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周总理的贴身卫士高振普将军的新书《陪伴病中周恩来的日日夜夜》。

　　我们参与了周总理的护理工作

　　住院后的医疗护理工作，理应由护士负责，可是周总理的日常生活习惯，还是我们卫士熟悉，所以有些事情由我们卫士去做，这在总理住院的后期显得更加突出。总理得的是膀胱癌，有些下身的治疗是由大夫去做，他不让护士清理他的下身。如手术后的几天，因体虚出汗过多，需要擦洗身体，护士负责擦上身，我们负责擦下身。

　　1975年9月20日第四次手术后，特别是进入12月，总理生活不能自理，大小便全在床上解决，大小便的清理工作都由我们卫士来做。大夫们一再交代，总理经不起风寒。为使总理不因大小便时受凉，我们就跪在床边，头伸进被窝，借助手电筒的微光，为总理清理大小便。总理真是瘦成皮包骨了，他两条腿上的肉很少，只剩两张皮了。每次清理完毕，我们都用毛巾给总理热敷一下，每次用时5～10分钟。看着总理脸上轻松的表情，表明他已舒服了很多，有时总理对我们点点头，我们才会松一口气。

　　总理在日常生活中很注重仪表。每天起床后，他在卫生间自己刮脸或者去北京饭店刮脸，这是每天必做的事。有时感冒了，几天不去开会、不去见外宾，他也不会几天不刮胡子。记得1973年底，在政治局会议上被重点批评的时期，虽然心情不好，但他每天去开会，仍然穿戴整洁、仪表端庄。

　　住院的日子里，除了手术后的几天不能下床洗漱外，只要自己能去卫生间，总理都会一项不落地做好清理。卧床后的两个多月，总理已不能下床，只好由护士帮他洗漱。张树迎、乔金旺和我看着总理的胡子慢慢长长了，总理不同意再请北京饭店的朱殿华师傅来刮脸，他不想让朱师傅看到他病成这个样子，怕朱师傅难过。我们也不能任由总理的胡子这样长下去，我们不会刮，我们可以用剪刀剪呀!

　　于是，我们同护士许奉生商量此事。经总理同意后，我们开始给总理剪胡子。张树迎、乔金旺都比我年长10岁，他俩说当助手，我和许奉生负责剪。刚开始剪时，总理还幽默地说，你们别剪破了脸。我剪了两下，觉得总理不太放心，改由护士许奉生剪。她胆大心细，手也轻巧，我只能当助手。剪的虽然没有刮的那么好，看上去还过得去，不会因为胡子而影响吃饭了。同时，也能使总理保持仪表整洁的习惯。就这样，我们剪过两次，始终不让总理的胡子长得过长。最后一个月，总理无法进食，改为鼻饲，没能再为总理剪胡子了。病中周总理的胡子也没长得像在延安时期的“美髯公”那样。所以，总理去世后，我们把他送到北京医院的太平间，请来了朱殿华师傅。朱师傅哭着说，你们两个多月没让我去看总理、没给总理刮脸，他的胡子也不是长得很长。我们说中间给剪过两次。他很细致地为总理最后一次刮净胡须。

　　周总理病重期间的饮食

　　周总理住院后的饮食，是由他的厨师桂焕云同志依据总理的饮食习惯列出菜单，再由医生们参照总理身体状况的需要加以调整、共同协商，为总理做出可口的饭菜，以保证总理的营养。这期间，我们也会推荐一些总理可以接受的饭菜。

　　1975年11月16日下午4时，经我们提议，与大夫们协商并报告邓大姐，为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花钱定做一份红烧鱼翅。鱼翅这种高级菜，在总理、大姐的日常生活中，是很少吃的，只有总理在宴请重要外宾时才会吃到。这次给总理吃，是我们为总理补充营养和增加食欲的措施。

　　由于总理已多日不能下床吃饭，就躺在床上把枕头稍微垫高一点，由护士许奉生喂着吃。第一勺，总理点头表示可以吃，于是许奉生开始一勺饭一勺鱼翅交替地喂。毕竟总理卧床多日，他吞咽很费力，头上冒出了汗珠。总理说：“小高喂我吃。”于是我改为把米饭和鱼翅混合在一起，这样吃味道会好一些。总理边吃，边数着数，一共八口饭。

