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纽约多雪寒冷的冬季，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珍本和手稿图书馆阅读总数达171箱的“国际乡村改造学院”档案。这是设于菲律宾的该院在其老院长晏阳初去世后捐献给哥大的，收藏内容实际上大部分为1920年代以后晏主持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及晏本人与此相关的档案。晏与他的同事对生命的热诚，对普通民众的热爱，对事业的无私奉献，让我在这个寒冷而寂寞的冬天感受到了至深的人性温暖。

　　一、身世与经历

　　晏阳初以平民教育为毕生事业,并因此成为国际知名人士，这既是命运的偶然,也与时代的发展有必然的联系。

　　晏阳初于1890年出身于四川巴中县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当地的塾师，后来成为一个基督教内地会福音堂的中文教师。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中，晏受到深厚的传统文化教育，精神的最早烙印是儒家文化;但因他生活在逐渐向西方开放的时代，父亲又与传教士有密切的联系，他又很早接受了西方文化尤其是基督教文化的熏陶。这两种文化相互浸染，融化成晏阳初一生思想的主色。他四五岁入学塾发蒙，习读儒家经典，13远离家乡到保宁府阆中县一所由内地会创立的学堂求学，次年受洗入教。17岁入成都美国美以美会设立的华美高等学校进修，因不满该校校风，两年后退学。随后帮助英国传教士史梯瓦特(史文轩)在成都筹设类似基督教青年会的辅仁学社，组织成都青年开展益智娱乐活动。1913年初，在史文轩的资助和伴送下，远赴香港，在圣史梯芬孙学院补习，准备投考香港大学。当时的晏阳初，英文基础固然不错，但数理化却与港大的要求有遥远的距离，校长告诉他，得复习三年，才能达到港大要求。但晏阳初不屈不挠，以超乎常人的毅力和战胜万难的勇气，同年秋天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香港大学，本可享受英皇奖学金，因需以加入英籍为条件，被他峻拒。在香港，他深切地感受到了殖民地下社会等级的悬殊和作为中国人的屈辱。1916年夏赴美深造，入耶鲁大学政治系。在这所宗教气氛极为浓厚的纽英伦名校，晏阳初如鱼得水，不但在思想上受到民主的洗礼，而且是校园生活的活跃人物。他成为学校唱诗班的第一位中国人，他参加演讲比赛，他在课余时间贩卖抽纱刺绣并在学校食堂帮忙以赚取学费，他还参加了中国留学生组织“成志会”，曾担任留美中国基督教学生会的会长，参与了国际基督教青年会的某些活动，结交了许多日后成为风云人物的朋友，还在纽约的第一所华人教堂结识了日后成为他终生爱侣的牧师千金许雅丽。总而言之，他在长春藤下度过了两年幸福快乐的时光。1918年6月初，耶大毕业典礼的第二日，晏即应基督教青年会之召踏上了奔赴欧洲战场帮助旅法华工的征程。

