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4月，距今恰好40年，中南半岛传出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即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打败了美国支持的朗诺政权，进入首都金边。由红色高棉领导并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新柬埔寨宣告诞生。当时世界上不少力量为柬共的胜利而欢呼，认为世界社会主义又有了重大突破。中国1979年出版的《各国概况》就此写道，柬埔寨人民经过五年多浴血奋战，终于“解放了全国，取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柬埔寨历史上第一个工农革命政权”。然而，令人沮丧的是，这年年初，即1979年1月7日，红色高棉的“工农革命政权”已被彻底推翻，柬埔寨式的社会主义遭到失败。之后，红色高棉苦苦挣扎20年，最后曲终人散，走向沉寂。
红色高棉领导的柬埔寨共产主义运动，跌宕起伏，由盛而衰，历史教训极其复杂和深痛，抚今追昔，让人难以释怀。
红色高棉初创时期历经磨难，艰难求索
柬埔寨位于中南半岛西南部，20世纪中叶红色高棉运动初起时，该国人口不到600万，其中主体民族为高棉人，约占80%左右。另有占族、普侬族、老族以及越裔、泰裔、华人等20多个少数民族和族群。
早在公元一世纪，高棉人就有了自己的国家。1863年法国人侵入印度支那后，柬埔寨沦为法国保护地，从此深受法国影响。二战期间，日本人一度占领了柬埔寨，1945年日本投降，法国殖民者卷土重来。柬埔寨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进行了长期抗争，于1953年实现了国家独立。
柬埔寨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生，与印度支那地区民族独立斗争密切相联。1930年，以胡志明为代表的越南共产主义者在法属印度支那地区成立了印度支那共产党，作为苏联主导下的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1951年2月，由于印支地区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越南共产党人已经夺得政权，印支共产党在越南北部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解散统一的党组织，而由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共产主义者独立建党。当年6月28日，柬埔寨的山玉明、萧兴、杜斯木等人成立了建党宣传委员会，筹备中的新党当时称柬埔寨人民革命党。
1953年柬埔寨独立后，一批曾在法国留学的“革命青年”返回国内，其中包括后来成为柬埔寨共产党即红色高棉核心人物的波尔布特（沙洛特绍）、英萨利、宋成、乔森潘等人。抗法斗争时期，人民革命党建立了武装，在柬埔寨已有一定影响。波尔布特等人回国后，相继加入了人民革命党。
1954年，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协议签字生效。按照这份协议，柬埔寨人民革命党应当解除武装，复员部队，和平地参与新国家建设。但人民革命党反对西哈努克建立的王国政权，为保存实力，山玉明带领部队退入越南，在那里秘密潜伏，伺机再起。萧兴留在国内领导地下工作。
当时柬埔寨实行的是君主立宪体制。西哈努克国王意识到中国在地缘政治环境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坚持走和平中立道路，拒绝追随美国，受到中国的高度赞赏和支持。但对待柬埔寨人民革命党，西哈努克国王毫不妥协，必欲除之而后快。因此，人民革命党从未公开存在，而是以红色高棉名义开展活动，但很多人实际上也清楚，所谓红色高棉，就是地下共产党。
1958年，柬埔寨人民革命党国内负责人萧兴叛变，红色高棉内部出现深重危机，国内组织几乎全部瘫痪。1960年9月30日，人民革命党21位代表在金边秘密召开代表大会，将党改名为柬埔寨劳动党，选举杜斯木为书记（实际上是总书记），农谢为副书记（即副总书记）。英萨利、波尔布特当选党的政治局委员，从此进入核心层。1962年夏季，杜斯木神秘失踪，柬埔寨劳动党于1963年2月召开二大，波尔布特接任书记职务，成为党的最高领袖。以他为首的留法派，从此控制了红色高棉运动和柬埔寨劳动党。
波尔布特1928年出生于磅同省一个较为富裕的农民家庭，职业技术学校毕业，毕业后一度打工为生，1949年获得公派留学资格，赴法留学，在法国参加了英萨利领导的“柬埔寨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回国后成为金边一所中学的教师。他参加过反法武装斗争，但日内瓦协议签字后，他没有随部队去越南，而是留在了国内，继续从事地下活动，并且直接参与了柬埔寨劳动党的筹建活动。1963年7月，为躲避当局对红色高棉的监控和镇压，身份暴露后的波尔布特与宋成、英萨利等人陆续离开了金边，进入东北部腊塔纳基里省的丛林地区，在那里秘密开展活动。后来，曾经留学法国的胡荣律师、柬埔寨中国协会主席符宁等人也因身份暴露而潜入农村。这两人当时都是国会议员。
1968年1月17日，柬埔寨劳动党在马德望省维甲山地区发动农民群众，以武力方式反对强征土地，从此开始了武装斗争，红色高棉领导的武装力量应运而生。1969年3月，美国扩大印度支那战争，轰炸柬埔寨，红色高棉率先举起反美大旗，在国内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他们领导的武装，很快控制了东北大区，波尔布特本人开始兼任党的东北大区书记，同时也是党的武装力量的最高指挥。
在抗美救国斗争中抓住机遇，迅速发展壮大
1970年3月18日，以朗诺将军为首的柬埔寨右翼势力趁西哈努克国王出访之机，发动政变，夺取了政权。此时，作为红色高棉领袖的波尔布特正在北京秘密访问，亡国之君西哈努克按原定出访计划恰好也到了北京。中国强烈谴责柬埔寨右派政变，不但以国家元首规格接待了被黜的西哈努克，而且促使红色高棉与柬埔寨各派反朗诺力量捐弃前嫌，共同组成了以西哈努克为首的抗美救国统一阵线。在这个阵线中，红色高棉力量最强，它拥有5000多党员，4000多军人，在全国19个省份中的17个省开展武装活动，控制区人口超过百万。其中，西南地区由达莫（即切春，又名努刚）领导，东北山区为红色高棉领导机构所在，由波尔布特直接控制。这两个区的力量最大。
