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通常意义而言，边疆地区人口之多寡、人口与土地的结合程度与其社会经济发展、安全稳定息息相关，如果边疆地区因人口发展滞后而得不到有效开发，将会导致外力觊觎而引发严重的安全问题。自清初以来，由于清政府执行封禁东北的政策，导致东北地区特别是与俄国接壤的沿边地带人烟稀少、空虚异常。19世纪中期，帝俄利用中国东北边疆的空虚形势，鲸吞该地区大片领土，并且继续执行其侵略政策，近代中国东北边疆危机由此开始。进入20世纪，逐渐控制朝鲜半岛的日本以之为跳板，加入侵略我国东北的行列。为应对东北边疆危机，清政府改变其治边策略，以“实边”取代“虚边”，实施并逐渐深化移民实边政策。民国取代清王朝后，俄国与日本的侵略变本加厉，面对依然严重的边患问题，民国政府继续推行移民实边政策，朝野有识之士纷纷就此问题发表看法，形成了关于东北移民实边的舆论潮流。关于民国初年俄国、日本对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学界研究一般主要着眼于两国的军事侵略方面，而关于俄、日利用该地区人烟稀少、地利未尽之机进行土地侵渔、移民侵略的问题，研究成果尚不多见，①有关民国初年东北移民实边舆论的学术研究，衣保中在《民初的吉林垦植分会及其筹边活动》②中曾论及民初吉林垦植分会的东北移民实边相关主张，其他研究成果则不多见。因此，该问题有进一步展开研究的必要。

　　一、舆论缘起：东北边疆危机

　　(一)俄国与东北边疆危机

　　俄国是造成我国东北边疆危机的始作俑者。在掠夺大片领土之后，俄国继续执行其侵略政策。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帝俄政府趁中国政局不稳之机，对我国北方边疆地区大肆侵略，具体到中俄两国东段边界地区，沙俄策动与我国东北紧密相连的喀尔喀蒙古一小撮宗教上层分子与王公上演“独立”闹剧，并在黑龙江省呼伦贝尔及与奉天省有行政隶属关系的内蒙古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及右翼后旗等地区煽动叛乱，严重威胁到我国东北边疆安全。在实施以上侵略行径之同时，非法移动界碑、放纵边民越垦、掠夺资源等较为隐蔽的侵渔行为亦层出不穷。

　　第一，非法移动界碑，蚕食我国领土。根据中俄《北京条约》，俄国强加给中国一条新的东段边界线，在从乌苏里江江口到图们江江口的边界上竖立了8个界碑。但是，8个界碑的设立并没有阻遏俄国的贪婪侵渔之心，他们竟然使用私移界碑的卑鄙手法，“暗窃潜移，界线遂半非其旧，俗谚故有马驮界碑之语”。[1]这种“马驮界碑”的奇特现象到民国年间依然存在，据民国初年杂志之披露，“耶”字界碑本应设立于“乌苏里江汇合黑龙江处”，但是，“俄人明占潜侵，已西进乌苏里口约九十里，立于通江子入乌苏里江处，而黑龙江、乌苏里江及通江子三水之间所成三角地面”由此被俄国强行霸占;“喀”字界碑亦有类似遭遇，该界碑本应设于兴凯湖西勿赛气河，但经俄国非法北移，致使我国国界“缩进五十里”，而兴凯湖“湖权为我有者，遂仅余三分之一矣”。[2]

　　第二，实施殖民侵略与掠夺资源。当时，俄国利用与中国有漫长边界线的地缘优势，对我国东北地区虎视眈眈，图谋实行殖民侵略。辛亥革命之后，由于中国政府加大移民实边政策的实施力度，帝俄统治集团殖民侵略的心理愈发迫切：“俄国在极东之政策，自中国政变以来，对于分割满洲，颇为薄弱，吾人对于边疆有断乎不可不取之态度，不然中国盛行移民政策，吾人必备多数之军队，且招经济上之大损失。”[3]俄国不但有此野心，而且已付诸实施，据报纸披露，“近数年来，俄国对于远东之措施，以移民为第一故策”。[4]仅举一例，在中俄沿边瑷珲河一带，原在当地居住的我国边民“被俄兵驱逐出境”，不久，“俄人忽遣来农民数十家，将华人所遗之房产、家俱、田地，一并收归己有”。[5]在掠夺资源方面，以喀尔喀蒙古为例，俄国与库伦分裂集团于1912年11月非法签订所谓“商务专条”，规定俄人可以“在蒙地自由居住移动”、“租买地段，建造局厂，或开垦耕种”、“享用矿产、森林、渔业等权利”。[6]

