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恩格斯晚年的两项重大理论工作

　　在纪念恩格斯逝世120周年之际，我们要弘扬和传承他的伟大共产主义精神和高尚品格，维护和发展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业绩，以坚定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信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创立和发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事业，历史事实深刻表明：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享有崇高的历史地位，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发展所做的宏伟建树，特别是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所做的突出贡献，已载入史册，是任何人也难以否定的。艾琳娜在为祝贺恩格斯70寿辰的文章中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两位生活和创造紧密交织着的人。’”李卜克内西则说：“恩格斯同马克思一起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他与马克思有如一个巨人与另一个巨人，是不能分开的。”[1]完全可以说，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就不会被载入史册;同样，没有恩格斯，马克思就不可能完成其业绩。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即将出版时，以十分真诚感激的语词致信恩格斯说：“亲爱的弗雷德：这本书的最后一个印张刚刚校完……序言也已校完并于昨日寄回。这样，这一卷就完成了。其所以能够如此，我只有感谢你!没有你为我作的牺牲，我是绝不可能完成这三卷书的巨大工作的。我满怀感激的心情拥抱你!……我的亲爱的，忠实的朋友，祝你好。”[2]328-329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半个世纪的工作中，结成了情深意笃的亲密友谊。对此，马克思在至恩格斯的信中说：“我诚心告诉你……这时唯一能使我挺起身来的，就是我意识到我们两人从事着一个合伙的事业。”“亲爱的朋友，在所有一切情况下比任何时间更感觉到，我们之间存在的这种友谊是何等的幸福，你要知道。我对任何关系都没有作过这么高的评价。”[2]135，185

　　年近古稀的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的十二年间，承担起马克思生前和他共同从事的光辉的共产主义事业。既要抓紧时间整理、编辑出版《资本论》第二、三卷，又要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既要接待诸多来访者，又要书信解答与阐明欧美各主要国家的社会主义活动家提出的问题。还要密切关注研究时代发展的新特征和资本主义向垄断过渡带来的新变化、新形势和新问题，以完善、补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此，恩格斯为马克思和他的有关著作撰写了“再版前言”“序言”“序言补充”“导言”和“脚注”等，将对新变化、新问题研究的新论断、新结论，充实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使之更加完善和发展。在这十分广泛和繁重的工作中，恩格斯像青年人那样朝气蓬勃，忘我工作。正如恩格斯本人所说：“我将以我还余下的有限岁月，和我还保有的全部精力，一如既往地完全献给我为之服务已近五十年的伟大事业——国际无产阶级的事业。”[3]这是他终生矢志不移的钢铁誓言，也是他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革命生涯的真实写照。

　　首先，恩格斯把整理、编辑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作为自己“压倒一切的任务”。《资本论》是马克思用毕生心血写成的主要科学著作，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四十年革命友谊的结晶。正如马克思所说：“这一卷就完成了。其所以能够如此，我只有感谢你!没有你为我作的牺牲，我是绝不可能完成这三卷书的巨大工作的。”并进一步说：“如果你能在我的主要著作(……)中直接以合著者的身份出现，而不只是被引证者，这会使我多么高兴!”[4]223，203在马克思生前，恩格斯为保证马克思能顺利地完成《资本论》的创作，首先除了在经济上给予无私的持久援助之外，还直接参与了《资本论》的创作，在他们关于《资本论》创作问题的一百八十多封通信中，充分说明了恩格斯对《资本论》创作的理论方法、逻辑结构、论述方式、实际材料的运用，以及对《资本论》第一卷的传播和诠释等方面均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他认为这是用马克思的著作建造一座永远照耀着人类进步的纪念碑。他在致劳拉的信中说：“不管怎样，我要把整理摩尔的书的工作坚持下去。这部书将成为他的一座纪念碑，这是他自己树立起来的，比别人能为他树立的任何纪念碑都更加宏伟。”[5]531要按照马克思生前的愿望编辑出“应当是马克思的真正著作”[4]426，而不是编者的著作。

