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的兴起是现代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普遍现象。然而，就现代中国而言，早在大规模的工商业城市尚未形成时，一种半带虚悬的“都市眼光”就已经出现并发挥着作用。自晚清开始，无论就国家政策或士人认同而言均可看到“都市”的凸显;这个“都市”难以确指，却集中了时人对于未来的诸多想象与期待，成为社会思潮中潜藏的重要力量。进入民国以后，“都市眼光”更持续发挥作用。它不仅造成了新的文化标准，更定义了中国的过去与未来。长期作为中国社会基础的乡村，也为其重新“发现”，成为了一个溃而不崩、濒临破产的场所。

　　“都市眼光”的出现固然与晚明已经开始的城乡分离进程有着密切的关系，却不应该仅仅被视为城乡分离的后果。在社会经济尚未出现结构性变化的前提之下，现代中国城乡关系即因为“都市眼光”的形成而发生了根本转变。这一社会意识的形成不仅加速了城乡分离的进程，同时也成为中国现代历史上最特别的现象;①其对于国家发展和社会思想造成的影响，至今历历可见。如此重要的问题非一文所能解决。以下拟从“观风察势”的立场出发，对于“都市眼光”的出现及其运作稍事勾勒。

　　一　现代中国的城乡关系

　　18世纪以来英国式工业城市的兴起成为了现代世界中最显著的现象。按照《共产党宣言》的说法，“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乡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②到20世纪上半期，城市不仅聚集了大量的人口，更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现代工业社会最为突出的表征。③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化是现代化实现程度的重要标准。④

　　大约出于类似的考虑，在对于现代中国的研究中，城市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种意义尤其体现在“上海”。晚清的传教士即以上海为“高度文明和基督教对整个中国产生影响的中心”;到20世纪五十年代，研究者更将上海作为了“理解现代中国的钥匙”。⑤在这种以现代化为基础的研究思路之下，城市史的研究者不仅对于以上海为代表的各大城市中的贸易状况、工商业发展、“公共空间”等领域给予了充分的讨论;还溯源而上，试图在明清江南城市的发展中找到“另一个中国”的传统。⑥在新文化史的影响下，晚明以降的城市文化研究更涉及了情欲、逸乐、消费等现代元素，描述了近世中国的城市生活图景。⑦

　　然而，不少学者也承认，与城市在西方历史中的作用不同，中国的城乡关系有着特殊之处。按照马克思的看法，经历了古典城市的兴衰，中世纪以后的社会发展是“在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中进行的”，“现代”更进入了“乡村城市化”的过程之中。与之不同，“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的一种无差别的统一”。⑧中国上古虽然有“国”、“野”之别，但这一差异到战国时期已基本消弭。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乡村一直是社会的基础;无论就经济或政治制度而言，城乡之间都保持着密切的流动。因此有学者将传统中国视为“城乡连续统一体”，城乡差别并不在社会文化的意义上占有重要地位。⑩

　　这种状况到20世纪却发生了断裂。在现代都市兴起的同时，乡村的衰落也逐渐引起了时人的注意。三十年代，“农村破产”的说法逐渐为人熟知，与之相应的则是乡村建设风行一时。(11)在不少人看来，长期作为社会基础的乡村已经出现了问题。更重要的是，城乡差别在时人的认同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城市造就的新式知识分子不再回到乡村，而是停留和聚集在城市。1958年，以“农业户口”与“非农户口”在国家法令中的明确区别为标志，“城”、“乡”作为一种身份的差异最终被固定。这一事件象征着那传统的城乡连续统一体已经不复存在，城乡关系完成了根本性的改变。

　　然而，与社会意识中早已确立的城市认同相比，即使到了2000年底，中国的城市化水平都被认为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2)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与工业革命后造就的现代城市不同，中国传统的城市多为有着特殊政治或商业意义的“消费城市”。(13)就民国经济史而言，至少在全面抗战开始之前，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都未发生结构性的变化。现有研究表明，所谓“民族工业”的发展集中在棉纺织业、面粉业和卷烟业;现代工业与能源产业的变革相当有限。(14)直到1949年3月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决定将工作中心转到城市时，仍然认为此时大部分城市“具有着消费城市的性质”。只有实现“变消费的城市为生产的城市”这一重要任务，“纔能使城市领导乡村，变农业国为工业国”。(15)

