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前后，“斗地主”这种特殊的方式是中共领导农村土地改革中必经的一环，它将地主在乡村中的权威彻底打倒，通过分配地主家产给贫苦农民，实现了农民“翻身”。“斗地主”的整个过程主要分为划成分确定斗争对象、访苦、引苦、诉苦、算账等。其间，围绕“斗地主”所导致的村庄权力更替，不易为外人所了解。

　　工作队入村“划成分”

　　土地问题可谓解决中国近代以来政治问题的一大关键。通过土地改革，中国共产党在获得农民拥护的同时，还得到了源源不断的兵源和粮食供应，为推翻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谓土地改革，即通过“斗地主”，将地主集中的土地乃至财产分配给贫苦农民。在解放战争爆发前后，中共即开始在控制区内开展土地改革运动。

　　在决定对一个地区开展土地改革后，当地党委首先会派遣“土改工作队”进入各村，每支工作队大概3至5人左右，其工作任务就是主持该村的土改运动。工作队的成员一般是各级机关的干部或者是民主团体的知识分子，但为防止对土改带来阻力，规定工作队员必须要回避本籍。

　　工作队进入村庄后，就拥有了“钦差大臣”的身份，若发现村支书和村长渎职或有其他不法行为，有权随时将其罢免，重新进行选举。例如，有位名叫韩丁的美国人随同去考察位于华北张庄的土改情况时，发现工作队进入该村后，很快就解除了原村干部的权力，同时将该村原本处于秘密状态的党员身份公开，通过群众谈话的方式对这些党员进行审查。通过这种方式，工作队很快建立起在农民心目中的权威。

　　接下来，工作队需要取得农民的信任。通过走访了解村里的情况，工作队争取进行准确摸底，搞清楚村里的大致情况，比如哪些可能被划为地主、哪些是富农、哪些又是贫雇农。但一开始工作队的走访并不顺利，很多农民出于对地主的惧怕，不敢对工作组说出实情。例如在河北，据有的工作队报告：“农民对我们的调查很恐惧，结果无法深入，几天后只找到几个对象，还不亲密。”工作队员们必须要深入农户。例如韩丁在张庄时，曾去一个农户家吃饭，该农户的女儿患了严重的肺结核，他对这顿饭进行了生动的描绘：“我们走进他家的屋门，一阵难忍的恶臭扑鼻而来”，“整个屋子的空气里充满着那个女孩从溃烂的肺里呼出来的腐败的气味”，当该农户为他们端来“几碗半凉不热的煮疙瘩”后，他端着碗明白，“在这些碗筷上面”，在他们呼吸的空气里，“都已经沾染了结核病菌”，但他必须“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吃饭”，因为“如果你不愿意与人民同甘共苦，你就得不到他们的信任”。这样，工作队通过深入农民生活调查了解，得到了农民的信任。

　　然后，通过划成分的方式，将农民与地主在“阶级”上分离开来。划成分的方式主要是“自报”与“公议”相结合。即户主必须亲自报上自家在村子解放以前的收入来源与经济地位，同时通过公开讨论的方式来确定每个村民的成分。若有不实，会有其他人当场指出来。例如在张庄，村民王贵保在呈报自家人口时，称家中7口人，儿子去年娶到了媳妇。但马上就有人指出：“干什么说去年，要说只管说眼前，你快要抱上孙子啦，那不成8口了?”

　　成分主要有贫农、中农、富农与地主等几种。在这种环境下，人人都希望自己被定为贫农，因为这样不但可以免于被斗争，而且还能分到地主的一部分财产或土地。因此，在划分成分的时候，地主必然会极力避免自己被划为地主，在这时旁边的贫农就会站出来指出他应该被划分为地主的理由。例如在湖南醴陵县，第十一区金桥乡在划定黄贤忠为地主时，他辩称自己的财产都是自己省吃俭用得来的，不是剥削而来的。这时，曾在他家做过长工的黄起佑跳起来指着他道：“我在你屋里做长工，作60石租，每年收获120多石谷，我只得你14石的工钱，吃也不到10多石，你看你剥削好多呢!”然后有人接着说：“你家霸占公堂，收租千多石，不知吃了好多冤枉，你强占公屋公山，你说你的东西是做来的，就是这样搞来的。”在大家的轮番揭发下，黄贤忠招架不住，只得承认自己是地主。

　　在确定地主，也就是斗争对象后，要发动农民主动起来与之斗争却并非易事。因此，这就需要工作队深入贫农家中去“访苦”“引苦”，使他们深深地感受到地主给自己带来的苦难。

　　“访苦”与“引苦”