　　在法国期间，作为知识分子的晏阳初与一个苦力的世界发生了全面接触。在赴欧的约20万华工中，大部分人为文盲，这给他们在异乡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同时也造成了开展识字教育的良好机缘。劳工“身居异地，生活艰难，回首祖国，则山水茫茫，终年信断，不禁凄然欲绝”，写信、汇款、了解国内和战地新闻的实际需要刺激了他们读书识字的愿望;身处现代文明发达的西欧所产生的对文野之间强烈反差的体认使识字与维持国格相联系，带上了浓重的爱国和自强色彩，强化了学习的愿望。晏阳初等在战地服务华工的留学生的工作任务，就是帮助华工写信、汇款、翻译、讲解新闻，但晏很快发现了教华工识字、让他们自己解决有关问题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便为他们开办识字班。华工学习热情之高、教学效果之好使他们深受鼓舞。这些苦力往往每日苦干在10小时以上，有的未及晚餐即赶赴汉文班，“发奋忘食”传为美谈。晏接着把这一活动推广到他直接服务的战区以外，并在巴黎编辑出版《华工周报》和通俗新知识课本，作为原来识字和刚扫盲华工的继续教育读物，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令晏终生感动的事。有一位在法国扫盲的劳工写信给他，信中说：“自从您编的报纸出版后，我开始知道天下大事。但是，您的报纸很便宜，一生丁就能买一份。我怕您的钱赔完了会被迫停刊，因此，我把自己在法国劳动三年节省下来的365个法郎随信符上。”这封信对晏产生的影响不可估量。在服务旅法华工期间，晏不仅认识到了苦力的“苦”，而且认识到了苦力的“力”。欧战结束返美时，晏已经决定了自己终身目标：不入政界，不进商场，而要为“解除苦力的苦，开发苦力的力”而奋斗。正是怀着这样的志愿，1920年7月，在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后，晏即束装归国，开始在他的故国从事为平民服务的事业。

　　当时，国内的新文化运动正方兴未艾，“劳工神圣”回响不绝，民主教育、平民教育蔚成风潮，针对平民开设的贫儿学校、补习学校、夜校等遍地开花，经过知识分子的着力提倡而正在日趋普及的白话则成为推行平民教育的利器。晏阳初回国后，接受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之聘，负责其实是因他而设的该会“平民教育部”工作，随即着手开展大规模的扫盲工作。在进行了若干调查和教材编写工作之后，他们于1922年初首先在长沙进行扫盲试验。3天之内，得学生1900余人，招募教员120人，借学校、公会、庙宇等70多处，在各处设立识字班，每晚教2小时，每周教6晚上，共计教92次。7月15日，举行毕业考试，应试者1200人，其中有960人合格，由省长亲颁文凭。接着，又在烟台、曲阜、南京、杭州、武汉等地发动平民识字运动，所到之处，盛况空前。1923年夏，以“除文盲，作新民”为宗旨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在北京成立，晏阳初任干事长。不久，有18个省及32个市相继设立了平教会分会，“甚至各县亦有平民教育促进会。识字运动可谓盛极一时。”

　　1926年末，平教会受河北省定县翟城村地方绅士之邀，开始以该村为中心进行农民识字教育。1929年，包括晏阳初本人在内的平教会骨干大多举家迁定，推行以县为单位的农村改造实验。众多留洋博士与农民“亲密接触”，在当时产生了相当的震动。此后，平教会的总部虽仍在北平，但几乎一切工作都转移到了定县，而且工作范围逐渐扩大，文艺教育、公民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四大教育相贯而行，成为乡村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1936年后，随着寇蹄日逼华北，平教会另谋向南发展，在湖南和战时的四川分别建立了基地，并组建了乡村建设育才院以培养人材。

　　1949年底，晏阳初离开中国，在美国定居。但他并没有放弃平民教育运动，不但在纽约悬起“中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牌子，而且受聘为国际平民教育委员会主席。1951年，他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别顾问，到第三世界国家考察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工作，足迹遍及东南亚、拉丁美洲和非洲。1967年，由他主持的国际乡村改造学院在菲律宾成立，培养发展中国家的乡建领袖人才。

　　晏阳初的一生，可以有许多种选择。作为美国名校的留学生，尤其是以他拥有的超乎常人的活动能力,他可以成为政界的名流，学界的领袖，或者商界的闻人，但他把一生献给了平民教育，献给了最需要关怀的人群，为此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以儒家的眼光看，他具有澄清天下之志;以宗教的眼光看，他具有圣徒的热情和献身精神。他亦因推行平民教育而获得了世界性的爱戴和声誉。1943年，他与爱因斯坦、福特、杜威等人一起荣获“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称号，获得过菲律宾的“罗曼·马可塞塞奖”和“金心勋章”，危地马拉的“奎扎尔勋章”，人民国际授予的“艾森豪威尔大奖章”，以及美国总统里根颁发的“杜绝饥饿终生成就奖”，这些奖项，均旨在表彰他对消除贫困、传播知识、推进世界和平、增进相互理解方面所作出的特殊贡献。1990年，宴阳初以百岁高龄谢世，给后人留下了富贵的精神财富和一条尚待继续探索和完善的建设和平富裕社会之路。