　　八口饭，对身体健康的人来说，耗时也就一二分钟，但对已步入癌症晚期的周总理来说，却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他竟足足吃了半个小时，是依仗强大的意志力才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在总理看来，为了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他必须活下去，哪怕只延长一天、一个小时、一分、一秒，“四人帮”就不敢明目张胆地兴风作浪，所以再苦再难他也得扛着。最后，总理说不吃了，并说要不是为了治病，真是不想吃这饭。虽是这样，张树迎和我以及大夫们看总理能吃上这些饭还是高兴。

　　张树迎和我向邓颖超大姐汇报了此事，邓大姐说：“你们为恩来的生活、治疗用尽了心思，想一切办法让他多活一些时间。”这是邓大姐对我们这样做法的肯定。

　　有一天，听医疗组负责肠胃消化方面的专家陈敏章介绍，说北京饭店有一种汤做得很好，营养丰富。我们如获至宝。因为在当时，只要对总理治病有利，我们都会采纳。

　　我开车到北京饭店去定制这个汤。饭店的领导早已知道总理生病，听说要做个汤，他们发自内心地高兴，因为能为总理的康复尽点力。汤的用料比较多，我只记得有海参丝、鱿鱼条、香菇等，用鸡汤炖。做好后取回来给总理吃，总理觉得不错，喝起来比较容易。总理询问了汤是哪儿做的，并一再叮嘱一定要付钱。我说总理放心吧，我已付了钱。

　　后来，北京饭店又为总理做了同样的一碗汤，取回来的当天，总理因改用鼻饲，已不能进食，拿回来的汤总理也没喝上。我们取汤时付钱给北京饭店。他们说，总理吃得好，以后还会要，最后一块算吧!我们也觉得这办法可以。因忙于照顾病情逐步加重的总理，我们把汤钱的事给忘了。

　　周总理去世后，张树迎和我想到了这件事，便打电话找到了北京饭店的齐经理。他哭着说：“总理都不在了，你们怎还想着这件事，这钱不能收，不能收。”他连说了几个不能收，悲痛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了。张树迎对我说，那就算了吧。这碗汤钱就没交成。

　　钱没交，当时我们是想通了。可今天想来，仍觉得对不起周总理。 这是我们的过错，我们的失误。

　　天天要看报纸

　　周总理的政治生涯决定了他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关心，从报纸上得到的消息，有助于他对形势的分析。邓大姐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讲过，在“国统区”，即当年国民党统治区，周恩来和她就靠看国民党报纸分析局势的发展。从国民党报上登出的内容，可分析出我军如何生存和发展。邓大姐还对我们讲过这样一段经历：1928年，周恩来和她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从上海乘轮船出发，以商人的身份作掩护，买的是头等舱席位。上船前，从上海买了一大堆报纸。这一举动引起了船上的特务怀疑，对他们二人盯梢。所以他们到大连下船时，就被扣留，后经一番周折，才幸免于难。建国后，总理仍然坚持把每天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等翻阅一遍。他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报纸，大部分是利用起床后在卫生间方便时看。这种多年养成的习惯，直到最后住进医院也没改变。

　　1975年底，也就是在他1976年1月8日去世前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他被病魔缠身，时而清醒，时而昏迷，但只要醒过来，就要报纸看。他当时生命已经垂危，为什么还那样坚持要报纸?我们把这个情况向邓大姐报告，于是大姐约张树迎和我，还有赵炜、张佐良作了分析。大家认为：总理已昏迷了几天，所以没有要报。这几天又提出要报，一是说明他较为清醒，二是与“四人帮”的斗争形势较为激烈，总理是出于对小平的担心。再一个原因是巧合，康生已经去世。分析了这些原因，最后还是邓大姐作出决定，为了不增加总理的思想负担，不给他看当时的报纸，而把过期的报纸修改为当天的日期，由邓大姐带到医院给总理看。

　　我们虽然这样做，但很不忍心。张树迎和我还有乔金旺私下也议论过，在总理身边几十年，没对总理说过假话，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这样做，这不是骗总理吗?心里总也不是滋味，但为不让总理在病中更多担忧，就只能这样办了。这也是善意的作假吧。我们确实一直提心吊胆，一旦总理清醒过来，看出破绽，我们怎么交代?