　　总之，民国初年，帝俄在我国东北地区实施了如上侵略行径，成为当时东北边疆危机的主要制造者之一。

　　(二)日本与东北边疆危机

　　日本对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晚于俄国，但其侵略势头较之俄国，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将我国东北南部即所谓南满划入其在东北亚的势力范围之内。辛亥革命之际，日本亦趁中国局势不稳之机，进一步加大侵略力度。

　　第一，日本关于我国东北的殖民侵略理论及实施情况。民国初年，日本对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除使用设置关东都督府对旅大租借地③实施军事殖民统治、在南满铁路沿线以护路为名驻军、策划“满蒙独立运动”等侵略色彩非常明显的手段之外，更多的是采用在东北地区掠夺、开发土地资源并殖民其间的比较隐蔽的手法，看似较为和缓，实则隐患无穷、危害更大。日本驻我国东北的殖民统治机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首任总裁后藤新平曾经一再强调“农业移民的重要性”，企图通过此种手段达到“土地占有主义”之目的。[7]满铁副总裁松冈洋右积极附和后藤新平的上述主张，叫嚣“大和民族必须伸展到满”，为此，“迫切需要一批稳步扎根于这块土地的农业移民”。[8]

　　当时，日本在我国东北所实施的殖民侵略，以1914年满铁附属地驻军退伍军人移民及1915年“爱川村”移民最具代表性，均在“关东州”范围内实施，由于各种原因都不甚成功。但是，这不但未能阻遏日本的殖民侵略野心，反而促使其进一步坚定此种“信念”：“关东州的地理条件不适于移民，应取得肥沃的满洲全域”，[9]以便为今后的殖民侵略拓展更为广阔的空间。此外，日本吸取了本土移民尤其是农业移民我国东北失败的教训，决定采取利用朝鲜人移殖我国东北的手段，以达其侵略目的。

　　第二，利用朝鲜人移殖我国东北——日本殖民侵略的重要手段。如上所述，由于日本人殖民我国东北不力，在这种情况下，“移鲜民殖满，移日民殖鲜”遂成为日本采用的一种主要殖民侵略手段，[10]而利用朝鲜人越界垦种占有中国土地，则成为日本对我国东北土地进行侵渔、实行殖民侵略的一种主要方式，其当政者就此曾直言不讳地宣称，以朝鲜人越界垦种为手段，可以“为母国民而开拓满蒙处女地，以便母国民进取”。[11]尽管当时进入我国东北的朝鲜人绝大多数善良本分，是迫于日本殖民统治的残酷而不得不越境谋生，但不能否认，有少数入境朝鲜人绝非良善之辈，倚仗日本势力为非作歹，而日本又从中加以利用以侵夺我国主权，成为东北地区之一大隐患。

　　由上述可知，民国初年，日本与俄国对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变本加厉、有增无已，东北边患呈现加剧之势，诚如当时舆论所指出的那样：“满蒙一隅，日窥东南，俄视西北，磨刀霍霍，俟时机之至，即实施宰割之术，故吾人每瞻念满蒙之前途，思有图挽救之方。”[12]如何挽救?朝野上下就采取何种措施以化解东北边疆危机的问题纷纷发表看法、建言献策。

　　二、舆论内容

　　民国初年，有关移民东北以抵制外患的舆论此起彼伏，舆论来自于相关政府机构及各级官员、垦植组织、报刊杂志等各社会层面，颇具声势，形成了一股舆论潮流。舆论深刻揭露由于俄国、日本对我国东北实施侵略而导致的边疆危机以阐释移民实边之紧迫性，对移民实边政策实施中所存在的问题及具体实施方法等方面亦有所涉及。

　　(一)相关政府机构及各级官员的倡导与建议

　　民国初年，东北安全问题引起官方的普遍关注，相关政见频发。

　　1912年7月，农林部在致国务院公函中建议在蒙疆地区“特设拓殖机关，以资经营规划”，具体而言，“对于内蒙拟多用民垦法，对于外蒙拟多用屯垦法，用民垦法应设垦殖厅以执行之，用屯垦法应设垦殖总管府以执行之”。[13]农林部为此还筹划制定垦地法及蒙汉交产法，并拟订了垦殖厅官制29条及垦殖总管府官制36条。④农林部在蒙疆地区遭受沙俄疯狂侵略、呈现严重危机之际提出上述建议，在当时有其现实意义，但由于外蒙古的不利局势发展过快，导致建议无法付诸实施。