　　二、扫盲经典“千字课”

　　晏阳初和他所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活动范围十分广泛，但其出发点和最初的活动中心是扫盲，即普及文字，晏本人也由此引起世人嘱目，他由中国古代的启蒙读本《千字文》创化出大众识字课本“千字课”，成为当时扫盲运动的经典课本，并由此衍生出形形色色的“千字课”，成为大众读物的一个标志和符号。

　　晏阳初在法国进行劳工识字教育时，从数字和各人的名字教起，再扩展到写读家信的常用词语，然后才涉及其他。随着从学人数的增加，某种形式的教材成为必需。据晏本人的回忆，是先利用现成教材教育，这一教材被称为“六百字课通俗教育读本”，可见教授的生字只有六百。“其编辑方法，系于一课之内，各提十个生字，连缀生熟字，作成十句”，如“全　全才不多见”，“美　君子必成人之美”，“君　我方见君自山西来”之类，语言半文半白，意思多采日常通用语。其主要缺点有二，一是没有编成生动有趣的课文，读起来生硬乏味;二是各句之间漠不相关，读者仅明一字之用，不能得全文大意，在灵活运用上须大打折扣。经初步试验，觉得这一教材不合使用，便由晏的朋友、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主修乡村教育的傅葆琛自行编写教材。其做法是选择普通浅近之字，分类编成六百字韵言，如“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六七八九十，上下至古今”。虽然就内容而言，仍觉意义不大，但由于采取韵文形式，读者兴趣会比较浓厚，教学效果应该可以提高。他们还为读完六百字韵言的读者编写了通俗新知识读本，共一百课，分天文、地理、历史、实业、尺牍、科学、卫生、修身、爱国及中外名人故事等，对于超出六百字韵言的生字，每课加入简易实用之字约十数，并标于课文之后以引起注意。据称“此种编辑方法及教材极合华工心理与程度，故收效颇著”。而《华工周报》采择世界新闻、公民常识、道德、卫生等方面内容，作为已经扫盲的华工接受继续教育的读物。

　　晏在另一处的回忆则强调教材内容的针对性。他说：“那时，教育这班工人，没有适宜的教材，只得自己编辑。平时编教材，很容易犯‘为编而编’的毛病，那时有两个具体的要求，一个是他们要写信，不知道怎么写，所以应该教他们能够写信。教材的编纂，必须针对其要达到能写信的要求。还有一个要求是知道新闻。在战地工作，谁不渴望着知道战争的进退?又因为身居外国，又急盼知道中国的，尤其是他们家乡的消息，这也是教材编辑上一个很切实的标准。”根据这两个标准，晏“用散页的形式，一面编，一面教。在教学中得到很多宝贵的教训”。

　　晏阳初回国后，对平民教育的教材问题颇下了一番工夫。先是自行进行编辑工作，其做法是“以主观方法，于字典上选择关于平民日常应用必需之文字约千余，编成千字课，分上下两册，于民国十一年由上海青年协会出版”。最初的千字课，虽字数较“六百字课”有增加，而编写方法却没有突破，以单个的文字教育为内容，类似于字典的编法。如“了”字，其下附以“完了”、“了结”、“了解”、“了不得”等。

　　此后，平教会的识字课本有了“千字课”这一曾经风靡一时的称号，而其形式和内容则在实践过程中屡经更易，许多著名学者和文字改革者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晏本人在课文编写中的作用则日渐淡化。

