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初，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延安开始了整风运动。整风有两大对象：“半条心”的人，即有非无产阶级思想和犯错误的人;“两条心”的人，即特务或叛徒。解决“半条心”的问题靠思想教育，解决“两条心”的问题靠审查干部。一个方向形成了——“整风必然审干，审干必然锄奸。”

　　“军统”潜入延安

　　锄奸，并非空穴来风。

　　国民党军统汉中特训班毕业的特务，打入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等地，40多个特务潜入军委二局、陕西省委、保安处等重要岗位。这个案件当时被称为“戴案”，即戴笠系统的特务案件。

　　从1938年春到1942年春，军统汉训班创办时期，正是延安整风的筹备期。从1942年春到1943年春，延安侦破“戴案”的一年，正是普遍整风开展的一年。这种同步关系耐人寻味——

　　1938年初，国共商谈合作。这年4月，国民党将两大特务组织从处升格为局，“中统局”和“军统局”。“军统”负责人戴笠指派上海区行动组长程慕颐，搞一个专门对付中共根据地的“特别侦察组”。为了培训特务，程慕颐在温州老家办了一个“特训班”。

　　1939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社会部，统管全党的情报、保卫工作。9月，军统将专门针对共产党根据地的特训班从浙江迁到汉中，就近招收边区本地的知识青年。

　　调整政策的同时，国共双方都没有忽视隐蔽斗争。

　　1940年10月，吴南山主动交代自己受骗参加汉中特训班的情况。陇东保安科逆用吴南山，侦察军统西北特侦站的特务活动。

　　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论政策》，指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政策过“左”，概括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策和策略，同时规定对叛徒、特务的政策。中共根据地的整风学习和反奸工作，都在深入开展。

　　1941年期间，军统汉训班的学员以进步青年身份投考延安学校，分别渗入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其他边区。8月，戴笠指示将这个颇有成效的“特别侦察组”扩编为“特别侦察站”。10月，军统西北特侦站在西安召集会议，决定派遣联络员，汇集延安各机关单位的潜伏人员，大力开展情报活动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8月，中共成立中央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亲任局长，任弼时任副局长，下设情报部、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

　　10月，陇东保安分处逮捕军统延安组联络员祁三益。1942年1月，祁三益在延安新市场辨识联络员杨超。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发表演讲《整顿党的作风》。第二天，中央社会部发布《为反对国特高级特情突击运动指示》。边保加紧侦破“戴案”，又发现军统另一联络员李春茂。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标志着延安整风从准备阶段转入普遍整风阶段，也称延安整风的开始。同期，中社部部署反特工作，边保对军统汉中特训班的侦察取得重大突破。这表明，整风的普遍开展与“戴案”的侦察突破，同时同步。

　　1942年春，延安整风进入全党普遍整风阶段后，整风、审干、锄奸等工作，全都加快了节奏。

　　3月9日，丁玲在《解放日报》发表《三八节有感》一文。3月13日，王实味在《解放日报》发表《野百合花》一文。

　　5月1日，延安召开五一纪念大会。边保在会场识别军统延安组总联络员赵秀，至此，军统延安组的所有联络员都被边保控制。5月2日，毛泽东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23日，毛泽东做“结论”讲话。27日，中央研究院开始清算王实味。5月下旬，边保集中搜捕边区各地的“戴案”特务，第一批掌握11人。

　　一武一文，延安同步进行两场战斗。

　　6月2日，中共中央成立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亲任主任，副主任由康生担任。主管情报、保卫工作的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同时主管党的中心工作——整风。6月10日，边保正式吸收“戴案”反正人员祁三益、李春茂等五人加入外勤工作。6月19日，王实味被定性为“托派分子”。

　　10月，中社部侦破“戴案”中最危险的军委二局潜伏小组。

　　12月6日，中央总学委发出《关于反对“小广播”的通知》，指出：特务人员正是依靠这些“小广播”取得党内秘密，散布“合理流言”并作为反革命活动的掩护。这个通知被认为是“审干”的先声。年底，军统汉中特训班案件全案告破，陕甘宁边区各地共发现潜伏特务32名。

