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至12月， 我在海外参加学术会议，回国之后，朋友告诉我的第一件事就是，温总理在文联代表会上作了个非常好的讲话，说他最尊敬的作家有冰心、巴金、吴祖光、赵丹等人。是么?我有点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朵。连忙上网检索，阅读、学习，发觉朋友的转述不尽准确，但基本精神没错，特别是温总理关于解放思想，贯彻“双百”方针等论述，字字说到我心坎上，于是，我也跟朋友一样兴奋起来。见到了熟人就问：你知道温总理最近有个非常好的讲话吗?中国成语中有所谓“奔走相告”一词，用在此时的我身上，大概很合适。

　　温总理在报告中提到巴金，说是“我过去读过他不少作品，那本《随想录》出版后，我读了受到极大的震撼，感到那是一部写真话的著作。”“说真话”，“写真话”，这是温总理对巴金作品的准确评价，也是温总理对文学家、理论家、各级干部以至广大公众的基本要求。

　　温总理喜欢听真话，我是有亲身体会的。2003年9月10日，温总理视察国务院参事室和中央文史研究馆，我躬逢其盛。为了欢迎温总理视察，有关方面作了充分的准备。谁发言，讲什么，一一作了妥善安排。据说，甚至还部分“预演”了一通。不料温总理就座以后，却谢绝事先安排的主持人，拿过话筒，说，今天由我本人主持，自由发言。这样，有关方面原先的安排就全被打乱了。温总理说：他喜欢听真话，希望大家都讲真话，而听到真话又很难。接着，温总理就讲了他本人的一个故事。某年，他视察某地，当地党委事先作了安排，但温总理谢绝了，提出要到当地最穷困的某地方去。党委领导声称，当地交通不便，汽车开不进去，但温总理坚持要去，党委领导无奈，只好尊重总理的意见。于是，总理和随员及当地党委领导等共乘一辆面包车出发。最初，汽车还可以开，只是最后一段，汽车真的开不动了。当地党委同志表示，到此为止吧!但温总理决定下车步行，终于到达目的地，掌握了所要调查的情况。

　　治国安邦，当然要听真话，不听假话，而这首先就要创造条件，创造环境，让人民说真话，并且让真话有上达的机会。然而，说真话真难啊!试举数例。

　　陈云同志的秘书朱佳木写道：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陈云同志率先提出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和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两条意见，结果在简报组那里就通不过。他在《陈云同志的感情世界》一文中说：

　　会议简报组要求他同意在简报上删去这两条意见，说要和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那位主要负责人的讲话口径保持一致。陈云同志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说保持一致不等于不能讲意见。如果都讲一样的话才叫保持一致，那好办，每份简报都把中央领导人的讲话重复一遍就行了。当天晚上，那位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又亲自登门“做工作”，劝他收回那两条意见，说否则他的发言不好登简报。陈云同志表示，这两条意见不能收回，如果你们不便登简报，那只有“开天窗”。谈话一直持续到夜里11点多，结果，陈云同志的发言终于没有给登简报。

　　简报是内部资料，反映会议情况，自然要真实、全面。然而陈云同志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之尊、“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地位之重，他的意见却连登在内部简报上的资格都被剥夺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参加中央领导工作，是关系到中国命运和社会主义前途的两条重要意见，然而却被以“保持一致”的理由压制了。当然，由于陈云同志不是一个人，有一批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走过来、觉醒了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陈云同志的意见最终没有压制住，否则中国的命运可真是危险啊!

　　我想起了与自己略有关系的一个例子。有一段时期，知识贬值，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一个研究生的待遇不如一个安徽小保姆。我很着急，有一次，和当时的中国史学会会长戴逸教授一起吃饭，便说：“戴先生，你是全国人大代表，为什么不在会上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戴先生反问我：“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讲?我在会上讲了，但是，整理简报的同志找我，说是这种情况中央领导同志知道，是不是就不要上简报了吧!”听了戴先生的话，我只能无言。一个整理简报的同志就可以决定人民代表的意见，何者可上报，何者不能上报，领导者何能真正听到人民的声音!当然，不能简单地责怪编简报的同志，他们这样做，一定有所“本”，不会完全自作主张的。我这些年，有时也在会上讲点意见，但是一看简报所录，四平八稳，空空洞洞，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大概有些领导同志是喜欢此类“吉祥”、“平安”的简报的。