　　总理坚持要看报，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我们分析的那样?至今我们并没有找出合理的答案，这成了永远的悬念。

　　弥留之际

　　进入1975年底，总理经常陷入昏迷状态。

　　1976年1月5日凌晨2时30分，总理突然休克，医生们在病房内就地进行抢救治疗。

　　张树迎和我按照预定的方案实施——总理情况危急时，由他电话报告中央办公厅，我负责向邓大姐报告。中央领导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先后到了医院。李先念到后就去看了对总理的抢救，其他领导为不干扰抢救都在休息室，已在医院守护多日的邓大姐知道后，到病房观看抢救。凌晨4时总理醒过来后，她到休息室与看望的领导交谈。

　　1976年1月5日下午，看总理的病情恶化得很快，张树迎、我、乔金旺三人共同商量：人民大会堂的同志早就想来看望总理，我们原来想等总理病好些再请他们来，现在看来，不能再等了，通知他们派代表来吧。于是我们派总理的司机杨金明去人民大会堂把王颖、金耀玲、刘桂兰和崔守才四位同志作为大会堂工作人员的代表接来。在进入病房前，向他们交代：“你们看总理时，站在床头屏风的一侧，只可以你们看到总理，千万不要让总理看到你们。”他们理解是什么意思，四个人站在病床一侧看着总理，忍不住内心的痛苦，几乎哭出声来，我们赶紧把他们请出去。走出病房，他们号啕大哭，诉说我们为什么不早点叫他们来，连声哭喊着总理，离开了医院。

　　今天，他们回忆起当年看见总理的难过心情，也感谢我们给他们见总理最后一面的机会。

　　1月7日，张树迎对我们说，赵炜每天陪邓大姐来医院，多次看到过总理，坚守在西花厅的钱嘉东、纪东和赵茂峰三人已有几个月没来医院了，叫他们也来看看总理吧，怕是以后的机会不多了。我电话通知了他们三位，他们很快到了医院，我们同样交代只能在屏风一侧看看总理，而不要让总理发现。三人走进病房，此时总理已睡着，三人并排地站在床前，看着总理面容清癯，他们强忍着悲痛，泪流满面，迟迟不愿离去。这是钱嘉东、纪东和赵茂峰三人第一次同来医院看总理，也是最后一次看总理。

　　我们也通知了在总理住院后一年多来陪伴总理、默默无闻地担负着警卫安全和服务的刘岚荪、康海群、王培成、张宝昌等同志，他们为周总理住院的安全保卫和后勤服务做了大量工作，他们昼夜值班，不辞辛苦。自总理病重不能在走廊散步后，他们就很少有机会看到总理了，他们严守纪律，很少到病房来。今天也想让他们到病房见一见总理。我们也是考虑不要让总理看到来探视他的人，等总理睡着了，再请他们过来。不巧得很，总理从晚上8点后一直没睡，睁着眼睛，看来看去。11点左右，总理声音微弱地对医护人员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是周总理生前说的最后一句话。

　　就这样，一直等到深夜12点，总理还是没睡，只好通知这些同志明天再来看总理，没想到第二天总理便去世了。这些同志没能在总理活着的时候再见总理一面，成为终生的遗憾。

　　周总理逝世

　　1976年1月8日这一天，和往常一样，早晨7时30分，张树迎向我简单地交班后，我让他回去睡觉，他已是整夜没合眼了。这一段时间我们都是深夜两三点钟才休息，靠服用安眠药才能入睡。

　　当我走进病房时，总理转过脸来看看我。我习惯性地对总理点点头。他没有说话。几天来总理都是这样，说话已很困难。我轻轻地抚摸着总理干瘦的左臂。在总理卧床后的日子里，我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今天他的手臂发热，我比较放心。我站在床前，难过地看着总理清瘦的脸庞，思绪万千。

　　约半小时后，乔金旺走进病房，示意我休息一会儿。我会意地离开病房，轻轻往外走，回到值班室。黄宛、方圻、吴蔚然都守在那里。忽然铃声大作，这不是平时的电铃，而是为遇紧急情况专设的电铃。不好!大家快步跑向病房，几乎同时看到监护器上的心跳显示，为七十几次。陈在嘉大夫说，一直是一百多次，忽然掉到七十几次。她急得说不出话来。总理的心跳在继续下跌，六十次、五十次、三十次……