　　侦破案件与整风运动同步进行，这是否有意而为?“戴案”在“整风”中爆发，“整风”又推动“戴案”加紧侦破;“戴案”的成果提醒“整风”中要注意“审干”，“审干”的进展又提示着“锄奸”的重要。如果说“戴案”的侦破决定了整风审干的发起，那肯定是夸大了这个案件的影响。但是，这个案件的发现，使中共中央更重视在整风中进行审干，却是合乎逻辑的。

　　“整风必然审干，审干必然锄奸。”这个风靡一时的结论，出自康生。

　　身兼中央总学委副主任和中社部部长的康生，同时领导着整风和锄奸两项工作。不知是职务习惯还是神经敏感，康生经常将思想问题上纲为政治问题。有证据表明，王实味等人的定性，从思想错误上升为政治错误，又定性为反革命问题，就由康生大力推动。

　　康生得知“戴案”的侦破情况后，专门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当然进行了表扬。康生却根据这个案子分析认为：涉案人员都是青年，特别是外来知识分子，而且渗入了边区党政军机关，因此，审干、肃反也要做得广些，主要对象是外来知识分子。

　　康生说：“‘戴案’给我们敲了一个思想上的警钟。”“外来知识分子至少有一半是国民党派来的!”

　　“三大特务”轰动延安

　　有关部门审查干部，都要弄清干部的家庭出身、本人经历、社会关系。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边区，都有一批参与创建根据地的干部，这些人大多出身工农，生长当地，根底清楚。对于这些“根据地干部”，保卫部门一般比较放心。对于一些“外来干部”，保卫部门就相当陌生。这些人大多来自“白区”(“国统区”)，大多出身社会上层，有的还有海外关系，本人经历也相对复杂。在陕北肃反中就受到怀疑。中央进入延安后十分重视防奸工作，始终保持高度警惕的保卫部门，也就把这些历史相对复杂的“外来知识分子干部”作为防奸的重点。

　　抗战初期，相当多的知识青年从全国各地投奔延安，其中不乏经历复杂的人士，那么，这些人中，是否有特务呢?

　　普遍整风之前，延安就抓出“三大特务”——钱维仁、李凝、王遵级，加上整风中抓出的张克勤，这就是延安著名的“四大特务”。

　　边区公路局工程师钱维仁(钱家骥、彭尔宁)，随同父亲钱来苏(钱拯)来到延安。曾任第二战区少将参议的钱来苏，因为不满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带着孩子秘密投奔延安。钱家父子都不是共产党员，而且在国统区都有良好的职业，却决心弃家抗日，投奔生活艰苦的延安，这本应作为知识分子的典范，却被怀疑别有用心。社会关系复杂的钱来苏来自沦陷区，据说同日本人有关系;有人又揭发钱维仁在边区公路局工作时与国民党方面来往较多，与国民党特务有关系。

　　来自上海的李凝相貌出众，在延安是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上海转来的材料反映她有问题，康生又说此人走路像日本女人，就被怀疑为日本特务。

　　王遵级案件在延安更是轰动。“王遵级的叔叔是华北第一大汉奸”，“王遵级其实是川岛芳子改扮的”……王遵级本是杭州人，10岁时父亲中风病逝，母亲把王遵级寄养在叔叔王克敏家。富有的王克敏是北平的银行家，送王遵级姐妹进贵族学校就读。她在学校积极参加抗日爱国学生活动，加入“民先”组织。王遵级这时还不知道，这个“M”组织就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由共产党秘密领导。日军侵占北平，曾经留学日本的王克敏留下没走。日本人组织华北自治政府，选择这个北平商会会长任华北政务委员会主任。这样，王遵级的亲叔叔就成了华北最大的汉奸。

　　奇耻大辱!王遵级在学校无颜见人，更不愿回汉奸家庭，恳求“民先”组织帮自己逃离。乘着王克敏女儿结婚的时机，王遵级按照组织的安排秘密出逃，进入中共领导的冀中抗日根据地。不久，又随同冀中军区司令吕正操的夫人出差陕西的后方办事处。高高兴兴到延安的王遵级，被直接送到边区保安处审查。王遵级刚刚离开冀中军区后方办事处，就有国民党部队袭击，点名营救王遵级!有人说：此人是大汉奸的侄女，又会收发电报，值得深究。年轻的王遵级经不住恐吓，不得不编造谎言以图过关。于是，听过的故事和看过的小说都成了口供来源：日本特务王遵级下过毒，还用马灯报信指引日本飞机轰炸上海南京路，与国民党特务机关联络的信号织在毛衣上!