突如其来的“3o18政变”，为红色高棉放手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力量、进一步拓展根据地，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西哈努克当时在北京没有见到他的老对手波尔布特，但由于中国大力推动，红色高棉成了他所领导的柬埔寨统一阵线的中坚力量。这时，在越南生活多年的山玉明、高密等人也已来到中国。波尔布特认为这些人长期脱离国内斗争，对他们没有好感，不想和其相见。这位红色高棉领袖，对党内的所谓“亲越派”不感兴趣，而不管他们过去资历如何。
1970年5月5日，柬埔寨统一阵线领导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在北京成立，红色高棉推出乔森潘担任副首相。此人1931年出生于柴祯省一个职员家庭，1954年赴法留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60年回国从事新闻工作，因激烈反美而声名大振。1962年1月，乔森潘被任命为商业部国务秘书（相当于副部长），同年11月当选为国会议员，后来又相继担任了经济大臣、商业大臣、国民议会经济事务和计划委员会副主席等重要职务，拥有红色高棉其他领导人所不具备的显赫身份。1967年，乔森潘身份暴露，转入丛林开展秘密斗争。1968年，乔森潘被当局缺席判处死刑。
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成立后，中方向留居北京的高密通告情况，建议红色高棉尽快派人来华，以便加强各方面的协调沟通。高密遂于当年5月途经越南回国。1972年2月，红色高棉派英萨利来华，担任驻华特使。当年7月，英萨利开始公开活动。这时，红色高棉的头面人物是乔森潘，驻华代表是英萨利，但党的灵魂和最高领袖始终是波尔布特。1971年9月，柬埔寨劳动党召开三大，正式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波尔布特继续担任党的书记，同时兼任党的中央军委主席、全国战场军事指挥部主席。
这段时间红色高棉发展很快，到1973年春，其“正规武装力量”已经壮大到5万余人。在这种形势下，为争取国际社会对柬埔寨抗美救国斗争的支持，也为了扩大红色高棉自身在国际上的影响，1974年4、5月间，乔森潘、英萨利率领柬埔寨代表团正式访华，各方做了高调宣传和报道。随后，在中方直接帮助下，乔森潘、英萨利访问了欧亚非许多国家，开始大踏步地走向国际舞台。
1974年底，柬埔寨共产党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在波尔布特主持下，全面分析了国内战场形势和力量对比关系，最后通过了决战计划，即在短时期内发动大规模军事攻势，彻底推翻朗诺集团，夺取全国胜利。1975年4月17日，柬埔寨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高棉部队，一举摧毁了腐败无能的朗诺军队，在几乎没有遭遇重大抵抗的情况下进入首都金边。随后两天，红色高棉攻占柬埔寨其他地方。
美国支持的朗诺集团彻底垮台，意味着柬埔寨的民族革命取得了胜利。突然走上执政舞台的红色高棉，面临着如何巩固新生政权，如何对待原统一阵线中的盟友，如何处理朗诺势力残余，如何医治战争创伤，以及如何恢复国民经济、组织社会管理、建设新型国家，如何建立对外关系等一系列重大任务。要解决这样一些复杂而艰苦的任务，红色高棉无论在政治上、思想上，还是在组织上，都没有充分的认识和准备。对已经公开共产党身份的红色高棉而言，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何为执政党，如何执政，从高层领袖到普通党员，可以说他们不甚了了。
柬埔寨共产党夺取政权后，没有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并执行有助于团结社会、安邦立国的政治路线和行动方针，而是从简单化、概念化的社会主义教条出发，制定并执行了一系列极端激进、极富冒险主义色彩的政策。
执政后推行极左路线和政策，出现重大失误
柬埔寨共产党进入金边后采取的第一个重大举动，就是强行撤退首都金边居民。短短几天时间，这个拥有200多万人口的城市剩下不到3万人。许多人在这一过程中死于非命，其中包括大量妇女、儿童和老人，还有许多知识分子和原朗诺政权的残余势力、公务人员。正是这一非同寻常的行为，导致民怨沸腾，社会各界对柬埔寨共产党建立的新政权异常恐惧。柬埔寨国内外反对红色高棉的势力，对柬埔寨共产党诟病最多的，也是这件事。
后来，红色高棉失势，其领导人对此做过一些解释。柬共党内二把手农谢曾说，1975至1979年间，民主柬埔寨面临最为复杂的局面。战争使国家遭到破坏，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苏联克格勃都在民柬政府中进行破坏，越南也企图打着印度支那联邦的旗号吞并柬埔寨。正是这些原因，导致红色高棉决定从金边和各省会城市撤人，“以使他们在没有资本家、地主和剥削阶级的情况下，平等地在农村地区生活，进行农产品生产”。至于大规模杀人一事，农谢表示，当时组织正在国内清剿敌人，可能会有下面的人在上级组织不知情的情况下趁机杀人。但红色高棉组织从未制定人们指控的屠杀人民的政策或者种族灭绝政策。
也有人解释说，红色高棉当初之所以采取如此举动，是因为当时以为敌人策划了大阴谋，即把大批军政人员伪装成普通民众留在金边，准备在时机成熟时向新政权发动进攻。只是为了抢在敌人阴谋得逞之前采取主动，红色高棉才不得不决定进城后立即撤出所有居民，然后再慢慢加以区分和处理。而事实是，红色高棉攻入金边前夕，朗诺政权已溃不成军，根本没有可能做出柬共领导人后来所说的战略“潜伏”，久经战争考验的红色高棉领导人对此应十分清楚。因此，他们为驱赶金边居民寻找的借口，无法自圆其说。
还有人分析说，红色高棉之所以大规模驱赶金边居民，有一个不便公开的想法，这就是要通过大规模清理城市人口，在新政权建立起来之前，全面削弱西哈努克国王在首都的社会基础。西哈努克国王的十多位王子和亲属，当时的确都被赶到了农村，最终大多不知所终。
柬埔寨共产党即红色高棉执政后所要建立的，实际上是“兵营式的”、“斯巴达式的”社会主义，是一个“苦修苦炼的”、“禁欲主义的”新社会。在这种极端激进和扭曲的思想指导下，学校停办、医院关门、各种文化机构和设施一律废止。农村实行绝对的财产公有制与生产合作社，搞起了全民“大锅饭”。整个国家，市场经济被人为取消，货币发行迟迟不动，商品买卖受到严厉禁止，国民经济持续地大幅度下滑，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后来有人指控红色高棉，说许多人在这几年因饥饿和病患而死亡。
1976年1月，柬埔寨共产党在政权基本稳定后，召开了第四次代表大会，选出由九人组成的中央常委会，以体现集体领导。党的书记为波尔布特，副书记为农谢和达莫。大会确认党在新时期的任务是：一、坚决捍卫民主柬埔寨，保卫柬埔寨的独立、主权和现有边界内的领土完整，保卫党的工农政权，保卫柬埔寨的革命成果；二、继续深入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即逐步巩固发展柬埔寨在各方面的公有制；三、在民主柬埔寨努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即更好、更快地在各方面建设社会主义。
