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笔者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共产国际档案中，发现了两个尚未公开发表过的有关早期团史的中文文件，档号相连，一个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其筹备会议记录》，一个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

　　档案原件系用毛笔草书，分别竖行誊写于两种式样稍有差异的毛边纸册子上，偶有涂改字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其筹备会议记录》是一个没有结束的记录稿，字迹明显出于一人之手;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从第一次会议到第四十一次会议，文件完整，字迹变化显示非一人誊写。根据内容、纸张和字迹可以推测，这两份文献都应当是原始会议记录经整理和誊写而成。第一个文件内容在誊抄中间中断，原因不明;执委会记录更像是一个历次会议的“纪要”。还不清楚这些文件是由谁带到莫斯科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不是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因他在1922年8月就已离开中国。(参见С.А.Далин，Китайские　мемуары，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61-162页。)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这些文件的价值，先将国内有关史料和研究情况略作介绍。

　　史料公布方面，从1957年起，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开始编辑出版《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到2002年出至第19集;1985年，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现为近代史研究所革命史研究室)合编出版了《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比较系统地介绍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关系的历史资料。目前所知，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还保存有一些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人之一张太雷1921-1922年间活动的史料。达林的《中国回忆录》记载了他参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前后的情况，该书目前已有中译本。外文资料方面，有《青年共产国际》杂志可供参考。

　　在研究方面，与这两个会议记录直接相关的，是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时间的考证。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罗成全所撰《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的时间问题》一文，分析现有材料后，得出了基本可靠的看法：“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经历了一个由地方组织到全国统一之组织的创建过程。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还不能说已经建立了全国性的统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青运》1990年第4期。)吴小龙的专著《少年中国学会研究》(三联书店上海分店2006年版。)，对于了解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产生的社会背景，以及随着苏俄式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青年团在指导思想上发生的变化等，有相当深刻的启示。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其筹备会议记录》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这两份文件的公布，对早期团史和中国青年运动研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根据自己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历史的了解，拟对它们的价值做一初步评估。

　　价值之一，是完整清晰地还原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历史。

　　迄今为止，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的筹备和进行情况，还没有系统完整的史料公布过。研究者对于大会情况只能根据个别文件如决议等，参照某些回忆录进行研究。此次公布的文件因系会议记录，价值更加珍贵，真实地反映了青年团一大的筹备及其召开直到团的二大召开之前的历史面貌，诸如筹备过程中关于团的名称、各地团组织的建立情况、各地选派参加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等情况，以及第一届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所有活动，都有十分详尽的记录。

　　价值之二，是对中共早期活动研究提供了比较直接的原始资料，佐证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在中共具体关注和指导下成立的，也丰富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早期革命活动史料。

　　迄今我们见到的有关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原始资料很少，会议记录尤其难觅。这两个文件揭示了中共建党后便立即根据本党思想指导青年运动的历史。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张国焘等或直接或派遣代表参加了青年团的筹备会和代表会议。陈独秀直接参与了大会文件的起草。中共还为团的工作提供了一些经费。

　　毛泽东、陈独秀、张国焘、张太雷、邓中夏、俞秀松、高君宇等人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酝酿和成立期间的活动和发言，丰富了他们早年活动的内容。如中执委第11次会议议决事项之一为“准许长沙S.Y.特别团员毛泽东、李云如二人当选长沙S.Y.职员，并许其有表决权”，毛泽东作为中共代表列席了中执委第40次、41次会议，反映了毛泽东当年参与青年团活动的情形。文件还反映了早期活跃于国际共产主义舞台的张太雷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中的作用，以及张太雷在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团的联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价值之三，是生动鲜活地反映了创建初期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思想特点和发展变化。

　　文件反映出，青年团建立初期思想有一定的包容性。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在此前后，中国思想界空前活跃，各种外来思潮涌入中国，出现了不同年龄段的活跃分子，如陈独秀、胡适、王光祈、钱玄同、李大钊、恽代英、罗家伦、傅斯年等。1918年由李大钊和王光祈发起创办少年中国学会。该会的活跃人物，如邓中夏、高君宇等，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酝酿和成立过程中也活动频繁。少年中国学会的思想状态对创建时期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产生了直接影响。当时各种团体和派别都以报刊为基地宣传各自的主张，扬葩吐艳，五四运动后新增报刊达到400多种。这一切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的背景。

