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益生于1914年，整整百年了。他于2003年秋去世，也已十一年了。

　　我在这里，直呼其名，不用敬称，不称同志，也不称先生，更不称梅老，因为他已成古人。他的足迹留在世间，他的背影进入历史。我们在追寻他的背影、检点他的足迹时，应该像对待所有古人、所有的历史人物一样，尽量不带感情也不怀偏见地看他，客观公正地评价他。

　　在现行体制下，除了家人、同学、亲友以外，同事关系中无非上级、同级和下级。曾经领导过他，受到他敬重的老上级，大概都已不在，多数且先他而去;与他并肩战斗和工作过的同级，情况相仿佛;今天还能念及他的，主要是曾做过他的下级、学生的，也已年登耄耋的人，还有一部分则是一般读者。在一个人逝世十年之后，如非奉旨纪念，人们还能念道的人，总有被人念道的理由。

　　传统之所谓“立德，立功，立言”，是今天常说的“宏大叙事”，而且限于今人所指的“公众人物”。这对梅益倒也是适用的。在这个框架内，无疑他的得分不仅是及格，还会评为优秀。梅益三十岁出头，接触并翻译了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后，就把自己定位为参与“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落实到具体的时间、地点、人，那便是他“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中国共产党——因为中国共产党宣布，不仅要“解放全中国”，而且要“解放全人类”。

　　从上世纪二十年代以至“文革”前后，有像梅益这样人生历程的好几代人，何止千千万万!因此梅益是有类型代表性的。这一类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以至终此一生，其心目中的人民和祖国，都是由党来代表的，他们相信只要执行了党的方针政策，乃至只是执行了某一级党组织的一项具体指令，都是必然符合民族和人民的整体利益的。在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纪律的要求之下，他们以党的思想为思想，甚至以党的领袖人物的思想为思想，有时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有时有所质疑却仍然在组织上服从(“政治上犯错误是认识问题，组织上犯错误是立场问题”，“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一旦上级指错了路，依然会大队人马，甚至全党一致地“指到哪里，打到哪里”。一个普通党员，哪怕是担负局部一定责任的党员，失去独立思考和申辩的权利以后，也就只剩下被组织和纪律裹挟而去的份了。

　　往上数一代两代，往后数两代三代，包括梅益本人在内，在中共夺取全国政权之前和之后，在日益突显的“左”倾路线及由此发动的政治运动中，极少有身为共产党员而没有跟着错误地整过人的。我曾在为吴象同志回忆录《好人一生不平安》写的序言中说，除非一直处于挨整地位，那么即使没有直接整人，也都举过手喊过口号助威的，这是体制使然。毛泽东提倡过“反潮流”，但在他乾纲独断的岁月，安徽省省长张恺帆1959年解散无为县公共食堂的反潮流壮举，不是转眼就被毛泽东撤职查办了吗?毛泽东提倡“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豪言，也只是为他打倒别人(例如刘少奇)制造舆论，换个人试试，不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吗?

　　同样是执行错误的指令，也还有各种情况的不同，事后也有态度的不同。以梅益为例，他晚年回首，在广播局有三块心病：“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上面对于把多少人定为‘右派’是规定了一定指标的，虽然广播局划为‘右派’的人数并未达到指标的要求，但事实证明这些人都被错划了。”(梅益自述《八十年来家国》)另外，1952年“三反运动”中，按中央决定“对机关干部中的党员以及中层干部中留用的原国民党人员进行登记、审查和处理”，不合格或有问题的人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发给安置费遣散;1960—1961年大饥荒时，要求政府各部门精简机构，广播局完成了指标3000人中的2000多人，到广西、安徽、四川三省安置。梅益说这三件事处理起来相当棘手，因为每一件都涉及很多人，处理不当的例子也是不少的。当时凭借运动声势的威慑，也借助于党在五十年代的信用积存和统治优势，绝大多数的处理对象都服帖顺从。然则梅益所说的棘手，并不在于技术和事务层面，而是心理层面的。