　　1912年11月，为开发东北以保障其安全，民国政府设置了相关职使，委章炳麟以东三省筹边使之职，会同三省都督筹划东北开发与建设事宜。章炳麟受命赴任抵达吉林长春，在各界为其举办的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说，其中有两点涉及东北移民实边事务：其一，交通问题。章氏指出，在俄国与日本控制下的“东清、南满二铁道直贯满洲，脚价昂贵，外省人开垦者自不能扶老携幼而来，其为移民殖边之碍非浅”，而“移民殖边之事在交通便利无待赘言”，因此主张从水、陆两方面改善东北地区的交通状况。[14]其二，移民性别比例问题。章氏指出，“从前三省移民移男而不移女，以至男丁日多成户日少”，如此“人无室家，谁能常住，所以春来秋去并无停留，即使久居，亦无滋生之效，是移民于终无已时也”。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他建议“若欲招垦，亦当同时并招女工”，如此可使移民在当地成家立室、安居乐业，“不患其去焉，后辗转孳生，而地无旷土矣”。[15]

　　1913年10月，副总统黎元洪通电指出，由于“东北各省介居俄、日之间”而导致危机重重，因此“宜力行移民实边之计，将直隶、山东、安徽、湖南、湖北五省之民移于彼处，以兴屯垦”，同时提出具体方案，主要有：“政府当发轮船、火车之免费票，俾北移之民得挈眷同往”;“政府当预备垦田所用之器具，凡移民不能自备者由政府给发之，三年之后再由移民备价返还政府”;“政府当设专官以理移民之事，晓谕移往之民，使知满洲土地肥沃，力耕则上足富国、下足富家”;“移民以携有家属为宜，俾能永居满洲，有固定之志”。[16]黎元洪以上所论，指出由于俄、日两国觊觎我国东北。因此移民实边之举刻不容缓，并强调政府应在移民迁移及迁移之后的生活、生产安置等方面发挥作用，给移民以优惠措施，以吸引关内直隶、山东等地百姓移居东北，如此既可改善民生，又能充实边疆，可谓一举两得。黎元洪提出以上建议后，国务院为此曾咨文黑龙江省行政公署，指出黑龙江“土旷人稀，急宜迁移直东湘鄂各省之民定行垦殖，以免各该省有人满之患，且可巩固边圉，现准黎副统领条陈，办法极为完备，凡移民所需轮船、火车以及犁牛、籽粮均由官府拨给，并予以相当之保护”，要求黑龙江省“派员调查殖民之区域，以便筹划实行”。[17]

　　民初东北边疆危机的问题也引起了外省官员的关注，广东总绥靖处委员萧惠长认为东北地区“往往数千里一碧荒旷，肥沃之土弃而成荒”，必须以移民实边之手段“消弭侵略，我粤宜首先从事”，希望“粤省倡于前各省和于后，万众一心，知拓殖即保边，保边即以卫国，东省之患庶几有瘳，民国之基万年不拔”。[18]萧惠长的建议得到广东都督胡汉民、吉林都督陈昭常的赞同，均认可“边境空虚，欲以移民之谋为实边之计”为可行之策，胡汉民为此曾委派萧惠长赶赴奉天省洮南等地调查垦荒相关事宜。[19]

　　东北地方官员对当地情况最为了解，对于俄、日侵逼所导致的边疆危机有切肤之痛，其见解往往能够切中要害。黑龙江省龙江道尹何煜曾经指出东北问题的严重性，揭露俄、日两国的侵略野心和行径，认为若听任事态发展下去，东北有“坐令外人攘为殖民之地”的危险，为改变现状，何煜认为应实施“移民实边之上策”，使“浮民无业而有业，边地无民而有民”。[20]此外，在调节移民性别比例、注重家庭移民的问题上，何煜与章炳麟有相同的见解，他指出：“江省垦户之积病往往春来秋去，不特佣工，单丁秋收后无所事事，徒步归里”，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否则移民徒为形式，因此，“垦民移入之始不可不有永住之决心，携带家属以立固定之根本”。[21]何煜与章炳麟均指出移民实边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一大症结，即关内男子常常独身一人出山海关谋生，每到冬季返归乡梓，成为季节性移民，不利于边疆人口的真正增殖，实边效果也就有限，二人针对这一问题显然有所思考，并提出了以上变通之建议。