与此同时，红色高棉以西哈努克国王名义颁布了新宪法，废除君主立宪，改行共和体制，并将国名改为民主柬埔寨，规定“柬埔寨是一个独立、统一、和平、中立、不结盟、主权、民主和领土完整的国家”，“是柬埔寨工人、农民和一切其他劳动者的国家”，国家的“立法权属于工人、农民和其他柬埔寨劳动者”组成的“柬埔寨人民代表大会”。关于经济制度，新宪法规定“主要生产资料一般归全民所有或人民的集体所有”。在对外政策方面，“民主柬埔寨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和平、中立和不结盟的政策”。
根据这部宪法，1976年3月，民主柬埔寨以普选方式选举产生了人民代表，并于当月举行了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选举农谢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任命乔森潘为国家主席团主席。波尔布特被任命为政府总理，英萨利和宋成分别被任命为负责外事和国防的副总理。前王国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宾努被任命为国家主席团高级顾问（总理级）。
西哈努克国王在柬埔寨共产党进入金边后一直被冷落。1975年12月底，迫于外部压力，乔森潘到北京把西哈努克请了回去。但是，签署取消国家元首的新宪法，竟成了西哈努克最后的国务活动。1976年4月4日，西哈努克宣布退休，一周后，乔森潘开始履行民主柬埔寨国家元首职权。为了遮人耳目，被禁闭在王宫中的西哈努克获得了伟大爱国英雄的称号，红色高棉还为他建了纪念碑。
1977年9月27日，在纪念柬埔寨共产党成立17周年大会上，红色高棉正式公开了身份，结束了对内对外只称“安卡”（即组织）的历史，实现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但在柬埔寨内外，人们习惯上仍把柬共称为红色高棉。
直到这时，从表面上看，红色高棉的所作所为似乎仍然有板有眼，而实际上，在波尔布特等人极端偏激的思想指导下，红色高棉把废除王权及其社会基础，防止外部势力渗透当成头等大事，不但废除了战争条件下形成的统一阵线，大规模排挤和镇压曾与红色高棉并肩战斗的人士，而且野蛮驱赶和迫害包括华人华侨在内的少数民族。在各级党、政权机关和军队接连不断地开展大清洗。被关押在S-21监狱的近2万人，几乎全部被处死，据说幸存下来的只有几个人。1975年10月成立的柬埔寨爱国民族统一阵线，13名领导人中5人被处决。红色高棉政权的政府副总理、内务部长、两任商务部长、新闻宣传部长乃至国家主席团第一副主席等许多人，都被无情地“清洗”了。就连波尔布特的战友、同为党的创始人的符宁、胡荣等元老级干部，也被肉体消灭了。1978年达莫领导的东部大区清洗，被害人据说多达10万。
红色高棉统治时期，到底多少人非正常死亡，至今没有准确数据。估计数字从40万到200万不等，一般认为100万左右。如此大规模的清洗和镇压，导致社会对红色高棉的不满急剧增长，柬共的国际形象越来越差。对于柬埔寨共产党执政后实行的政策，有学者直截了当地指出，柬共虽然在恢复和发展生产方面取得一些成绩，“但它不顾柬埔寨基本国情，试图使柬埔寨在短期内跳跃式地建成共产主义的指导思想，以及为此而推行的一系列极左政策给人民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灾难”。
社会主义实验全面失败，红色政权短命夭折
红色高棉夺取政权后，民主柬埔寨与越南的国家关系变得日益紧张。双方的矛盾一方面表现在对外政策领域，民主柬埔寨全面倒向中国，而越南加紧倒向苏联；另一方面还表现在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上，双方争议巨大，互不相让。再加上红色高棉一再声称，虽然他们与越南共产党是盟友，但他们是靠自身力量推翻朗诺政权的，这让越南人十分不快。他们认为，柬埔寨取得抗美救国斗争的胜利，与越南的贡献密不可分。
1976年6月，波尔布特率柬共中央全体常委访越，与越共中央举行会谈，期望解决两国的领土争议，直至订立友好条约。但双方立场都很强硬，无法相向而行，访问无果而归。此后，双方在边界地区的摩擦和冲突此起彼伏，不断升级。1977年4月底，红色高棉部队攻入了越南境内。据柬埔寨现任总理洪森回忆，当时民主柬埔寨方面抽调了23个师中的19个师对越作战。至于民柬军队是否“杀害越南百姓，打死耕牛，烧毁房屋，破坏了大量村庄、财产和农作物”，我们不得而知，这是洪森描述的。但民柬军队不仅攻入越南，还一度进入泰国和老挝，这是事实。1978年，柬越之间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国家关系恶化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
这期间，围绕如何处理同越南的关系问题，红色高棉内部的分歧和矛盾逐渐显现并激化。1977年6月，在民柬东部大区，时任独立团团长的洪森拒绝执行对越作战命令，逃到越南申请避难，从此开始反对波尔布特政权。东部大区领导人受到怀疑，遭到清洗，其部下大多被关进金边的S-21监狱。
1978年12月2日，由越南扶持的“柬埔寨民族团结救国阵线”在桔井省斯努县宣告成立。洪森、谢辛、韩桑林等一大批脱离波尔布特集团的原红色高棉人士，成为其中坚力量，韩桑林出任阵线主席。在越南的大力帮助下，该阵线建立了柬埔寨人民革命军，与数万名来自越南的“志愿军”一起深入到民柬境内，全面展开了旨在推翻红色高棉的军事行动。当年12月25日，20万越军攻入柬埔寨，进入民柬境内数十公里。12月31日，民柬政府宣布与越南断交，同时对越宣战。波尔布特亲自出任民主柬埔寨国民军最高委员会主席兼总司令，全力领导民柬对越战争。
此时的红色高棉已经外强中干，其军队因众叛亲离、人人自危而涣散无力。1979年1月7日，柬埔寨民族团结救国阵线领导的人民革命军攻下了金边，民主柬埔寨国民军号称8万人，不堪一击，被打得七零八落，最后只剩万余人。波尔布特及其领导下的红色高棉，夺取全国政权仅三年多，不得不带领残兵败将，仓皇撤离金边，进入丛林深处进行武装抵抗。从这时起，大批普通民众重返家园，开始了新的生活。多灾多难的柬埔寨进入历史发展新阶段。
1979年1月7日这一天，被今日的柬埔寨政权视为结束红色高棉暴政统治、人民摆脱种族灭绝政权的日子，是解放之日。1979年1月10日，柬埔寨民族团结救国阵线改名为柬埔寨人民革命党，同时宣布成立柬埔寨人民共和国。韩桑林成为新政权的总理。1981年，柬埔寨人民共和国颁布新宪法，新政权进一步巩固，韩桑林改任国务委员会主席，宾索万继任总理。1981年5月底，柬埔寨人民革命党召开四大，越共中央总书记黎笋到会祝贺。大会选举宾索万为党的总书记。当年12月，韩桑林取代宾索万，接任总书记职务，姜西担任政府总理。1984年姜西病故，洪森成为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
