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这个人，可以说是个很聪明、很有才的人。他给我的印象是，才胜于学，学胜于德，德毁于位。

　　不知为何威信一落千丈

　　陈伯达是以文章上了天，做过几天共产党的第四号人物。但他怎么又从九霄云上掉到地下碰得粉碎的?

　　陈伯达不是个政客，他并不想当政客，当政客就要活动，要到处跑，要讲话，他不擅长这些。他正式讲话，五分钟都困难。在延安，我觉得他只想当个政论家，他只希望他的一篇文章出来，得到全党注意，全国注意，他就十分满意了。他一生的文章，没有离开最高的领导，都是受命要写的。他写这种时尚著作，一直到1966年“文革”，他到《人民日报》，可以当场写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无法无天的紧急总动员令，这个口号是颗炸毁全国的原子弹，谁不吃惊?历史证明，这个文章一出来，实际上陈伯达的历史作用也就完了。这个横扫的对象其实包括了他在内。他的作用发挥到了顶点，因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以后，就没有可以再扫荡的东西了。

　　所以，不是1971年庐山会议批评他后，他才不重要了，而是在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他实际上就不重要了。不仅如此，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他的活动，反而变成了他的罪行的材料，说他是在为林彪服务，破坏了毛主席的威信，一大堆罪名加在他的头上。“文革”的事，是江青在那里指挥，陈伯达也根本不大会做这些事，只有江青一人敢对陈左一声老夫子，右一声老夫子。其实是挖苦他，轻视他，说他除写几篇文章外，无用了。

　　从此，陈伯达就被打倒、被批判了，成了林彪集团头目之一，又成了反革命。

　　陈伯达的为人，在延安是很受青年人尊敬的。但是进城后不久，一下子就成为一些人讽刺挖苦的对象了。1951年5月初召开全国第一次宣传会议，后面几个人，有田家英、于光远、黎澍、王宗一、王惠德。这几个人我都特别熟。这几个人还有个特点，说话都比较随便。陈伯达在台上讲了二三十分钟，哪晓得首先就是王宗一发难。王宗一讲话相当尖锐。他说，呵，呵，你看这家伙，又来了，又来了。其他几个人跟着挖苦。当时我感觉到他的威信一落千丈，不是个别人对他，而是宣传部那么多处长们都把他作为笑话。

　　除了于光远，在延安时，其他人对他都是很尊敬的，但到了1951年却都挖苦他，我不相信会毫无根据。现在于光远还在，其他人都不在世了。

　　我与陈伯达的关系

　　我跟陈伯达的关系不多，有一点点直接的个人关系。1941年夏天，也就是开始整风前，他好像并没有什么固定的职务，就是以一个重量级的文化人的身份住在延安。据说他曾经是中央党校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如果真是的话，也是挂名，他不大管这些事情的。他一生在什么单位负责，都是个甩手掌柜。

　　1939年或者1940年，延安组织了很多研究会，是上面发起的，什么资本论研究会、哲学研究会、马列主义研究会，一大堆。我由马列学院派去参加两个研究会，一个是由陈伯达管的三民主义研究会，一个是由王明管的马列主义研究会。我在三民主义研究会听陈伯达东讲西讲，我们懂什么?就听他讲。

　　延安时期，1941年夏起，他担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我就是下面的一个研究人员，我是在经济组。陈伯达对我们的影响就是“个人讲学”。晚上，吃过晚饭后，我们拿着凳子到他的窑洞里听他漫谈。

　　陈伯达住在一个窑洞里，里边有一个小炕，他躺在炕上。我们20来岁，他已经40多岁，是老前辈，胖胖矮矮的，很随便。窑洞里边最多能容十多个人，挤不进去，我们就在外边听他闲吹。他什么都吹，天上，地下，无所不吹。有时候，他会讲一些毛泽东跟他谈的事情。在延安，毛泽东窑洞的座上客有谁?公事以外可以随便谈谈的大概只有一个，即陈伯达，我不知道还有第二个。周恩来、朱德是谈公事，陈伯达不谈公事，陈伯达去是听毛闲聊。毛也需要消遣，也要找人闲聊。陈伯达这个人看书杂，思想也活泼，有时候叫他去。陈伯达对我们讲，毛主席说，曾国藩家书是好东西，应该读。而过去，共产党把曾国藩骂得狗血喷头，还会读你曾国藩的书?陈伯达也说，曾国藩的家书，文字非常漂亮，内容非常实际，这个书读了没有坏处。一般的马列主义者，不仅是我们这些青年，那些40来岁的入党一二十年的，一般对中国的文化是一笔抹杀的，骂曾国藩骂得更厉害。陈伯达一次讲，毛主席提出要“自然而然革命化”。他说，毛主席这个意见很好，完全强迫革命不行，有些事要等，要等它自然而然革命化就好办了。