　　工作队确定斗争对象后，需要引导贫农们起来斗争。但是工作队员们很快就发现，一些贫农表现并不积极。因为有的地方村庄的土地占有情况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高度不均，且大家同住一个村里，几乎都是沾亲带故的，平时抬头不见低头见，而且事实上并非所有的地主都与雇农势同水火，甚至有的地方双方关系还较为“和谐”。起初不少人并不愿意首先撕破脸带头向地主发难。相反，在工作队动员他们起来斗地主时，不少贫雇农反而还产生一种不耐烦的抵触情绪。

　　对此，为了顺利实现土改目标，工作队员颇费心思。他们采取多种形式来做贫雇农的工作。例如在陕南山区进行土改发动群众后，工作队员还排演了著名话剧《白毛女》，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观众们除了看的过程中对演员们的演技喊“好”外，都没有太大的效果，他们反而认为：“黄世仁为远处的地主，他们当地的地主是好人”。在湖南醴陵，有的贫农还说：“我拿了地主的工资，是靠它养活了全家，因此，地主不算剥削。”不少贫雇农还受宿命论的影响，工作队员发动他们去分地主土地的时候，他们还说：“小人命薄，命里注定，分别人的田要生病”。甚至有的提出：“毛主席既然打算帮助我们农民，为什么不印点子钞票，把地主的地买下来分分呢?”不少人无法理解地主对他们的剥削，称：“我给地主干活，人家管我饭吃，年底还给工钱，这都是说好了的。要是年底不给工钱，或者不给饭吃，我可以告他。可是人家确实给钱了，也给饭吃了，那还有什么错处?”这些言语，可以说让工作队员们哭笑不得。

　　其实农民之所以不愿起来斗争地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怕变天”。因为国共两党此时已经兵戎相见，究竟鹿死谁手还很难说。若农民们起来斗争了地主，将来若国民党秋后算起账来，他们肯定要倒霉。例如在河北十里店村，当工作队动员贫农们团结起来斗争地主时，农民们心存疑虑，说：“只要你们不走，我们就什么也不怕。但只要你们一离开，我们就又没有主心骨了。”有的人还说“一朝天子一朝臣，俺知道你们这些工作队哪天走”，“你走了，俺抗不了”，即担心地主将来反攻倒算。所以，打消农民的顾虑，才能让他们大胆地“斗地主”。

　　工作队很快就意识到这一点，在动员农民起来斗争地主时，首先要向他们讲明局势，证明国民党不久就要被打倒，不可能给地主们秋后算账的机会。但是要让他们大胆斗争，必须要找一个突破口，即有人带头斗地主。在农民们看来，群体总是安全的。所以，工作队需要找一个“苦大仇深”的领头者，这个寻找的过程就成为“访苦”。

　　访苦，是指工作队要在村里寻找典型的“苦主”，他们往往经历过一些悲惨的往事，工作队员一般会将目标人群锁定在老人、妇女及村里的边缘人这三类人身上。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这些人所受的苦难最大，受压迫感最深，动员也最容易成功。在确定动员对象后，工作队员会搬进他家中，与其同吃同住，进一步发现他们的“苦难”。因开始农民并不觉得多苦，这就需要工作队员帮助他们“深挖苦根”，比如问他：“在某年闹灾荒时，你家吃饱饭了没?地主家又吃饱饭没有?大家都是人，凭啥他家就要过得比你好?我们穷人为什么要给地主家做工?为什么要交租?”另外，为了使他们对地主剥削自己的程度有个直观的认识，工作队员们还帮助农民算账。例如湖南醴陵县香石乡贫农吴若华已61岁了，做了30年的长工，家中穷得叮当响，工作队员就跟他算账：“30年你可以收获稻谷2400石，所得到的才只有840石，其余都被地主剥削去了，所以你生活现在这么苦。”经过这么一算，不但他“觉悟了”，就连他老婆也积极参与土改运动。在广西柳州柳城县六休乡，工作队员帮助贫农杨泰木算账，当算出他40年来被地主剥削去了10万斤稻谷后，他激动地跳起来，喊道：“我要去剥地主的皮，抽地主的筋!”之后，他就一心想着怎么去“斗地主”。

　　在工作队员的引导下，“苦主”们开始明白，他们之所以穷，是因为世世代代遭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工作队员继续引导，“地主之所以敢压迫剥削你们，是因为蒋介石是地主阶级的总头目，现在我们共产党来了，要为你们撑腰，使你们翻身做主人”。这自然会使农民产生对共产党的“爱”和对国民党的“恨”。