再返丛林后洗心革面，寻求和谈绝地谋生
在失去政权的柬埔寨共产党即红色高棉看来，1979年1月7日这一天是民主柬埔寨遭受越南侵略、社会主义革命因叛徒出卖而遭受重大挫折的日子。西哈努克等王族势力，也将越南入侵视为奇耻大辱，视1979年1月7日为国难日。
1979年5月，退守于丛林之中的红色高棉领导人，全面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正式确立了通过武装斗争重新夺回政权的政治方针，对内对外仍称民主柬埔寨。8月21日，由乔森潘出面，红色高棉宣布组建新的爱国、民主、民族大团结政府，号召柬埔寨人不分政治倾向，积极行动起来，赶走越南侵略者，推翻韩桑林等人在金边建立的伪政权，建立一个独立、统一、民主、和平、中立和不结盟的柬埔寨。
此后不久，即9月6日，民柬公布了民族大团结阵线政治纲领草案，宣布将保障人民在政治、精神和物质生活中的民主自由，扩大民柬和各级地方政权，允许私人经济活动和使用国家货币进行自由贸易。同年12月，民柬正式宣布停止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止1976年宪法，由乔森潘出面组织新政府。在国内外名声欠佳的波尔布特辞去了柬共中央书记和总理职务。
当时国际形势十分复杂，苏联的霸权主义在全世界呈咄咄逼人之势，越南被视为苏联在东南亚的头号代理人。以黎笋为首的越南领导层图谋建立印度支那联邦，引起了东南亚各国的警觉和反感。红色高棉重新联合西哈努克等力量反对金边新政权，不仅得到泰国、新加坡等东盟国家的支持，也得到世界上所有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和越南地区霸权主义的国家的同情和支持，其中也包括中国、美国和欧洲各国。
1981年9月24日，反对越南入侵和金边新政权的柬埔寨三方势力在新加坡达成共识，决定成立联合政府。1982年7月9日，以西哈努克为主席、乔森潘为副主席、宋双为总理的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正式成立。这个政府内部关系非常松散，力量对比悬殊，最有影响的还是红色高棉。红色高棉执政时确立的国号民主柬埔寨，不仅得到新政府的确认，同时还得到了联合国的承认，红色高棉以民主柬埔寨名义派驻联合国的代表，继续在国际事务中代表柬埔寨。这一点对红色高棉非常重要，因为国际社会继续承认民柬，有助于增强他们所主导的抗越战争的合法性，更广泛地吸引各界国内力量，在国际上赢得更多的同情和支持。
为了洗心革面、重塑形象，柬共1981年9月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定自行解散，要求党员今后不再以柬共名义开展活动。当时，柬共曾考虑成立一个新党，但无法就如何命名形成共识。尽管如此，当年12月6日，柬共中央还是发布了公报，正式宣布解散，但保留“民柬武装力量”称号，人们也习惯性地继续称他们为红色高棉。这时，内外形象相对较好的乔森潘，成为红色高棉露面最多的领导人。1985年7月，已经宣布解散的柬共又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推举宋成为党的最高领袖，但乔森潘依然是党的公开代表。波尔布特坚称党内权力移交要有过程，迟迟不肯让权，继续以强势操控党内事务。
这时，柬埔寨内外形势已经发生新的变化。1985年成为金边新政权总理兼外长的洪森，力排众议，开始寻求与民柬进行和谈的可能性。1986年，金边政权与民柬联合政府在军事上形成僵持状态。当时，民柬各派武装力量有7万之众，但要推翻金边政权，几无可能。有鉴于此，西哈努克于3月17日提出了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八点建议，表示愿意成立包括韩桑林政权在内的四方联合政府。1986年7月，越共领导人黎笋去世，越南内外政策开始调整。柬埔寨问题和平解决的前景进一步看好。
1987至1988年间，西哈努克两次去巴黎，亲自与洪森进行谈判。1988年7月下旬，金边政权与抵抗力量三方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首次非正式会晤。由于各方分歧严重，首次会晤未能取得成果。1989年4月，金边方面将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更名为柬埔寨国，向抵抗力量做出和解姿态。7、8月间，由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代表、东盟国家代表、越南代表和柬埔寨四方代表共同参加的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在巴黎召开。金边政权当时坚决主张，越南自柬撤军后，金边政权必须维持原状，反对建立四方联合政府，会议仍无成果。当年10月，越军撤出柬埔寨，红色高棉的军队发动攻势，夺得拜林。
为了打破政治僵局、推进和谈，1990年2月3日，西哈努克提议将民主柬埔寨改为柬埔寨，恢复使用1970年政变前的旧国旗和旧国歌，以进一步去除柬共即红色高棉统治痕迹。民柬联合政府改称柬埔寨民族政府，同时规定柬埔寨主席为国家元首。4月9日，西哈努克又提出九点倡议，同意在民族和解的过渡时期不解散金边政权。
1990年8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全面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框架文件，柬埔寨四方均表示接受。当年9月，包括红色高棉在内，柬埔寨各方在雅加达成立了全国最高委员会，作为过渡时期的合法机构和权力来源。西哈努克为全国最高委员会主席。当时各方商定，柬埔寨未来实行自由的政治制度，公民可自由组织和参加政党，现有各派武装各自裁员70%。当年10月，柬埔寨问题巴黎会议复会，卷入冲突的所有各方以及18个相关国家，都在协议上签了字。
众叛亲离陷入穷途末路，最高领袖成了孤家寡人
1991年夏秋之际，柬埔寨宣布无限期停火。当年11月28日，红色高棉领导人乔森潘、宋成等人返回金边参与新政权建设，遭到示威者暴力袭击。虽然他们在警察保护下成功脱险，但临时下榻处被付之一炬。这表明，柬埔寨社会仍处于高度分裂状态，国内形势仍不稳定，各派武装力量的冲突随时可能复发。此时回到金边的西哈努克，也被迫去了曼谷。柬埔寨和平进程面临半途而废的巨大风险。