　　恩格斯抱着忠实于马克思手稿的思想，经过十二年间的忘我劳动，极为严肃认真地科学整理、编辑出版了《资本论》第二、三卷的这种高尚的精神和艰辛劳作，永远为人们所敬仰、所感动。可是，在《资本论》第三卷出版之后，长时期以来国际理论界有些学人持有歧义，其争论也从没有中断过。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有些学人不仅认为恩格斯没有按照马克思的思想整理编辑其手稿，而且还认为在有些理论内容和观点上，恩格斯篡改和背离了马克思手稿的原意，这是极为荒谬的错误论断。因为首先是这种“篡改和背离”论调的提出，是建立在现代西方“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论”基础上的，他们对恩格斯整理编辑出版《资本论》第三卷的种种诘难，就是在这种“对立论”思潮中宣扬起来的，是一种未经理论研究的“时尚”之言，不值一驳。其次是“篡改和背离”论，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和真相的，是极具荒谬性的论断。我们非常赞同当代德国学者MEGA编者埃克·考普曼(Eike KOPF)研究的结论。他曾在对贬低恩格斯编辑出版《资本论》的功绩予以驳斥中说：“恩格斯独自一人在将近12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一项工作……恩格斯不仅在理论水平上和马克思相当，而且还能够向马克思建议，怎样撰写才能够将复杂的理论问题阐述得让并非哲学家、经济学家科班出身的一般读者容易理解。……没有恩格斯伟大的理论上的和方法上的才能，马克思早就会像19世纪其他许多著作家一样被遗忘了。没有恩格斯，我们今天可能根本不会这样多地谈论马克思的《资本论》。没有恩格斯，就没有马克思主义。”[6]

　　其次，19世纪80年代后，欧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政党相继建立起来，《共产党宣言》得以广泛传播开来，恩格斯针对各国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者们和社会主义活动家们的状况，强调指出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的重要意义。就是说，工人阶级政党领导者和社会主义活动家，必须要有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要有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坚定性。恩格斯指出，树立起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首先要研读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摆脱旧世界观传统思想的影响。19世纪70年代中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把德国工人阶级政党推到运动的中心地位。恩格斯认为，德国党要保持住这个光荣地位，必须在运动的各个方面加倍努力，其中党的领导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理解最为关键。所以，他强调指出：“特别是领袖们有责任越来越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越来越彻底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观的传统言辞的影响，并且时刻注意到：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来对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7]219这说明，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理解，特别是对社会主义的研究理解和掌握的如何，是直接关系到共产主义事业发展的成败之关键性的头等大事。认真研读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思想理论前提。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就难以树立起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同样，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就难以摆脱属于旧世界观的传统言辞的影响。恩格斯的这个思想和论断，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20世纪下半叶以来，苏联和东欧诸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那里执政党的领袖们没有真正树立起马克思主义观，没有把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作为重任，没有摆脱旧的形而上学世界观的传统言辞的影响，思想僵化，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脱离实际，教条主义地对待时代的新发展和本国国情发展的新趋势。结果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在旧世界观传统言辞影响的错误指导下遭到彻底失败。其次，要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必须要有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坚定性。因为马克思主义学说不是一般的学说或学科，它是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是工人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必须对它具有坚定的信仰。这在恩格斯起草的《共产主义原理》、他同马克思共同撰成的《共产党宣言》及其各种文字的“序言”中，不仅充分表明了恩格斯和马克思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坚定性，而且也明确要求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必须具有坚定性。因此，在《共产党宣言》开篇中就坚定地说：“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反驳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7]30这深刻说明，没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是不会向世界公开宣布共产党的观点、目的意图和根本宗旨的。再次，恩格斯认为，树立起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教条主义和批判机会主义，坚持以发展着的现实为出发点的原则。恩格斯针对19世纪80年代欧美各国建立的工人阶级政党普遍出现了教条主义倾向，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他严厉批评了德国“青年派”和“左”派教条主义者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态度，尖锐指出：“他们大部分连自己也不懂得这种理论，而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认为只要把它背得烂熟，就足以满足一切需要，对他们来说，这是教条。”[5]562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是世界观方法论，是研究历史工作的指南，而不是裁剪各种历史事实的公式，更“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杠杆”。对此，恩格斯在逝世前几个月还强调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5]562

　　恩格斯关于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的论述，对我们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要根据现时代的新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进展，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开拓性的创新研究，为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推向新的阶段，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批判伯恩斯坦和考茨基对唯物史观的曲解

　　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西方资本主义进入和平发展时期，这时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东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还不成熟，在这种情况下，工人运动只能在和平环境中并利用一切有利条件来组织发展自身的力量。19世纪80年代，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也相继建立了自己的政党。所以，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形式，主要表现为罢工运动和议会斗争，其发展规模较大，影响深远和广泛，因而就促成了第二国际的建立。