　　在文字的选择方面，由“主观”发展到“客观”与“主观”相结合。所谓“客观”，就是用统计的方法，从通俗读物中确定最常用的基本字。再从这通用的数千字中，选出最通用的，即分数最高的一千余字作为基本汉字。而所谓“主观”的方法，即根据经验认为较常用者。结果两者吻合的比例极高，“竟有百分之八十相同”。

　　定型之后的千字课，总共有1320个字。

　　课文的册数和编排方面，最初的千字课为2册，后增为3册。经长沙试验之后，定为4册，每册24课，每日授课1小时，第小时授毕1课，每月可毕1册，4个月即可卒业。晏阳初十分重视直观教育的作用，不仅在教学中引进幻灯等先进手段，课文中的插图也受到重视，成为教学过程的一个有机环节。千字课本每课均附有插图，以此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及帮助他们理解课文内容。千字课不仅是平教会的扫盲教材，还为同时从事扫盲运动的其他机构和团体所仿照。如附设于政府教育机构的民众教育馆的“一般民众教师，除书坊可以购的千字课本作为唯一的标准教材以外，其他的功课就随意教教罢了”。至于4个月毕业的制度，更被各地办民众学校的人奉为金科玉律。

　　最早的千字课为针对城市文盲编写的《平民千字课》，后来随着教育对象的扩大，又编辑出版了《市民千字课》、《士兵千字课》及《农民千字课》。原尚计划针对女文盲编辑《妇女千字课》，后未实现。这些千字课有很大的类同性，只是根据教育对象职业和生活场景的不同而稍作变异。

　　“千字课”的主要内容，有以下这些方面。

　　第一，强调识字的重要性。如课文《瞎子》：“不能看的人是瞎子，不识字的人也算瞎子。瞎子苦，不识字的也苦。”而且多把不识字的苦处编写成故事以引起同情，加深感受。如《买衣料》一课：“张三是个远方人，满口说的远方音。他到铺里买衣料，说了半天说不清。人家拿笔请他写，他却有眼不识丁。”后来“先生教他千字课，读到二册大欢欣。纱罗布匹都会写，绸缎呢绒也认清。”

　　第二，强调要做识字的劳动者。《工读》：“又读书，又作工。读书时专读书，作工时专作工。原同胞，都读书，都作工。工与读，乐无穷。”《平民学校》：“我是农夫;我要读书，我入平民学校。你是工匠;你要读书，你入平民学校。他是商人;他要读书，他入平民学校。”

　　第三，强调人贵自立，又贵合作。《自立》这篇课文，据说出自陶行知之手，在千字课中有极大的代表性，其内容也广为人所知。“吃自己的饭，流自己的汗。我自己的事，应当自己干。依赖人的人，不算是好汉。”自立固然重要，合作也不能少。“人贵自立，又贵合群。各人的事各人去管，大家的事大家来干。大家的能力无穷，一人的能力有限。只要大家同心，什么事都能办。”

　　第四，劝导勤俭。首先是灌输劳动神圣观念。“劳动神圣!劳动神圣!同声赞美劳力与劳心。……好吃懒做最卑贱，不劳而获羞死人……”其次是劝导消费要有预算，“出入款项，须有预算。出入一样，两抵合算。入多出少，有余有剩。入少出多，务求节省。”还编写了不少因勤惰俭费不同而造成境遇差别的故事。

　　第五，教授应用文的写作。对于平民而言，这是最有实用价值的文体，也是不少人上平民学校的直接动因。因此，在各类千字课中，书信、借据、收条、簿记、发票等的写作方法占了相当的比例，此外，如存钱、邮政汇兑和邮政储金、寄信等生活中常须面对而为传统社会所不具有的基本知识也是教授的对象。