　　1909年，清政府在奉天省设置抚松县，该县地处长白山一带，与朝鲜半岛为邻，日本在控制朝鲜后对该地觊觎多端。抚松县知事田升堂为此于1914年在上奉天巡按使公署之呈文中指出，该县一向“为外人所注意，而设治以来韩侨星布，即为异日起衅之媒”。如何应对当地的不利形势?田升堂认为“惟有招徕民户以实之，民户多则边防固矣”。为招徕更多移民以垦荒，田升堂请示是否可减收荒地地价以吸引垦民，如此将使“民户益多”，“以中国之土地居中国之人民，使外侨无所容足，可以绝外人之窥伺”。奉天巡按使张锡銮批示省财政厅对此发表意见，财政厅厅长张翼廷认为：“该县僻处边荒，人民稀少，设法招徕实为今日切要之图，所拟减价放荒办法于实边、征课均有裨益，事属可行。”[22]

　　一般而言，某一社会问题是否得以解决，政府决策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民国初年当政者对东北问题的普遍关注，对旨在消弭边患的东北移民实边政策实施无疑会产生良好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二)垦植组织的呼吁与主张

　　民国甫建，由于外来侵扰导致边疆不靖，为开发边疆以保障其稳定与安全，黄兴等发起组织了中国拓殖协会。⑤1912年5月，作为该协会的分支机构，吉林拓殖分会成立，不久改名为垦植协会吉林分会，通称吉林垦植分会。吉林垦植分会成立后立即开展筹边活动，大力倡导移民实边思想，提出《吉林省移垦边荒巩固国防案》，认为“吉林全省安危存亡关系，全视垦植进行之迟速为断”，同时警示国人，若不早行移民实边，则将“寸寸江山已非我有，又容我有插足之余地?”为此决定将吉林东北部从临江府直到兴凯湖畔全长1300余里之地区“划出沿江十五里，内除沿江堤岸五里，其余十里为移垦地点”，同时“于各省应裁撤军队之中酌量挑选垦丁，分为四年，尽数移殖”。[23]在大造移民舆论的同时，吉林垦植分会还专门派员调查吉林沿边地带的情况，以便为兴办移民屯垦事业做好准备。

　　山东人一向有“闯关东”的传统，自清末以来当地百姓源源不断移居东北，民国初年山东继续成为东北移民的主要原籍所在地之一。山东垦植分会作为中国垦植协会的分支机构，就东北移民实边问题曾阐发其主张，指出东北边疆的危急形势，“民户稀少、利弃于地，外人狡焉思逞，边境益形空虚”，因此，“惟有以垦植之业务行移民实边之政策”，决定以“吉林东北边沿江一带作为垦植地点”，希望“将垦务于以骤兴，而边圉亦藉臻巩固，于民生国计裨益良多”。[24]

　　奉天省洮南位于科尔沁右翼前旗，地处科尔沁蒙旗冲要位置，且“西北接近外蒙，库伦独立以后，时有边警，近者日人将由南满伸足内蒙，以为扩张势力之准备”。[25]此外，科尔沁右翼前旗札萨克图郡王乌泰举兵叛乱时，洮南首当其冲，罹难颇重。面对当地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有识之士左寿椿等人发起成立了科尔沁余荒殖民团，在其成立宣告书中指出洮南因“日伺于东、俄瞰于北”而危机重重，宣布兴办垦植团体之目的在于招民垦荒，“注重安边”，力求“所放之荒务期能垦，所招之民务期能殖”。[26]科尔沁余荒殖民团成立后在奉天省城、洮南、锦县等地区开展招民垦荒工作，仅在奉天省城，据当地报纸报道，“领荒者颇不乏人，兹当春令，农事将兴，人民皆有土地之思想，故现在该分部交款报领者，大有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之势”。[27]

　　民国初年的垦植组织是为推动边疆地区的移民垦荒事业而出现的，对于该项事业不仅在舆论层面大力倡导，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将其付诸实践，贡献颇多。

　　(三)报刊杂志铺张扬厉、推波助澜

　　报刊杂志作为舆论工具，对东北边疆危机这一社会现实问题无疑会相当敏感，当时相关报道、时评、论说比比皆是，以下所举仅是其中的代表性主张，从中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豹。

　　《东方杂志》曾刊文《经营满蒙议》，指出“满蒙现势，已堕俄、日虎口”，日本“主张移民集中满洲之策，彼其汲汲经营，以高丽视满洲者，不待言矣”，俄国则“于北满、外蒙，尤恣意侵略，得寸即尺”。如何应对来势汹汹的外来侵略，文章认为：“非翠内省全力以经营满蒙，则半壁河山，危如累卵。”如何经营?由于民初东北沿边很多地区仍然处于“塞外榛莽，荒凉犹昔”的状态，因此“开发满蒙，首在农垦”，而当地“地广人稀，欲行开发，须行移民”。[28]