　　华北第一大汉奸的特务组织打入抗日根据地——保卫部门相信，抓到了一个国民党兼日本的双料大特务。

　　“三大特务”轰动延安，可是又都缺乏足够的证据。怀疑容易，消除怀疑就难。边区保卫机关对外接触条件有限，很难核实国统区的情况，于是，“三大特务”被继续关押审查。

　　第四个大特务更加令人震惊，牵出多省“红旗党”。

　　但历史证明，“四大特务”都是清白的。

　　江西地下党几乎全军覆没，周恩来心力交瘁，康生又揪出“第四个大特务”

　　就在延安整风的关键阶段，边保收网捕获汉训班时，1942年5月26日，周恩来从重庆报来危急情况：中共南委遭受国民党特务破坏。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委员廖承志等重要干部20多人被捕，广东、广西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1941年冬，江西省会南昌被日军占领，南昌以南的吉安等地仍由国民党控制。国民党特务发现来往旅客中有两个共产党的秘密交通人员，顺藤摸瓜，捕获中共赣西南特委17人。

　　中统头目徐恩曾十分重视这个线索，立即派大特务徐锡根到吉安就地指挥。徐锡根当过中共中央常委，又在特科工作过，十分了解中共秘密工作。这个大叛徒富于叛变经验，先说服特委宣传部长老杨合作，又诱捕特委组织部长李照贤，得到江西省委的地址。

　　进入省委所在地洋溪山，必须由一个老交通“老铁拐”带路。这是一个1925年的老党员，革命意志十分坚定。中统利用他疼爱幼子的心理，三擒三纵，老铁拐不得不带李照贤上山。1942年1月，李照贤诱骗省委负责人谢育才、骆其鼎下山探望妻子，中统立即对二人实施突击。面对临产的妻子，谢育才勉强具结文书，骆其鼎表示可以带路去南方局。中统决心利用这个关系进入南方局，可是骆其鼎夫妇却乘夜暗逃脱。中统估计骆其鼎不敢回省委报告，继续设计，利用老铁拐将省委机关四十多人分批诱骗下山，而由中统谎称统战关系予以接待。山上的省委秘密电台，报务员是一对延安来的夫妇，因生孩子不得不下山，被就势安排到特务机关居住。中统派了一个女特务，无微不至地关心产妇，积累感情，待到一定时间之后才公开突击。依照这个巧妙方法，中统对落网的地下共产党员逐个招安，将中共赣西南特委连锅端。特委书记黄路平叛变之后还帮助中统设计，控制特委下面的各县组织。

　　1942年间，中共江西省委所属的44个县委、200多个区委都被破坏，2000多名党员被捕，2000多农村党员被管训。而远在广东的中共上级机关“南委”却毫不知情!

　　中统又设计向上发展，企图进而破坏中共在南方的所有组织，直至渗入延安中央。中统控制的江西省委电台突然呼叫南委电台，谎称电台刚刚修复，还要延安电台的呼号和波长。“南委”是中共南方局下属机构，负责领导东南、华南地区。南委虽然没有察觉江西省委被破坏，但对江西电台中断联系三四个月有所警惕。接到江西电台呼叫后，南委书记方方派组织部长郭潜去江西检查，并给江西省委书记谢育才发出明文隐语的联络信件。

　　中统得到这封联络信件，决心诱捕郭潜，并向谢育才询问南委驻地。谢育才见南委危急，跳窗逃走。中统见不能再采取长期渗透的做法，立即派人抢在谢育才之前行动。

　　5月26日，方方得知谢育才报来的情况，发报给郭潜。郭潜未及译电就被捕，当晚叛变，第二天带领特务抓捕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等人。

　　周恩来见到方方来电，脸色剧变，连说糟糕。沉思片刻，立即布置童小鹏给南委发报，要正在南委驻地曲江的廖承志即到重庆，或是住到母亲何香凝处。南委没能联系到廖承志，5月30日，廖承志被捕，6月6日，南委副书记张文彬等20多人被捕，县级干部40多人被捕。