　　第二国际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下组织起来的，并根据恩格斯的建议，由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为成立第二国际进行积极的筹备，1889年7月在巴黎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实际上就是第二国际的成立大会。当时，恩格斯因整理《资本论》二、三卷出版等工作，没有出席这次大会，但他在实际上是第二国际的精神领袖。特别是在这次大会之前，对无政府主义和法国“可能派”的批判和论争，对第二国际的正式建立起了重大作用。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成分是非常复杂的，他们的立场和理论观点也是各不相同的。其中积极开展理论和政治活动且影响较大的人物有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伯恩斯坦曾深得马克思恩格斯的信任，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也赢得过好的赞誉。可是在恩格斯逝世之后，他却很迅速地发生了变化，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篡改，在哲学上接受和宣扬新康德主义的折中主义，并依此篡改唯物史观。考茨基也是对唯物史观进行曲解的著名人物。对他们的理论观点，是我们所要关注和剖析的。

　　伯恩斯坦哲学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是新康德主义和英国的实证主义，两者都坚持和宣扬不可知论和主观唯心主义。伯恩斯坦以新康德主义对唯物史观进行了全面篡改，在他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强调指出，“社会民主党必需要一个康德”，认为康德哲学是完全可以阐明唯物主义是“引入歧路的空谈”，是可以“指出轻视理想和把物质因素抬高为无所不能的发展力量是自我欺骗”的“本来面目”[8]265-266。为此，伯恩斯坦依据这个思想原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改良和修正，用新康德主义的折中主义因素论来反对一元的唯物史观。他强调应用唯物史观的人们“有义务按照成熟的形态而不是最初的形态应用它。”[8]53他认为，除了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影响加以考虑之外，还应对“每一时代的法权和道德的概念、历史的和宗教的传统、对地理影响和其他自然影响(人本身的性质和精神素质的性质也属于这一范围)加以充分的考虑”[8]53。并引证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晚年“书信”中有关论述，说明唯物史观早期形态属于“庸俗经济史观”，“成熟形态”才是他所理解的唯物史观，即他追逐折中主义的因素论历史观。他认为，在历史过程中发生作用的各种因素，经济的、思想的、法律的、宗教的、道德的等等都是相同的价值，各种因素自身都是独立的本原，彼此之间只存在相互作用的关系，不存在决定被决定的关系。这样，就把一元论的科学唯物史观歪曲为多元论的唯心史观。进而他明确否认社会存在的客观性，认为“也许可以肯定地说，在说明经济的变化时，不容许使用‘客观的’一词。因为这些事情从来不是无需人力的媒介就能完成的”[8]32。也就是说，社会的活动是人参加的，人都是经过头脑思考而有意识地参加社会活动的。因此，他认为，出自头脑的观念决定着人的活动，人的观念、特别是系列性观念决定着人的活动永不间断和停止，人的观念的决定力量才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伯恩斯坦的这种观点，完全是典型的唯心史观，彻底背离了唯物史观。

　　伯因斯坦对唯物史观的篡改和背离，完全是自觉的。如在他引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著名论断，即唯物史观的根本原则“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之后，将意识和存在绝对对立起来，把唯物史观歪曲为“历史宿命论”。他说：“‘意识’和‘存在’被如此截然地对立起来，以致几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说把人仅仅看成是历史力量的活的代理人，他几乎是违反着自己的意志而执行历史的任务……带有宿命论音调的句子。”[8]51他由此进而责难马克思承认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就如同是“不信神的加尔文教徒”。这完全是极端荒谬的论调和强加。可是，当前个别研究者以“探索”和“思考”的名义下撰写论文，赞同伯恩斯坦对一元论的唯物史观的否定。他们说，“马克思恩格斯的确是肯定过各种上层建筑因素对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尤其是晚年恩格斯也曾经特别对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进行了论述，但是如同在哲学的基本问题上一样，他们完全肯定物质因素(存在)的决定作用，强调精神因素、思想力量(思维)的物质根源的，他们坚持的是历史领域的唯物主义一元论，所以伯恩斯坦不满意宿命论、独断论是正确的。”这种错误的理论观点，实在是对我们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和研究的极大讽刺和嘲弄，这也是多年来不注重研读马克思和恩格斯原著的悲剧。实际上，他们的“探索”和“思考”是抽象的、字面的，不探索或不理解伯恩斯坦对唯物史观全面篡改的根本目的的问题。伯因斯坦全面篡改唯物史观的根本目的是反对科学社会主义，他追随“伦理社会主义”的宗旨，否定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取消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认为社会主义是由“道德”创造出来的。所以，他提出著名的机会主义公式：“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伯恩斯坦的这种机会主义的主张，当时就受到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派别著名人物卢森堡的批判，而当代的“探索”“思考”者对这深层次的问题不予“思考”，实在令人费解。

