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夏，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武汉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人民出版社 供图

　　

　　1972年9月，周恩来同来华访问的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宣布两国结束战争状态，建立外交关系。这是周恩来在同田中角荣会谈。

　　人民出版社 供图

　　

　　周恩来逝世40周年之际，《周恩来答问录》出版，收录1936年至1971年期间，接受记者采访及谈话64篇

　　周恩来谈蒋介石：不是高明的战术家

　　今天是周恩来总理逝世40周年的纪念日。近日，《周恩来答问录》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新京报记者注意到，该书披露了周恩来对蒋介石“作为战术家是拙劣的外行”等评价。

　　人民出版社政治编辑一部主任张振明介绍，尽管这个评价在上世纪80年代曾刊载于《党史研究资料》，但这本杂志属于小众读物，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数十年，因此对于大部分读者来说，这个评价应是头一次见到。

　　周恩来与斯诺对谈最多

　　《周恩来答问录》一书在前言中介绍说，本书收入周恩来在1936年至1971年期间接受中外记者采访以及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答问、散发的声明等文献资料64篇。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在该书中，与周恩来对谈最多的是著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全书收录了两人的对话共三篇，时间分别是在1936年7月、1960年8月和1964年12月。

　　对此，张振明评价说，书中共收录了3篇斯诺采访稿，集中体现了本书的历史延展感、内涵性和可读性。从1936年斯诺到达陕北、周恩来与其在前线热烈握手的情景，到1960年周恩来与斯诺在密云水库游艇上亲密交谈，再到1970年毛泽东、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一同会见斯诺的场景，读者从这3篇文稿和3张照片中，就能深刻体会到周总理待人处世的真挚与重情，从而产生情感共鸣。

　　“文革”期间收录1篇答问

　　在全书收录的64篇答问中，1949年以前的共计25篇，其中在1946年的答问最多，达到17篇。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多篇答问中，谈话发生在1966年到1976年十年“文革”期间的只有1篇，系1971年6月21日接受美国《纽约时报》等三家媒体记者采访，谈话的内容是关于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

　　“文革”期间为何仅有1篇答问收录?接近人民出版社的分析人士认为，一方面是因为周恩来当时的工作受到冲击，类似的场合较少。另一方面是因为期间的一些言论可能不太合时宜，这种内容可能不太好出版。

　　值得一提的是，在1971年那次采访的答问中，本书还收录了一张周恩来批示手迹的照片。这幅照片的介绍写道：1975年9月，周恩来在医院写下关于台湾问题的批示。

　　■ 书摘

　　“蒋介石喜欢想象自己成突击英雄”

　　埃德加·斯诺：你对蒋介石作为一个军人，看法如何?

　　周恩来：不怎么样。作为一个战术家，他是拙劣的外行，而作为一个战略家则或许好一点。

　　作为一个战术家，蒋介石采用拿破仑的方法。拿破仑的战术需要极大地依靠士兵的高昂士气和战斗精神，依靠必胜的意志。而蒋介石正是在这方面老犯错误，他过于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带领敢死队的突击英雄。只要他带领一个团或一个师，他总是把他们弄得一团糟。他老是把他的士兵们集中起来，试图用猛攻来夺取阵地。一九二七年的武汉战役中，蒋介石带领一个师在别人失败后进攻那个城市，把全部力量用于进攻敌人的防御工事，这个师全部被打垮。

　　在南昌，他又重复了那种错误。他袭击了由孙传芳防守的那个城市，并拒绝等待增援而用了他的第一师。孙传芳撤退，让蒋介石进入部分城区，然后反击，把蒋军赶入城墙和河流之间的陷阱。蒋的军队被消灭了。蒋介石拥有第一师、第二师和第二十一师三个师，但他只用了第一师。叶剑英(现在是东征的红军参谋长)那时统率第二十一师。蒋的愚蠢使叶厌恶，不久就离开了他的指挥部。

　　在这次陕西战役中，蒋介石命令陈诚将军派两个师进攻红军并歼灭他们。陈诚是个比较高明的战术家，他拒绝这么做，怕遭伏击。我们截取到他给蒋介石的复信。我们实在欢迎这种集中，正是在这种进攻中，我们于去年(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把张学良部队六千人解除了武装。对南京说来幸运的是，蒋介石并不经常亲自在前线指挥，原因之一，是他不会骑马。

　　蒋介石是一个较高明的战略家，却不是一个高明的战术家。他的政治意识比军事意识强，这是他能争取其他军阀的原因。他常常相当熟练地制定一次战役的全面计划。

　　——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1936年7月9日)

　　■ 揭秘

　　编选到出版近三年未有文章被“拿掉”

　　一本领导人答问录的问世，需要经历什么样的流程?相关负责人对新京报记者进行了介绍。

　　只对个别文字进行修订

　　张振明介绍说，《周恩来答问录》一书从编选到出版，用了近三年时间。拿到书稿后，出版社按规定履行了报备程序。“至于这个时间长短，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2013年年初，即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15周年时，这本书开始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立项运作;现在正式面向全国出版发行，恰逢周恩来同志逝世40周年，应该说是一种特殊的纪念和特别的致敬。”张振明说。

　　张振明还介绍说，本书的书名《周恩来答问录》是由人民出版社和中央文献研究室商定的。曾经考虑过用《周恩来答记者问》这一书名，后来觉得《周恩来答问录》更简洁，便将前者舍弃。

　　本书从选编到出版，是否有篇章被删节?张振明说，中央文献研究室把文稿送到出版社之后，出版社只对个别文字进行了修订，整个过程中很顺利，没有出现哪篇文章被拿掉的情况。

　　1949年前后内容区别大

　　张振明告诉新京报记者，在答问录的选编上，主要考虑的是对话体这种体裁形式。在内容上主要跟大的时代背景相关，没有什么特殊的考虑。就这本书而言，周恩来答问的内容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区别较大，新中国成立前集中在谈判和统战事务上，新中国成立后则主要集中于外交事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