1992年2月，联合国根据巴黎协定，决定由18个协定签字国派出维和部队和文职人员，共同组建柬埔寨临时权力机构，为期16个月。此时仍以民柬自称的红色高棉，对联柬机构监督停火、要求各方裁减70%武装力量强烈抵制，不准维和部队进入其控制区。联合国不甘示弱，宣布制裁“民柬”，但红色高棉不为所动，固守其立场和武装，与金边政权冲突。1993年1月，金边政权恢复对红色高棉控制区的军事进攻。
1993年5月，柬埔寨举行民族和解后的首次大选。根据最高委员会和联柬机构联席会议决定，包括红色高棉在内，共20个政党可以参选。红色高棉最初表示愿意参选，并且组建了柬埔寨民族团结党。但在大选前夕，红色高棉担心败选，临时决定抵制大选，失去了回归社会并合法参与政治生活的机会。
在这次大选中，拉那烈领导的奉辛比克党意外地成为第一大党，洪森等人领导的人民革命党成为第二大党，宋双领导的佛教自由民主党位居第三。其他16个参选政党均未进入议会。当年7月，人民革命党主席谢辛当选国会主席，以拉那烈为第一首相、洪森为第二首相的新政府由西哈努克国王主持宣誓就职。9月，柬埔寨通过新宪法，改回君主立宪体制，西哈努克重新登基为王。
红色高棉在政治上边缘化后，彻底成了孤家寡人，其内部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绝望情绪，有人开始试探投诚。对此新政权最初表示没有兴趣，反而于1994年7月通过了确认红色高棉为非法组织的法案。红色高棉在金边的办事处被强行关闭。但此时的红色高棉毕竟还控制着柬埔寨约10%的领土，其武装力量还有一定战斗力。
面对此种局面，为防止红色高棉困兽犹斗，引发新的大规模战乱，金边新政权提出了“双赢性”的和谈条件，承诺保障投诚人员人身安全、私有财产和既有职业。在这种情况下，1996年9月，拥有两个师的兵力、占据梅莱山和拜林的英萨利率部投诚。英萨利是波尔布特的连襟，他带头投诚，拉开了红色高棉全面瓦解的序幕。为吸引更多的红色高棉人士归顺新政权，西哈努克国王颁布赦免令，允许英萨利在其统治区内实行自治，成立民族民主团结运动，这对红色高棉其他力量产生了强烈诱惑。为了防止倒戈行为进一步蔓延，1997年2月，红色高棉扣押了政府派来谈判的军事代表团16人，最后将他们全部枪杀。
这时，金边新政权内部也出了问题。第一首相拉那烈和第二首相洪森的矛盾开始激化。红色高棉试图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联合拉那烈打倒洪森，以便东山再起。1997年6月，红色高棉一位名叫彭皮的校级军官向拉那烈控制的武装力量投诚，后不满待遇，又转而投向洪森的武装力量。他透露了红色高棉拟与拉那烈派武装合作，通过军事手段消灭洪森势力，从而夺取政权的意向。红色高棉电台也鬼使神差地公开了乔森潘致拉那烈的信，透露了红色高棉与奉辛比克党秘密接触，拟以拉那烈为主席，共建民族团结阵线的建议。洪森本人也得到了红色高棉部队进入金边，参与保卫奉党总部的情报。由于这一切，洪森与拉那烈的对立加剧，双方的武装力量冲突不断，红色高棉的处境更加困难，连投诚之路都变得山重水复。
英萨利率部投诚后，红色高棉再也无法保持内部统一。为进一步分化红色高棉，推动他们选择投诚之路，1997年春，作为首相的洪森不顾安危，亲自到红色高棉控制下的三洛县慰问投诚人员，其中包括与红色高棉军事首领宋成情同手足的原民柬海军司令密木等人。坚决反对投诚的波尔布特得知消息，怀疑宋成变节，以开会为由，于6月9日诱杀了宋成和他的妻子云雅，同时还杀害了他的9名部下和亲属。
深陷绝望的红色高棉残余势力，包括乔森潘等人，对波尔布特此举极为愤慨和恐惧。波尔布特预感到大事不好，仓皇出逃，但被宋成部下抓获。他们对波尔布特进行“公审”，于7月26日对外公布了判处其终身监禁的消息，宣布红色高棉中“今后再也没有波尔布特其人”。
1998年4月15日，就在红色高棉岌岌可危之际，波尔布特在安隆汶家中死去，终年73岁。这位曾经拥有巨大权威和能量，在柬埔寨内外呼风唤雨几十年的强人，终于永久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当时，关于波尔布特之死，柬埔寨内外流行毒杀一说。实际上，波尔布特死后，红色高棉曾请一位泰国医生做了尸检，医生确认波尔布特死于心肌梗塞。
在许多柬埔寨人眼里，波尔布特是洪水猛兽，是邪恶之源，实际上，并非所有人都这样认为。波尔布特的秘书迪昆后来就说过，他赞扬波尔布特具有“温文尔雅、平易近人的性格”。不仅如此，迪昆还娶了波尔布特遗孀，以便日后更好地照顾她和她女儿的生活。有位中国人也曾这样写道：“一提起波尔布特这个名字，人们很自然地把他同杀人魔王联系起来，他的政敌则称他为‘灭种分子’，也译‘种族灭绝分子’。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如果把柬埔寨民族都灭绝了，他自己还能存在吗？”其语何意，不言自明。
投诚后未能得到宽恕，“审红”问题提上日程
波尔布特问题解决之后，乔森潘等人于1997年6月21日再次与拉那烈代表恢复谈判，双方商定7月6日举行两派力量联合仪式。得此情况，洪森提前出手，向拉那烈部队发起全面攻击。拉那烈部队很快瓦解，他本人也逃到了境外。红色高棉试图与拉那烈结成同盟，共同对付洪森，以迂回的方式回归社会的如意算盘至此彻底落空。
1998年3月底，洪森政府向红色高棉控制的安隆汶、柏威夏寺等地发起最后攻击，又有一些红色高棉军人集体投诚。6月5日，洪森的军队攻下了红色高棉最后的据点安隆汶。此时，柬埔寨正处于第二届全国大选前夕，各派力量秣马厉兵，争夺激烈，形势极为复杂。7月7日，就在大选投票之前，达莫指挥一支红色高棉部队袭击国家选举委员会，试图阻止大选，但大选还是如期举行了。大选后成立的王国政府得到了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
1998年12月26日，走投无路的乔森潘、农谢等人正式向洪森政府投诚。他们在会见洪森后表示，要忘记过去的一切。洪森方面则宣布，红色高棉已经瓦解，其军队将编入王国政府武装力量。但是，红色高棉最后一位军事领导人达莫仍拒绝投诚，他只身逃到了泰国。1999年3月，73岁高龄的达莫终于被捕。5月，S-21监狱典狱长杜奇也被政府军抓获。至此，红色高棉悲壮凄凉的历史，连同柬埔寨的共产主义运动，落幕了。
乔森潘、农谢等人投诚后，基本上不再过问政治，而是准备安安稳稳地度过余生。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1993年柬埔寨实现民族和解、成立第一届王国政府后，要求审判红色高棉的声音就逐渐高涨起来。奉辛比克党的领导人以及某些学生组织“审红”呼声最高。欧美某些势力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敌意，也不遗余力地推动“审红”。美国参议院1993年还通过了关于起诉和排斥红色高棉的法案，要求大力促进“审红”国际法庭的设立。