　　由此可见，在现代工业城市体系尚未建立的情况下，民国时期社会思想文化的转变已经先于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而发生。不仅知识分子停留在各大都市，形成了新的生活方式与文化认同;国家目标也迅速地转移到了以都市为依托、以工业发展为诉求的“现代化道路”上。这些思虑集中体现在“都市”这样一个半带虚拟的空间之中，构成了现代中国特殊的“都市眼光”。与之相对应的是，长期作为社会基础的乡村，却逐渐成为时人认可的“社会问题”。1933年，有鉴于“农村经济，加速崩溃”的局面，国民政府行政院成立农村复兴委员会，象征着“农村”正式被政府作为“国家问题”加以确立。(16)

　　这样，现代中国不仅出现了现代的城市，同时还兴起了一个与城市相对应的“农村”。(17)这样一种两相对峙而又内涵暧昧的城乡关系，提示着现代中国社会一项重要的落差：早在中国工业化、都市化尚未实现时，作为社会基础的乡村便已经被负面化和问题化;“都市眼光”成为了看待、思考和处理各项问题的标准。(18)即使是那些并未忽视乡村的读书人，也在尝试将乡村建设为一个专业化、工业化和更有组织的“都市化新农村”，其努力至今不辍。由此看来，“都市眼光”的出现和运作成为了现代中国社会思想中的重要关节，值得认真考察。

　　二　“都市眼光”的出现

　　现代中国出现的“都市眼光”是一种全新的现象。就长期以来的历史而言，城乡差异虽然一直存在，却并未导致社会身份的区隔，而更多的体现在象征意义上。一方面，至少在南宋，已经有人感到“乡下寂寞，百物无有”，倾向于在城市中生活;(19)另一方面，士人一直维持着对于乡村的认同，有意无意间将其居住的城市“乡村化”、“山林化”。(20)在《史记》中，太史公便以“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为“人民乐业”的表现，这样的传统一直持续到了清初顾炎武所提出的“人聚于乡而治，聚于城而乱”。“人聚于城”不仅是人民“舍其田园，徙于城郭”，更代表了“繇役繁，狱讼多”。(21)即使在晚明商业城市崛起之后，读书人仍然对于城市生活有所警惕。(22)清初不少士人以“不入城”表达自己对于朝代鼎革的反思，更充分表现出城市的另一意义——即官场。(23)城市这类半带象征的内涵烘托出“乡村”的正当性，成为了传统中国城乡关系中的决定性因素。

　　然而这样一种以内向自足的乡村为基础、城乡一体为表现的关系，在晚清“地方自治”的声浪中却开始有所改变。柳诣征注意到：“清季以来，谈国是者，咸以地方自治为立国之基础。”(24)就当时政府面临的困境而言，实行地方自治成为朝野普遍认可的一个解决方案。有官员指出，当时各国“无不挟国民之力以竞争”，而中国举行新政，却仅“与地方官吏谋之”，蚩蚩之氓并未参与。这样，“人挟多数之国民以竞争，而我仅挟少数之官吏以抵制，众寡之势既殊，胜负之形立判。”只有“亟图变计”，实行“地方分治”，使“士民预政”，(25)纔能改变现状。地方自治正是国家力量尝试及于“蚩蚩之氓”的开始。(26)

　　在这一过程中，《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的颁布具有重要的意义。光绪三十四年(1908)八月，民政部奉旨拟定该项章程;此后，经过宪政编查馆核议，十二月上谕正式颁布。章程规定：“凡府厅州县治城厢地方为城，其余市镇村庄屯集等各地方，人口满五万以上者为镇，人口不满五万者为乡。”(27)虽然实施的程度非常有限，这一章程首次在“县”以下确定了“城”、“镇”、“乡”这样的基层单位。如《民国政制史》所述：“城镇乡皆为自治之初级，在县之下，为一级制。”(28)同时，城镇乡三者虽然并立，由于其中所设想的人口差别，自治职仍稍有区分：“城”、“镇”设议事会与董事会，“乡”则设议事会与乡董;象征着城乡的“名相”在国家行政的意义上有所界定。