　　刘大年同志是中共老党员，前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多年担任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和所长，又曾是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他的女儿刘潞写过一篇回忆——《刘大年与中国抗战史研究》，其中谈到上世纪抗战史研究热潮初起时的情况：

　　对研究抗日战争来说，当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客观评价国民党、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以往的主流思想，对国民党和蒋介石在抗战中作用的看法，基本上都是消极的。能不能根据历史事实，对此给予客观评价，是在抗日战争研究中能不能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试金石。但是在90年代初期，提出这个问题，不但需要科学精神，更需要胆识。

　　1987年中日两国学者在京都和东京共同举办的“‘七七’事变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父亲向这次会提交的论文是《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提出“武汉失守前，(国民党)抗战是积极的……是在为保卫祖国而战”，“在蒋介石国民党全部22年统治中，那时它达到了值得称赞的最高度”。1991年9月在沈阳召开的“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他在提交的论文《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的统一》中又说：“消极抗日也还是抗日”，而且国民党以后实行的“还是抗日第一，反共第二”。……蒋介石原来反对抗日，但他毕竟在民族灾难大风暴来临时转变过来了。……没有蒋介石政权的参加，就谈不上全国的抗日行动。中国民族就仍然是分裂的民族。蒋的转变给中国带来的，不是旧篇页的重复，而是新篇页的谱写。” (《百年潮》2005年第11期，以下均同)

　　刘潞又写道：

　　到1991年抗日战争史学会成立，他在谈学风、会风时，又强调“抗日战争去今未远，关系复杂。某些问题看法不但矛盾对立难以避免，而且可能触发人们情感激动。这就需要百家争鸣和在争鸣中使方向趋于端正。……记得他在家中审阅当时编写的一些有关抗战史书时，多次听他说过：“这不是抗战史的写法，是党史的写法啊!” “写法”当然不止是如何写，更主要的是如何认识的问题。父亲反复强调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对外战争，显然与当时学界主流尚缺乏这种认识有关。1995年是抗战胜利50周年，他已80高龄，但仍忍受着折磨了他多年的脉管炎，写了三篇论文。其中一篇《抗日战争的几个问题》发表在某大报上。文中谈到蒋介石国民党主导正面战场的作用，但在发表时，被报社删掉了。

　　刘大年是中国抗战的参加者，公认的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的上述观点，符合历史实际，是他多年研究之后的“真知灼见”，属于“真话”之列。其中对武汉失守前国民党在抗战中的表现的评述，和毛泽东的看法基本一致;对蒋介石在中国抗战过程中的作用的估计，和胡乔木、胡绳等同志的看法也基本一致;然而，他的文章的有关观点“被报社删掉了”，事前并不商量，也不通知。须知，即使是一家之言，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也是可以参与争鸣的呀!。

　　删掉之后如何呢?刘潞接着写道：

　　我曾向父亲询问原因，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叹道：“写得心在滴血啊!”并说以后再也不给他们稿子了。看着父亲苍老的脸颊，当时我只感到心酸，以为他是在为学术贬值叹息，不理解他那执着背后的深刻用意。10年后的今天回过头再看，如果那时我们能够实事求是地对待抗日战争，海峡两岸的对话可能会另有一番风景。

　　我和大年同志相熟，也不止一次和他在一起讨论民国史上的各种学术问题。看了刘潞的回忆，我可以想像得出大年同志当时的“苍老的”容颜和他内心的痛苦。

　　偶读今年1月3日《北京青年报》的一则消息，其中记载，几天前，有媒体到病房访问已经95高龄的季羡林教授。记者和季老之间有一段问答：

　　“这一辈子，你说过假话吗?”

　　“我说出口的都是真话，但真话未必都说出了口。”

　　来访者不罢休：“那为什么不都说出口呢?”

　　老人凝神、正色：“你能做得到吗?”

　　这一段记载，充分表现出季老的坦诚和睿智。他的问题：“你能做得到吗”值得每个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