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改科举与停科举，基本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对以举业为生涯的士子直接造成巨大的冲击，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与人生轨迹。了解士子们在改科举与停科举期间的感受、态度和境遇，是考察停废科举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不可忽略的部分;而通过士子的日记、年谱等相关记载，并与官方档案文献、报纸杂志的内容相互比勘，可以自下而上地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深入探寻立停科举的前因后果。

　　1制度、社会与个人命运　

    　制度的作用是规范个人行为与维系社会秩序。随社会的发展变化，制度的兴革必然影响人们的生活，乃至根本改变其命运。科举制度变革所产生的社会冲击，对不同阶层的具体影响各不相同。即使处于同一社会层面，由于地域、家境、年龄、学历、身份、性格、交友等等差别，不同个体对制度变化的感受与体验不仅千差万别，其判断和反应甚至可能截然相反。

　　因此，考察士子的举业生涯及其对停罢科举的态度，选择考察样本和采取适当的方法至关重要。本章选取同一时期不同地区的若干乡村士子的日记，参以其他一些士子的年谱、文集等相关记载，与当时的报刊等文献相互印证，以求显示更多的信息，多视角地展现废科举所产生的社会影响的实况。

　　中国士人多有日记其事的传统，但历经岁月风雨，保存并能公开出版的为数不多。尤其是人数众多的下层士人，其日记得到保留和公布，更是凤毛麟角。迄今披露的清季下层士人的日记中，刘大鹏(山西举人)、朱峙三(湖北秀才)、王锡彤(河南拔贡)等人的日记保存相对完整，对科举停废前后的情况记述得相当详细。几位皆为家境贫寒的乡村士子，都以早登仕途为脱贫解困的重要途径，科举改革与他们休戚相关。而且地处南北和中部，所取得的举人、秀才、拔贡等科举功名皆具有代表性，年龄及后来的政治取向相去甚远。由于相似性，可以相互比较，由于差异性，则能够反映更加多样化的情形。从他们的日记中，找出同时段对科举制相关事宜的记载，通过这些记录系统地了解他们的反应和感受，进行横向对比，可见科举停废前后南北乡村士子耳闻目睹的信息虽然相同或相似，由于年龄、风气、趋向等差异，判断和取向却各自不同。

　　2乡村士子的举业生涯　

   　尽管通过科举步入仕途的乡村士子数目十分有限，但由于每一层级功名的取得，都程度不同地提高了士子的社会地位并相应地改善其生活，且因科举考试并无年龄限制，考生可于有生之年持续不断地应试，给渴望循此途径改变命运之人以无穷希望，乡村士子往往对此锲而不舍，终生困守科场者屡见不鲜。故凡以应试及通过科考获取功名为人生目标，并以此谋求生计者，可视为以举业为生。

　　行政设市，是进入民国以后的事。严格说来，清代并没有后来意义的城乡分别，尤其是没有明显的城乡壁垒分界。除了京师及省垣等规模较大的城市，居住在城墙里面与生活于市镇当中乃至乡下，身份未必有太大差异。晚清租界的开辟和市政观念的引入，使得社会出现变化的征兆，所谓城绅与乡绅之别，最为典型。尽管如此，传统中国基本上还是农业社会，从这一角度看，可以说大部分士子都属于乡村。

　　晚清乡村社会中究竟有多少人以举业为生，目前的研究只能通过应试科举的记载来做推测。有人以苏州为例，将有清一代苏州的总人口(以1820年人口数为基数)除以每科生员的平均数，所得结果是，作为最低一级科举功名的生员，每科只占总人口比例的0.003%，约占男丁数的0.12%。边地的情况则更差，如贵州省三合县“终清之世，仅得副榜二、拔贡一，俨如晨星几点”。

　　科举考试为寒门士子提供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和途径，但科考路途崎岖，十年寒窗、青灯伴读是乡村士子举业生涯的必经之路。由于科考每届间隔三年或两年(正科与恩科)，为了维持日常生计和筹集长途赶考的盘缠，士子们或担任塾师，或聘为幕友。张仲礼在所著《中国绅士》一书中，对士子举业生涯的各种生存方式做过研究，显示士子们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方式就是做乡村塾师。

　　事实上，为数不少的士子在没有获取科举功名之前，就已经开塾授徒。而取得功名者，则在收受生徒的数量及束脩方面占有明显优势，每一级功名的获得，均会使其收入更上一层楼。在广袤的乡村，师徒一起参加科考者比比皆是，那些暂不参加考试的生徒，则可在老师赴考时放假休息。

　　为了减少赴考路途所需的时间和盘缠，有的士子甚至离开家乡，在距离考试场所较近的地方开塾授徒，一面维持生计，同时准备下一次考试。如吴稚晖18岁时，即因家贫而在无锡城内开始设馆授徒，“学生六、七人，束脩十八元”，借此得为家中“购置新棉被御寒”。23岁时(1887年)考中秀才，一面设帐授徒，一面准备应乡试。27岁时(1891年)中式举人。后屡次参加会试不中，依靠在苏州“教授十四学生”维持生活。