对于审判红色高棉，西哈努克国王、王国政府以及绝大多数柬埔寨民众最初并不赞成，原因是：第一，苦难深重的柬埔寨刚刚实现民族和解，复兴与重建的任务异常繁重，审判红色高棉必然要揭开历史的伤疤，这样不仅会分散社会的注意力，而且会浪费国家大量资金；第二，现政权许多高官，包括洪森首相，最初都是红色高棉成员，就连西哈努克国王，也曾与红色高棉密切合作，审判红色高棉可能严重损害现政权及其领导人的威信；第三，红色高棉成员已经放下武器回归社会，不对现政权构成任何威胁和危害，有些人还在国家权力结构和地方政权中占据要职，开始发挥建设性作用，“审红”极可能引发新的对立和冲突，重新撕裂社会；第四，红色高棉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其发展壮大有着极其复杂的国际背景，美国、欧盟各国、中国、日本以及东盟各国，当时都曾支持过红色高棉，“审红”可能使柬埔寨与相关国家的关系受到冲击。
正是出于上述种种考虑，红色高棉投诚后相当一段时间，“审红”问题并没有纳入王国政府的议事日程。但是，人们对红色高棉毕竟积怨甚深。他们执政时期的政策失误，导致很多人对其充满仇恨。审判红色高棉，被他们视为“恢复历史正义”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时值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向低潮。欧美某些势力将“审红”视为在全球范围内打击社会主义的重要举措。因此，尽管柬埔寨政府对“审红”存有疑虑，来自外部的压力却越来越大，柬埔寨国内的争论也越来越激烈。
在这种情况下，1997年6月，时任王国政府第一首相的拉那烈和第二首相洪森，联名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表示愿意为“审红”提供帮助。1998年11月，安南派专家组前往柬埔寨，就“审红”的可行性进行研究。1999年，专家组向安南建议成立国际法庭审判红色高棉。闻此消息，西哈努克国王表明立场。他说，如果国际法庭审判红色高棉，他愿放弃因宪法地位和皇家身份而享有的豁免权，出庭受审。他所表达的实际上是一种忧虑，意在缓解欧美的压力。
在此之前，西哈努克曾主张火化红色高棉统治时期所有遇难者的遗骸，让死于非命者早日转世投胎。这个建议缘于传统习俗和宗教情感，但洪森坚决反对，其理由是火化处理这些死难者，可能使种族灭绝的罪证被毁。在“审红”问题上，洪森的立场渐趋明朗和强硬。
至于审判对象，柬埔寨方面最初主张只审判达莫和杜奇两人，因为英萨利已被国王赦免，不应再起诉。至于农谢和乔森潘是否应当起诉，要视法庭调查情况而定。其他人都不必追究。但联合国方面坚持认为，所有犯有种族灭绝罪和反人类罪的红色高棉领导人，都应接受审判，实际上否定了西哈努克国王的赦免令。面对强大压力，柬埔寨做出让步，于1999年4月做出与联合国共建“审红”特别法庭的决定。2001年1月，柬埔寨通过一项法案，正式确认通过初级法院、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在金边公开“审红”。
红色高棉领导人被判重罪，审判是否公正众说纷纭
2004年10月，柬埔寨国会再次通过有关审判红色高棉的提案。但是，到了2005年，柬埔寨第三届王国政府搁置了“审红”问题。原因在于，柬埔寨找不到那么多高水平的检察官和法官。柬埔寨政府担心，这样一场举世瞩目的大审判，如果把握不当，可能造成严重的法律隐患，给柬埔寨历史留下污点。后经各方反复协调，2006年5月8日，西哈努克国王最终签署了“审红”特别法庭检察官和法官名单。这份名单由29人组成，其中17人来自柬埔寨，其余12人来自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法国、日本、荷兰、波兰、新西兰、斯里兰卡和美国。“审红”要以柬埔寨为主的意志终于得到了体现。
根据柬埔寨和联合国达成的协议，2007年6、7月间，“审红”特别法庭开始工作，当时预计用三年时间完成全部审判。双方还商定，“审红”诉讼活动必须依据柬埔寨的国内法律，同时也要遵循国际上通行的一些司法标准。虽然因政治、法律、财政和技术原因，特别法庭起步工作困难重重，但是2007年11月还是拉开了“审红”帷幕。
此时，红色高棉在世的领导人大都到了风烛残年，有的已生命垂危。被视为红色高棉第四号人物的达莫，没有等到特别法庭开庭，就于2006年7月21日在金边一家医院去世。达莫死后，等待审判的剩下了五人，即S-21监狱负责人杜奇、前柬埔寨共产党副书记农谢、前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团主席乔森潘、前民主柬埔寨政府副总理兼外长英萨利和他的妻子、前社会部部长英蒂迪。2009年2月17日，“审红”法庭对他们的“种族灭绝罪”及其他重大罪行进行审理。
“审红”开始后，特别法庭内部一度矛盾激化。一些外国检察官和法官审阅案卷时发现问题越来越多，主张扩大“审红”范围。柬埔寨王国政府反对无限扩大“审红”范围，担心这样会破坏来之不易的政局稳定，坚决维护原有决定，反对增加新的审判对象。一批外国检察官和法庭工作人员竟因此“挂冠而去”。为农谢辩护的荷兰籍律师甚至对洪森、谢辛等王国政府领导人提起了诉讼，指控他们干扰特别法庭工作。对此，柬埔寨方面坚决予以否认。但洪森首相确实说过：审判红色高棉的问题，是要让柬埔寨满意，还是让外国势力满意？他还旗帜鲜明地表示，在“审红”问题上，柬埔寨“要坚持自主政策，要让外国听我们的”。
2010年7月26日，特别法庭对“审红”案中的“001号案”，即S-21监狱典狱长杜奇案作出判决。此时，杜奇早已万念俱灰，他于1999年皈依了基督教，在法院上显得温顺而虔诚。他承认自己做了坏事，但称所有指令都来自红色高棉中央。只要有人被捕，必须让他去死，这是党的决定。他自己无力改变。最后，老态龙钟、步履蹒跚的杜奇获刑35年，实际上是判了无期徒刑。
2011年6月27日，“审红”法庭开始审理“002号案”，即农谢、乔森潘和英萨利夫妇案。此案涉及种族灭绝、反人类、严重破坏日内瓦公约罪，另外还有谋杀、酷刑、宗教迫害等许多罪名，有人估计整个案件全部完结至少要到2018年。实际上，对“002号案”的审讯最初只涉及强制撤退金边市民、枪杀朗诺政府士兵、建立农业合作社和工作社、屠杀越南人等部分案情，尽管如此，起诉书仍长达1000多页。2013年，早已重病缠身的英萨利不治身亡，法庭对他的指控只好自动撤销。他的妻子英蒂迪因精神错乱无法应诉，法庭不得不做出免予起诉的决定。
在审判中，特别法庭使用的是柬埔寨语、法语和英语，共有92个证人出庭作证，10万余人到庭旁听。所有被告都有两名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并在法庭上为其提供辩护。其中一人为柬埔寨人，另一人为外国人。
柬埔寨国内外普遍认为红色高棉罪不可赦的是强制撤离金边市民案。由于时间过去太久，证据搜集非常困难，“审红”特别法庭最终没有找到红色高棉强制市民撤出金边、导致平民大量死亡的有力证据，也没有弄清到底是谁下达了相关命令，或者说哪一份命令要求市民必须撤离。尽管如此，2014年8月7日，特别法庭还是对农谢和乔森潘进行了最后宣判，两人均被判处无期徒刑。同杜奇不同的是，农谢和乔森潘均不承认有罪。88岁的农谢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站立听取判决。他宣称自己无辜，说他从未参与过法庭指控的那些罪行。83岁的乔森潘也申明，他从来没有参与任何迫害人民的计划，“从未这样做过”。
