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1957年到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经济灾难与社会灾难，其中固然有领导层对于当时社会环境的失真判断与决策失误，以及冷战背景下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对抗因素。但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即是毛泽东个人作为共产主义信徒对在中国这样一个从小农社会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思考与实践。可以说，要了解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而不去深入思考毛泽东个人的思维世界是不可能的，一定程度上说甚至是理解毛泽东时代的政策、社会面貌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一、不断革命论

　　如何在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更为落后的封建小农经济国家进行共产主义革命、建立革命政权、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一问题，这不是马克思主要论述的问题。在马克思眼里，共产主义政权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资本主义极其发达之后，受压迫的工人阶级根据自己的组织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打破资产阶级的专政机器，进而建立生产资料公有的共产主义社会。因此，马克思没有想象革命会在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的俄国发生，也没有想到会在封建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发生。因此，列宁与毛泽东在各自国家进行革命时就需要修改马克思的学说，以符合本国的革命情况。首先在俄国托洛茨基提出了他的“不断革命论”。

　　托落茨基认为，在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时代落后国家的工人阶级比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有更大的潜在革命性。由于这些国家资产阶级的软弱，不能完成它既定的资产阶级革命任务，这些任务就落在了无产阶级的肩上，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要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从而成为不断革命。[①]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不是革命的完成，而是革命的开始。[②]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俄国革命前期正是走的不断革命的道路。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也把不断革命理论作为指导思想，首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改造之间是不断革命的过程，同时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在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上当然也要进行不断革命，包括政治与经济上的不断革命。1958年1月4日召开的杭州会议上毛泽东就用“不断革命论”来概括自己的建设思想，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毛泽东认为：“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时间。的任务压上来,大家的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务的间题上面去了。”“干革命必须一个接一个，趁热打铁，中间不冷场”。由此可见，毛泽东确确实实是把大跃进看成一项不间断革命中的革命的。

　　“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一九四九年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夺权开始，接着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后开始的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在今年七月一日以前可以基本上告一段落。但是问题没有完结,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每年都要用鸣放整改的方法继续解决这一问题。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③]从中可以看出，从发起大跃进的一开始，毛泽东就把这场运动看成是在经济建设上的一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进行的一场建设出共产主义的运动。为此，他批评斯大林的反不断革命的做法，认为“他讲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好处是提出了问题,缺点是把框子划死了,想巩固社会主义秩序,不要不断革命。母亲肚里有娃娃,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共产主义萌芽,没有共产主义运动,如何过渡到共产主义?斯大林看不到这个辩证法。”[④]

　　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毛泽东一生都是未来世界的情人”，跟随毛泽东十几年的卫士长李银桥说过这样一句话。[⑤]毛泽东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与共产主义战士，又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其于有生之年在这片他所亲手革命的土地上建成共产主义的愿望当然会无比的强烈，他无时无刻不想在在中国这块劳动人民群众受压迫的土地上见证共产主义王国。同时，一系列的革命运动的胜利，包括井冈山斗争与红军长征，到陕北发展与解放战争，再到朝鲜战争与社会主义改造，使毛泽东深信人的无穷力量，如他在《七律·到韶山》中写道“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中的“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的“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他的生命总是充满着奋发搏击的向上的无穷朝气，又例如坚持不懈在大江大河中游泳，与自然的力量搏斗，因此他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大跃进的发动，很明显地与毛泽东个人的革命情怀与人格性质密不可分。

　　在大跃进运动中，处处无不彰显着人们的共产主义情怀，处处都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幻象，人人都乐于被这个幻象所迷醉，而没有人去思考这个幻象的真实性。当然，一切的幻象最终都会破灭，就如皇帝的新衣再美也经不起风寒。而戳破这个幻象的当然有真知而勇敢者，但最终结局不妙，因此也只有现实才会打破这个幻象，然而，这时就会显得十分痛苦了。当1959年全国范围内出现大饥荒时，大家才明白，他们所建立的共产主义王国原来如此脆弱 。

