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流派是多样性的，刚才演出的是摇滚乐，也是轻音乐里一门独特的艺术。暂时欣赏不了，时间长了肯定就能欣赏了。”

　　大约在30年前，著名的“黄色”女歌手李谷一，站在舞台上向礼堂内150名局级干部努力的解释着。

　　就在刚才，有个不知名的小伙子拿着一把简陋的吉他，在煤矿学院的礼堂上制造了一阵不可名状的聒噪，眼下这个丑陋的男人正衣衫不整，歇斯底里的怒吼着“一无所有”。

　　几个干部不太高兴的找到了李谷一，表示，他们听不懂他在唱些什么，如果这个小伙子不消失，他们将一起退场。

　　按原计划是要唱六首的，迫于无奈，李谷一只好让这小伙子唱完第三首就下去。可能歌者觉得郁闷，唱第三首的时候已经咬牙切齿了。

　　台上闯了大祸的这个小伙子名叫崔健，也就是后来的中国摇滚之父。

　　红旗下的蛋

　　在刚出道的那几年，这种尴尬的局面，崔健见的有点多。尽管已经是思想解放的黄金年代，整个社会人心思变，但能够坦荡的唱出“我一无所有”的人，也就那一小撮儿。

　　毕竟，中国人的内敛是出了名的。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在纪录片《中国》中感叹：“中国几乎感觉不到感情和痛苦，他们被隐藏在俭朴和含蓄的后面。”当崔健唱出一代青年人的惆怅和呐喊的时候，他们没有体味到歌中艰涩的自信和困惑的觉醒，大部分年轻人还是与主流社会一起，表达着种种的震惊与不适。

　　大约不到一年的时间，崔健就以更加不成体统的模样出现在了反对他的人的视野之中。虽然没有身临现场，大多数人还是通过朋友或者是朋友的朋友，听说过那次举世瞩目的演唱会——1986年，5月9日，国际和平年演唱会。

　　那晚，节目过半，那个身穿半长卦，两裤脚一高一低，抱着电吉他的男人来了。寂静的、孤独的、有点低沉的键盘声音过后，这个青年突然爆发出：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崔健的声音点燃了那晚的工体。大运动之后，成千上万的年轻人第一次又挥舞起了拳头，齐声呐喊。

　　不同的是，十几年前，他们挥舞着拳头，以集体的形式，歌颂党，痛诉牛鬼蛇神。这次，他们喊出了自己的声音。

　　这声音显然有些沙哑，病态的沙哑，因为他们在沉默中憋闷了太久。这种憋闷的感觉由来已久，从昨天，从童年，从父辈，从他们的祖祖辈辈那里开始。

　　依然有人拂袖而去，但谁又在乎呢?犹如大雪崩一般的文化动荡已然发生。

　　两年后，《人民日报》拿出了一版的篇幅探讨了摇滚深受年轻人欢迎的现象，并提出，不同艺术风格主要是审美观念、欣赏习俗的差异，不必视为异端来摒弃。

　　像这样的言论，舆论界逐渐达成了共识，而在当时大众的心目中，摇滚乐也逐渐成为逐渐多元的文化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逐渐习以为常。随后，黑豹，呼吸，1989，唐朝等摇滚乐队进入了公众的视野，摇滚的圈子也随之壮大，间或吸纳着不同流派的汇入。

　　北京是早期摇滚的发源地，像崔健、窦唯这些大院儿长大的孩子是最早接触到西方摇滚乐的一批人。早在60年代末，以林立果为代表的红二代已然开始怀疑自己的信仰，他们苦恼于偶像崇拜的盲目，憋闷于无处释放的青春，困惑于一批又一批干部的倒台。

　　The Beatles第一次进入视野的时候，他们茅塞顿开，第一次感到了心灵的悸动和思想的撞击，他们终于为正发生于自己身上的那种迷茫，找到了知音。随后，这种直指内心的音乐在他们的圈子里被以种种低调的方式被传播开来。

　　当林立果们在大院的宿舍校园里通宵达旦播放摇滚乐的时候，崔健们的启蒙便由此开始。可以说，前者为摇滚乐进入中国开启了窗户，而后者在二十年后为摇滚乐打开了大门，使之登堂入室。

　　来了，他们来了

　　前不久，当Laibacn朝鲜音乐会的现场照片出现在BBC网站头条的时候，观众木讷甚至不耐烦的神情，让我们联想到了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开放初期，相伴而来的是对精神污染的防范乃至“清除”。