　　6月8日，周恩来得知廖承志被捕，立即布置南委负责同志分散隐蔽，断绝公开关系。可是，南委电台已被叛徒出卖，没能收到重庆呼叫。

　　南委的重要干部被捕，南方局与南委的无线电联络又断绝，周恩来心急如焚。

　　中统又派出十几个秘密武装人员，到南委秘密机关东江大埔抓捕南委书记方方。这里是老根据地，群众发现特务立即鸣锣报警，上千群众涌来包围特务，掩护方方等人逃脱。

　　心力交瘁的周恩来小肠疝气复发，6月下旬入院动手术。毛泽东从延安来电，要求周恩来静养。周恩来在医院还不停打听南委消息，临时主持南方局工作的董必武命令一律不准向周恩来谈工作。7月10日周恩来的父亲因病逝世，董必武与邓颖超研究之后，暂时瞒着周恩来。7月13日，周恩来出院，得知父亲已去世三日，痛哭不已。哀痛中的周恩来立即布置南委：除敌占区、游击区党组织照常活动外，国统区党组织一律暂停活动，等待中央决定。

　　破获中共在南方三省江西、广东、广西的地下组织，徐恩曾十分得意：“这是我和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战斗中的唯一胜利。也是我的全部战斗纪录中经过时间最长，技术上最为成功的胜利。”

　　周恩来惨淡经营，1942年底重新组织广东临时省委，1944年恢复各地组织活动。日军打通粤汉线时，中共在南方的地下组织又发动群众抗击，发挥重大作用。

　　南委失手的教训令人震惊，居然有江西一个省委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控制!

　　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对于熟悉的同志也不能完全信任，于是揭发特务成了延安的一项重要活动。中社部每天收到大量揭发信件，其中鲁艺转来的一封信揭发张克勤是特务。而此时，中社部也正在考察这个人。张克勤从兰州调到延安后，同期入党的父亲和妻子被捕叛变，甘肃工委也随后被破坏。还有线索证明，中统特务也在策反张克勤。

　　连续审问三天三夜，起初不承认自己是特务的张克勤熬不住了。张克勤交代：甘肃地下党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是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实际上是国民党特务组织。“打着红旗反红旗”?康生立即把揪出张克勤作为“典型，到处推广。“红旗党”的审查范围，很快扩大到国统区各省的中共地下党组织，甘肃、河南、陕西、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广西以及其他地区都有“红旗党”，中共的白区组织多数都有问题!

    “外来知识分子”中“特务如麻”?

　　1943年3月底的一个夜晚，康生把边区保安处长周兴和一局局长师哲叫到自己居住的窑洞，拿出一个名单，用笔在上面勾勾画画，说这个是“特务”，这个是“汉奸”，这个是“叛徒”，这个是“日特”。要求边保把名字上打“○”的人都抓起来，名字上打“·”的人送行政学院集训。

　　同夜，中社部和总政锄奸部也进行逮捕。中社部主要抓中央直属机关的，关押在枣园。锄奸部主要抓军队的，关押在小砭沟。边保主要抓边区系统的，关押在后沟。

　　1943年4月1日夜，黑暗之中的延安城，一场秘密大逮捕，悄无声息地进行。一夜就抓了260多人，第二天还没抓完，又继续抓。这天晚上，延安城大雪纷飞。延安的四月雪，预兆气候的异常。

　　1943年春天，国际战场苏联处于不利态势，国内战场日本正在诱降蒋介石。国际国内，边区内外，都显示矛盾激化的趋向。4月1日的大逮捕，不可能是康生个人的权限。

　　4月9日和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在中央直属机关大会上作报告：《特务的活动与中央对特务的方针》。任弼时提出：“国民党派来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进行特务活动的，绝大多数是被诱骗、威逼的单纯正直的青年。他们经过革命环境的实际生活和整风学习，是愿意改过自新的。”任弼时说明中央决定：“要给予这些一时被迫误入歧途的青年一种有保障的出路。”

　　这种对待特务的政策，显然比过去的肃反和肃托更宽容、更开明。过去对特务是一律关押大多杀头，现在允许改过自新!延安各机关立即开始坦白运动……

　　4月刚过，共产国际在1943年5月宣布解散!斯大林希望以此让西方放心，鼓励美国开辟第二条反德战线。蒋介石赶紧抓住机会反共——你中共的上级组织都解散了，中共也应解散!