　　1912年3月，《盛京时报》曾刊登一篇论说，其中指出，“我国曩者弃地以资敌，即因沿边荒落，官民群视为瓯脱，而莫为之守故，若夫殖边政策断然实行，则不数年间，沿边村屯星罗棋布，彼纵狡焉思启，其又奚从?”如何实行“殖边政策”?文章建议：“规定保护及奖励之法，而复以交通便利，为移殖之先导，则趋之者必且如市”，此外应组织被裁撤之军队及失业之民以实行军屯与民屯，以此达到充实边疆、巩固边防之目的。[29]同年12月，《盛京时报》又就军队屯垦有关问题发表评论文章，其观点为：“外患之侵入，盖如疾风骤雨之相逼而来，稍一徘徊，便无以善其后，故非于沿边屯驻重兵，万不足以固吾圉也，夫既不能不于沿边屯驻重兵，而饷糈则必需转自内地，又将演为倍极困难之问题，故非于一方面调集重兵沿边置戍，一方面为军屯之计划，使足以经久。”[30]

　　《吉林农报》第1期在《发刊词》中以吉林一省为例，指出当时东北边疆危机的严重程度：“今日何日也?外交紧迫、边患日亟之日也，吉林何地也?中日杂居、商租土地之地也”，呼吁移民实边、开发边疆，“以期外人无隙可乘，无瑕可蹈。”[31]该杂志同期刊登吴燮的文章《论移民以实东陲之利》，主张将军队屯垦作为移民实边政策实施的重点，建议“仿屯田法移置遣散之军于东陲，则在国家可减少军额而收支均衡，在东省得增加多数之农民，而地不荒芜矣”。[32]

　　《黑龙江实业月报》亦曾刊发张景阳的《垦务刍言》，根据黑龙江一省的实际情况，就移民实边之问题发表见解。文章指出：“殖民善政，夙为东西列强所著称，垦荒实边，尤为中国近今之急务”。就黑龙江而言，其“极北边线延长三千余里，其中不乏沃壤，若非改弦更张，急图垦辟，任听荒芜，徒为邻封涎羡之物，为政者忍出此乎?”[33]为使移民实边政策得以顺利推行，作者提出以下建议：第一，“调拨军队以分段屯垦”，认为“欲移民殖边，非有重兵保护，佃民之生命财产，何所恃而无恐乎?无如封疆辽阔，粮草毫无，欲调军队，则转运非易，欲添防守，则薪饷倍增，求一举两得，莫屯垦若也”。第二，“裁汰冗费以设立银行”，建议以裁汰冗费所结余之资金“设立拓殖银行，以为各公司垦队贷借之资，自公家一方面论之，岁有利息之入，不糜款而效收，自公司垦队一方面论之，款从借贷而来，必能勤慎以从事”。[34]张景阳以上两点建议为有感而发：其一，民初由于政权更迭，导致全国局势不稳，东北地区亦不例外，当地胡匪猖獗，对移民的安全问题造成严重威胁，以军队保护垦民并兼行屯垦，为一举两得之法。其二，移民实边政策从清末就开始推行，成效虽有但比较有限。原因之一在于缺乏财政方面的大力支撑，张景阳建议裁减地方行政开支以用于移民实边事业，不失为可行之策。

　　综上所述，民国初年，东北边疆危机四伏、险象环生，成为当时中国边患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如何化解迫在眉睫的边疆危机成为当务之急，当时舆论普遍认为，继续推行清政府已经实施的移民实边政策并将其进一步推向深化是唯一可行之路，所谓“移内地之民，开发边疆，久已公认为谋国之良策”。[35]如此，关于移民实边之呼声不绝于耳，政府官员及有关机构公开倡导，垦植组织极力主张，报刊杂志推波助澜，形成了一股蔚为壮观的舆论潮流。当时有关东北移民实边舆论的主旨有两方面，一方面揭露俄国和日本对我国东北的侵略野心和行径，揭示边疆危机的严重程度，强调移民实边政策实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另一方面，舆论就如何实行这一政策各抒己见，进行探讨。东北移民实边舆论潮流的出现体现出社会各阶层对边政和国家安全的强烈关注，体现了鲜明的爱国主义色彩，并对移民实边政策实施起到了推动作用。