　　在反右派中，梅益为人诟病的，一般并不是对广播局内打出若干“右派”一事要负领导责任，因为人们知道这是运动的需要，每次政治运动都要打倒一部分人，甚至规定为5%，只能多，不能少，谁轮上算谁倒霉，一个人或一小撮人改变不了中国共产党的决策，只能视为宿命。但广播局1958年夏天“反右补课”中，端出一个以副局长温济泽为首的“温、邹(晓青)、张(纪明)反党小集团”，却被人目为梅益争权夺利的表现。事过半个世纪后，我们可以说，无论从推理或实际来看，梅益跟温济泽之间都没有使梅益必欲趁运动之机置温济泽于死地的私怨，邹、张更不用说了。

　　事情据说缘起于当年5月“鸣放”初始阶段，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在一次会上指示对外广播也可以播出已被看出问题的“鸣放”言论。广播局对外部的人参会回来，向主管对外广播的副局长温济泽汇报，温以为不可，不能照办，因为报纸刊物能在事后“消毒”，而广播听众不一定连续收听，一次播出随风而逝，事后所谓“消毒”无法落实。温的这一意见，不知经过什么渠道，反馈到周扬那里，便概括为温济泽说“周扬的指示是错误的”这样一句话，更演绎为温济泽借故反对周扬。然而这一点似乎并未写入温济泽划为“右派”的定案材料，材料中的重点放到了温企图“自立门户”，摆脱党的领导，闹分散主义，这顶大帽子下面的事实，却是温曾与时任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的王力交换意见，认为对外广播的领导关系转接到中联部，更便于中央统一管理，云云。

　　平心而论，即使领导关系这样变动了，北京台对外广播也仍然是归中共中央领导，说不上什么分散主义，更说不上反党;而且，温某也还是在另一个部委领导下负责对外广播，并不因而“升官”。但在群众性的批判大会上，所以就此掀起轩然大波，也无非是基于共产党的干部无权对“大事”发表任何个人意见的习惯定势罢了。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梅益和温济泽在胡乔木的安排下，同到胡领导的中国社科院共事，不知梅益曾否就此向温口头道歉，但这对温济泽来说已不重要了。

　　那时，我也在广播局工作，梅、温二局长都是我的领导，他们器重我，我也尊重他们。由我所在的党支部书记发动的对我的内查外调，所整理的我的“反党”材料，也基本上与我在电台的工作无关，主要指向我的业余写作。梅益随毛泽东为首的代表团赴苏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前夕，留下话叫部门领导胡若木来看看我，实际是怕我在已经开始的开会围剿中禁受不起。我心领了他的关照。而在他出国期间，副局长温济泽代他主持广播局工作。我所在的支部不断向机关党委施加压力，要求尽快审批对我的右派定性，压力最后集中到温济泽处。

　　温曾去找时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的林默涵，向他讨教。林说《中国青年报》文艺部主任吴一铿的材料也压在他手里(吴是年轻时从四川来到延安，并在延安成长起来的文化干部)，想保她，故拖延未批。温济泽也想继续拖一下，期待或有转机。不料不久林默涵就告诉他，吴一铿保不住了。温遂也在报批件上无奈地签下自己的名字。

　　有人问如果梅益不出国，他是否能继续保我。我想也难。因为在一个全国性的大运动里，上下左右需要平衡，同样的“罪状”，左邻右舍划了右派，你挺一时可以，老挺下去，必然会有人上告，招来上级干预。以“延安五老”之一、时任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的资望，也不能保住教师谢韬不划胡风分子，学生林希翎不划右派。吴一铿终于难逃一劫，我也一样。

　　运动的发动者和决策者其实明知这种因“矫枉必须过正”而来的运动总要过火的大势所趋，过去每次运动后都搞一次甄别，就是计入日程的补救之道。然而反右派一役，毛泽东偏偏铁了心，发话不搞甄别，一切只能待他死后再说了(也许毛泽东也明知这次运动打出的“右派”全是大轰大嗡的结果，经不起甄别)。