　　第六，卫生保健常识的传授。平教会的主要领导者，大多有国外留学的背景，有不少人在投身于平教运动之前长期在大城市工作和生活，深入民间尤其是定居农村后，医疗手段的落后和民众卫生知识的缺乏往往给他们以很大的刺激，在平教会的四大教育中，卫生占有重要地位，在定县也收到了较显著的成效。在千字课中，这方面的内容也占有相当比例。如《传染病》介绍相应的预防知识，《喝水》、《食物》、《衣服》、《房屋》宣传清洁卫生的重要，《种痘》推广科学方法。在强调个人和家庭卫生的同时，还引入了“公共卫生”的概念，强调作为整体的环境的清洁对人生的重要性。

　　第七，国民观念和国家观念的灌输。千字课的政治色彩比较淡，但关于国民、国家等方面有所涉猎。如《国民》：“国民是什么?国民是国家的主人。主人怎样做?尽爱国的责任。责任怎样尽?先公益，后私情，有公战，无私争。”国民须爱国，《爱国》一课谱成歌曲，在平校广为传唱：“可爱我中华，立国亚细亚。人民四万万，亲爱如一家。特产丰富河山美，五千年前早开化。如今共和作新民，努力治国平天下。”国家是什么?国家有“领土人民主权”三要素，国民有选举权，对地方事务有自治权：“我也是这地方的人，你也是这地方的人，他也是这地方的人。我们组织一个团体，输这地方的事情，就叫做地方自治。”

　　第八，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如空气、雷电等自然现象的解释，物理化学基本原理的介绍，从诸葛亮的木牛流马到瓦特的蒸气机的发明的介绍，最容易引起听众尤其是乡下学生骇异的，大概为《人体模型》一课：“方华生和他姐姐，在华英大药房的窗子里，看见一架人骨头，和一个人身体。人的身体上，眼耳口鼻都是好的，却是胃肠肝肺全现了出来。华生对他姐姐说：‘这两个东西很可怕，做什么用的?’他姐姐说：‘有什么可怕!这是两个人体模型，看了，就可以知道人身各部的构造。’”

　　第九，历史地理知识的学习。对于历史知识而言，恐怕应该算是“温习”，因为所选大致为大众熟悉的历史人物，如孔孟墨等，惟在不同的千字课中注意选择意义有别的故事，如《士兵千字课》中选用蒙恬、苏武、岳飞等历史人物。但也有关于国耻、欧战等近现代历史的内容。地理方面，有关于中国名山大川的介绍，主要省分和城市的位置，也有关于世界各大洲重要国家和都市的风物。

　　第十，休闲教育和文艺熏陶。平民教育中比较重视闲暇时间的健康利用，在反对吸毒赌博等恶习的同时，积极提倡有益的休闲活动。如《运动》：“读书要紧，作工要紧，运动也要紧。整天没有运动，书读不好，工作不好，身体健康也难保。”如郊游，“前日清早，我偶然到城外游玩，心里非常快活。见着道旁的杨柳，在微风中舞动，听着树上的鸟儿，在绿阴中唱歌，自己觉得身在图画中了。”千字课以简练直白为尚，这篇课文简直可以算作“美文”。此外，千字课的内容还包括如何待人接物，怎样组织团体，如何改良风俗，怎样处理家事等方面的内容。

　　平教会一成立，即以“除文盲，作新民”为职志，认为一个认识了自己国家的基本文字并知道这些文字所包括的基本观念的民众就是“新民”。从千字课本的内容看，除识字这一直接目标外，编者致力于公民教育和卫生教育的痕迹比较明显。公民教育方面如自立、合群、爱国、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发扬“国族精神”)、了解祖国的山川形胜物产政区乃至对世界历史地理有所涉及等公民素质教育和国家基本制度、权力结构、国家与人民的关系等政治常识教育;卫生教育方面如保持个人、家庭及周围环境的清洁，防治传染病，改良习惯等方面。反而编辑大纲中提到的“生计教育”即改善经济条件方面的知识，因过于专门化，反而直接内容较少。大体可以说，“除文盲”的过程同时也是“作新民”的过程。