对农谢和乔森潘宣判后，联合国派驻特别法庭的特使费尔谢、柬埔寨副首相宋安等人立即发表谈话，宣布“刽子手”得到了应有的审判；当年的一些“受害人”也认为，这是“迟来的正义”。有些人因此提议，特别法庭应把“审红”继续进行下去。还有人表示要起诉对柬埔寨平民遭受苦难负有责任的一些外国政府，譬如没有保护到使馆避难的难民、反而将其交给红色高棉的法国驻柬大使馆。
但是，柬埔寨政府对扩大审判早就失去了兴趣，不赞成继续审理“003号案”、“004号案”，因为“审红”耗资巨大。据统计，截至2013年底，“审红”法庭已花掉2.46亿美元，尽管这些费用主要由国际社会捐助，柬埔寨只负担6%，但这6%已经是柬埔寨最高法院同期经费的200倍。由于经费不足，特别法庭常常不能按时发放工资，此种窘况不仅导致法庭人员辞职，有时还酿成罢工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柬埔寨政府希望并要求特别法庭尽快结束其工作。
中国同柬埔寨的关系历来很好，经得起历史检验
红色高棉运动衰败后，欧美经常有人就中国当年与民主柬埔寨的关系，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与柬埔寨共产党的关系说三道四。柬埔寨国内也有人不时就此混淆视听，似乎红色高棉所犯错误与中国对柬政策有关、波尔布特本人政治品格中的问题源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极左思想的影响。有鉴于此，这里有必要对中国与柬埔寨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与红色高棉的关系做些说明，以正视听。
实际上，中国与柬埔寨的友好关系，远远早于红色高棉自身的历史，更早于中国共产党与柬埔寨共产党相互交往的历史。1954年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召开后，中国一直支持西哈努克国王奉行的独立自主的中立政策，中柬关系很好。1958年6月，南越当局武装侵略柬埔寨，中国与柬埔寨并无外交关系，但明确表示支持柬埔寨，柬埔寨深为感动，当年7月即与中国建交。1960年美国和南越当局对柬埔寨的压力进一步增大，中国总理周恩来访问柬埔寨并明确宣布，柬埔寨人民为保卫民族独立而斗争时，“可以指望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始终不渝的支持”。当年12月西哈努克国王访问中国，中柬签署了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
1960年代前期，柬埔寨先后与泰国、南越、美国断交，国际处境比较困难，多次倡议召开国际会议以保障其中立地位，中国对此坚决支持。1963年3月，刘少奇主席访柬，明确承诺中国随时准备在柬方提供的文件上签字。此后，中柬关系进一步巩固，西哈努克亲王1964至1965年间两次访华，与中国领导人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看法。中国政府在此期间连续发表八篇声明，谴责美国、泰国、南越对柬埔寨的侵略和威胁，并为柬埔寨提供了2亿多元人民币的经济援助和3600万人民币的军事援助。
由于中柬之间早就建立了友好关系，1970年3月柬埔寨发生政变后，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向已被废黜的西哈努克亲王表示，中国只承认他“是柬埔寨唯一国家元首”，中国将对他予以“全力支持”。正是在中国大力协调和组织下，印度支那三国四方领导人在中国广州举行最高级会议，发表了共同反抗美国侵略的“联合声明”。专程从北京赶去祝贺的周恩来对联合声明表示坚决支持，同时宣布：“七亿中国人民是印支三国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印支三国人民的可靠后方。”
当时，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党和组织保持着友好联系。处于地下状态的柬埔寨共产党通过越南共产党，也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联系。自1963年起，柬共开始选派干部到中国接受培训。他们除学习语言外，还研究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经验，诸如“三大法宝”等。作为柬共领导人的波尔布特1965年11月下旬首次秘密来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与他进行了多次会谈，他曾就柬共纲领和章程问题征求过中方意见。这次访问虽然可以说“揭开了两党关系史上重要一页”，但中国政府当时支持柬埔寨和平中立政策，明确表示，希望柬共不要急于发动武装斗争。
诚然，波尔布特本人对中国革命特别是毛泽东极为崇敬，是毛泽东思想的坚定信仰者。据他自己讲，他经常学习法文版毛泽东著作，认为毛泽东的理论对柬共建立农村根据地、组织人民武装、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之路十分重要。他常说，他指导柬埔寨进行革命斗争的理论是从毛泽东著作那里学来的。1970年2、3月间，波尔布特第二次秘密访华。这一次，周恩来、康生与他举行了会谈，他向中方介绍了柬埔寨国内情况，并去湖南参观了毛泽东故居。
1970年3月，西哈努克国王被推翻后前来中国，波尔布特恰好也在。中国领导人力劝波尔布特，要他从国家大局出发，不记前仇，与西哈努克亲王开展合作，建立统一阵线，成立联合政府，反对共同敌人。由于中国全力推动，波尔布特与西哈努克实现了合作。当年曾被西哈努克逼入丛林的乔森潘、胡荣、符宁等人，都宣布支持建立统一阵线。柬埔寨历史进入西哈努克与红色高棉全面合作，共同开展抗美救国斗争的新时期。
在中国大力推动下，1970年5月4日，包括红色高棉在内的柬埔寨各派反朗诺力量成立了以西哈努克为首的民族统一阵线和民族团结政府。此后，中国对柬共的支持和对柬埔寨王国政府的支持完全统一起来。中方不仅将北京西郊的友谊宾馆交付给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作为办公场所，每年还向柬方提供一定资金作为其活动经费。北京东交民巷15号宾馆成了柬埔寨“元首府”，专供西哈努克生活办公之用。
