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1年一直到2005年汪老去世，我有幸跟随老先生研究国际问题、台湾问题以及理论问题，差不多整整15年时间。

　　对我来说，这是一生中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一段时间。尽管老先生离开我们已经10年，我总觉得他还在我们身边，他的思想还是那么新鲜，他的讲话音犹在耳，毫无过时的感觉。

　　【提出许多“第一”】

　　大家都知道，汪老在上海城市建设中提出过许多“第一个”。作为上世纪80年代的市领导，他第一个大力呼吁开发浦东，第一个提倡研究上海举办世博会方案，第一个推动创立上海证交所，第一个开办上海航空公司，等等。

　　这些“第一个”，至今仍然深刻影响着上海乃至全国的现代化进程。这些是汪老在任职期间的创新，我并没有目睹亲聆。然而，我认为他在退出领导岗位后的创新思想和实践更为可贵，对历史的贡献更大。

　　汪老有许多思想创新的第一，更多的是实践创新的第一。他经常教导我们，“How to say(怎么说)”很重要，“How to do(如何做)”更重要。他就是这么一步步地探索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每时每刻都在思考下一步、再下一步怎么走。

　　【谈两岸问题：什么是真正的“统一”】

　　汪老对两岸关系和台湾问题有着深刻的思考。他是对“一个中国”概念进行理论创新的第一人。

　　“汪辜会谈”形成的“九二共识”实际上是“一中各表”。此后，汪老一直在研究和思考如何形成一个两岸都可以接受的“一个中国”表述。到1995年，汪老就提出，“一个中国”不只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只是指“中华民国”，而是未来统一的新中国。这个观点即使现在都是很超前的，当时就更有风险，甚至遭到很多来自我们内部的批评。但汪老并没有就此止步，还在不断地思考和探索。

　　几年后，汪老又提出“八十六字”箴言，其中提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平等对话、共商统一”等重大突破性表述。2000年后，我们官方表述将“一个中国”的“老三段”改为“新三段”，其基本框架就是“八十六字”。为了这“八十六字”，汪老可谓呕心沥血，常常通宵不眠，其中甘苦，几人能知?

　　对于两岸统一的前景，汪老既充满信心，又着眼长远。有一次，汪老问我，我们现在能不能与台湾实现统一?这句话涵义很深，但是我未加思考就回答“能”。大多数人都这么以为，我们想什么时候统一就可以统一，想用什么方式统一就用什么方式。汪老却不以为然。他说，我们现在未必能统一台湾，不是想统一就能统一得了的。当年我们“三大战役”胜利后要解放上海，要军事力量打进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没有上海地下党来保护整个上海，打下来的上海只会是一片废墟。汪老拿这个例子来解释什么叫真正的“统一”。如果我们在台湾没有支持统一的强大力量，没有认同中华民族的深厚社会基础，怎么统一?能对统一有如此深刻理解的，可谓无出其右。

　　汪老还反复强调，解决台湾问题要和美国打交道。当时很多人并不同意这个看法，以为台湾问题是我们自己的内政和主权问题，为什么要和美国打交道?现在回头再仔细想想，台湾问题无论是好转还是恶化，每一步都和美国有关。可以说，台湾问题是具有深刻美国背景的国内问题，美国影响无处不在。自从汪老提出这个观点之后，我们就认真研究了在台湾问题上对美国的斗争点和合作点，两手兼备，以期取得遏制台独势力的决定性胜利。可是要知道，像汪老这样敢于直面事情的本质、善于把复杂问题一下子点破，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智慧的。

　　【真正的“第一智库”、“海派智库”】

　　1990年后，汪老就开始运用他的影响力，创新智库形式，为国家、为人民谋划运作。现在“智库”已经成为时髦话题，人人都挂在嘴上。而早在20多年前，汪老就已经开创了智库的各种形式。

　　汪老以上海为基础，把全国著名学者专家甚至“三教九流”都请过来，对国内各种难题展开讨论，集思广益，形成一批重大政策建议，直接报告中央。

　　汪老还创造了智库的特殊形式，就是把官方机构、民间机构、基金会、媒体和企业等各种资源整合起来，特别是把国内外各种智力资源集中起来，直接为中央决策服务。这个智库没有编制、没有上下级、也没有钱，但是每天都在研究讨论。不像现在动辄几十万、几百万课题费，论坛满天飞，各方相争“第一智库”。汪老就是靠他的个人魅力把各方智慧集中起来，各派观点兼容并蓄，无名无利，尽心尽力，是真正的“第一智库”，也是所谓“海派智库”。

