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革命元勋到流亡异乡，最终被昔日同志以残忍手法杀害……托洛茨基61年的人生历程，诠释了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悲剧，也是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中无法回避的篇章。

　　墨西哥城科约坎区的维也纳街上有座高墙环绕的院落，一位名叫伊斯特班·沃尔科夫的老人是这里仅有的住户。过去半个多世纪里，这位俄罗斯裔移民在墨西哥读书、工作、娶妻生子直到退休，和普通人过着同样平淡的生活。然而，今年8月下旬，面对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记者，老人却讲述了一段深埋心底的不寻常故事。

　　72年前的夏末，沃尔科夫的外祖父在这座院落里遇害。“不要让孩子看到我这副样子……”时至今日，那位留着山羊胡须、戴着圆边眼镜的老者倒在血泊中、陷入昏迷前留下的遗言，仍时时萦绕在现已86岁高龄的沃尔科夫耳畔。

　　沃尔科夫的外祖父，正是十月革命的前线总指挥、苏联的缔造者之一、“红军之父”列夫·托洛茨基。同时，他还是曾让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主流舆论谈之色变的“托派”领袖。1924年列宁病逝后，托洛茨基在政治斗争中被扣上“反列宁主义”的帽子，命运自此急转直下，先是被开除出党，后被流放，接着被迫在法国、挪威、土耳其和墨西哥等国辗转，最终于二战爆发后的第二年，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克格勃前身)派遣的特工谋杀。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1879年11月7日，托洛茨基出生于沙俄赫尔松省(今属乌克兰)亚诺夫卡村的一个犹太富农家庭，年轻时因参加革命数次入狱。1917年11月7日当晚，身为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托洛茨基是十月革命的军事领导人。革命成功后，他又出任军事人民委员(国防部长)和革命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军委主席)，一手建立了苏联红军。

　　因为功勋卓著，托洛茨基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取得了仅次于列宁的地位，十月革命后的若干年里，他俩的画像时常被并列挂在一起;列宁逝世前的布尔什维克历次全国大会上，代表们在发言结束时都会高呼口号“我们的领袖列宁和托洛茨基万岁”;连他后来的政治对手斯大林，也在十月革命胜利一周年之际发表文章，赞扬托氏为革命付出的心血。

　　在赞扬声中，托洛茨基陷入了陶醉，全然没有觉察到苏联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

　　1922年4月，斯大林在苏共十一大上当选为总书记，这个新设的职务主要负责领导书记处处理日常事务，用托洛茨基的话说，“只是个技术性职务，不具有政治性质”。

　　然而，托洛茨基并没有把该职位的设立同列宁的健康状况联系起来考虑。当时的列宁已然病魔缠身，甚至丧失了语言能力。斯大林遂抓住机会，利用职务之便搞了许多“小动作”，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结成“三驾马车”，构建着今后的晋身之路。托洛茨基对此浑然不觉，认为“在许多情况下处理日常工作，列宁依靠斯大林、季诺维也夫或加米涅夫比依靠我更合适些……列宁需要顺从的、能干实事的助手，这种角色对我来说是不合适的。”

　　列宁评价他“过于自信”

　　对于斯大林的心思，列宁则洞若观火。1923年苏共十二大前夕，担心自己无法出席的列宁口授了一封《给代表大会的信》，对托洛茨基、布哈林、皮达可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等6位高级干部做了点评。其中对斯大林的评价可谓石破天惊：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共产党人的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而对于托洛茨基，列宁的评价是，“他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里最有才能的人……缺点是——过于自信”。

　　列宁可谓先知先觉。就在斯大林暗中联络其他政治局委员，再加上时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组成“七人团”，准备拆托洛茨基的台时，后者依然沉浸在称颂声中，认为自己“和列宁的名字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而“斯大林……几乎是个无名之辈”。

　　托洛茨基膨胀的自信不仅表现于此。苏共十二大上，因为列宁不在，由谁来做大会的政治报告便成为问题。之前在民族事务和外贸垄断政策上屡遭列宁批评的斯大林为了示好，提议由托洛茨基发言。谁能想到，托氏竟然干脆地予以回绝，理由是“斯大林企图从我这里寻求支持，以对抗使他难以忍受的列宁的监督……他的动机显得太露骨了”。

　　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做政治报告的人选向来事关重大。颇有些书生意气的托洛茨基把这一绝佳机会拱手相让，最后由季诺维也夫做了政治报告，斯大林做了组织工作报告。

　　随意“开炮”自陷绝境

　　失掉送上门来的机会，或许还不算致命失误。真正对托洛茨基的政治生涯构成沉重打击的，实际上是他自己的言论。

　　1924年秋，托洛茨基接连发表纪念列宁的文章汇编《论列宁》和《十月的教训》一文。在《论列宁》中，他有意无意地夸大了自身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而在《十月的教训》中，他又揭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当年反对十月革命的老底。

　　在刚刚失去列宁这个“保护者”的情况下，托洛茨基此举无异于自找麻烦。很快，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开始发文回击，斯大林也顺水推舟，站出来声援季、加二人，反过来指责托洛茨基意欲抬高自己，用“托洛茨基主义”取代列宁主义。

