩固了广东革命政权。

　　其次，全面开创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在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以前，黄埔军校的政治部形同虚设，是一个死气沉沉的空架子。1924年11月，周恩来应邀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在接受邀请之前，周恩来专门找苏联顾问鲍罗廷征求意见，鲍罗廷在谈话中给予他高度赞扬和积极鼓励，表示将全力支持和协助他的工作。周恩来上任后，对政治部进行大力整顿改革，“设立指导、编纂、秘书三股”，健全组织机构，制定政治工作的改进计划和具体细则，“明确了政治部的工作宗旨和各股的职责权限，实现了政治部工作的正常运转。”

　　接着，又协助廖仲恺在军校中积极推行党代表制度，这样，就在黄埔军校逐步建立起一套崭新的政治工作制度。同时，周恩来主持政治部改进政治教育形式，丰富政治教育内容，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开了“帝国主义侵略史”、“中国近代史”等课程，加强革命理论教育。周恩来还经常聘请廖仲恺、张太雷等国共两党领导人到军校作报告或讲演，举行政治讨论会，组织创办刊物，成立血花剧社，进行革命宣传，全面开展丰富多彩的政治教育活动。由于周恩来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黄埔军校的政治状况和革命面貌焕然一新。

　　不久，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学习借鉴苏联红军的经验，把政治工作推广到国民革命军的部队中去，加快了革命军队的革命化进程，增强了革命军队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后来，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这一时期的政治工作：“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

　　再次，积极推动中共四大的成功召开。在日益高涨的大革命形势下，1925年1月11日，中共四大召开，中共代表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等人参加了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出席会议，周恩来作为旅欧支部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议。在中共四大上，陈独秀、彭述之、周恩来、维经斯基等人作了重要报告，大会总结了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通过了一系列重大决议，特别是提出了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大会的主要决议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起草的，周恩来也参与了大会相关文件的制定，并作了长篇的军事报告。周恩来在中共四大上作的报告，主要谈广东的军事情况，是党的代表大会上的第一篇军事报告，也是党的历史上第一篇关于军事方面的重要讲话。

　　周恩来的报告引起了全党对军事工作的重视，为党的军事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力地推动了中共四大的成功召开，在党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维经斯基和周恩来等人齐心协力、积极配合，促使中共四大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为之后党的工作指明了努力的方向，为大革命的蓬勃兴起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做好了理论上、思想上、组织上等方面的充分准备。

　　在中共四大精神的指引下，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进行阐述，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深入探索，开始尝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理论。

　　第四，正确指导省港大罢工的蓬勃开展。大革命时期，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中国工人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这要归功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五卅运动的开展得到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大力支持，包括活动经费和斗争策略等等。1925年6月，共产国际发表了《关于青岛和上海惨案告工人、农民和全体劳动人民书》，号召全世界工人支援中国工人的斗争。苏、日、英、美等国工人纷纷响应共产国际的号召，相继捐款给中国支援中国的罢工工人。根据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关于声援上海五卅运动的指示，由鲍罗廷、周恩来等五人组成的中共中央广州临时委员会组织发动了规模宏大的省港大罢工，中共广东区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还成立了罢工委员会，专门指导省港大罢工斗争。

　　7月31日，周恩来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第六次大会上作政治报告，他明确支持省港大罢工，高度赞扬罢工工人全力反抗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指出工人是国民革命的重要力量，帝国主义是工农兵的共同敌人，打倒这个敌人的唯一的方法是“工农兵大联合”。还强调要实现工农兵的大联合，共同打倒帝国主义。周恩来的报告鼓舞了省港大罢工的斗争气势，提高了广大罢工工人的政治觉悟，加强了工农兵的力量联合。后来，周恩来经与共产国际代表协商，安排了一批共产党员兼任省港罢工工人纠察委员会的领导职务，加强对罢工工人的指导和帮助，使得省港大罢工坚持了16个月，沉重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势力。