　　在第二国际内部除伯恩斯坦对唯物史观进行全面篡改外，还有“中派主义”者考茨基。考茨基本人虽然自称在哲学上从来都不是—个强者，但在第二国际内部是被捧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的人物。其实，他在哲学上没有独自坚持的哲学观。从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代表作来看，他—方面想要信仰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另一方面他又想成为新康德主义者。这一特点也反映在他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诠释中，他一方面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实质是一种方法，不是教义式的理论体系;另—方面，他又认为，唯物史观不是和唯物主义哲学结合在一起的，而是与唯物主义方法相“合拢”。在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中明确提出：“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唯物主义是嵌在他们的方法之中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不仅可以与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合得拢，而且可以与许多别的哲学合得拢。”[9]

　　考茨基的这种理解是错误的，首先他割裂了理论和方法的统一。唯物史观既是方法论，也是世界观。“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5]691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两者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之一。唯物史观之所以是方法，就在于它是“研究历史的指南”，是对互相衔接的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其次，考茨基对他所提出的“唯物史观在本质上是一种方法”的含义的理解，是一般具体方法的简单抽象。方法虽然具有主观性和可操作性的特征，但它绝不是与客观对象无关的纯主观的形式，而是与客观对象发生联系、有客观依据的东西。恩格斯曾指出，方法的生成和运用取决于对象。而方法论是研究方法的一般规则的理论。考茨基把作为“研究历史的指南”的唯物史观方法论，理解为没有理论观点作前提的一般方法的抽象，是完全错误的。因此，他提出唯物主义历史观可以与各种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相合拢的荒谬论调。再者，由于考茨基顽固坚持自然主义原则，使他不能正确理解唯物史观的实质。19世纪80年代之后，伯恩斯坦曾接受了恩格斯关于要他克服自然主义的思想、他本人也做了些努力，抛弃以自然主义的观点观察社会生活。如他在《伦理学和唯物史观》等著作中，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广泛研究了社会问题，正确论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问题。在《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中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也作了忠实的概括。尽管如此，但由于他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仍是没有完全抛弃自然主义的原则，把自然科学方法和社会科学方法相混淆，以人性、人的自然属性解释社会历史。他说，以人性作为考察社会生活的出发点，人性“在人和环境之间形成历史过程的辩证过程的正题”，“我们可以拿来作为这样正题加以考虑的不是一个结论，不是这种辩证过程的一个合题，不是经过历史发展变成了人的本性，而是人从那种历史过程开始时所具有的、从他的动物祖先遗传得来的本性。”[10]这里，充分表明考茨基没有抛弃自然主义观点的原则。不过，考茨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导下，在19世纪90年代前还是做了一些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工作的。

　　恩格斯与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斗争策略的分歧，主要是集中在伯恩斯坦主张的放弃革命、走合法的和平过渡的改良主义路线的问题上。伯恩斯坦的主张却是打着恩格斯的“政治遗嘱”的旗号出现的，因此，我们将恩格斯逝世前不久写的政治论文作些如实的研读，就可以撕破伯恩斯坦的谎言。

　　三、批判伯恩斯坦等对《导言》的曲解

　　1895年2—3月间，恩格斯写的《卡尔·马克思〈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以下简称《导言》)是一篇重要的政治论文，其中恩格斯针对19世纪90年代德国的社会情况，阐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革命策略的问题。因此，这篇《导言》发表之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产生极大的影响，并引起长时期的争论，乃至今天在我国也有人按照伯恩斯坦的观点发表文章企图挑起新的论争。他们沿着伯恩斯坦的覆辙，曲解恩格斯《导言》中的思想，把恩格斯说成是“民主社会主义者”，“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倡导者”，对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质予以恶意歪曲。