　　三、舆论影响及存在问题

　　民国初年，东北移民实边舆论潮流对民国政府实施该政策并加大其力度起到了促进和推动作用。东北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这股来势不小的舆论潮流，规划、实施移民实边政策。以荒地最多、人口最为稀少的黑龙江省为例，于1914年2月设立了清丈兼招垦总局，“全省划为十二区，各设分局，办理堪丈地亩、清理田赋、招民放荒，派员督垦，规划周详，颇著成效。”[36]同年3月，黑龙江省颁布了《黑龙江省招垦规则》，在招徕垦民、授地、资助及保护垦民、垦户奖励等方面都做出了具体的规定，⑥对于招徕关内垦民特别是灾民具有很大吸引力，其中以移山东灾民至讷河垦荒成效较为突出。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为取代德国在山东半岛的侵略地位，公然出兵占领了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地区，同年山东很多地区又“淫雨经旬，河海漫溢”，天灾人祸导致百姓流离失所，纷纷外逃谋生。黑龙江巡按使朱庆澜为此电呈财政部，建议“值此灾变非常，若择真正农工移徙江省，既足以惠灾黎，亦藉以实穷边，此项移民经费，体察现在财力，原拟定为六十万元，拟请财政部拨助二十万元，并请交通部对于灾地移民视为特别，经过轮船、火车一概免价，余由江、鲁两省分认”。财政部认为，“江省地广人稀，榛芜满目，历年从事垦辟者，本以鲁人为多，该巡按使等拟请移徙灾黎赴江垦殖，于因势利导之中寓移民实边之意，荒徼可期日辟，穷黎亦得所依归，洵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同意朱庆澜移山东灾民充实边疆的建议。[37]随后，“经财政、交通两部会同核复后，以遣送招待之事，既经两省分别担任，就目前财力所及，先为计口授田，积以岁时，自可推行尽利。至轮船火车免费一节，经交通部拟定减折酌办，于本日会呈大总统，奉批如拟办理。”[38]为实施该项移民计划，专门出台了《黑龙江省移山东灾民赴江开垦章程》。⑦次年，该项移民计划开始实施，山东灾民抵达黑龙江后，大部分被安置在讷河一带垦荒，“计先后送到垦户共一千余人，现在以强半安置讷河，其余各户亦于各属分别安插”，当年“在讷河已种成熟地六千余亩，连开成生荒共一万余亩，进行颇称迅速”。[39]山东灾民移垦黑龙江讷河，成为民初东北移民实边政策实施的典型范例，“以垦代赈”起到了既安置灾民、又垦荒实边的效果，此中原因，黑龙江、山东两省的合作，财政、交通两部的配合，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何煜在具体经办此事时，鉴于“各国拓殖方法，大抵分直接补助、间接补助两种，(直接补助办法)恒用于榛莽新辟、人烟稀少之区，如补助牛、粮、籽种，盖房穿井等事是也”，又因为灾民“困苦异常，举凡牛、粮、籽种、房井等项无力自备，不得不代为预筹”，对于灾民在生活安置及农耕生产等方面都予以资助，保证了该项移民计划能够顺利推行，并取得了成效。[40]政府在此次移民扶助、安置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关舆论的影响不容忽视。

　　除黑龙江省之外，奉天省于1915年1月设立了全省官地清丈局，吉林省则于1915年4月设立了全省土地清丈局，都在招民垦荒以巩固边疆安全方面做出了努力。

　　由于东北地方政府的招徕，导致关内百姓移民东北的数字增长较快。1912年，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人口总数是18774000人，1921年达23155000人，[41]除自然增长因素之外，移民大量迁入成为人口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如上所述，民国初年有关东北移民实边的舆论对于该项政策的实施确实起到了促进和推动作用，但是，其中亦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首先，当时的舆论一般都将招民垦荒视为移民实边政策实施的重点措施，但这种方式在清末已经开始实行，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其中也有无法根除的痼疾，诸如招民垦荒时注重筹款、放荒经办官员与揽荒揽头相互勾结导致大片荒地放而不垦等，诚如吴希庸所言：“自清末放荒以来，官为经理，不求实边之实，惟以筹款为务，荒地既放，便告无事。至于领户之能否垦种，决不闻问。”[42]以上问题到民国年间依然存在，以黑龙江省为例，何煜就此曾指出：“江省自来放荒，虽日招民开垦，然一方面仍为增加收入计，以致包揽大段、转手渔利之风愈演愈进，近年地价腾涨，因而愈甚。”[43]另据黑龙江国税厅1913年报告，当丈放荒地之时，放荒官员与揽头往往串通，“先用数名报于局中，以为包揽大段、垄断图利之计，丈地委员又每与各户暧昧授受，以腴为瘠、以多为少，比至清丈又复具文，积此数因，遂生两果：一放而不垦升科无期，一丈而不清讼案时起，此即江省垦务开办多年而无成效之所由来也”。[44]问题既出，就要解决，但如何根除以上弊端，当时的评论、建议往往泛泛而谈，探讨一般均较为肤浅，对于解决实际问题助益不大。此外，民国初年用于边政的经费十分有限，缺乏财政支持，移民实边事业很难顺利而持久地开展下去。对此，当时报刊有如此评论：“移民实边既可裕人民生计，又可以巩固边陲，政府久经决定为积极之进行，而迄今所以尚未有何等进步者，实因大宗移民需费甚巨，无从筹措故也。”[45]但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当时的舆论也未给出有效的答案。