　　中央领导人接到在抢救总理的消息，李先念第一个走进病房，他弯下身子，双手紧握着总理的手，只叫了一声“总理……”便再也说不出话了，泪水一下涌了出来。他悲痛得双手发抖，站都站不稳了。我们赶快把他扶到沙发上。他坐在那里双眼盯着总理，无言地抽泣着。

　　邓大姐守在病房，看着医生们抢救，她多么希望像前几天那样，总理会醒过来。

　　医生们按照原定的抢救方案，采用了所有措施，呼唤、人工呼吸……都不起作用。陈在嘉哭了，她在监视器前坚持不住了，方圻大夫替她守着。陶寿淇大夫在按压心脏，荧光屏上时而显示一次心跳，但渐渐地看不到心跳了，只见一条直线。医生们用尽了各种抢救措施，总理，人民的好总理，为人民奋斗了60多个春秋的伟人，带着全国人民的敬仰，离去了。跳动了78年的心脏于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停止了。他去得那么突然，走得太快了，太早了。

　　全体医务人员、工作人员都站在总理的周围。病房里一片哭喊声。谁也承受不住这如同天崩地裂般的痛苦，忍不住放声大哭，哭声中包含着对总理的爱，对总理的敬，对国家的忧。

　　邓小平、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陆续地都来了。他们都怔怔地站在总理床前，深深地向总理鞠躬。

　　11时05分，由邓小平带领，叶剑英、李先念、华国锋、陈锡联、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倪志福、吴桂贤、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走进总理病房，围在总理遗体前肃立。小平同志说：“恩来同志，安息吧!”然后向总理三鞠躬，目视着总理，缓缓地退出了病房。

　　邓颖超留全体领导到会客室向他们提出周总理生前提出的三个要求：

　　第一，死后要火化;

　　第二，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

　　第三，骨灰撒掉，不保留。

　　大姐请他们向毛主席报告。大姐讲完，李先念立刻站起来说，要搞改革不能从总理开始，不搞追悼会，我们无法向全国人民交代!

　　全体医务人员和我们工作人员放声大哭，哭喊着：“总理!”“总理!”

　　想到日夜相守的总理离我而去，我承受不住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一下子扑跪在总理身旁，手抚摸着总理的额头和头发，哭叫着!此时，我听吴蔚然大声地叫我，快起来!快起来!首长来了!我抬头一看，是江青!她没走近总理，只是喊着要见“小超”，要见“大姐”。江青没有对总理作任何表示，喊着去看大姐，可她走出病房没跟任何人打招呼，更没去看邓大姐，而是登上汽车就走了!

　　江青为什么对躺在床上的已故周总理毫无任何表示?带着这个谜，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后的几个月，我问到了当时给江青担任秘书的刘玉庭。他说，那天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就向江青报告了周总理病危，请她去医院。江青说不是已告别过了吗?(指1月5日那天她去了)怎么还去?她按部就班地做完她的事才去医院，没赶上同其他领导人共同向总理告别。仅此可见江青对周总理是何等的态度!难怪在北京医院向总理遗体告别时她没脱帽，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

　　医生们开始整理周总理的遗体，取下身上的几根管子，盖上一块洁白的白布。

　　中午12时，总理遗体将被转送至北京医院，邓大姐抚摸着总理，大声呼喊着：“恩来!你安息吧!我们继续跟随毛主席干革命!”

　　我们几个身边工作人员和部分医生、护士送总理到了北京医院太平间，哭别总理。北京医院副院长韩宗琦止住我们的哭声，带领我们全体向总理作简单的告别。

　　总理逝世前曾交代医务人员解剖他的遗体。他说：“现在对癌症的治疗还没有好办法，我死后，你们要彻底解剖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的医学发展作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遵照总理遗嘱，由北京医院的专科大夫对他的遗体实施解剖。解剖的结果显示，总理体内癌细胞大面积扩散，在肝脏、肺和大脑都已形成恶性肿瘤。