　　三、四大教育、三大方式

　　平教会主力移定后，逐渐发展起一套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的完整理论：中国社会的病根为愚、穷、弱、私。即：第一是愚，中国有80%的人是文盲，知识贫乏，这在闭关自守的年代或许尚可苟安一时，但在知识竞争激烈的时代则万万不成;第二是穷，中国大多数人民的生活，完全谈不到程度高低，简直是在生死之间的夹缝中挣扎，尤其是中国的农民，其贫困无法用语言描摹;第三是弱，即体质上的文弱，这自然并不是天生的，而是缺乏公共卫生和医疗保健手段的缘故;第四是私，即相互之间不团结，不合作，各顾各的，一盘散沙，缺乏道德陶冶和公民训练。

　　针对这四种病根，平教会主张以教育方法加以改造，可归纳为四大教育。第一，用文艺教育攻愚，发扬知识力。文艺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读书识字、平民文学、艺术教育和乡村戏剧等方面。平教会一方面充分利用当地的文艺资源，在定县广泛采集秧歌、鼓词、歌谣、谚语等传统文艺作品，并加以整理和改编;另一方面在识字课本之外，编辑出版了大量普及读物，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及日常生活的常识，以及历史故事、戏剧剧本、小说等，还编辑出版了《农民报》，作为传播新思想和农民发表习作的园地。平教会十分重视直观教学，在识字教学中尽量利用幻灯、图画等直观教学手段，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培养民众的情趣和美感，用民间艺术品和绘画作品陶冶大众情操。他们还利用无线电广播传播新知。著名戏剧家熊佛西负责定县的戏剧工作，他为定县民众创作了不少反映现实生活的戏剧，还引导农民自编自演，进行了可贵的参与式戏剧试验。

　　第二，用生计教育攻穷，开发生产力。中国农民的贫穷，简直超出人的想象力，而生产力若得不到一定的发展，其他的一切改进均不可能有真正的成效。为了提高农民的生产力，平教会努力把先进的科学技术引入农村。如推广改良种子，尤其重要的是推广经济作物棉花的优良品种，提高农民收益;还培育了波支猪、来杭鸡等优良家畜家禽品种。注意科学方法的推广，选择适当农家作“表征”(即示范)农家，努力使“科学简单化，农民科学化”。他们还注意发挥经济组织的作用，成立各种合作组织，以避免中间剥削。

　　第三，用卫生教育攻弱，培养健康力。卫生状况差，传染病多，死亡率高是旧中国农民的通病，定县也不例外。平教会在定县推行全县范围内的系统卫生组织，对农民卫生状况的改善和健康的增强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一卫生体系由三级构成：在村一级，选择毕业平校学生担任义务保健员，保健员经过短期的简单训练，配备有一只保健箱，里面有几种最常用的药品。他的工作，除最简单的医疗处理之外，还负责宣传卫生常识、报告出生死亡、施种牛痘、改良水井建筑。在区一级设立保健所，配备有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负责对大约50个村子的保健员的培训和检查监督工作，宣传卫生知识，并医治村保健员无法处理的病人。在定县城里，设有一家保健院，包括医院、化验室、办公室和若干教室，负责治疗较重的病人，训练区保健所工作人员和对医生进一步培训。这大概是中国农村的第一个医疗保健制度，它用极低的花费做了大量的工作。

　　第四，用公民教育攻私，增强团结力。公民教育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为培养公民道德，爱祖国，重合作，尚团结;二为灌输公民知识。平教会特别强调国族精神的培养，曾以历史人物为题材，编写大量通俗读物，还绘制了历史上一些民族英雄的图像，激励为国家和民族奋斗牺牲的勇气和精神。在用历史题材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注意时代性和民主性，剔除糟粕，使历史故事成为培养现代公民的精神食粮。他们还通过编写公民道德和公民知识读物，灌输现代公民观念，使民众了解国民的责任和权利。同时，通过组合各种民间组织和开展各种活动，培养农民的群体观念，养成公德心。