　　总的说来，陈伯达在延安时政治地位不是很高，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但是威信高于所有在延安的文化人，远远高于周扬这些人。当时延安的党内党外文化人加起来恐怕有几百个。

　　陈伯达在延安整风中的特殊重要性

　　延安整风应该从1941年毛主席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算起。大概在1942年前后，陈伯达写了两篇非常重要的文章。这两篇文章对建立毛泽东的崇高威望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这是把党史翻了个个。现在不提它们了，不符史实。实际上，延安时我们多次读过这两篇文章。一篇叫《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还有一篇叫《十年内战时期的革命与反革命》(此书在解放后出单行本时可能更名为《关于十年内战》)。

　　这两篇文章，在理论上第一次提出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实践上从来就是正确的，他是唯一正确的领袖。这两篇文章，对建立这种观点，起了无比重要的作用。所以，陈伯达在延安整风，在拥护毛，说毛是中国共产党唯一正确的、最高的领袖这方面，他是出了大力的。这两篇文章当时大家拥护，事实上对我们这些小青年坚决拥护毛起了极大的作用。

　　蒋介石在1943年发表《中国之命运》。这本书当然是别人替他写的，讲将来要统一，要建国，要强国，一切归国民党领导，中国的命运，一切都掌握在国民党手中，掌握在蒋介石手里，离开蒋介石，什么都不行。陈伯达奉命写一篇文章，评蒋介石这本书，名《评中国之命运》。毛主席也改过很多次。这篇文章很好，在延安发表了，占了两三版。陈伯达给我们讲过，写文章要学习梁启超。他很喜欢梁启超的文章。他讲，梁启超说过，写文章笔尖要常带感情，这样的文章才能引起大家的共鸣。他写文章就很注意这个问题。他的《评中国之命运》就是这样，全文充满了革命的感情。这篇文章不是简单地反蒋，拥护共产党。这篇文章我只看过一遍，现在还记得一点。陈伯达讲到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屠杀共产党，讲到蒋介石屠杀的革命者很多，用了三句话，好几十年了，仍然记得。他说：蒋介石杀人流的血“真是太多了，真是太多了，真是太多了”。“真是太多了”，连用了三次，一般用二次，他用了三次，让人无比沉痛。我现在说起来还要流泪，这叫言有尽而悲无穷。陈伯达文章感动人的力量，在共产党成立以来，恐怕也是难得的。用在好的方面，就是《评中国之命运》，用在极坏的方面，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笔尖也带感情，就是：杀，杀，杀。

　　陈伯达的教训

　　陈伯达还喜欢写毛笔字，他写毛笔字也是个天才。他练字不多，但写得非常之好，又豪放，又潇洒。他的几本小册子的封面，都是他自己写的。那个时候，我们都很佩服他。

　　陈伯达这个人，留下的教训是很多的。他十分有才情，但他没有去做学问，他完全为了当时的某种政治的需要服务，只要是这个需要，他个人的上升需要，他就用文章用书籍来响应，改造历史事实来发挥他的论点，而不是把自己的历史论点建立在事实基础上。所以陈伯达的一生，虽然写了那么多东西，今天看来，在学术上有根据，能站得住的，怕很少。

　　陈伯达的一生，是一面很好的镜子，值得一切弄理论史学的人引以为鉴。陈伯达之所以会这样，因为人聪明，但没有很切实的真才实学。如果他要像党内的其他学者，像范文澜一样，一辈子研究学问，他的成就可能会比范文澜这些前辈高得多(范有大实学，但后来被简单的“阶级斗争论”教义化了)。陈伯达的这一生，其实也不过像苏联的米丁、尤金、维辛斯基、李森科这一类的所谓学者一样(不过，我认为陈比他们究竟高明得多，因为那些不过是几把刀枪而已)，事情一过，东西全部无用，甚至是胡说八道。在学术上没有真正的建树。今天不管陈判没判刑，陈的书的参考价值都还有，但不大。以陈伯达为鉴，可观得失。

　　不过，在判刑的人当中，最令人叹息的还是陈伯达，他不是张春桥、姚文元这类东西。他是1927年“四一二”国民党屠杀共产党后加入共产党的。这一点，他自己是引以为骄傲的，他常给我们讲，虽然话说得平淡。可惜，一个人如果不真正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只是为自己的名、自己的位，而不去坚持事实，写多少书都没有用。在当时就有人看穿你这个东西不行，以后更会成为废品。我作为晚辈也算观察了这一类人70多年，我现在觉得任何东西，凡是不合历史事实的，随便你怎么讲，有些当时就被人耻笑，有些最后要破产。我觉得，陈伯达留下的教训非常深刻。一个文化人，一个作家，光赶时髦没有用，最后还要考虑到对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符不符合史实，对不对得起中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