　　恩格斯撰写《导言》的时期是欧洲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之际，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处于普遍繁荣的稳定时期，德国也成为一流的工业国。同时由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方式不仅不再靠延长劳动时间，而且还组织工人进夜校学习技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之一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它就越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骗的欺诈手段。……这些狡猾手腕和花招在大市场上已经不合算了，那里时间就是金钱，那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出于伦理的狂热，而纯粹是为了不白费时间和辛劳。”[11]当时在政治上，一方面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因而资本主义民主和议会制也得到了发展，到19世纪80年代之后，以普选制为基础的代议制在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起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欧洲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合法的议会斗争中也发展起来。面对新的形势发展，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采取什么方式的斗争策略，恩格斯在《导言》中强调了合法斗争的策略。

　　恩格斯从总结1848年革命经验和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教训考虑，认为在当时德国的实际情况下需要改变斗争策略。

　　第一，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军事武器的改进。恩格斯指出：“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这一点值得在这里比较仔细地加以探讨……”[12]547-548

　　第二，恩格斯看到当时德国的无产阶级在议会选举中显示出其力量在日益增长和扩大，但是自身的组织性、觉悟程度特别是在发动和团结农民、中小资产阶级方面都不强、不高和很不足，因而还远远不能以一次决定性的打击取得胜利。恩格斯十分清醒地看到敌我力量仍然悬殊，社会民主党在帝国国会普选中“得到20%的选票，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然而这也表明，联合在一起的对手总还拥有80%的选票”[12]401。在这种敌强我弱十分不利的情况下，是不能举行暴动的，否则必将失掉已经占领的重要阵地。所以，恩格斯在《〈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中，严厉批评了“青年派”：“完全不顾党进行斗争的一切现实条件，而幻想置生死不顾地‘拿下障碍物’……则可能把一个甚至最强大的、拥有数百万成员的党，在所有敌视它的人的完全合情合理的嘲笑中毁灭掉。”[12]396

　　第三，恩格斯在总结1848年革命以来50年间的人民斗争的历程时，从当时德国社会状况出发，认为社会民主党利用普选制采取合法的议会斗争，宣传群众，积聚和组织力量，为最后决战做好准备，这是符合实际的、有利于革命斗争策略的。他说：“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近50年来的历史，已经教会了我们认识这一点”。“我们在现在就已经能指望拥有225万选民。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在本世纪末就能夺得社会中间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发展成为国内的起决定作用力量，其他一切势力不管愿意与否，都得向它低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现行统治制度的控制能力，不让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12]549，551这里，我们之所以这样冗长地引证《导言》中的原话，就是为说明恩格斯从当时德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制定夺取政权前的和平的合法斗争策略根本没有放弃或完全否定暴力斗争的方式。所以，恩格斯明确告诫德国党的领导人：斗争方式的选择是根据具体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统治阶级的行动而灵活变换的，如果政府当局“破坏帝国宪法，那么社会民主党也就可以放开手脚，能随意对付你们了。但是它届时究竟会怎样做——这点它今天未必会告诉你们”[12]553。也就是说，将会从和平的合法斗争转向革命的“非法”斗争。

　　同时，恩格斯对普选制也是从两方面看的。从当时德国的实际情况看，社会民主党应重视参加普选制是有利的;同时，普选制不管有多少方面的好处，但对社会民主党来说，它主要是“一把能衡量我们行动是否适度的独一无二的尺子，使我们既可避免不适时的畏缩，又可避免不适时的蛮勇”[12]545，因而不要过分看重它的意义。要在议会中进行合法斗争的同时，不要忘记暴力斗争的策略。因为“不定哪一天，德国资产者及其政府将对旁观日益高涨的社会主义高潮感到厌倦;他们将诉诸非法行为，诉诸暴力行为”。“他们会先开枪”[12]430的。恩格斯还批评意大利的卓万尼·博维奥对《德国的社会主义》这篇文章的歪曲，明确指出：“我没有说过‘社会党将取得多数，然后就将取得政权’。相反，我强调过，十有八九前景是统治者早在这个时候到来以前，就会使用暴力来对付我们了;而这将使我们从议会斗争的舞台转到革命的舞台。”[12]443这是恩格斯于1892年2月初写的，到当年11月中旬在给拉法格的信中又表述了这个思想。信中指出：“只要善于使用，普选权在法国是多么好的武器!……能最确切地指明哪一天应当武装革命。甚至可以十拿九稳地肯定，只要工人们合理地使用普选权，就能够迫使当权者破坏法制，就是说，使我们处于进行革命的最有利的地位。”[13]