　　四大教育的实施，采取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方式。所谓学校式教育，主要是指平民学校的教学。平校在定县的设置相当普遍，400多村中基本上每村均设有平校，有的村子设有若干所，大多数为农民自力开办。平校分为初级平校和高级平校，初级平校即扫盲班，通过四个月第天一小时的学习，不仅掌握基本文字，而且初步掌握这些文字所要表达的概念，并培养继续学习的兴趣。毕业于初级平校的一部分优秀的年轻的学员，可以进高级平校进一步学习，其教材为《高级平民学校课本》，分两册，各方面和知识又进一层。

　　社会式教学以平校毕业生的活动为中心，宗旨为让平校毕业同学继续学习文化知识、协助推行平教会的各项工作、以及开展移风易俗活动。在定县，平校毕业生的活动范围很广，能量很大，如读书会、演讲比赛、编演新剧、禁烟禁赌、修桥铺路、卫生宣传、推广良种、农业展览、体育比赛等等，对于改变农村社会面貌发挥了重要作用。平教会的目标，是以同学会为中心，由近及远，由亲及疏，逐渐联合起来，形成巨大的改造社会的力量。

　　家庭式教育，在以家族为中心的中国社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平教会家庭式教育的目标，一方面是要巩固学校教学的成果，例如讲卫生，就不仅是个常识问题，更重要的在于养成习惯，这就要充分发挥家庭的作用;另一方面，开展家庭式教育，有助于减少家庭对其成员接受教育的阻挠和反对。为开展家庭式教学，平教会组织了家主会、主妇会、少年会、闺女会和幼童会，以这些组织为中心开展工作，一方面使家庭社会化，一方面使家庭教育化。

　　晏阳初和平教会的理想，是通过三大方式，开展四大教育，从而养成有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团结力的“新民”。这样思路和做法，在当时和事后均引起过诸多批评，其焦点，一是中国近代的农村十分贫穷，没有力量开展上述活动，定县的情况有其特殊性，平教会在此有大量的经济投入，非如此，则难有成效;二是在国家主权不全、军阀混战的局势下，多年辛苦建设的成果，经不住一次派兵征粮的蹂躏，定县的情况正证明了这一点。四大弱点的认识，也不全面不深该，因为它未包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及军阀势力等近代中国最大的祸害。这些批评非常深刻。但平教会在定县的实践，确实对当地产生了相当的影响，青年农民的识字率，曾经达到90%的高水平，现代观念和知识的引进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它给和平年代的农村建设和发展留下了重要经验和启示，而平教会知识分子的无私和热诚，无疑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值得后人学习。

　　四、“三C”精神

　　激励晏阳初毕生致力于平教事业的精神动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可以用三个“C”来概括。

　　第一个“C”是Confucius,即儒家思想，尤其是其中的民本思想。晏阳初在90岁时书写的《九大信条》，第一条即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在他的一生中，不断重复着出自《尚书》的这句话，他平民思想，他的深入民间的举动，与儒家的民本思想有直接的关联。他在晚年的自述中说：“……所幸我心仍在跳跃，因为那儿在一粒火种。不论早春暮冬，不论风雨晴晦，它总是不息地燃着，与我共存。火种法力无边，赖它依稀可辨通往过去的幽径，令我低徊;也隐约可见引向未来的道途，令我亢奋。过去、现在、将来，都在火种里结而为一。”这粒火种，在他所读的为数不多的古书中萌发萌发，悄悄在播种在他幼小的心田，经过一二十年，他本人才发现它的存在和意义。“那是什么呢?就是儒家的民本本思想和天下一家的观念。平民教育运动、乡村建设运动，不论在中国，或是在海外，都是民本思想的实践，而以天下一家为最高宗旨。”他从未想过独善其身。