　　广播局对外部日语广播负责人吴克泰，是亲历台湾“二·二八”起义的中共秘密党员，1949年春来北平参加首届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后，由廖承志(时在建国前，廖任中共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处长)留他在广播电台。当年就有台盟内部的人诬指吴还有跟他一道从台湾同来电台的叶纪东为“暗杀团”成员，北京市公安局据此前来要拘捕，梅益让保卫处告诉他们，吴克泰等是台湾来的，由中央分配到我们这里工作，我们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问题，你们如要审查，可报请中央，由公安部派人来处理。后来便没有下文，吴克泰被保下来。八年后的1957年，对外部有关支部要划吴克泰为右派，梅益认为根据不足，未予批准。由于吴克泰一案的审批不存在与其他单位其他人“平衡”的要求，梅益就在自己能做主的职权范围内，一肩担当了。

　　反右派后，有一件事可以说明梅益的真实心境。我当时已经戴着右派帽子下放农场劳改，1958年秋后，有一天在从广播局宿舍到办公楼的路上，梅益遇见谢文秀，就问“小邵怎么样”，谢答“还好”，面对着老领导忍不住多说了一句：“我到现在也没想通，他怎么会是右派呢?!”梅益以他带着浓重广东乡音的话说：“说不定哪天我也会成右派的。”这句话谢文秀牢牢铭记了五十多年。

　　党内生活的不正常，党内斗争的残酷无情，并不自五十年代或反右斗争始。梅益虽未经过三十年代江西苏区的肃反、反AB团斗争，也没经过延安的整风、审干和“抢救失足者”，在华中解放区参加的整风审干相对比较和缓(当然也把一个军队干部乱咬的揭发材料，存入梅益的档案了)，但在以阶级斗争为家常便饭的形势下，人的命运、人的定位的变幻无常，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不知自己哪天会遭遇飞来横祸，与其说是梅益的过敏反应，毋宁说是他一种有备无患的预见。又过八年到了1966年夏，果真一语成谶，不幸而言中。

　　通观几十年的历史，对于包括梅益在内的许多老干部，不免会抱有一种同情的理解。

　　梅益从党内生活经验产生的不祥预感，确实不是没有根据的，还在全国规模的“文革”爆发之前就应验了。

　　1962年秋，著名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大反“翻案风、单干风、黑暗风”，提出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社会主义时期基本路线，“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并在这个会上借小说《刘志丹》又打出一个反党集团。这还不够，他担心“变生不测”，发生政变，他的预防措施，头一记就落在担心个人命运随时可能“变生不测”的梅益头上。

　　当年10月1日，正举行例行国庆阅兵典礼，梅益在天安门城楼上主持实况广播。毛泽东指着他们对周恩来说，你们要管广播电台。电台怎么样?不要出问题。广播电台一广播，全中国和全世界都能够听到，而我们在这里讲话没有人听得见。他还说，伊拉克政变主要靠两手，一手是抓坦克兵团，一手是抓广播电台，结果政变就成功了。——以上的最高指示，未加引号，属于间接引用，是从梅益的回忆录里抄来，因为舍此没有书面出处(不知《周恩来年表》是否涉及，手头无此书可查)。想来梅益或也只是听到周恩来的口头传达。倘若不是周恩来直接向他传达，那么以他与周一贯的关系，便更印证了他自己忖度的，“中央不再信任我了”。

　　毛泽东关于“要管广播电台”的指示，周恩来交给北京军区司令员杨成武办。杨将97军政委丁莱夫调任广播局党组第一书记，率百名军队干部进驻广播局。梅益遂成为党组第二书记兼局长，实际降为第二把手。在一把手大权独揽的现行体制下，当然意味着梅益所受的信任打了折扣，当事人意识到这一点，是正常的反应，并不是无端的闹情绪。

　　其实梅益有所不知，——只因他2003年大去，若再过一两年两三年，他就会看到人们于党史钩沉中发现的有关原地下党人员的“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方针。与过去中共关于地下党要“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互相映照，“新十六字诀”标志了兔死狗烹的政策指向，在实际政治中是实用主义，在政治道德上则是道义沦丧。这个方针政策的精神，不仅针对原属潜伏于敌占区的秘密党员，也施之于党外的统一战线工作对象，已经被1949年以后的历史所一一证明了。