　　把总理的遗体交给北京医院后，张树迎、乔金旺、曾庆林和我几个人仍住在三○五医院，一直到深夜，谁也睡不着，同时等着广播总理去世的消息。这段时间内，我开始回想总理去世的那一瞬间，我抚摸总理左臂时还是热的呀!怎么一下子就不行了呢?1月5日，总理曾在那一天告急过，中央领导同志也都来了，在抢救的过程中，我摸着总理的胳膊是冷的，都抢救过来了，他的胳膊逐渐变热。以后，我每次进病房，都要摸一摸总理的胳膊，已成习惯，今天是热的呀!怎么那么快就不行了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为周总理准备火化的衣服

　　周总理病重后期，我们仍然抱着他能病愈出院的一丝希望，谁也没提出后事的准备。对总理1976年1月8日病故，我们仍感突然。

　　遗体送去北京医院的当天，要求我们把衣服送去。我们去问邓大姐，她明确告诉我们，不做新衣服，要选他平时最喜欢穿的现有最好的衣服。我们选了总理冬天穿的灰色法兰绒中山装，这一套相对较好，虽说旧些，可没补补丁;一件布衬衣，这是一件比较好的衬衣，也已穿过多年，不过没有更换领子和袖子;一条布衬裤和一件西装背心。这几件衣服，有的穿过几年，有的穿过十几年。总之，没给总理赶做一件新衣服。

　　周总理一生十分节俭。衬衣的领子和袖口容易磨损，总理就换上备用的领子和袖口，这样就能接着穿。总理所穿的中山装，摩擦最多的部位是衣服的右手肘，破了洞，他不让花钱做新的，说补一补还可以穿，会见外宾时外宾不会看后面。拗不过总理，我们只好请红都服装店的师傅用同样面料修补上，为了对称，索性把左边袖子同样挖上一个洞，补上一块。他就穿着这样的衣服会见外宾。实际上稍一留意，谁都会看到这两个补丁。有一次外交部的韩叙同志问我，怎么不给总理做套新的?我说，谁能说服总理做新衣服，我们会十二万分地感谢他。

　　邓大姐看过为总理准备好的衣服后，含着眼泪对我们说：“这是恩来的作风，你们最了解他，平时为他添一件衣服都很困难。他死后，咱们还是要尊重他，不为他而浪费人民的钱。新的旧的都一样，都会一把火烧掉。你们会理解吧?以后不会有人怪你们。如果有人不理解，也是暂时的。”

　　张树迎和我把准备好的衣服，用一块使用多年的紫色布包好，送到北京医院。多年为周总理和邓颖超大姐看病的牙科医生韩宗琦打开包时，看到的是一包旧衣服，大为光火，冲着我们喊道：“你们想干什么?怎么拿来这样的衣服?为什么不做新的，是来不及吗?我自己出钱给总理做。你们跟周总理那么多年，你们对得起他老人家吗?”听着他的一番指责，我们谁也没说什么。我们理解他，他对周总理怀有很深的感情。他的父亲是国内有名的牙科专家，早年周总理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老人家曾支持过周总理、支持过革命。建国后，周总理每到上海，只要有机会，总要去看望这位老人。老牙医的后代——当今的牙科专家，对周总理、邓大姐有着至深的感情，他一直叫邓大姐“邓姨”。面对着他的训斥，我们不怪他。我们又何尝不是同样的心情呢?只是我们更了解总理，铭记总理的言传身教，为总理写下廉洁奉公的最后一页。

　　邓大姐去世后，我们也是按照她生前的交代，延续对周总理的做法，同赵炜一起，选了她平时最喜欢穿的较好的几件衣服，给她穿上，随她一起火化了。

　　我同韩宗琦在以后的多次交往中，谈话的内容多是对以往的回顾，对周总理、邓大姐的思念。在谈到给总理送终穿的那几件衣服时，他深有感触地对我说，当时看到给总理他老人家穿的旧衣服，我就火了，只是想到人们的传统做法，而没去想这是周总理，总理一生廉洁、生活简朴。韩宗琦最后说，你们做得对。我说，我与张树迎也向邓大姐说过你当时的话，她安慰我们说，以后他们会理解这一做法。

　　是邓大姐的思想境界高尚，她最了解周总理。我们要永远铭记这一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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