　　文件揭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者们对于当时非社会主义的团体和组织取一种“共事”的态度。中执委第25次会议记录中关于如何对待杭州任社的讨论结果，认为非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者可以加入也可以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但与团合作，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虽然由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参与起草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文件，明确团要为建立“初期共产主义的目标”(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册，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129页。)而奋斗，对中国其他政党或团体，有的需要“无所顾惜的披露其罪恶，使青年不致受其迷蒙，并须以实力推翻之”(《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册，第140页。)，但是在团创建阶段确曾存在过一个短暂的以包容各团体和派别活动为特点的时期。

　　文件还显示了中国青年运动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发生的分化。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有直接关系的一批少年中国学会成员，原本集聚于一个研究和探讨中国社会改造的松散组织中，其最高机关是评议会。起初他们不想使其具有政党的性质。但是十月革命信息传入中国后，苏俄革命模式开始在团的组织原则、指导思想上有了明确体现，这便引起成员间思想上的分化，继而导致组织上的分化。

　　文件还显示，团的创建者中间尽管有各色人物，但是在青年共产国际的直接参与和指导下，团开始逐渐明确其指导思想。如团的成立大会日期选定在马克思诞生纪念日5月5日，说明尽管当时对马克思著作的理解还处于粗浅的阶段，但是团已经有了明确的思想倾向。另外，大会的内容之一是欢迎参加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代表，标志着团的指导思想开始转向，逐渐把成员来源局限于无产阶级范围，中国青年运动开始融入国际共产主义青年运动之中。

　　价值之四，是开拓了人们研究早期中国青年运动的视野，把许多我们已经知晓的材料链接为一个完整脉络，丰富了中国青年运动与青年共产国际关系的史料。

　　首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仅作为青年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开始活跃于中国政治生活中，而且得到青年共产国际代表的直接帮助。如达林直接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筹建、大会文件的起草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青年共产国际的领导机构、代表大会的组织原则等，形成了中国团组织建设的框架，如设立了审查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等;在思想原则上也是一样，像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样，团建立伊始就明确了以阶级斗争思想为指导开展青年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

　　其次，在国际联系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还在其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就于1921年3月同“万国青年共产党”(即青年共产国际)发生联系，当时还处于分散状态的各地方组织已经组团参加了1922年1-2月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举行的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如张国焘、王寒烬、王振翼、梁鹏万、黄壁魂、高君宇、冯菊坡等。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贺衷寒的委任状是由该团驻会总干事董必武签署的。(详见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166-181。)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为其中的许多人开具了委任状。(The First Congress of the toilers of the Far East,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22,reprinted in 1970 by Hammersmith Bookshop limited,pp237-242.)团的创建人之一张太雷为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作出了重要贡献，是他奉达林派遣到东瀛去组建了赴苏俄参加大会的日本代表团。代表们不仅带回了共产国际关于开展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运动的精神，而且积极参加了团的工作。他们的活动和经历对于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的制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再次，在建团思想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者们对于世界形势的分析，从一开始就与共产国际同步。他们采纳了共产国际的观点，直接引入了共产国际讲坛上对革命与改良的看法。他们对社会党、江亢虎的评价，对科学社会主义与乌托邦社会主义的理解发人深思。

　　正是因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接受了共产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的战略思想，团建立伊始就投入到全面改造中国社会的目标中。文件显示，团的领导机关开始接触并讨论了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如劳工问题、农民问题、妇女问题、非基督教运动、军事问题，甚至为建立武装做过安排。

　　价值之五，是有助于我们从青年团的发展这个新的角度，去理解第一次国共合作。特别是革命道路的问题更值得注意。

　　有研究者认为，少年中国学会是左中右三派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参见吴小龙：《少年中国学会研究》，三联书店上海分店2006年版。)这个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如上述，早期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其逐步形成的时期，表现出的思想上甚至组织上的包容性，与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出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号召是相抵触的。青年共产国际是共产国际的支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青年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其成立后不久就迅速转轨，走上共产国际世界革命的道路并以其为指导思想制定自己的政策。在这个意义上，此次公布的文件也揭示了一条伏线，那就是随着团与青年共产国际关系的日益密切，部分参加过少年中国学会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在1925年因“主义”问题发生分裂：一部分人主张“国家主义”，主张改良政治、改良社会;另外一部分人主张苏俄式“共产主义”，主张通过阶级斗争推翻现政府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中国青年运动的分裂发生在1925年，比国共统一战线的破裂早两年。

　　总之，这两个文件内容丰富完整，能起到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帮助人们在更加广阔的背景上，更加细致准确地梳理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初创时期活动的清晰脉络，更加深入地研究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其史料价值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