　　随着省港大罢工的蓬勃开展，共产国际及时指出省港大罢工要掌握适当的斗争策略，并作出若干重要决定，为了更好地执行这些重大决定，共产国际派遣维经斯基再度来到中国，负责指导省港大罢工，在罢工运动的后期和结束之后，维经斯基采取了一系列正确措施，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发展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尤其是在罢工运动的后期，维经斯基等人根据省港大罢工变化发展的情况，制定适时停止工人运动的行动纲领，指导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广东区委及时调整罢工运动的斗争策略和谈判要求，适时及时地结束了罢工运动，使中国无产阶级力量避免了重大损失，保护了广大工人的革命积极性，维护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在共产国际代表和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正确指导下，省港大罢工蓬勃开展，并最终取得了丰硕的斗争成果!

　　第五，有力配合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1925年春，在苏联顾问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下，广州革命政府决定北伐。在准备北伐的过程中，周恩来有力领导了北伐的政治宣传工作，对北伐先锋部队的中上级干部发表了振奋人心的讲话，鼓励他们在北伐中英勇作战，“饮马长江，会师武汉”，号召广大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充分发挥模范先锋作用，极大地鼓舞了全体官兵的士气。在做好政治工作的同时，周恩来还协助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为北伐制定了严密周详的作战计划。

　　为了配合北伐进军，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起义，前两次起义由于种种原因失败了，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导下，由周恩来担任起义总指挥，认真总结前两次起义的经验教训，经过周密计划和充分准备，领导组织上海的工人力量，抓住时机果断发动第三次起义，经过三十多小时的浴血奋战，占领了敌人在上海的所有据点，成立了中共领导的上海市临时政府，取得了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的重大胜利。

　　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前后，共产国际对起义提供了大量的指导和帮助，主要包括四个方面：(1)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布哈林，指出第三次起义不能过早地举行，要吸取前两次起义失败的教训，注意把握起义的时机。(2)提出北伐军要加速进军上海，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得知上海工人即将起义，在发出关于北伐军进军上海的计划的电报中强调“进军上海的迟缓有使工人受到镇压的危险，我们务必加紧进攻上海。”(3)指导中共加强对起义的集中统一领导，建立以陈独秀为首的特别委员会作为起义的最高决策机关，下设以周恩来为首的军事特别委员会，任命周恩来为起义总指挥，并多次召开特委会会议为起义作各种准备。(4)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成功后，共产国际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工作，1927年3月22日的《共产国际通讯》报道，“起义工人的夺取上海的消息，今天清晨传遍了莫斯科，全体居民莫不为之欢欣鼓舞”。“数千工人在共产国际大厦前的广场上举行群众大会”，庆祝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重大胜利。由此可见，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的胜利，离不开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

　　二、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多次提出反击国民党右派的建议，但未被共产国际采纳

　　大革命时期，在统一战线中掌握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决定性条件，独立掌握军事武装是无产阶级取得统一战线领导权的重要保障，因此，独立掌握一定的军事武装并争夺革命的领导权，对于国共合作中的中国共产党极为重要，周恩来是中共最早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人之一，他很早就意识到了中共独立掌握武装力量的必要性，非常重视掌握党自己的武装力量，他主张“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 1924年11月，在征得孙中山的同意后，周恩来筹备组建了大元帅府铁甲车队，这支车队由中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武装力量，就是后来叶挺独立团的前身。

　　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国民党右派势力对共产党连续发动攻击，周恩来从维护革命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的大局出发，多次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提出坚决反击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建议。但是，由于对中国大革命的若干重大问题存在着错误的认识，共产国际并没有采纳周恩来的正确建议，而是对国民党右派势力一味地妥协退让，导致革命危机越来越严重。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势力越来越猖狂，尤其是戴季陶主义和西山会议派相继出现后，更是肆无忌惮地进行反共活动。国民党的二大召开之前，周恩来、陈延年等人建议在这次大会上采取“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方针，计划在选举新的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时多选左派、少选中派、争取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占优势。但由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反对，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最后决定向国民党右派让步。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等人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主张，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决定。而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篡夺了国民党的高级领导权，国民党右派势力急剧膨胀。