　　在对这个“(关于地下党)新十六字诀”的解读中，有人强调其矛头指向四十年代后期地下党主要从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吸收的新党员，这种看法流于表面了。实际上这一方针的提出，有深远的背景，乃是长期来党内宗派主义的继续。

　　在中共历史上，知识分子与工农，新干部与老干部，地方干部与军队干部，乃至延伸至非党员与党员之间的关系，从差异到矛盾，从矛盾到斗争，构成了党内斗争(并也往往不免延伸到党外)的主要内容;而出发点和结局，则总是知识分子、新干部、地方干部和非党员比工农干部、老干部、军队干部和党员干部要矮一头，后者才是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点出的矛盾的主导方面。

　　这些矛盾和斗争，从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在城市而党的军队则驻在农村根据地时就已经日益显露。白区“丢掉百分之百”以后，军队势力因而突出。随着时局变易，出现山头。在“长征”北撤的历史叙述中，就开始突出中央红军(其他几路则或以败绩或以“分裂”为陪衬)，在抗日战争阶段，突出八路军(新四军也成了陪衬)。在武装军事斗争和隐蔽战线斗争二者间，更是突出前者，甚至着意贬低后者。沪剧《芦荡火种》改编为京剧《沙家浜》过程中，因原剧以地下交通站(阿庆嫂的春来茶馆)为中心场景，遭到毛泽东的批评，指定要突出和加强军队(郭建光)一条线，就反映了这一指导思想。这不简单是一出戏哪怕是贵为“样板戏”的立意问题。

　　翻翻党史就知道，所谓白区工作的代表，本来无可争议的应该是周恩来，而并非像延安整风运动后所作《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说的刘少奇;不过当时运动中毛泽东倚重了刘少奇作为批判周恩来(与王明的教条主义对应的经验主义)的主力，才把那一段历史在决议中改写了。但如果周恩来仅有白区秘密工作(不仅参与中央领导，而且主持特科)的经验和资望，对毛泽东来说并不足畏，而周恰恰曾因共产国际的提名推荐而辅助蒋介石创办黄埔军校，在国共两支军队中都有他器重的学员成为骨干将领;是他参与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而不是毛泽东参与领导的秋收起义成为共产党建军的标志，红军北撤后留在江南的官兵抗战初期组成新四军，周恩来曾往视察，新四军固然与中央函电频频，但与时任中共南方局负责人的周恩来关系更近。

　　检索梅益的《八十年来家国》，他1930年十七岁到北平，1934年加入北方左联，不久因联系人被捕，出走上海，在上海左联的组织领导下工作和写作。193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八·一三”日本侵入上海后，党决定他留在“孤岛”，继续抗日斗争。他和夏衍一起筹办了《译报》(被封后改名《每日译报》出版)，随后在文化战线的抗日宣传和团结工作上，不但发挥高度的刻苦精神，而且魄力与灵活兼具。大概正是这些开拓性的表现，得到了上级组织包括周恩来的青睐吧。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共中央一度决定近期在上海举行武装起义(或是借鉴了1927年周恩来领导上海三次武装起义先例的构想)，任命华中局城工部部长刘长胜为首任上海市长，并派梅益一同返沪。后来撤销了这一决定，梅益仍被留在上海，在复杂的政治形势下抓紧时机进行宣传和统战。直到1946年夏，他的安全受到威胁，6月，时任中共代表团团长的周恩来把他调到南京梅园新村，任新华社南京分社社长，同时担任代表团发言人。这个发言人可不仅是定期召开记者招待会，发布消息而已。近半年的时间，梅益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1946年秋国共和平谈判破裂，周恩来遄返延安，梅益则留守南京，协助董必武善后，以迄1947年3月撤退，行前他设法突破国民党的层层监控，将代表团的《告别声明》交由《南京人报》发表。