　　与中国相似，很多中国摇滚乐队为了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曾在九十年代初，纷纷出过红歌专辑，而Laibach为了消除观众的敌意，不被轰下台去，积极的演唱着朝鲜军歌。

　　他们高唱：我们上升，我们成长。我们行进，我们屹立……生于传说，死于激情，我们大笑，我们的使命是神圣的。

　　改编各国的军歌和国歌是Laibach的最大特色，这支当今唱纳粹军歌最好听的乐队，因模糊不清的意识形态，而饱受争议。他们唱过德国国歌，也唱过苏联国歌，唱过英国国歌，甚至也唱过中国国歌。你无法辨别这歌里蕴含的到底是赞美还是讽刺。

　　不过，他们断然是不去接受法西斯分子这个名号的，就像Laibach自己所表述的那样：我们是法西斯分子，就像希特勒是画家一样。

　　希特勒明显不是画家，而Laibach也必定不是极权的拥蹩。他们为极权加冕，这是一支刻意选择暧昧和矛盾的乐队。他们借用这种模糊的假面，打开朝鲜大门，从而跨越意识形态的深渊。而现在，朝鲜，作为社会主义阵营最后的悬念，成了他们的战利品，也终将离不开被打开的局面。

　　当然，Laibach的来访并不意味着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开放，据报道朝鲜官方依旧在加紧对于“资本主义书籍和音像”的管控，这更像是一个外交形象工程，类似于之前篮球巨星罗德曼的来访。

　　朝鲜的作法也许小题大作了，但依然值得理解。毕竟，在很多人眼里，是Beatles 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风靡击垮了苏联;而地下丝绒则是捷克社会主义的倒台的诱因。引领后者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哈维尔总统，正是第一个将摇滚乐引进国内的人。

　　几乎与中国一样，苏联与捷克的摇滚革命也是特权阶层的后代塑造的。苏联第一支摇滚乐队叫做时间机器，该乐队的主唱安德烈.马卡列维奇第一次听到 Beatles 的时候，像是被闪电击中，疯狂的连续听了二十四小时。

　　12岁的安德烈.马卡列维奇由此对西方世界充满了幻想。像所有封闭国家的乐迷一样，他们向往着 Beatles 所在的世界，认为披头士四人组生活在华丽的天堂里，最重要的是，那里有着叫做“自由”的东西。

　　相比之下，莫斯科更像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封闭城堡。怀着击垮体制的激情，安德烈.马卡列维奇模仿着 Beatles 组建了一支乐队，在文化官员时刻的监督、控制和否决之下，他们与之玩着猫鼠游戏，直至后者衰亡。

　　几乎是同时期的捷克， Beatles 于1968年发行的《白色专辑》和同年发生的“布拉格之春”被紧密联系在一起。 Beatles 在那首著名的《革命》一曲中的激昂演唱，点燃了一度开禁的布拉格电台。

　　而同年，一支深受地下丝绒乐队影响的捷克乐队“宇宙塑料人”成立了，在随后的二十年间，经历着从地上到地下的过程，而这期间，他们和他们的朋友哈维尔一起组织了“七七宪章”，发起了丝绒革命，并成为捷克地下文化的中心。

　　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对待摇滚乐的态度就像是一个标志，横亘于开放与保守，自由与禁锢，包容与偏狭之间，就像东西德国之间的那堵墙一样，阻隔着文明与蛮荒。

　　1988年7月的一天，美国歌手终于站在了16万东德民众面前，尽管东德政府对“工人阶级的英雄”斯普林斯汀表示了欢迎，但他却在东德歌迷面前表达了对政府的不满，他说：“我来这里，为你们东柏林演奏摇滚，希望届时有一天所有阻碍都能被推翻!”

　　令人想不到的是，一年后，柏林墙就真的被推翻了。

　　一个完全控制个人生活的国家，最怕异质文化的煽动，因为这些异质文化中总含有着反叛的因子。当严控日久的世界遇上异质文化，最先是死水微澜，然后必然是波涛汹涌，直至决堤。

　　摇滚乐正是这种能够燎原的异质，而它的精神内核在于，打破集体主义铁律，让自由和梦想开花。

　　正如Laibach改编的《斯洛文尼亚国歌》中，歌词写的那样——

　　“让石头裂开，大地震动，让暴风雪咆哮，让自由升起。”

　　该来的终归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