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中国掀起了以“超英赶美”为目标，以大炼钢铁为中心内容的“大跃进”运动。“生产大跃进，文化紧紧跟。壁画打头阵，歌唱做先锋。”在“人人会写诗，人人会画画，人人会唱歌”的突击式群众性文艺创作运动中，与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一样，文艺战线也捷报频传，“卫星”频发。中国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文艺发展的“高潮”。

　　文艺“大跃进”的兴起

　　当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宣布共产主义已经不是遥远的未来的事情时，毛泽东在1957年11月的莫斯科会议上提出了中国“超英赶美”的目标。当同月13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中提出“在生产战线上来个大跃进”时，毛泽东颇为赞赏地说：“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总路线精神的指引下，毛泽东又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至此，以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主要内容的“三面红旗”开始在中国大地上飘扬。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当时上海的党政一把手柯庆施作了一个关于文化“大跃进”的发言，其中在讲到15年后的中国的文艺时说：到那时，新的文化艺术生活，将成为工人、农民生活中的家常便饭，不但有了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艺术，而且工农兵自己也能更普遍、更高明地动手创造文学艺术，每个厂矿、农村都有图书馆、画报，都有自己的李白、鲁迅和聂耳，自己的梅兰芳和郭兰英。人们不但可以经常看到电影，而且可以从电视里学科学、学先进经验，同先进人物会见，看到整个地球以至整个宇宙许许多多的新东西。整个文艺园地处处“百花齐放”，天天“推陈出新”。这篇讲话，后来以《劳动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为题，发表在《红旗》杂志创刊号上，对文化领域的“大跃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形势下，1958年8月和10月间，文化部先后在安徽、郑州召开了省、市、自治区文化局长会议和全国文化行政会议，部署了文化工作的“大跃进”。会议提出群众文化活动要做到：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会算，人人看电影，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绘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还要求文艺创作要“行行放卫星，处处放卫星，层层放卫星”。

　　同年9月，中宣部根据8月北戴河会议精神，召开了一次文艺创作座谈会，着重讨论了“大跃进”中的文艺工作和迎接国庆10周年的文艺创作任务。与会者表示，要像生产1070万吨钢一样，在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美术、理论研究诸方面都要争取放“卫星”。文艺创作和批评都要大搞群众运动。据此要求，文化部成立了全国文化大普及办公室，一些省、市、区也成立了文化卫星指挥部，开始大放“文艺卫星”。很多地方提出了很多不切实际甚至荒唐的口号和要求，诸如什么“两年就要超过鲁迅”，“一个夜晚写60个剧本”，“每个县都要出一个郭沫若”等等。

　　文艺“跃进”指标的制定

　　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大跃进”的背景下，文艺家也坐不住了。他们在“写中心”、“唱中心”、“画中心”的要求下，被迫制定自己的“跃进计划”，开始放“文艺卫星”。

　　1958年3月6日，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举行扩大会议，讨论文学工作大跃进问题。会议提出，要组织更多的作家深入生活，年内应争取1000个以上的作家到群众生活中去。同时要求各地作家协会和作家要制定创作规划。

　　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各专门小组从1958年3月3日起就分别召开关于大跃进的会议，讨论如何鼓足干劲，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献力的问题。该协会于3月22日向各地美协分会及全国美术家提出了“凡协会会员(欢迎非会员美术家参加)都订出1958年创作跃进计划，并保证其实现;注意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反对粗制滥造”等5项倡议，号召广大美术工作者行动起来，投身于“大跃进”运动之中。

　　为了响应毛泽东提出的收集和创作“新民歌”的号召，同年4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周扬主持召开了中国文联、作协、民间文艺研究会的民歌座谈会，发出了“采风大军总动员”。

　　在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扬又作了《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道路》的报告，提出：“解放了的人民，在为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所显示出来的革命干劲，必然要在意识形态上，在他们口头或文学创作上表现出来，不表现是不可能的。现在群众文艺创作如何发展，我们的国家简直说得上是一个诗国。民间歌手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界限会逐渐消泯。到那时，人人是诗人，诗为人人欣赏。这样的时代是一定会到来的。因此，要大规模地有计划地收集民歌，就非全党动手、全民动手不可了。”全国各地也成立采风组织和编选机构，各地报刊纷纷开辟民歌专栏。

　　文化部也作出了关于促进影片生产“大跃进”的决定，要求：各电影制片厂必须继续鼓舞群众对大跃进的热情，在电影工作中全面贯彻多、快、好、省的总方针，大力完成并超过各自的生产计划。为了实现电影大跃进，文化部电影局提出在摄制影片、放映发行、机械生产等方面，都要鼓足干劲大跃进，实现“奋斗三年改变面貌”的口号，并提出了具体的跃进指标。