　　士子在塾师收入之外，还可以通过进入书院考课获取更多收入，以维持生计、补贴家用与应酬支出。胡汉民16岁时，“以家计故，与长兄清瑞各课徒自给。门徒有十七、八岁者。既课徒，复须自修，且将应考书院，博膏火以赡养弟妹”。因当时广州各大书院皆有膏火之设，“各士人试卷获上取者，每得银六钱，中取者每得银三钱”。

　　因此，晚清不少书院，往往以增加奖励膏火名额吸引学生。梁士诒1901年在凤冈书院主讲时，“向例该院月课择优取录六十名，资以膏火。先生为奖励寒士计，多列名额，捐金给奖。邑人闻风慕学，一时来者数百人”。可见书院膏火已成为乡村士子举业生涯中十分重要的收入。

　　乡村士子赶考所需的盘缠，多为亲朋好友的馈赠或借贷。尽管河南距京师较近，举人会试亦需银五十两，至于拔贡赴京所需之费用，包括礼部投文、报到、买卷、团拜等，更在百两开外。王锡彤拔贡赴京朝考，“知府曾与九先生为张罗五十两，友人崔凤梧独送五十两，盐商共送四十两，本处亲友约计钱百千”。在一些地方，置有乡村公产资助科举赴考者的专项经费——宾兴，1903年6月初，朱峙三参加府试，“领得小宾兴钱二串文”。所以设立这样的资助，主要是科举功名可为族人及乡里争光，增加其乡与族在当地的权势，形成共同利益场。有功名者可以成为乡村争讼的仲裁者、童生应试的担保人以及官府与乡村事务的重要中介，士子与乡村社会，借此种种联系纽带而牢固结合。

　　乡村教读，虽然前途未必光明，倒有不少实惠。两相比较，舍虚名以就实利者不乏其人。江苏宿迁的叶道源1870年乡试中举，其父之友为云贵总督，“承诺荐举他出任一个重要的官职”，他不愿出仕，因其教馆所入“足给吾衣食所需，间有余者，以赡亲族”。

　　由此可见，作为四民之首的士，在其步入科场前后，可通过做幕友、塾师等方式维持生计，而教读身份并不妨碍其同时在书院课读，获取膏火，赡养老幼。各方面的收入叠加，或许无法与经商行医相比，较之务农、帮工、学徒，则有过之无不及，起码可以维持一般生计。

　　乡村士子的举业生涯多以舌耕为主要方式，他们怀抱“一举成名天下知”的梦想，与传统社会普遍存在的升官发财梦大同小异，而且通过持续不懈的努力，可以获得受人尊重的身份地位。即使是在不断接近目标的努力过程中，锲而不舍的精神也能够赢得亲朋邻里和乡间社会的敬重，并且借由种种方式与途径得到收入，以维持生计、赡养家口，实际上成为一种艰苦辛劳却较为固定体面的职业，形成士子与乡村社会稳定结合的可靠保障。后来向往反清革命的朱峙三反省自己在废科举过程中“尚甘心应科举者，则是谋生、求出路、显亲三项累之”。以举业为生，确为乡村士子们的一般生活状态。

　　3科考弊端及异途冲击　　

        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科举考试是乡村士子努力改善生存条件和身份地位的重要途径。不过，科举考试虽然为乡村士子提供了一条相对公平的出路，却并非坦途。

　　一是科场困顿，早已为失意士人深恶痛绝，《儒林外史》便是生动的写照。其中描写的种种情形，到清季更甚。在迫不得已皓首穷经的苦读中，乡村士子切身体验了科举考试的种种弊端，无论高中抑或落第者，都不同程度地表示了抱怨甚至批评。

　　晚清科考改革虽加试策论，年轻的乡村士子一面摘抄背诵经史时策闱墨以备应考，一面还是对改革后的科考能否拔取真才抱有怀疑，因为考官也由八股出身，对时务的了解未必比应试者更多：“科举本无真本领，亦从前习八股者多读程墨，致阅卷者只能阅其抑扬词藻”。科举改章只是改革考试内容而不改考官与阅卷，不过是换汤不换药。

　　晚清以降，科举入仕日趋艰难。清中叶前科举考试一旦通过万众争先的隘路，就可以平步青云，因此在贫寒子弟眼中，简直就是登天的云梯。然而，晚清社会丕变之下，杂途人数激增，导致正途的旁支化日益加剧，对士子的心理乃至生计选择产生消极影响。

　　清代选官首重正途出身，咸同以降，捐纳、保举冗滥，吏治腐败日甚一日，造成仕途壅阻不堪。曾任吏部官员的何刚德描述：“光绪以来，其拥挤更不可问，即如进士分发知县，名曰即用，亦非一二十年，不能补缺。故时人有以即用改为积用之谑。因县缺只有一千九百，而历科所积之人才什倍于此，其势固不能不穷也。”原为取士选官正途的科举，虽然仍照常运作，但获得功名而能入仕的比率明显减少。