　　理想是伟大的，理性也是伟大的，世界没有理想当然会失去它前进的目标，没有理性也构建不起人类的共同生活。柏拉图正因为对于城邦民主深深的仇恨，才立志要建立一个哲人当政、民各安其位、没有私产、公共教育的理想国，但是当把个人的愿望强加于群体时，这无疑是纯粹的专制与暴政。但凡理性都有自身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依据理性的原则来建立国家与社会，往往不会按照人们想象的方向发展。因为事物的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而这种逻辑是现时的人所无法完全把握住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柏克会对法国大革命大加鞭笞，因为大革命把原来的社会完全打破，而无法造成新的社会生命，因此革命后的法国充满了恐怖与屠杀，旧社会坏的东西连同好的东西一起毁灭了。

　　在大跃进中，人们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追求无可厚非，毛泽东个人的共产主义情怀亦无可厚非。但是，当整个国家、整个民族都为一种理想而疯狂时，那这个社会就是催生专制与无知的最好的温床。只有把社会稳固的基础放在理性独立的个人时，这个社会才会免于非理性的统治，也才会认认真真审视当下，实事求是地前进。

　　三、群众神话的破灭

　　毛泽东深信群众的力量。正是因为群众，共产党才会从十几个人的小党几经沉浮，成为带领中国人民走向解放的革命党。因此，毛泽东正是在群众的意义上说“使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而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群众路线，则成为共产党执政的基本路线。

　　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这是毛泽东深信不疑的信条。在实际的斗争中，毛善于鼓动群众、发动群众，群众既信奉毛泽东的力量，毛泽东又深信群众的力量，这也是一切群众运动不可忽视的根源，每当毛泽东个人感到权力受到威胁时，他会表现出他在政治上的成熟与老道，如他在“倒刘”前夕，在高层面前讲：“我是要坐在群众一边的”，又说：“不要管什么阶级、阶层，只管这些当权派，共产党当权派。发动群众就是整我们这个党。中心是整党。不然无法，不整党就没有希望。”他总是善于把自己划到与人民群众的同一战线上来，以取得斗争的策略的胜利，在他看来，与群众作对的“当权派”尽管身为党员与国家干部，但也逃不了被打倒的命运。

　　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因此，毛泽东又特别主张放手发动群众。大跃进就是放手发动群众的极好例子，群众不仅可以革命，也还可以在生产上“革命”、“放卫星”，群众可以打倒蒋介石，那么群众没有什么理由不能打倒经济上的“蒋介石”呢。当700万吨钢产量的指标下来的时候，人们想着怎么办，大家一致指出：搞群众运动，上土炉子。[⑥]于是全国范围内的大炼钢铁就这样开展开了。毛在视察了江苏、上海的炼钢情况后，写道：“到现在，我们还有一些同志不愿意在工业方面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他们把的工业战线上搞群众运动，说成是‘不正规’，贬之为‘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显然是不对的。”大跃进的口号就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然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神话还是终究破灭了，当然，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神话也自然破灭了。当马克思在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时，当然是就着特定的历史情况来说，人民群众只是在历史的具体基础上创造历史，不可能脱离于历史之外而创造历史。即人民群众本身就有历史的局限性，而人的主观能动当然也是受客观所制约的。所以脱离实际的主观地讲个人奋斗的大跃进虽然很美好，但还是会回到它注定失败的命运。人民群众本身是一个长于毁灭而短于创造的群体，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关键是人民群众在他受压迫时对于旧社会所表现出来的破坏性。而如果群众的心智不加启发而一味加以利用，认为其只是达成某一更高目的的工具，那么人民群众这个名称就失去了它的历史主体地位，而纯沦为工具了。因此，在历史前进的平静的时刻，对于人民群众，应该让其各安其位，各执其业，这样他们才能真正地在创造历史。而同时，对于科学技术的利用，则要寄托于人民群众中的理智者，来指导人民群众改进技术，这才是历史发展的合理逻辑。

　　[①] 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第十章

　　[②] 同上

　　[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1页

　　[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下),第685一686页。

　　[⑤]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

　　[⑥] 肖冬连 编 《求索中国——文革前10年史》上册 第370页 红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