　　1949年后，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成为政务院(后改国务院)直属的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梅益列席每周例行的政务会议，在周恩来和梅益之间，从此开始十余年密切的领导关系。广播宣传业务接受中宣部和政务院双重领导，而周恩来时予点拨，1949年“七一”北京先农坛庆祝大会，风雨突然来袭，天津《大公报》著名记者彭子冈的特写中，形容场内群众纷纷张伞，如同满场长出一片彩色的蘑菇。周恩来读后，指出在如此庄严的场合这样的比喻不妥。1952年天安门庆祝“五一”的盛会后，周恩来在政务会议上表扬天津《大公报》的特写，记者刘克林尽量避免了节庆套话，他引用不久前访华的智利共产党员诗人聂鲁达写中国游行的诗句，把一面面红旗比作一瓣瓣玫瑰花，显得别开生面，让读者眼睛一亮。

　　前后三年间对《大公报》上文章的两次评点，不一定是有意以后来的表扬呼应过去的批评(也不排除这一点，周恩来一向用心缜密周到)，而至少表明周对这一暂仍保存的民营报纸是关心的，虽然早年抗战和内战期间，双方有过不止一次的牴牾。

　　而在五六十年代广播局的工作日程中，除了宣传业务外，还有一个重大的领域，即无线电广播科技的研究和发展，国内广播网的建立，对外广播发射基地的建设和发射功率的提高，电视台的建立、开播和彩色电视机的试制与批量生产。所有这些，每一件都经过梅益亲笔向周恩来报批。其间我先后住在麻花胡同宿舍时，就曾入夜被梅益唤到他家，叫我帮助抄写向周恩来报批的文书，他是紧赶慢赶，要连夜派通讯员送到中南海西花厅的。如果可用“宵旰忧劳”来形容作为一国领导人的周恩来，梅益也可以说是白天黑夜“连轴转”，他每天是在办公室签发了十点半“晚间新闻”才回家加班的。

　　周恩来不会担心梅益会搞什么政变，或被什么政变者利用。作为党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不可能对他这一老助手产生不信任感。但在宗派主义者的眼光中，像梅益这样长期受到周恩来重用，工作中互相默契从无龃龉的高级干部，就会认定是“周的人”。不知道梅益对此有无感觉，但周恩来从来十分自觉地坚守上下级之间工作关系的正常规范，这既是他政治道德的底线，也是他缘于斗争经验的避嫌。人们知道，越是周所看重的干部，尤其是身边和周围的干部，他要求得越是严格，待遇、提拔越要靠后，外交部的乔冠华正是耐不住这一点，在“文革”后期的特定形势下，竟不惜积极参与对周恩来的诬陷性批判，以示划清界限而求升迁。

　　梅益在军方派来政委，抓权(实际是不叫夺权的夺权)统管广播局之后，用梅益自己的话说，“觉得中央不再信任我了”。但他从来没有找人申说。(这让我们想起了后来“文革”中，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陷身于非法关押，面临生命的威胁，于立群叫郭沫若利用陪同周恩来接见外宾的机会，向周反映，以求援手，但郭沫若考虑再三，没有开口。郭世英坠楼而死，自杀他杀不明。现在人们说起这件事，往往从亲子之情的人性角度对郭有所责备，但忽略了另一面，就是郭审时度势，深知周当时处境艰难，不愿再以此相扰，这是他与周缔交四十年的患难情深，衷心的拥戴和保护，也是一种人情伦理的可贵体现吧，只是由此失去爱子获救的可能机遇，令人痛心。)

　　梅益感到自己失去信任而不申说，除了可能有不让周恩来为难的考虑以外，还有一个因素，即他身上“残存”着士大夫式——“旧”知识分子式的“傲骨”。

　　梅益十几岁去北平闯荡，没钱交学费，在图书馆自学，到大学旁听，结识了一些朋友。曾在北师大操场上听鲁迅先生演讲时，遇到了同乡、同学陈辛人。当时大家都在寻找革命组织。梅益建议组织一个“中国论坛读者会”，但陈辛人没有兴趣，因此没有实现。许多年后，梅益说：“我发觉陈辛人看不起我，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去找过他。”年轻的梅益很在意别人是否看得起他，自尊心不分幼稚或老练，这大概是“傲骨”的初级形态。