　　张仲礼的研究表明，19世纪中叶以后，各省获得绅士身份的新进者比例高达40%—56%，“他们大多是通过捐纳而进入绅士行列的”。“‘异途’出身者的比例越来越大，许多捐纳者能获实授，而许多由‘正途’而得宦阶者欲获实授却不得不候补很长一段时间。由于自捐纳制度中涌出的官吏人数日增，传统的由考试竞争的机会均等原则更不复存在”。通过捐纳、保举而涌入官吏队伍人数的激增，给各省带来巨大压力。自光绪十七年至二十八年，山东、安徽、湖北、河南、浙江、江苏、甘肃、云南、江西等省先后以本省“候补各官异常拥挤，恳恩暂停分发，以冀疏通”上奏朝廷，分别要求以一年或两年为期，停止捐纳保举和劳绩的分发。这些情况表明，清初以来选官多重正途的传统，逐渐为捐纳滥行的社会现状所改变，严重者竟然本末倒置。

　　与之相应，过去将捐纳视为异途，不屑一顾的情况有所改变。刘大鹏以否定的眼光记录了人情冷暖的变化：“顷闻太谷大富王姓者年二十余，先捐一道员，改捐某部郎中，于本月初八日赴京供职，饯行者络绎不绝，路旁之人莫不歆然倾慕。”这种状况不仅使以科举为中心的旧学备受冲击，方兴未艾的新学也受到威胁。直至停罢科举后，传媒对于这种反常状况仍然忧心忡忡。正途入仕本来就僧多粥少，需按班次等候轮转，加上清中叶后异途的膨胀，周期势必大为延长，某种意义上甚至造成了正途的旁支化，科举考试对于士子的吸引力自然大为减弱。

　　4弃举业就他途者渐增　

      随着晚清社会风气的变化和科场实态的压力日增，士子们的观念不断改变，读书不再仅仅追求“学而优则仕”，多样化的取向开始向乡村社会渗透。山西商业发达，票号垄断全国半壁江山。长期以来，虽然晋商子弟仍以读书求功名为正道，却不以商为末业。乡村士子亦早已将参与经商视为退路。既然异途入仕较易，何须困顿科场?异途冲击成为停废科举不可忽略的要因。面对仕途艰难的现实情况，不少士子纷纷改弦易辙，有的干脆放弃科考。戊戌前，山西“凡有子弟者，不令读书，往往俾学商贾，谓读书而多困穷，不若商贾之能致富也。是以应考之童不敷额数之县，晋省居多”。晋省经商之风行之久远，但清季商人与士子地位的此升彼降也是不争的事实。

　　湖北的乡村士子虽无经商的便利，但读书的目标也首在救贫而非求官。朱峙三曾经表示：“予正少年，脑力能记，以冀早青一衿，庶几寒士家有出路而已。”所以后来他说：“科举在清代为寒士求出路第一门径，以故无恒产者舍此不能救贫，至于作官则在第二步。”科举竟可救贫，寒门子弟借此养身养家，满足自己最现实的生存需求。诚然，科举功名还是地方精英权力资源的要项，因而只要科举考试继续举行，成功与否仍然是乡村社会广泛关注的大事。只不过既然求富的追求多于得官，也就变得与其他同样可以致富的途径难分轩轾。

　　清代围绕科举考试展开的各类教读，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已经成为士子们的一份产业，许多寒士含辛茹苦入读儒学书院，求取功名和做官固然是其心仪的目标，更为现实的诱惑却是可以获得膏火银子，以便养家糊口。清中叶以后，迭经战乱，旧学系统遭受严重破坏，加上朝野上下逐渐提倡西学，多有减旧学膏火以增设新式学堂之意。山西自1896年“书院大减膏火以来，士子之心率多散涣”。省垣有晋阳、崇修、令德堂三所书院，而以前者最负盛名。“晋阳书院每当科年，七月月膏火以外，正奖并奖超等第一名，共得二十来金，其余十数金、七八金、五六金不等，极少三金。此次膏火极其肥润，故应课者千余人。”1896年，晋阳书院肄业诸生因巡抚欲将膏火一律减半而拒绝应课，引起风潮。1897年，当局又欲大减膏火，使得人心浮动。“书院肄业生皆言所得膏火无几，且未能得者甚多，盖由裁去膏火之故也。晋阳书院膏火原系一百二十分，去岁胡中丞裁去一半，只留六十分，崇修书院膏火原系七十五分，去岁裁去三十五分，只留四十分”。科举若无法让寒士维持生计，则士子只能顾及眼下实际利益，忍痛舍弃长远目标，改换门庭。到1899年，晋阳、崇修两书院肄业诸生因膏火逐年大幅度递减，“所得膏火不能自给，皆引而归”。

　　清廷的政策导向，对于乡村士子的行为取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西学逐渐压倒中学的趋势，迫使科举考试在朝野的关注下不断变化，增加了一些与西学相关的科目或内容，而每一项改变，都会引起士风的震荡。后来清政府鼓励游学，兴办学堂，更加速了风气转移。

　　上述种种情形，使得科举制在清廷宣布停废前已成强弩之末，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在不少地方逐年递减。在越来越多的乡村士子心中，科举考试似乎成了食之无味、弃之不甘的鸡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