　　其次，除舆论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之外，还应注意由于民初政局的影响，致使某些移民实边的具体方案无法得到有效落实。民国初年的当政者受舆论的影响和压力，表面上或许对移民实边之举表示赞同，并确曾拟订各种相关规划，但真正落实者并不多见，有时论曾就此指出：“春融冻释，农夫群将趋南亩而凿井矣。某知斯时，倡移民实边论者，必更兴高采烈，缕陈种种利益，以警告当局者，当局者亦必函电交驰，互相商榷，以为着手实行之预备。然而成效若何，则固不难逆睹，比至岁暮，移民若干户、需款若干元之报告，可决其无有也，是何以故?则以当局者之心目，本不专注乎此。”[46]另外，民国初年军阀当道，并拥有庞大的武装，国家财政不堪重负，当时的舆论有鉴于此，关于军队屯垦的舆论可谓层出不穷。军屯在古代就是一种经常采用的开发和巩固边疆的方式，有先例可循，此种实边方式在民国时期可行性又如何?是否可以收到实效?张景阳在其《垦务刍言》中建议实行军屯的同时，已有如下担忧：“塞下屯田，虽古有成效，而行于今日，则戛乎其难矣，将弁骄浮，未习耕作，其难一;士卒懒惰，不耐勤劳，其难二;库帑空虚，无可筹拨，其难三。”[47]张景阳所虑符合当时实际情况，民初军阀武装皆为骄兵悍将，欲使其在边疆艰苦的环境中垦荒实边，似不可能。不仅如此，军阀之间的割据混战还常常打乱移民实边政策的顺利推行，如张作霖主政东三省后，曾于1921年“呈请中央政府，督令直鲁两省，饬各县调查能迁居东省人数，以便分配垦地，并在天津、保定、济南、青岛、烟台、奉天、营口、大连等处设立移民接待所”，但该项计划“正拟积极进行，而直奉战事，忽然爆发，致此项计划，又成画饼”。[48]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民初很多有关东北移民实边的舆论常常陷于曲高和寡、束之高阁的境地，并未落实，即使得到落实也会因为各种因素的干扰而大打折扣，导致效果有限。尽管如此，民国初年有关东北移民实边的舆论潮流是对当时边疆危机日益加剧的必然反映，舆论中所蕴含的各种正确主张和合理建议，对有效治理边疆地区以保障其稳定与安全，至今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高强，宝鸡文理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注释：

　　①主要研究成果有：黄福庆：《论后藤新平的满洲殖民政策》(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编辑委员会编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5期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发行，1986年)、林明德：《日俄战争后日本势力在东北的扩张》(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编辑委员会编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1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发行，1992年)，两篇论文阐述了日本关于我国东北的移民侵略理论问题;高乐才《日本“满洲移民”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就日本1914年满铁附属地驻军退伍军人移民及1915年“爱川村”移民的问题进行了研究。

　　②参见衣保中：《民初的吉林垦植分会及其筹边活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4期。

　　③日本称之为“关东州”。

　　④关于农林部所拟订的垦殖厅官制及垦殖总管府官制，可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政府公报》第3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第540-544页。

　　⑤后更名为中国垦植协会。

　　⑥该规则载于《盛京时报》1914年4月3日第1版及4月4日第1版。

　　⑦该章程见何煜：《龙江公牍存略》，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年，第248-257页。

　　【参考文献】

　　[1]魏声龢：《鸡林旧闻录》，1913年版本，第37页。

　　[2]杨耀垲：《吉林旧界变迁纪要(录地学杂志)》，《东方杂志》第14卷第7号，1917年7月，“内外时报”，第177-178页。

　　[3]《俄人注意蒙满》，《盛京时报》1912年2月28日第5版。

　　[4]《俄国远东之移民现况》，《盛京时报》1914年4月12日第7版。

　　[5]《俄人攫我领土》，《盛京时报》1912年11月5日第7版。

　　[6]李毓澍：《外蒙古撤治问题》，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兼发行，1976年，第12页。

