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全国农村建立以“一大二公”为特征的人民公社，并以此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具体途径。随后，全国农村迅速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仅过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将全国的数十万个农业合作社合并成两万多个人民公社。

　　万马奔腾景象的鼓舞

　　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有一句家喻户晓的话：“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这就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人民公社与共产主义的内在联系。

　　1956年，原定十五年左右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不到四年就基本完成了，这使毛泽东对建成社会主义和过渡到共产主义开始有新的设想。他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十年至十五年以后的任务，则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进一步扩大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准备着逐步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准备以八个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

　　毛泽东的这番话，是在1957年7月反右派运动的高潮中讲的。进入1958年，“大跃进”运动，目的就在于要加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实现经济社会的超常规发展。“大跃进”与高指标是紧密相连的。高指标导致了浮夸风和“放卫星”的盛行，这又促使中国领导人一面为农村出现的万马奔腾景象所鼓舞，一面又为浮夸风所迷惑，以为中国农村的生产力已经有了一日千里的发展，共产主义的到来已为期不远。

　　1958年的《新华半月刊》上曾有一份《今年农产品高产纪录统计表》，里面详尽地刊载了截至这年9月25日省级以上党报发布的“卫星”：中稻产量最高的“卫星”是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亩产130434斤10两4钱;小麦产量最高的是青海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亩产8585斤6两;还有亩产26968斤12两的花生(福建晋江县集力社自强生产队)、亩产7239斤1两的芝麻(河南西平县东风人民公社)、亩产202735斤的南瓜(河南息县包信乡张大庄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对于这些离奇的高产“卫星”，人们不一定完全相信(尽管这些“卫星”都煞有介事地进行过验收)，但对于这年的粮食大丰收许多人则是深信不疑的。 农业的高指标、浮夸风，又逼得工业和其他部门也搞浮夸、“放卫星”，以至各种“卫星”满天飞。在“大跃进”浪潮中，全国农村一哄而起，大办人民公社。

　　1958年急急忙忙地宣布通过人民公社而过渡到共产主义，也有来自苏联的影响。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其中特地引用了列宁关于公社的论述。列宁说，农民“都是实际主义者，都是务实的人，我们应当向他们做出具体的例子来证明‘公社’是最好的东西”。“应把公社组织得尽善尽美，以便取得农民的信任”。这个决议在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上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文献，标志着我国的农业合作化由以发展互助组为主，转变为以发展农业合作社为主。这个文件曾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各级组织以此对农民进行了广泛的农业合作化的宣传教育。由此不难看出，至少是文件的起草者认为中国农业合作化的最终目的，也是应当建立公社的。1958年“大跃进”启动后，党内普遍产生了一种中国生产力能得到迅速发展，能在不长的时间里即可实现共产主义的想法。这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受命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6月，这本书编辑完成，随后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书稿第一条就是恩格斯《在爱北斐特的演说》。这本书摘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其中许多是关于“公社”的一些观点，而且书稿的第十个标题就是“生产公社、消费公社”。这本书对毛泽东的影响很大，在北戴河会议上，他一再向与会者推荐这本书。该书对毛泽东最后决定把新合并起来的大社叫作人民公社看来起了不小的促进作用。

　　“人民公社好不好？”

　　毛泽东一再讲，人民公社是群众自发搞起来的，他无发明之权，只有建议之权。在1958年12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说，人民公社的出现，这是3月成都会议、5月党代表大会没有料到的。其实4月已在河南出现，5、6、7月都不知道，一直到8月才发现。北戴河作了决议，这是件大事。他在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还讲，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只有建议之权。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有一点，以后新闻记者要离开。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说，人民公社是毛泽东在视察中随便讲的一句话，记者在报道中写上了。毛泽东看到后，忽然拍案失口喊道：“哎呀，糟糕，捅出去了，事先没有讨论呢，政治局还没有讨论呢。”事后，毛泽东在小范围内作了解释：“这个话是我讲的，是我没慎重。也不能全怪记者。”这里，中央政治局没有讨论是事实，但恐怕不能说“人民公社好”是毛泽东“随便讲的一句话”，因为他在河南视察时就做过这样的表态。

　　1958年“大跃进”，不只是党的领导人头脑发热，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其实也处于一种极度的亢奋之中。“大跃进”开始后，原有的社会体系确有与新形势不适应之处，而当时又想不出既不改变原有的生产关系，又能进行大规模建设的妥善办法，自然只有在扩大社会组织的规模上打主意。于是，小社并大社在一些地方自发产生了，而办大社又恰好是党的领导人提倡的。所以并社运动很快在全国铺开，各个大社也就有了五花八门的名称，其中有的直接叫大社或集体农庄，也有的称“共产主义建设公社”“农业公社”“人民生产公社”“人民公社”。1958年8月6日，毛泽东在视察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这是目前可考最早将大社命名为人民公社的地方)时，对七里营将大社命名为“人民公社”给予了肯定，在8月9日视察山东省历城县北园乡时更是明确表示“人民公社好”，于是各地新合并的大社一律以人民公社命名。

　　1958年建立的人民公社带有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这与毛泽东早年接触过的某些政治思想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过：“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这自然是不错的。但由此也可以看出：一方面，他为此时中国已经找到了一条通向大同的路而高兴;另一方面，他并不认为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有什么不对，康有为的问题主要是找不到如何去实现大同的路。

　　大同世界是古代中国人虚构的太平盛世。《礼记·礼运》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谓大同。”康有为的《大同书》，是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同西方的“乌托邦”思想、基督教教义、达尔文进化论、卢梭“天赋人权论”等糅合而成的中国式的空想社会主义。毛泽东在青年时期，曾读过《礼记》，对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颇为赞许。1917年8月23日，他在致老师黎锦熙的信中说：“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可见，青年毛泽东对大同世界是非常向往的。1919年12月1日，已经历了五四运动洗礼的毛泽东，在湖南教育月刊上发表了《学生之工作》，其中在谈到他的新村计划时说：“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

　　新的农村包围城市

　　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之所以选择农村率先向共产主义过渡，还有来一次新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用意。民主革命时期，中共长期把农村作为工作重心，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又顺利地完成了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这使许多中共干部不但对农民有很深的感情，而且也熟悉农民，善于组织和动员农民，做起农村工作来得心应手。虽然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明确宣布从此全党进入了城市领导农村的时期，但许多干部还是习惯于将工作的着力点放在农村，所以“大跃进”运动发源于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也由农村开始(按照当时的设想，不但农村要公社化，工厂、学校、机关、街道等也要公社化，而且郑州、哈尔滨等城市也曾建立了城市人民公社)。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多次讲到，搞人民公社，农村又走在城市的前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谭震林在江苏座谈人民公社问题时，当江阴县马镇公社谈到实行“吃饭不要钱”后，一部分家在农村的工人家属如何处理时，他说：“农村包围城市，这是中国革命的经验，民主革命是如此，建立农村根据地，而后夺取城市;社会主义革命也是如此，先农业合作化，而后才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共产主义革命看来也是如此。”谭震林又说，成立人民公社，这是一个伟大的转变，是质的变化，“反正农村包围城市，农村共产主义化了，你城市不得不化了”。这段话，把为何要先在农村实现公社化，说得很明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