　　胡宗南奉命偷袭陕甘宁边区的囊形地带，7月7日，胡部开始炮击关中分区的驻军。国共之战一触即发，共产党立即作出强烈反应。7月9日，延安公布朱德致胡宗南、朱德致蒋介石何应钦电报，抗议国民党军队对边区的进犯。同日，延安召开“民众抗战六周年纪念大会”，发出《关于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全边区党政军民紧急动员，逼迫蒋介石停止对边区的进攻。

　　国内外舆论纷纷反对破坏抗日统一战线，7月11日，蒋介石、胡宗南复电朱德，表示并无进攻陕甘宁边区之意。第二天，胡宗南下令逼近边区的两个军部和一个师部队撤回原来驻地。

　　国民党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偃旗息鼓，中共中央并未放松警惕。这次击退反共高潮，主要依靠准确的情报，从而争取舆论宣传的主动。这样，情报与反情报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延安也更加重视反特工作。

　　1943年7月，大敌压顶，延安的人们满脑子都是敌人，更害怕自己人中也隐藏着敌人。就在这种敌情恐慌中，康生说了：“特务像蚂蚁，站着看不到，蹲下一看满地都是!”这就是“特务如麻”。

　　党的情报工作、保卫工作陷入停顿

　　“抢救运动”之所以称为“抢救运动”，源于康生的一篇著名讲话。

　　1943年7月15日，中央直属机关召开千人干部大会。中央总学委副主任兼中直机关学委主任康生在大会上作长篇讲话，题目即《抢救失足者》。

　　康生一上来就说：今天的大会，是紧急时期的大会，是军事动员时期的会议。国民党实行特务政策，将许多有为青年拉到特务的罪恶泥坑，为日寇的第五纵队服务。从4月10号起，共产党中央又一次以宽大政策号召这些青年起来改过自新，脱离特务陷阱。到今天，已经有450人向党坦白悔过了。

　　康生打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比喻：“一个小孩子失足河中，如果是平时还可以从容地去救，如果是涨大水就要抢救!”事先安排的张克勤上台带头坦白。一个个此前已经坦白的人们，此刻再次上台，痛哭流涕地检讨自己的罪行。还有些人是被赶上台的，但是，这些人的被动，反而更加证实抢救的必要。

　　于是，坦白居然成了“自觉”行动——人们争先恐后地往自己头上扣特务帽子!谁都期望被“抢救”啊……

　　康生讲话的第二天，延安各机关单位都开始热火朝天的“抢救”。党政军民学，都要召开“抢救大会”。自此，“审干运动”变成“抢救运动”。

　　延安各界都有国民党的特务，谁不相信，我就在他的机关点出一个!康生的口袋里面有的是法宝翻天印，450个特务的名单，其中光是“戴案”就有33个!枣园坦白大会，戴案特务胡士渊痛哭流涕地发言，交代自己小组在二局的特务活动，引起全场震动。走到一个单位，康生居然能当场点名，一个“戴案”人员应声而起，这就镇住各单位的领导，谁也不敢不在自己单位找特务。

　　“延安新市场成了特务市场!”

　　“中央驻地杨家岭有三个剃头的自首了，中央首长的头在特务的刀子下滚来滚去!”

　　“外来知识分子至少有一半是特务!”

　　抢救运动狂飙突进，不过十几天，已经风靡整个延安城。

延安内外形成抢救大竞赛，各机关单位赛着抓特务，特务也就应运而生，越抓越多，十几天抓出1400多人!