　　第二个“C”是Christ，即基督。晏阳初在幼年时即开始接触基督教和传教士，他一生都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宗教是他最重要的心灵甘泉。他所受的教育，西学多于中学。与其他宗教一样，基督教的教义也具有多面性，晏阳初所接触和接受的，无疑是其中积极和向上的一面。他到保宁府西学堂上学时，姚明哲牧师的外表曾使他极为恐惧：高大的身材、深陷的双眼、浅黄的胡髭，头上还拖着一条黄色的长辫。但这个外国人虽摹仿中国读书人的斯文，穿长衫，留长辫，却年过三十依然洋溢着青春欢愉的气息，朝气蓬勃，身体健康，精神饱满，倒显得受过礼教束缚的十几岁学生少年老成。西学堂的生活也不同于学塾，注重体育锻炼和文艺教育，这培养了晏阳初两项终身的爱好：运动和歌唱。晏的好友史文轩，不但为他考虑了未来的发展道路，而且一路伴送他去香港就学，并托家人照顾。香港大学显然没有给晏阳初留下美好的印象，但史文轩的家人给予他温馨甜美的“友谊与琴歌”，却使他永远铭记。他在宗教气氛浓厚的耶鲁大学度过了快乐的两年，并与纽约第一个华人牧师之女结为夫妻。这一切，应当说都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并不能反映基督教尤其是基督教在中国的全貌，但他的个人经历，却造就了一位矢志不渝的忠实教徒。在他的心目中，儒家的侧隐之心，是消极的仁;基督的舍己救人，是积极的爱，他就是这一仁爱的伟大实践者，他心目中的大事业，就是“体现儒家的仁和基督的爱”。

　　第三个“C”是Coolies，即苦力，也就是劳动人民，晏阳初更多地表述为“平民”。他最早认识苦力，是在往来保宁府西学堂的路上，来回五六百里路，他常与肩挑背负的劳动者结伴而行，与他们一起吃“帽儿饭”，一起在一盆顷刻变成泥浆的水中洗脚，见过他们脸上如雨的汗水，他们背上累累的疤痕，他们小腿上宛如小蛇的青筋。这时，他看到的基本是劳动者的痛苦生活。在法国战地，他对苦力却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那就是看到了他们的力量，为他们的勤奋勇敢甚至聪明所感动，他自己说，他原来的目的是教育苦力，不料却被苦力所教育。从此，他认识到中国的民众不是不可教，而是他们根本没有机会享受教育，在民众中蕴藏着巨大的能量，他立志开发“脑矿”，志愿“解除苦力的苦，开发苦力的力”。

　　以上三种力量，使晏阳初从书斋走向民间，吃粗饭，穿布衣，骑毛驴，终身与平民为伍。

　　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激流飞扬，波澜壮阔的时代，相对而言，晏阳初所领导的平民教育运动，只能算是一弯平缓清浅的溪流，没有穿天巨浪，也缺少惊心动魄。但是，这样的人物，这样的举动，不仅有助于还历史原生态的丰富多彩，而且，放远了目光看，在历史流过的河床上，我们同样可以找到他们所留下的金子。比如说，高度的人文关怀精神，对社会弱势人群出自爱心和尊敬的同情和帮助;比如说，对人类和平的朴素然而本质的理解，正像晏阳初所表述的：“‘富有’的人民和‘富有’的国家必须认识到，只有当‘贫穷’的人民和‘贫穷’的国家满足了，你们才是安全的。你把这叫做明智的自身利益也可以。的确，明智的国家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其他国家不忌妒你的时候，你的国家才有安全;在周围没有饥民的时候，你才能保住你的面包。”

　　“茫茫海宇寻同志，历尽了风尘，结合了同仁……”，词意中和的《中华平民教育运动歌》(或称《平教同志歌》)，配以苍劲激越的“苏武牧羊”曲调，何尝不使人顿生慷慨豪迈之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