　　全国各地纷纷行动起来，制定文艺“跃进”指标。在北京，仅以美术界为例：当时参加跃进计划的39名漫画家决定当年要创作5800幅作品(包括漫画插图)，绘画组54位画家计划创作6000幅作品，雕塑组的96位雕塑家计划创作大小雕塑作品1507件，版画组的30位版画家计划创作版画及其他美术作品2112幅，中国画组的39位画家所定的创作指标是5812幅，书签、扇面、贺年片还不包括在内，另外还要完成8本书稿和16万字的文章。

　　中央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院、人民美术出版社等单位于7月中旬提出了“跃进一周”向党献礼的口号。中央美术学院完成反映大跃进的壁画138幅(大者为300平方米)、版画36种，共印3次为1350张。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全体教师在两天半的时间内绘制了14幅国画形式的跃进规划纲要(草案)说明图和3幅大油画。

　　北京中国画院的23位画家苦战5昼夜，完成了1丈2尺的大画5张(其中的两张山水画描绘的是40万劳动大军修建十三陵水库的场面和十三陵水库的远景)、中小幅23张。人民美术出版社苦战3天，创作出需要3个月才能完成的6张大壁画，编出脚本18本，宣传总路线的题材增加289种，宣传画的发行由1万跃到100多万。

　　在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向上海文艺界动员说：“上海文艺队伍力量大，人才集中，新人纷纷出现，物质条件也比过去好，我们为什么不能来一个大跃进呢?为什么不能百花竞放?有人想闭门造车，有人想凭旧经验来写，这是不行的。我们要下决心放下知识分子的臭架子，到群众中去落户，改造自己。假如不改造自己，就看不到新事物，和劳动人民就没有共同的思想感情，写出的作品就没有力量。”“要文艺界大跃进，要百花竞放，繁荣创作，就要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一天不行，两天;两天不行，一个月;白天不行，晚上再干;一个人不行，大家来干。不但要有干劲，还要有股牛劲，坚决和困难作斗争。”

　　在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这番讲话的鼓舞下，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立即修改了原定的“跃进”指标。原计划两年内创作各式各样的文艺作品1000件，现在改为3000件，原计划创作大型作品和重点组织的作品集120部，现增加到235部。可是不久，这一指标又被突破，被更改为：两年内创作各式各样的文艺作品4000篇，创作歌词3000首，完成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史专著12部……

　　不仅如此，很多著名文艺家个人也制定了“跃进”指标，提出自己在多长时间内要写多少部小说、创作多少篇诗歌、完成多少部美术作品等。例如，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在《我的规划》中表示：下半年要“写一个多幕剧、两个独幕剧;每月写小品、评论一篇以上;写成《五四杂忆》初稿;重温和精读《矛盾论》、《实践论》，做学习笔记……”并“保证完成，争取超额”，“谨以上条件，向部、局、司级的同志们友谊竞赛。请大家予以督促检查。”

　　文艺“卫星”的升起

　　“放卫星”词语来自苏联第一颗人造成卫星发射成功的启示，在1958年成为流行的时髦词语，被用在所有需要发展、增加、提高、夸大等事情上。当年的8月11日《人民日报》就以“放卫星”为题，描述了农村亩产上万斤粮食的高产“卫星”现象。在1958年文艺界所放“卫星”中，以当时开展的“新民歌运动”和“新壁画运动”最为引人注目。一时间，全国到处是“歌声遍田野，壁画满山墙”。

　　“新民歌运动”是在毛泽东倡导和支持下开展起来的。1958年3月22日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指示要搜集民歌，他说：“印一些诗，净是些老古董。搞点民歌好不好?请各位同志负个责，回去搜集一点民歌。各个阶层都有许多民歌，搞几个试点，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看民歌不用费很多的脑力，比看李白、杜甫的诗舒服些。”

　　在领袖倡导、全民动员的情况下，“新民歌运动”迅速在全国掀起，开展得如火如荼。“跃进歌声飞满天，歌成海洋诗成山。太白斗酒诗百篇，农民只需半袋烟。”“大跃进”时期的诗歌创作现象，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观。