　　确认特务，还需要经过司法程序。审讯，是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司法调查，目的是取得口供，核对证据。总结抢救一个月来的审讯工作的文件提到：“对犯人的感化劝导，也进行了一些工作，但打骂、肉刑、变相肉刑、指供、逼供的现象，亦是严重存在着。”对于运动之中出现的违法违纪问题，毛泽东有个独有的概括——“逼，供，信”。

　　共产党的内部出现了这么多的特务，那么，怎么估价党的组织，怎么开展党的工作?大比例的党员成了特嫌，大比例的干部人人自危，剩下的少数积极分子又忙于反奸，于是，许多党政机关的日常工作陷于停顿。

　　人们往往以为，保卫机关在反奸反特中最为神气，其实，保卫机关本身也在运动中遭受巨大损失。主管反奸的专门机关，也纠缠在内部的防奸之中。

　　中社部最先抓出于炳然。这个奉中央特科之命打入国民党军统的老党员，居然成了日本特务，还得在枣园大会上公开坦白。人数不多的中社部机关，也关了一二十个人。

　　保安处系统的外来知识分子，统统集中学习审查。保安处和各保安分处原本在边境地区派有外勤组，专门开展对国统区的情报工作，现在把外勤人员统统调回，就连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内线人员也撤回审查。留在边境地区从事情报工作的人员，只剩下关中的秦平、洛川的赵去非两人，大部分工作不得不放弃。好不容易打入国特机关的杨宏超等人，在运动中被打成特务，到处展览示范，暴露了身份。有些从国特机关中拉出来的人，也不敢再与延安联系。

　　1943年下半年，边保的情报工作基本停顿。过去源源不断的国统区情报，现在成了涓涓细流。运动的影响远远超出陕甘宁边区，晋绥、晋察冀等其他边区也大力开展运动，甚至国统区和沦陷区的情报工作也受到很大干扰。

　　中社部副部长潘汉年长期在上海和香港领导地下情报工作，也撤回新四军总部驻地黄花塘参加整风。新四军政委饶漱石组织对军长陈毅的批评，同陈毅交好的潘汉年也被批评为“小广播”“自由主义”，无暇到敌区做情报工作。新四军三师保卫部长扬帆介绍到延安的一个学生在审干中被打成CC，延安发来电报，华中这里就逮捕了扬帆。扬帆的被捕，又使得敌后情报干部人人自危。

　　情报工作的下降又影响了保卫工作。过去，中社部和边保可以通过潜伏在国特机关的内线，掌控派遣到边区的特务，现在，内线大多中断，这种反特方式就难以进行了。

　　大规模反特运动，当然也能部分中止国特在延安的活动。可是，国民党依然能够通过特殊渠道得到边区的情报。

　　为了反奸而搞起来的运动，反而造成情报工作的停顿;情报工作的下降，又反过来影响了保卫工作的开展。如此进行的运动，不仅干扰了反奸工作，而且危害着党的工作全局。

　　一个对革命大业带来不利影响的政治运动，不能不引起质疑。

　　领袖道歉

　　毛泽东自己也发现了问题。

　　1943年7月15日开始“抢救”。8月15日，中共中央颁发《九条方针》，批评运动中的左倾现象。10月9日，毛泽东批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防止出现肃反的错杀现象。1943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决定，运动转向甄别阶段。

　　“九条方针”降温，“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刹车，“甄别”转向。

　　可是，“抢救运动”的车速极猛，这种转向能否顺利实现?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登台，承认抢救运动搞错了，亲自承担责任，而且脱帽鞠躬，向挨整的干部道歉。

　　一个政治组织的最高负责人，向自己人低头认错，这在中国政治史上非常罕见。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公开道歉，消解了挨整干部的情绪，也推动了甄别的进行。

　　反革命性质的案件都由保卫机关承办，甄别这些案件，关键也在保卫部门。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这对保卫机关是个考验。最高的保卫机关是中央社会部，而主管这个关键部门的康生，正是抢救运动的始作俑者。

　　1943年12月24日，就在中央决定甄别的第三天，康生作了一个关于甄别工作的报告。1944年3月29日，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讲演。首先讲“巩固一年来反奸斗争的成绩”，第二个问题“彻底纠正逼供信错误”，第三个问题“新的反奸方针”，最后又讲了“怎样进行甄别工作。”中共中央决定，将这次讲话内容整理成一个小册子《关于反奸斗争的发展情形与当前任务》，下发各地，作为甄别工作的学习文件。

　　善于判断风向的康生，不仅会见风转舵，还会抢占先机!