　　在培养好“苦主”的同时，工作队员会进一步扩大“苦主”范围，让他们提供村里其他同样“苦大仇深”者的线索，为工作队员确定下一个目标打下基础。湖南醴陵县荷泉乡的老长工夏甫运，家中一贫如洗，待工作队员引导他明白地主的压迫后，他与队员们有了深厚感情，第二天就帮助找来了5个穷朋友，帮助他们认识自己所受的“苦难”。

　　待动员到若干个“苦主”后，工作队员便将他们集中起来，让每一位“苦主”都向其他“苦主”倾诉自己的苦难，达到“比苦”“攀苦”的效果。这样，既加强了他们的苦难意识，更培养了他们的诉苦技巧，为即将在全村范围召开的“诉苦大会”准备了条件，“斗地主”的高潮部分也随之到来。

　　斗地主的高潮：“诉苦会”

　　诉苦会，是工作队举行的一种群众集会形式，规模较大之时，要求全体村民(包括地主)都要参加，同时安排“苦主”们在大会上声泪俱下地讲述自己被地主压迫剥削的悲惨经历。这种集会的主要目的在于激发与会者对地主的同仇敌忾之心。通过这种集会，打垮地主在农民心目中的权威，最后迫使地主低头认罪，承认自己的剥削。

　　诉苦会的场地也很有讲究，要求会场必须严肃，参会者不得嬉笑，以达到清冷肃穆的氛围。例如在河北，即要求会场保持严肃的态度，且小组会应在贫苦农民所居住的“暗淡破烂房屋”，选择在晚上昏暗的灯光下更加直接有效。

　　诉苦会没有固定的规模，家庭会、小组会、贫农会、村民代表会、村民大会等，各种类型的都有。但一般是从小到大，从家庭会到村民大会。在会上，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哭”，哭能充分调动会场情绪，渲染会场氛围。诉苦者苦，听者哭，小孩哭，大人哭，青年人哭，老年人也哭，不少地方“贫农大会上绝大部分的干部与群众哭成一团，有些哭得(昏)死过去了”，不少人指着恶霸说：“你还有这一天啊!落在我们手里，你瞧瞧这些老爷的劲头吧!在共产党领导下换天下啦!”在湖南醴陵县第一区富里乡斗争大恶霸李逢禅时，据报告有5000多人参加，占全乡的80%以上，诉苦的就达45人，不少人边诉边哭，场下观众也哭成一片，他们纷纷流着泪高呼“打倒恶霸地主”“血债要用血来还”等口号，吓得地主一句话也不敢说，只好交出财产，以求群众的宽恕。在涧江乡，斗争恶霸贺光美时，被他害死的人的小孩上台哭着找他要爹娘，“台下的人更是无一不流泪”，都高喊“枪决他!”

　　除了典型诉苦外，为了调动与会者的诉苦积极性，土改干部干脆亲自上阵，因为土改干部大都出身穷苦，他们带头哭诉自己的悲惨经历，极具感染力。在醴陵县，土改干部黎友生在诉苦会上，带头哭诉自己12岁做长工，长期受地主打骂，有一年春荒他找地主借了一石谷子，但秋收时却被扣除了三石，使自己两个妹妹无钱治病而夭折。在他的痛哭流涕下，其他群众跟着哭，甚至被斗争的地主也放声大哭。1952年2月，在广西柳州柳城县，该县山脚乡斗争地主杨富相，此人一开始极为不配合，群众控诉他解放前强迫各村的人为匪，当说到这里，大家都一齐怒吼起来了：“跪下!”那家伙只好软软地跪下了。接着，先后起来哭诉的，“就有十几个之多”。

　　当然，诉苦会不是每次都开得很成功，比如在张庄举行第一次诉苦会斗争地主郭得友时，当会场主持人在说了一番鼓励的话后，问：“谁来揭发这家伙犯下的罪?”结果会场一片寂静。眼看陷入僵局，新上任的副村长张贵才就走上前去，给了郭一巴掌，说：“告诉大伙儿，你偷了多少东西?”这一巴掌深深刺激了在场的人，“好像一股电流使每块肌肉都收缩了似的”，“大伙不由得吸一口冷气，其中一个老汉甚至还清楚地尖叫了一声”。因为他们怎么也不敢想象以前威风八面的地主现在成了这个样子，即“你也有今天?!”这一巴掌，打的不仅是地主，更是他们的权威。