　　1942年梅益初到解放区时，当地组织配发给他一匹马，梅益当时打的收条，写道：“收到没有马鞍的马一匹。”这是五十年代初他在广播局一次全体大会上讲的，为什么讲起，已记不清，可能是现身说法，检讨自己当年的知识分子优越感和政治上的幼稚之类;也可能是强调行政技术工作要为编播服务，编播部门也要体谅行政技术干部，加强团结。总之当时梅益该是把这一旧事当作负面事例的。

　　然而，我们恰恰也从这里看到，早年梅益该是本能地敏感到这一匹没有马鞍的马的背后，是有关人员对像他这样一个来自大城市的知识分子干部的某种歧视，至少是很不重视;或许是他从其他方面产生这一感觉之后，写这个收条借题发挥。而这，正是毛泽东同年远在延安的整风报告中谆谆告诫必须打掉的“知识分子架子”。人们说，“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梅益的收条，究竟是傲气还是傲骨?横竖在应予“打掉”之列就是了。

　　1972年梅益正在河南淮阳干校接受劳改，周恩来决定中央机关尚未“解放”的高级干部一律回京进行体检。梅益得以返京。后来就留在家里治疗冠心病。有一位“文革”中被打倒的领导干部给毛泽东写信，经毛批示获得“解放”，达到了安排工作的目的。他把信给梅益看，出于好意，建议梅益也照样给毛写封信。但梅不愿违背自己做人的原则，没有这样做。这就是他身上的“傲骨”起作用了。他有很强的自尊心，而绝不摧眉折腰，趋炎附势，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当江青炙手可热时索取广播局珍藏的谭鑫培老唱片梅益不给，江青要80盘进口磁带，梅益硬是叫她付外汇，江青七次来广播局，梅益都没见她(以致这些成为梅益“文革”中的第一个罪名)，绝非偶然，更不仅仅是因为看不起江青的为人了。

　　“文革”后，周恩来已不在。梅益的新工作，还是由老领导廖承志、胡乔木等安排的。梅益在中国社科院工作期间，做了很多建设性的工作，但其间适逢“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两次不叫运动的运动。虽然最后都由于胡耀邦、赵紫阳的努力，极大地控制了负面影响的范围，但仍对首当其冲的人有所伤害。作为社科院主要的实职负责人之一，梅益自亦不能辞其咎。

　　事发于“文革”之后，又有历次政治运动的惨痛教训，梅益虽然也注意留有余地，为什么还是认真地执行胡乔木的有关指令呢?这除了烙印到心灵深处的组织纪律观念外，还有他对胡乔木的某种近于迷信的崇拜心理。

　　梅益在1948年夏到新华社总社任职之初，时任新华社社长的胡乔木，调集社内负责宣传业务的中层以上干部若干人到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同他一起审稿发稿，梅益也在其中。梅后来回忆那一段生活，类似业务集训，胡每天终审后向大家一一解释、讲评，形同把着手教，这里除了文字推敲的功夫，更重要的是传授了宣传策略，建立了工作秩序，正如他通过为毛泽东整理和润色文稿的过程，实际同毛一道开创了“新华体”一样。这是胡对“党文化”建设的一大贡献。经过差不多八个月，中共中央进入北平，这些集训的参加者多成了党的文化宣传单位的负责人。在胡乔木这一颇有预见性的活动当中，梅益自认是业务上深深受益者，并感到胡乔木的亲和力。

　　在后来的几十年间，梅对胡是佩服的，胡对梅也是关注的。邓小平称胡为“党内第一支笔”，并从而原谅了他在“文革”后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随风倒。胡乔木人极聪明，且亦好学。曾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过的林涧青这样表述：“所有中央委员读的书，加起来不如他多;他的口袋里，也同时揣着一打纲领。”胡对文化界的情况，几代老文化人，心里有一本账，对他们的分量是掂量清楚的。五十年代对刘尊棋和萧乾等的提名使用，尤其在八十年代技巧地“说服”了无意出山的“老同学”钱锺书挂名副院长，以光社科院的门楣，更是广为人知的。韦君宜、王蒙的追悼文章，都在难免吐露微词的同时，如实地肯定了胡的某些好处。胡也曾关注过老部下曾彦修，授意他主持出版国外社科名著，只是由于政治气候变化，胡翻脸不认账，诿过于人，这才惹恼了曾彦修，到忍无可忍时把前因后果的真相披露出来。