　　据师哲回忆，康生这个讲话是由保安处起草的。康生特意加进自己的意见，强调：“如此伟大的运动，触动和伤及少数人，有何稀奇?又有何可怪?有何不能理解?”周兴感叹：“这样的报告咱们做不了，也不敢做。”

　　如果说康生个人可能对甄别阳奉阴违的话，中央社会部这个党的机关，对于甄别工作的态度还是积极的。

　运动初期头脑还有些发热的中社部副部长李克农，很快看到运动的偏差，主动向毛泽东汇报了问题。得到毛泽东的提醒后，更是积极主动地开展甄别工作。李克农亲自讯问黄钢。这也是毛泽东不肯相信的一个案子。

　　《解放日报》的黄钢是中共建党初期的烈士黄负生的遗孤，自幼受到恽代英、陈潭秋、任弼时等人的照顾。可是，就是这个红苗子，因为在白区时曾由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张道藩介绍工作，到延安后接触过国民党代表团，也被定性成国民党特务。黄钢当时心想，反正是党内审查，先避过风头再说，就承认自己是特务，还交代了张道藩派遣自己的详细过程。

　　李克农开口就说：我把你的案子向毛主席汇报了。一个共产党的亲骨肉掉进了敌人的泥坑，又回到党的怀抱!黄钢见到中社部领导，又听说自己的案子连毛主席都知道了，立即翻供，说是自己在抢救中顶不住压力而说谎。

　　李克农和蔼地说：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嘛!小资产阶级思想方法就是不老实。

　　这个被中社部抢救过的黄钢，后来成为擅长写情报战线的作家，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编剧就是他。

　　中社部的罗青长曾潜伏在西安的三青团组织中工作过一段时间，通过询问大量嫌疑人员，又结合自己的亲身考察，撰写了一份关于三青团的报告。罗青长认为，三青团是国民党的青年组织，不能等同于特务组织，其中也有不同层次的不同情况，也可对其开展工作。这份报告得到毛泽东的赏识。

　　从满眼蚂蚁特务如麻，到具体分析区别对待，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

　　七大召开，团结起来向前看

　　1945年初，反攻中的各地抗战形势很好，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九十一万人，十九块根据地人口接近一亿，中共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一。

　　延安整风运动，也完成了思想整风、组织审干与总结历史经验等三个重大阶段。对于抢救运动的认识，也逐步清晰起来。1945年3月，蒋南翔给刘少奇和党中央写了一份《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明确提出：若就单纯的保卫工作的观点来说，这自然是有成绩的;但若就党的全面的利害得失衡量起来，那应说是得不偿失。在这种盲目的战斗中，虽然也会碰巧击中一些敌人，但却更多地伤害了自己。这份意见书有可能是中共党内首次明确否定抢救运动的文字，但是，却代表了当时众多干部的内心看法。

　　4月21日召开七大预备会议，毛泽东说：大会的眼睛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不然就要影响大会的成功。会议通过了七大主席团名单，还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主任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各地到延安的七大代表，大都在1940、1941年经过初步审查，以后又参加了延安审干运动。这些审查，发现一部分代表或多或少有些政治问题，牵扯到七大的代表资格问题，处理起来相当麻烦。任弼时向毛泽东反映，各地距离很远，更换代表要几个月乃至一年时间。毛泽东果断决定：开会，代表全部出席，不再审查了。这样，不少挨整的人得以参加七大。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七大的讲话中提到“整风、审干、锄奸问题”：审干中搞错了许多人，这很不好，使得有些同志心里难过，我们也难过。对搞错的同志，应该向他们赔不是。在哪个地方搞错了，就在哪个地方赔不是。为什么搞错了呢?应该是少而精，因为特务本来是少少的，方法应该是精精的而不是粗粗的。但我们搞得却是多而粗，错误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关于特务，以前的估计是“瞎子摸鱼”，究竟有多少并不知道，现在知道了只是极少数。

　　康生也没有蠢到丝毫不谈个人责任。康生说：各地的同志在工作中也犯有错误，但总的责任由我来负，因为我是直接领导这一工作的。但这些错误，是执行正确路线时工作中所发生的过火行动，不是路线的错误。随后他又为抢救运动辩护……

　　七大的会议主题是实现全党团结，夺取全国胜利。康生专论的“反奸”，没能成为议论焦点。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提出：对于暗藏的民族破坏分子必须采取严肃的态度，而在处理时又要采取谨慎态度。

　　团结起来向前看!七大开得太是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