　　很多民歌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我来了》：“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龙王辞职》：“自古水往低处流，谁见河水翻山头;人民智高力量大，指挥江河有自由。”“龙王一见愁上愁，告老还乡去退休;调动一切积极性，还是把他社里留。”《月宫装上电话机》诗：“月宫装上电话机，嫦娥悄声问织女：‘听说人间大跃进，你可有心下凡去?’织女含笑把话提：‘我和牛郎早商议，我进纱厂当女工，他去学开拖拉机。’”《惊动天上太白星》诗：“一阵锄声卷入云，惊动天上太白星，拨开云头往下看，呵!梯田修上了南天门。”《社员堆稻上了天》诗：“稻堆堆得圆又圆，社员堆稻上了天。撕片白云擦擦汗，凑上太阳吸袋烟。”《铺天盖地不透风》诗：“玉米稻子密又浓，铺天盖地不透风。就是卫星掉下来，也要弹回半空中。”

　　一位诗人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描绘了“大跃进”时期的“盛景”：“到处成了诗海，中国成了诗的国家。”“几乎每一个县，从县委书记到群众，全都动手写诗;全都举办民歌展览会。到处赛诗，以至于全省通过无线电广播来赛诗。各地出版的油印和铅印的诗集、诗选和诗歌刊物，不可数计。诗写在街头上，刻在石碑上，贴在车间、工地和高炉上。诗传单在全国飞舞。”

　　在1958年“新壁画运动”中，山西平顺县有一首新民歌是这样赞美新壁画的：“社会主义新壁画，新农村里把根扎。农民热爱新壁画，村村都把壁画画。跃进车，跃进马，处处都是跃进画。新壁画，会说话，教育人心向灯塔。农民思想得鼓舞，生产劲头比天大。实现建设总路线，人人心里笑开花。”

　　在“全国农村群众文化工作会议”上，河北省昌黎县后钱庄中心俱乐部主任高学谦在会上作了典型发言。据介绍：他们在“生产大跃进，文化紧紧跟，壁画打头阵，歌唱做先锋”的口号下，仅用了3天工夫，就创作了164幅壁画，出现了“墙壁粉刷白，诗画满墙山，户户六面光，村村大改观”的局面。中共昌黎县委宣传部长黄德玉在发言中说：“该县壁画创作的大跃进在3月18日开始，7天突击，3天扫尾，到3月30日共计12天的时间，就在全县范围内实现了壁画县，共画出壁画6千多幅，把农村换上了美丽的装束。”

　　《美术》杂志1958年第9期发表了题为《共产主义艺术的萌芽》的长篇通讯，并加了编者按，报道了江苏邳县的群众美术活动的情况。文章说：“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目前，农民绘画在我县已经形成了全民性的运动，农村中千军万马的美术队伍，日夜苦战，八一前统计：全县即有1800个农村美术组，6000多个美术骨干，7月份完成壁画23300幅，宣传张贴画15000幅，达到村村有壁画10幅以上，队队有壁画5幅以上，基本上实现了壁画县。8月3日县委在官湖召开了现场会议，又来了一个大跃进，至8月15日，全县农村美术骨干发展到15000人，完成壁画105000幅，宣传张贴画78000幅，达到50%的村社户户有壁画1-5幅。”“编者按”称赞道：“邳县的农民壁画运动是群众美术活动中的一颗‘卫星’。”“这是党的总路线的伟大作用在美术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是我国革命美术事业向共产主义跃进的一个新形势，它的重大意义在我国美术史上是划时代的。”

　　偃旗息鼓

　　不可否认，1958年的文艺“大跃进”运动对于普及文艺知识、使人民群众零距离地触摸和感受文艺，活跃和发展农村的文化活动，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是，在当时带着严重的“浮夸风”色彩的“大跃进”运动的背景下，这种一哄而上的突击式、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式、行政命令式的发展文艺的方法，是违背文艺发展规律的。首先，从艺术价值上看，文艺“大跃进”所产生的文艺作品，绝大多数都是一些公式化、概念化、标语口号式的作品，非但没有创造出新的艺术形式，反而阻碍了艺术的多样化发展。其次，“大跃进”时期文艺表面的繁荣，并不代表文艺的真正进步和发展，只能导致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同时，在客观上对当时的“浮夸风”错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正是由于文艺“大跃进”运动存在着诸多问题，作为文艺家、诗人的毛泽东也感受到了。1959年3月，毛泽东在郑州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写诗也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不能每人都写，要有诗意，才能写诗，“叫每个人都要写诗，几亿农民要写多少诗，那怎么行?这违反辩证法……放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由于毛泽东态度的变化，再加上农业高产“卫星”的真相逐渐被披露和随后到来的全国严重的粮食饥荒，群众的文艺创作热情的锐减，文艺“大跃进”逐渐偃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