　　梅益和胡乔木之间，则一直保持了应说是良好的上下合作关系。

　　梅益和他的众多同代人，都多少受过传统教育，有资中筠先生所说的“家国情怀”。但他们要报效祖国，服务人民，却是以党为中介的。这类似旧时代士大夫忠于社稷，是以朝廷为中介一样。那时儒家读书人意识中的国运民命，国务民生，归根结底是“圣明天子事”，要想“登斯民于衽席”，离不开“致君尧舜上”。当代党的老干部，吃的是百姓公粮、财政拨款，受纳税人供养，口头禅则是“为党工作”，在逻辑上有什么两样?这或可说也是一种体制身份导致的认知上的局限性吧?

　　因此在党的评价体系中，如本文开始所说，梅益从入党前的左联时期，就已将自己纳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轨道，入党之后，无论是抗战前后上海秘密活动时期，四十年代往来于解放区和上海时期，南京梅园新村时期，进北京城从事广播电视工作的十七年，以至“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以及其后复出的二十多年，他都无负于中国共产党;直到临终，他清廉自守，奋发精进，除了“文革”十年外，绝对没有“虚度年华”，没有“碌碌无为”，在不同时期党的路线下，完成了各种各样的任务。在这个意义上，他也可以称为“古典的共产党人”了吧?

　　从历史的高度来看，中共是在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建党的，从意识形态到组织形态都曾发生过这样那样的偏差，其间“左”倾路线曾给中华民族广大国民造成重大灾害。因此对每一党员的评价也不能离开当时当地环境中党的路线政策背景。梅益的一生主要从事意识形态工作，其中的得失，如同他众多的老同志、老朋友、老同行，包括邓拓、范长江、吴冷西等一样，需要跟党在不同时期整个文化宣传工作及其近期与远期的效果一起，接受实践的检验，让历史来做结论。

　　而晚辈如我，以现有的材料和认知，也仍然可以从梅益一生的足迹，对他在例如抗日战争时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做出无保留的肯定;对他在党的路线基本正确时期执行党的任务，乃至党的路线政策发生偏差时，曾有的建设性言行或一定程度上对偏差以至错误的抵制和缓解，也是应该肯定的(后者如“文革”中揭批梅益“三反”罪行时所指，他审阅广播新闻稿，大量删除了颂扬毛和毛思想等穿靴戴帽的套话，甚至叠床架屋的“语录”，其实本意也是为了反对对毛思想宣传中的庸俗化，是为了使这一宣传获得更好的效果，但在特定条件下，也是需要胆识的)。至于像在广播电视技术设施方面的基本建设，作为工业化现代化国家工程的一部分，其所付出的努力应予肯定，似乎不该有什么争议。

　　梅益1942年进入解放区之前，各类写作曾是他主要的工作内容(早年文学写作多少带有谋生性质)，并在极端困窘中完成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的中译书稿。而后来因职务关系，他的贡献以事功为主。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他的文字遗存不多。其实也有搜集不力的因素。比如上海孤岛时期，梅益主编《译报》(《每日译报》)和《美华周刊》时以多样笔名写作的政论，以及他和王任叔、林淡秋、冯宾符、姜椿芳、扬帆、潘蕙田等分别用笔名或不具名(如社论)写作的文章，还有例如内战时期姚溱以“秦上校”笔名发表的军事述评，当时影响深广，而似乎至今未得结集，更未得到新闻史学者的重视和研究，这是颇为遗憾的。五十年代梅益也偶有所作，如他应邀在东欧某国驻华使馆的华语公报上，发表过前往访问的游记，语言干净，视角不俗，不落八股窠臼，可惜这类作品大都散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