当时，柬埔寨抗美救国战争的主要力量是红色高棉。为了壮大这支武装力量，中国通过起始于越南、经过老挝进入柬埔寨的“胡志明小道”，为其提供军用物资。除此之外，每年还为其提供相当数量的美元，让他们自行购买武器装备。正是由于中方的支持和帮助，到1974年时，红色高棉已经有了建制齐全的正规军，人数多达20余万，控制区面积占全国面积90%。红色高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做出全面进攻的重大决断。
1974年4月2日，毛泽东曾经会见过乔森潘、英萨利率领的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代表团。住在北京的西哈努克亲王、宾努亲王等人参加了会见。当时毛泽东除告诫他们要准备打长期战争而外，特别提醒红色高棉领袖们，对资本家要谨慎，要团结中小地主，尤其“要团结两位亲王。统一阵线的领导者是他们两位”。
中国支持民柬有理有度，符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1975年红色高棉攻占金边后，中国与红色高棉的关系自然而然地要有重大变化和调整。当年4月，英萨利代表红色高棉政府来华寻求援助，中方出于帮助柬埔寨休养生息的良好愿望，为红色高棉领导的柬埔寨提供了必要援助和支持，这种援助是通过国家对国家、政府对政府的渠道进行的，没有多少党际关系成分和意识形态色彩，因而无可厚非。
1975年6月，波尔布特和农谢以国家领导人身份访华，受到毛泽东接见。当时主持党和政府工作的邓小平与他们进行了三次会谈。邓小平表示：中国对印支三国的抗美斗争全力支持，但对三国内政不提任何建议。他希望柬共“总结经验，根据自己的国情，考虑经济建设、金融、货币以及商业政策”。为帮助柬埔寨开展战后重建，实现国家复兴，中方再次向柬埔寨提供了无偿援助，帮助重建工厂，修复基础设施，同时也提供了一定数量的军事援助。也正是在这时，中方向红色高棉领导人表示，“建立民族统一阵线，团结各派力量共同战斗，是你们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建议红色高棉维护同西哈努克、宾努的合作与团结，尽快迎接他们回国。毛泽东本人对乔森潘说，“你们把这两位亲王接回去”，“吵架会有的，小吵架，大团结”。他还对西哈努克说：“如他们对你们不好，你们再来中国，我们会热烈欢迎你们。”
这时，中国仍处于文革时期，但对世界社会主义进程仍十分关注，对红色高棉的社会主义实验自然很感兴趣。1975年12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张春桥访问了民柬，向红色高棉领导人讲述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问题。1976年中国文革结束后，中国与民柬的关系在原有轨道上继续发展。1977年9月，波尔布特以政府总理身份公开访华，还专程去山西省参观了大寨公社。当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回访柬埔寨，波尔布特陪同陈永贵到金边之外的地方访问。陈永贵的感受是：这个党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得好，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实践结合得好。不过，陈永贵也看出一些问题，但认为新事物总有不完善之处，只要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缺点以至错误总会得到纠正。
遗憾的是，红色高棉的领导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更没有改正这些错误。而中国方面对红色高棉执政后的极左政策及其后果并不十分了解。中国代表团在柬埔寨访问考察所听到的往往是一面之词，无法对民柬的真实情况作出准确判断和分析。对于柬埔寨与越南之间的纠纷，中国最初保持中立，除听取双方通报情况外，既不公开报道，也不做任何表态，只是希望他们友好协商，互谅互让，找到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后来，越南图谋建立印度支那联邦，地区霸权主义野心逐渐暴露，在联苏反华道路上越走越远，中国才选择了援柬反越立场。因此，1978年民柬政府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宋成访华时，中国接受了柬方请求，同意为其提供军事援助，实际上是支持柬埔寨反对越南的地区霸权主义。1978年11月5日至9日，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率团访问民主柬埔寨，以显示中国对民主柬埔寨的坚定支持。
1979年1月7日红色高棉政权垮台后，中国曾强烈谴责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并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继续承认民主柬埔寨政府为唯一合法政府。中国当时坚持这一立场，不是仅仅出于对红色高棉的同情，更不是为了维系与柬共的特殊关系，而是为了恢复地区和平与秩序，这与当时国际社会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立场总体上是一致的。当年召开的联合国大会，曾以91票对21票通过一项提案，要求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继续维持民主柬埔寨在联合国的席位。
中国对柬埔寨问题的政策和立场，并非抱残守缺、一成不变，而是与时俱进、不断调整。1986年西哈努克发出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倡议后，中国作为柬埔寨问题相关方之一，积极参与了有关柬埔寨问题的巴黎国际会议。作为1993年柬埔寨问题巴黎协定的签字国，中方不仅主动中止了与红色高棉的联系，而且与越南帮助建立的柬埔寨新政权改善了关系，最终实现了国家关系正常化。
进入21世纪后，中国与柬埔寨在各领域的友好交往与合作不断扩大。在审判红色高棉问题上，中国旗帜鲜明，毫不迟疑地支持柬埔寨政府立场。特别是在柬埔寨与欧美国家围绕“审红”问题出现冲突时，中国郑重宣布，“审红”是柬埔寨的内政，中国支持柬埔寨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主张要求，反对任何势力借此问题干涉柬埔寨内政。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客观立场和公正态度，得到了柬埔寨方面的理解和认同，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和肯定，经受住了时代风云变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