　　此后不久，被视为苏共中央喉舌的《真理报》一反常态，披露了列宁与托洛茨基曾经的分歧。原来，托洛茨基侨居英国期间，曾通过一系列演讲和文章，就革命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同列宁论战。他在1913年致孟什维克领袖尼古拉·齐赫泽的信中直言：“列宁主义的大厦整个建筑在谎言和伪证的纸上，包含着自身腐败的有毒因素”，“列宁是工人运动中一切落后现象的职业得利者。”

　　打压政敌不成，反倒被对方抛出“黑材料”，托洛茨基的自大与幼稚暴露无遗，“反列宁主义”的高帽令他众叛亲离，在随后的政治斗争中节节败退。1925年1月，苏共中央全会公开批评他“企图用托洛茨基主义偷换列宁主义”，决定解除托洛茨基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接着，他又被迫辞去军事人民委员一职，改任电气技术发展局局长兼工业与技术委员会主席。包括斯大林在内的“三驾马车”则一步步取得了领导权。

　　流亡目的地换了又换

　　接下来的两年里，随着斯大林加速巩固自身的权力，托洛茨基进一步遭到清算。1927年8月，他先是被解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职务;3个月后又被开除出党。次年1月，这位列宁昔日的最亲密战友，被强行流放到距莫斯科3000多公里的今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

　　在此期间，斯大林数次打算处死托洛茨基，由于担心遭到部分政治局委员反对，而且可能因此激怒托洛茨基的潜在追随者，使他们铤而走险行刺自己，斯大林考虑再三，决定把托洛茨基赶出苏联，让他在与亲友隔绝、没有同情者，孤立无援的境地下自生自灭。

　　1929年2月12日，托洛茨基流亡土耳其，在该国政府安排下，于马尔马拉海中的王子岛隐居。岂料风声很快走漏了出去，世界各地的“托派”成员纷纷前来“朝圣”，其中包括中共早期领导人刘仁静，后者还带回了托氏的《中国目前政治形势和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任务》一文。各国记者也纷至沓来。斯大林闻讯，为“放虎归山”后悔不迭，于是，一场针对“头号人民公敌”的刺杀密谋，开始在克里姆林宫深处酝酿……

　　托洛茨基在土耳其一住就是4年，1933年7月，他以治病为由获得法国签证，住进巴黎附近枫丹白露的一幢林边小屋，两年后因莫斯科施压而改赴挪威，接着是墨西哥。在新的居所——墨西哥城科约坎区维也纳街45号附近，当地政府特设一所警察局，一些追随者也志愿前来保护他——彼时，他和两个儿子已被苏联当局缺席判处死刑。

　　托洛茨基对此不以为意，他每天早早起床，喂过兔子和鸡，给玉米浇过水，便开始读书看报、撰写文章，并指导托派“第四国际”的筹建工作。闲暇的时候，他会带着家人和保镖去野外挖掘仙人掌，把它们移植到院子里。此外，他还酷爱打猎、钓鱼和野营。

　　在妻子和外孙身边遇害

　　沃尔科夫是在1939年随母亲季娜伊达来到墨西哥的。在这个13岁少年眼里，外祖父每天都在屋子里奋笔疾书，要不就是忙着接受采访，或与来自世界各地的追随者讨论政治问题，但是，“他不准别人在我面前谈这些”，沃尔科夫回忆，“这是为了让我免遭政治的伤害。”

　　想让后辈置身事外只是托洛茨基一厢情愿。1940年5月24日凌晨4点，20多名身穿墨西哥警察和士兵制服的不速之客摸进小院，用机枪朝托洛茨基、其第二任妻子娜塔莉娅以及沃尔科夫的卧室猛烈扫射20分钟之久，又投出几枚燃烧弹和一颗重磅爆破弹(幸未爆炸)，然后扬长而去。托洛茨基夫妇带着小外孙，及时滚到床下才逃过一劫，沃尔科夫的左脚受了轻伤。事后查明，这次行动正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策划的。

　　正面突袭不成，内务人民委员会又生一计。这回，原为西班牙共产党党员、后被秘密发展为苏联特工的拉蒙·梅尔卡德尔独自领受了任务，他以比利时外交官之子兼记者的假身份，骗取了托洛茨基女秘书的芳心，得以渗透到托洛茨基身边并取得后者的信任。

　　同年8月20日下午5时许，天空中飘着蒙蒙细雨，梅尔卡德尔身披雨衣来到托洛茨基的书房，递上一篇文章，假意请他帮忙修改。当时，房间里只有他们两人。

　　趁托洛茨基聚精会神地阅读文章，梅尔卡德尔悄悄抽出事先藏在雨衣中的锋利冰镐，瞄准对方毫无防备的头部狠狠一击……26小时后，这位曾叱咤风云的革命者停止了呼吸。

　　料理过托洛茨基的后事，沃尔科夫决定毕生在墨西哥定居。英国广播公司称，如今的他已把外祖父最后的居所改建为纪念馆，希望让更多人了解托洛茨基曲折而悲怆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