　　[7][9]林明德：《日俄战争后日本势力在东北的扩张》，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编辑委员会编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1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发行，1992年，第515、516页。

　　[8]高乐才：《日本“满洲移民”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1页。

　　[10]瞿明宙：《日本移民急进中的东北农民问题》，《东方杂志》第32卷第19号，1935年10月，第64页。

　　[11]钟悌之：《东北移民问题》，上海：日本研究社，1931年，第19页。

　　[12]《汉族开拓满洲史(录时事新报)》，《东方杂志》第14卷第11号，1917年11月，“内外时报”，第155页。

　　[13]《农林部致国务院请将垦殖厅及垦殖总管府官制草案提出国务会议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政府公报》第3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第525页。

　　[14][15]《长春各界欢迎章太炎大会纪事(章太炎先生演说词)》，《盛京时报》1913年2月26日第2版。

　　[16]《黎副总统电请移民满洲之擘划》，《盛京时报》1913年10月18日第6版。

　　[17]《调查殖民地》，《盛京时报》1913年11月15日第7版。

　　[18]《东北殖边计划》，《盛京时报》1913年2月15日第2版。

　　[19]《广东总绥靖处委员萧惠长函询奉天洮南一带蒙荒情形及奉天都督张锡銮复函(1912年12月)》，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全宗，案卷号JC10—26367。

　　[20]何煜：《上大总统条陈时事说帖》，《龙江公牍存略》，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年，第213-214页。

　　[21][43]何煜：《黑龙江垦殖说略》第四章(移殖)，1915年铅印本，第2、10页。

　　[22]《抚松县详请减荒价以广拓殖民事及奉天巡按使署批(1914年9月—11月)》，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全宗，案卷号JC10—6505。

　　[23]《咨奉天省民政长为送垦植章程事　吉林垦植分会筹办调查吉省东北沿边移垦计划报告书(1913年7月)》，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全宗，案卷号JC10—4314。

　　[24]《山东都督咨送筹办移民实边章程由(1913年1月)》，吉林省档案馆藏，吉林省政府全宗，全宗号：101，档号：J101—02—0309。

　　[25]徐曦：《东三省纪略》，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年，第323页。

　　[26]《科尔沁余荒殖民团宣告书》，《盛京时报》1913年7月29日第3版。

　　[27]《报领蒙荒之踊跃》，《盛京时报》1914年3月21日第6版。

　　[28]《经营满蒙议》，《东方杂志》第8卷第11号，1912年5月，“内外时报”，第19-20页。

　　[29]《殖边今论》，《盛京时报》1912年3月27日第1版。

　　[30]《论应以军屯为固圉之谋》，《盛京时报》1912年12月11日第1版。

　　[31]刘文科：《发刊词》第3页，《吉林农报》第1期，1916年12月21日。

　　[32]吴燮：《论移民以实东陲之利》第3页，《吉林农报》第1期，1916年12月21日。

　　[33]张景阳：《垦务刍言》，《黑龙江实业月报》第1年(1912年)第1期，“投稿”，第1-3页。

　　[34][47]张景阳：《垦务刍言》续，《黑龙江实业月报》第1年(1912年)第2期，“投稿”，第1-3、1页。

　　[35][42]吴希庸：《近代东北移民史略》，国立东北大学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编辑发行：《东北集刊》第2期，1941年10月，第51、40页。

　　[36]金梁：《黑龙江通志纲要(田制志纲要·垦丈)》，李兴盛主编：《黑水郭氏世系录(外十四种)》下(“黑水丛书”本)，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498页。

　　[37]《财政 交通部会呈核复黑龙江巡按使电呈移民垦殖办法请训示文并　批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政府公报》第44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第324-325页。

　　[38]《财政 交通部会呈移山东灾黎赴黑龙江垦殖》，《东方杂志》第12卷第1号，1915年1月，“中国大事记”，第1-2页。

　　[39][40]何煜：《上大总统发达拓殖事业说帖(代巡署拟)》，《龙江公牍存略》，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年，第226、226页。

　　[41]东亚经济调查局编：《满蒙政治经济提要》，东京：改造社，1932年，第190页。

　　[44]《黑龙江国税厅呈复遵查该省垦务情形请鉴核由(二年六月十七日)》，佚名编：《田赋案牍汇编》：分省四(黑龙江)，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第14页。

　　[45]《移民实边经费拟定分担办法》，《盛京时报》1915年8月19日第3版。

　　[46]《论移民筹备局之设置》，《盛京时报》1914年2月25日第1版。

　　[48]《直鲁难民分布区域》，《晨报》1928年3月3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