　　国民党右派势力连续制造的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发生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建议坚决反击国民党右派势力的进攻，积极争夺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但共产国际代表对此强烈反对，而是支持陈独秀要求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想法，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国民党右派势力继续奉行妥协退让的错误政策，周恩来为此指出“中央工作不力。”北伐战争开始后，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蓬勃发展，给北伐军以有力的配合，同时也为中共组建军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周恩来等人建议通过工农运动发展中共的武装力量，但共产国际代表没有采纳这个正确建议，使中共错失了发展自身军事力量的大好机会。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势力企图武力夺取中共领导的上海市政权，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对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图谋有所警惕，陈独秀、周恩来等人向共产国际建议进行反蒋的武装斗争，但共产国际回电指示中共中央“请你们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军官发生冲突”，“不要交出武器，万不得已把武器藏起来”。 共产国际的这一错误指示实际上是要中共束手就擒，将中国工人阶级用鲜血换来的革命果实拱手让给蒋介石。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周恩来、陈延年等人力主东征讨蒋，致电中共中央，建议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在电文中指出“政治上不宜再缓和妥协。” 为了进行有力的反击，周恩来还提出应先解决蒋介石然后再进行北伐，建议发电给武汉要求迅速决定反击蒋介石的策略，但这些建议都没有被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采纳。为了尽最后的努力来挽救中国革命，周恩来又建议发动湖南农民武装暴动，他还提出准备亲自到湖南去指挥这次暴动，却遭到了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的极力反对，这一建议最终也未能付诸实施。

　　三、共产国际、周恩来与中国大革命的得失

　　周恩来刚刚回国参加大革命时年仅二十六岁，他在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领导和支持下，以饱满的革命激情、细致的工作作风、卓越的个人才干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之中，努力团结党内外革命人士，广泛发动人民群众，为推动国共合作和革命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大革命之所以能在短短几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除了国共两党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共同努力之外，离不开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的指导和帮助。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过程中，周恩来不仅积极参加各种革命活动，还结合革命实践，加强理论学习，对中国革命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独立思考。当国民党右派势力接连向共产党发动攻击，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一再妥协退让的时候，周恩来敢于提出反击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建议，但最终没有被共产国际和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接受。

　　共产国际之所以拒绝了周恩来的正确建议，是因为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对中国革命的若干重大问题的认识存在着严重错误，他们没有弄清楚中国的民主革命应该由无产阶级领导，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独立掌握武装力量的重要性，没有及时帮助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中争取应有的领导权，反而严格限制其自身力量的发展，丧失了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当蒋介石和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无法进行有力的反抗，共产国际及其代表也不能及时采取挽救革命的有效措施，大革命最终失败也就不可避免!尽管中国大革命最终失败了，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曾给予的大量援助是不容忽视的。正如周恩来指出，“这个时期，共产国际的工作对于中国革命还是有益的多。当然，也有个别的原则问题的错误。”大革命失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不够成熟、缺乏经验;当时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也不高”，“在关键问题上掌不好舵;” 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发出了一些错误的指示;反革命势力又异常强大等等。

　　总之，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应对大革命的失败负主要责任。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的一些错误指导，固然是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但是，在当时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革命形势下，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很难及时准确地掌握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和判断难免存在一定的偏差。而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当时实际上有一定的决策空间，在制定政策和策略的过程中不应完全为共产国际所左右。所以，从内因方面来讲，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应对大革命的失败负更多的责任。

　　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与周恩来的关系是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一个缩影。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革命从来没有一帆风顺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中国共产党需要形成一个成熟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采取正确灵活的革命路线、方针和政策，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艰苦卓绝的不懈奋斗，而不能过于指望和依赖来自国外的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