　　但斗地主也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农民一旦与地主撕破脸则“开弓没有回头箭”了，出于担心地主将来会报复的思想，往往会把地主“往死里斗。”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国共双方胜负尚不明朗之际，更容易出现这种现象。一些地主在被斗争并没收财产后，扬言要进行报复，在陕西省洋县石冠乡，地主杨某就骂斗争他的群众：“狗日的斗争我，过不了三年国民党来了，叫我亲爹都来不及!”为了避免给自己将来留下后患，不少地方出现了乱打乱杀的情况，甚至将地主不加区别地一律扫地出门。正如丁玲在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书所说的那样：“农民的心理，要么就不斗，要斗就往死里斗。”这实际上也是农民的一种自我保护。但这种过火的行为很快被中共中央所纠正。

　　在地主承认自己的剥削后，农民就开始算“苦账”，即分配地主的土地与财产，这就是土改中斗地主后期的重要内容：算账与翻身。

　　“算账”与“翻身”：地主被斗倒

　　在诉苦后，地主就被要求交出多余的土地与财产，这些都在土改工作队选出的村干部的支持下进行。村干部通过给农民算账，帮助他们认清地主的剥削程度，进而迫使地主交出预先隐藏的财产。这种算账既会出现在动员农民起来斗地主之时，也会出现在分配地主财产之时。为了鼓励那些主动起来斗地主的农民(他们一般也是受压迫较深的群体)，在算“苦”账中往往会享有优先分配权。以前中学时候的一篇课文《分马》(选自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讲述的就是算账后分配地主财产的故事，里面生动地描绘了当时分配财产的基本过程。

　　算账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巩固成果，消除农民心中可能存在的负罪感。因为斗争汉奸、恶霸，对于他们而言容易理解，但是要让他们心安理得地接受本属于地主的财产，却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正如前面所说，在不少地方地主与雇农的关系并非有如冰炭同炉，相反，有的地主还与雇农之间关系颇为融洽。因此，通过给农民算账，在干部的精心引导下，让他们弄清楚地主对他们这些年来的剥削总量。这样，农民就会消除心中存在的忐忑不安，理直气壮地接受“斗争的果实”。例如前面提到的湖南醴陵县61岁贫农吴若华被算出了地主30年来剥削了他1560石粮食，使他深刻地感受到地主这么多年来所欠他的“债”。通过算账，他接受了财产的同时，自然也就不会对地主有任何愧疚感。

　　在地主被打倒之际，也是农民“翻身”之时。地主一般在乡村中都具有较大的声望，他们往往主持着村里的大小事务，享有摊丁、祭祖及与政府打交道的特权，故而在农民们的心目中威信自然也较高。但斗地主后，他们家中的物品几乎被没收殆尽，物质生活更是陷入困境，而且在乡邻眼中的地位陡降，不仅不再被人尊敬，反而成了人人都可以唾骂嘲笑的对象。例如在陕西西乡，土改后，原来农民敬重的“张先生”“李老爷”等人物，现已变成农民口中的“张地主”“李恶霸”。而在陕西凤县，土改还没彻底结束，群众就普遍对地主另眼相待了，纷纷表示“过去地主来坐在咱们屋里，还得好茶水招待，现在咱不理他了”。有的地主在土改中亲眼见了民兵们对罪孽深重、顽固不化恶霸地主的捆绑吊打，心生畏惧，一见民兵就吓得打颤。这种变化不能不令地主们感叹：“世道真是变了。”

　　地主在村里原本占有的权威荡然无存，而这个权力真空随之被新的群体所填充。土改中的贫农团成员，那些在斗地主过程中表现积极的贫雇农，很快成长为村庄中新的权力掌握者。当然，尽管有的贫农在掌握权力后出现营私舞弊的行为(但他们很快被接着席卷而来的干部“洗脸擦黑”运动所清洗)，但总的来说，新掌握村政权的群体出身穷苦，大都能代表穷人的心声。这对广大贫农来说，无疑是一种依靠。这就是“翻身”。

　　农民们获得了土地，分得了地主的财产，翻身做主人的感觉十分强烈，他们自然会对新政权充满感激，也会勇敢地参军并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在山西邢州，一个村25个青年，就有11个自愿参军。山西榆社县潭村集体过年，村长乔富文也说：“今年过的翻身年，今天全村农民大团拜，是个高兴会，咱们要尽情谈一谈。”有人穿着黑呢绒大衣，说：“我祖宗三代也没穿过，这是毛主席给的。”1947年，《新华日报》(太行版)登载的一首名为《翻身》的诗就能生动地说明这一点：“旧物归原主，地主回老家;农民翻了身，古树重开花;感谢毛主席，心肠活菩萨。”

　　所有这一切，都显示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