　　【“第二轨道”先行者】

　　当下和“智库”概念差不多同样流行的是“第二轨道”，简称“二轨”。据说现在中美之间的“第二轨道”有上百个，与其他国家以及两岸之间的“二轨”也有数百个。

　　什么是“第二轨道”?就是在对外关系中官方渠道即“第一轨道”阻塞、正式对话谈不起来的时候，由半官方或非官方人士来进行沟通，就叫做“第二轨道”。八九年风波后，中美关系处于困难的低谷阶段，官方往来几乎全部中断了。打开这个僵局的第一个中方赴美代表团，就是由朱镕基当团长、汪老为顾问的市长代表团，成为“破冰之旅”，也可以看作是“二轨”的初步尝试。

　　汪老全心投入的“第二轨道”，就是以汪老为高级顾问的国际战略基金会同哈佛-斯坦福“预防性防御”项目之间展开的“中美战略对话”。在这个对话期间，中方就是汪老挂帅，美方领队是佩里、斯考克罗夫特等。从1995年开始一直到汪老去世整整10年，每年在两国分别举行。前5年，汪老每年都亲临对话现场，后来病重，仍然听取汇报、指导细节。汪老去世后10年，这项“二轨”依然在发挥作用。

　　这个“二轨”不同于正式外交谈判，也不同于秘密使者往来。它是和智库研究、学术探讨、政策设计、高层参与等环节结合，在上世纪90年代可以说是一种决策机制和外交体制的创新。对当时化解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的危机，建立两军交流机制，直至目前官方正式的战略对话机制，都有直接的开路先锋作用。

　　当时美方参与对话的年轻学者专家，现在已经是白宫国安会、五角大楼和国务院的高官。中方专家学者也大部分成为国家高端智库的负责人。可以说，在汪老带领下成长起来的整整一代人，肩负着推进中美关系的历史重任。这个“二轨”机制的经验很快在其它领域得到借鉴，同台湾地区、同日本、同欧盟、同俄罗斯以至韩国、以色列等的“二轨”迅速发展起来，中国外交也由此跨入了一个全新阶段。

　　【“中国需要自己的兰德公司和伦敦战略所”】

　　汪老的创新探索常常是在一些敏感领域展开，在挫折中前进。

　　汪老很早就设想，要办几家民间报纸媒体，说一些官方想说而不便说的话，有时甚至可以批评官方某些人士。这方面的最早尝试就是《世界经济导报》，导报的董事长就是汪老。后来导报的一线负责人偏离了正确方向，这张报纸的使命也就结束了。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汪老再次考虑办一张更有影响力的民间报纸。《环球时报》筹办之始，他就同该报负责人商议如何办成一张半官半民、反映民意的报纸。至今《环球时报》已经很有影响力，但人们鲜知汪老曾为这张报纸出谋划策。

　　智库、媒体、“二轨”，这三者结合，就是汪老要探索的国家软实力。他曾经当面对我说，我们要培养一批游说各国的纵横家，建立若干中国自己的兰德公司和伦敦战略所，办几家《金融时报》、《纽约时报》那样的跨国媒体。这个远大目标虽然还没有实现，但是其中有些方面已经初具规模或初现雏形。汪老的超前远见和领先实践，令人叹为观止。

　　【最后三年牵挂的三个问题】

　　2003年到2005年的最后三年，汪老病得很重了。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已经癌症全身转移。从他的思维、谈吐、风度，完全看不出是一个经历过多次大手术的垂危病人，他依然像以往那样精神矍铄、纵横天下、侃侃而谈。在这段时间里，汪老的思考更加广泛、更加深邃。

　　据我所知，他反复思考的三个问题。

　　一是苏联解体问题。汪老把全国的苏联问题专家都请到上海来，在每年十月革命周年讨论苏联解体的原因，可见用心良苦。

　　二是中国改革后产生的利益集团问题。当时这个问题已经出现，而且开始腐蚀我们党和国家的肌体。

　　三是“三农”问题。汪老为此召集各地专家包括乡镇长村长，深入展开讨论。汪老认为，三农问题解决不好，小康社会就实现不了。

　　时至今日，十余年过去了，这三个问题依然摆在我们面前，真正解决还要走很长的路。如果我们体会一下，一个90高龄、身患绝症的老人，每天在思考、研究、讨论这么沉重的问题，这需要何等坚强的力量、何等坚定的信念、何等坚决的意志!

　　这就是汪老，不断探索，不断创新，不断前进;心系两岸，心系神州，心系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