　　以上充分说明，晚年恩格斯始终认为在夺取政权的关键时刻，统治者定会采取暴力手段来镇压革命者、“颠覆者”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不能放弃暴力夺取政权的思想原则的。特别是当时的德国有极大的可能性是武装夺取政权，因为“德国社会主义的主要力量决不在于选民的人数”，却在于“德国军队将越来越受到社会主义的影响。现在有五分之一的士兵站在我们这边，……而到1900年，这支以前在德国最具普鲁士精神的军队将大半成为社会主义的军队”[12]429-430。这里，进一步说明了晚年恩格斯既不是放弃暴力革命原则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更不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倡导者”，而是与时俱进、以其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和巨大的理论勇气，依据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和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反复研究了和平斗争和武装斗争的相互关系，强调在如何稳步地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的基础上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策略做出重大改变，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同时，也完全表明恩格斯在晚年也始终是遵循着《共产党宣言》中制定的策略纲领：“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就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7]44，65。“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就是推翻当前统治者的统治压迫和奴役，夺取政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斗争的方式是多样的，也是可以变换的。至于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或手段?是革命暴力方式，还是和平斗争手段?这是由当时的社会条件和敌我力量对比等实际情况来决定的。正如恩格斯病逝前不久所指出的，即1895年4月3日给拉法格写信说明李卜克内西删改过《导言》中策略思想而又未加以说明真实情况时说：“近来，特别目前柏林正在准备非常法的时候，他喜欢宣传这个策略。但我谈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大的附带条件。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可能不适用了。”[5]700恩格斯在这里非常清楚地表明，关于无产阶级斗争策略的思想，晚年的他与《共产党宣言》时期的他是一致的。但是，在他逝世后，伯恩斯坦对他的这个策略思想作了恶意歪曲，对包括无产阶级斗争策略在内的整个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全面的修正和篡改。他认为，实现社会主义，只需要发展和利用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就可达到目的，不需要以暴力摧毁资本主义制度。他说：“具有各种僵化的等级制度封建主义几乎到处都必须用暴力来炸毁。现代社会的各种自由制度同那些制度的区别恰恰在于，自由制度是有伸缩性的，有变化和发展能力的，用不着炸毁它们，只需要继续发展它们。”[8]208-209就是说，在伯恩斯坦看来，对僵化的封建等级制度必须使用暴力，而资本主义制度是具有自我调节、自我发展的制度，用不着使用暴力。所以，他又说：从政治目的看，“一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的特权一步一步地向各种民主制度让步。在这种制度的影响下，并且在日益活跃有力的工人运动推动下，开始出现一种反对资本主义的剥削倾向的社会反作用;……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愈是民主化，巨大政治灾变的必然性和机会就愈减少。”[14]73因此，他十分推崇普选权，认为工人阶级一旦有了普选权，就可以推举越来越多的自己的议员参加到各级的议会中，就能“争取实现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经济措施和社会政治措施”。他明确断言，“在一百年以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逼手段就可以实现了”[14]79。伯恩斯坦的这种否定暴力革命的可能性、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谬论，当时就受到第二国际的左派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普列汉诺夫等人的严厉批判。后来，列宁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彻底批判。考茨基对伯恩斯坦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思想理论，在一开始表示“深有同感”，后来因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愈加发展，顽固坚持机会主义路线，考茨基作了批评，与伯恩斯坦分手。但是，由于考茨基是中派理论家，表面上不放弃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方式，却在实质上把合法的议会斗争作为主要的关注点，并且总是刻意回避有关无产阶级的武装斗争、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等重大原则问题，因而列宁在批判他的中派理论时，称他“叛徒考茨基”。

　　恩格斯的《导言》面世，至今已是108年了，恩格斯与《导言》的理论观点相关的文字资料，现在也公诸于世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对《导言》的歪曲和篡改也受到了历史和现实的批判。然而，近来国内却有人重复伯恩斯坦的论调，对晚年恩格斯予以歪曲和抹黑，这是十分错误的。特别是他们还借此公然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说成民主社会主义，是十分险恶的，理应受到批判。

　　参考文献：

　　[1]恩格斯逝世之际[M].斯人，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148.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309-310.

　　[4]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徐洋.国外对恩格斯《资本论》第二卷编辑工作的评价[J].国外理论动态，2014，(1)：60.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

　　[9]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1分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23-25.

　　[10]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2分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51.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66.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13-514.

　　[14]伯恩斯坦.伯恩斯坦言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