　　这种区别为日后各项地方行政法规继承;国民政府颁布的《县组织法》也在其中区分了“乡村(村庄)”和“市镇(街市)”。(29)然而，就当日而言，这一区分更多来自其所借鉴的日本法律条文。梁启超即已注意到，在县以下，中国的城乡之间实际并无明确的界限，仅以人口数量根本无法作出区别。一方面，国中有“兼属两州县以上”的“大城”。如京城属于大兴、宛平，杭州属于钱塘、仁和两县。另一方面，某些“山州下县”，“其城厢人口不过千数百，而财政一无所出者，往往有矣”。这样的“城”还要设置各种自治职位，“徒耗薪水，费时日，且奖厉人民以华而不实之风，甚无谓也”。因此梁启超批评该章程“大率取日本之市制及町村制综合而迻译之”，(30)是否适于中国尚需商榷。

　　事实上，《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通释》即已说明，如果府厅州县“有无城之地”，“亦应以该管地方官驻在地之一镇为城”。(31)传统的“城”首先是朝廷下派官员的驻地，它既非西方意义上的城市，更不可能与向来“帝力无所加”的乡村并立。该章程虽然试图将城镇乡统一作为县以下的行政单位，传统城市在“官治”一方面的意义却因为“自治事宜”而得到了凸显。另一方面，本来并无行政单位的乡村开始进入国家视野，意味着国家的力量开始尝试以垂直的方式进入地方，社会权力运作方式逐渐改变。(32)

　　城镇乡虽然在理论上得以并立，“城”与“地方官”的密切关系却逐渐加大着城乡之间的差距。时任学部主事的刘宝和注意到，“朝廷每举一事，行一政，仅仅国门以内，及各省大都会，得以共见共闻，此外则不能尽人皆知”，致使“蚩蚩之民，曾不知新政为何事”。(33)各省开始铸造铜元时，也有人注意到“其运销壅积之区，大都在都会左近，暨著名繁盛商埠之地”;“至于各属地内地运道艰阻交通不便之区，实未尝流通遍及者”。(34)以“通上下”为目的的新政，却在有意无意间使得“都会”与“内地”的隔阂增大，在晚清以降的社会变动中造成深远影响。(35)

　　此外，前此数年实行的废除科考更加凸显了“繁盛都市”。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科举制的废除导致了传统四民社会的解体，不仅城乡间的社会流动不复存在，新式知识分子不再回到乡间，乡村也逐渐面临着士绅阶层消失，族学、学田等制度崩解等问题。(36)上述变革并非都在当时即已发生显著作用，却逐渐影响到城乡分离的进程。到1915年，已经有人观察到“都市与农村不平”，并为之“窃窃深忧”，甚至感叹：“今日之政治，都市政治也;事业，都市事业也;教育，都市教育也。”(37)

　　城乡分离伴随着一系列的社会经济演变，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可瞩目的现象。本文所欲关注则是与城乡分离有所呼应、却并不相同的另一现象，即“都市眼光”的出现。在批评城镇乡自治条款的同时，梁启超即感觉到，“近世生计界之趋势，集中于都市”，并提出“今日欲奖厉自治，非先从各省会及繁盛之都市下手不可”;因为这些地方“民智较开通，而筹办经费亦较易”。(38)如上文所述，在实际的行政运作中，新政更多局限于“繁盛都市”。但朝廷官员尚注意于“交通不便之区”，筹备立宪的逐年事宜亦以城镇乡自治章程的颁布先于府厅州县，态度似犹在两可之间;而梁启超的取舍，已与“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政治伦理相去甚远，(39)显示着趋新知识分子眼光的转变。

　　这种眼光的转变首先表现于生活风尚的改变，尤其与新式的交通、传媒等工具相结合，重新塑造了社会文化的样貌。杜亚泉在1913年即注意到“物质界之变动，本具有左右精神界之势力”，“自西洋之物质文明轮入以后，吾社会全体，对于物质界之欲望顿增”。国人“衣食居住之模仿欧风，日用品物之流行洋货”，自都会及于村落，“其势若决江河，沛然莫御”。(40)到二十年代，中共发行《向导》周刊时更认为，“十余年来的中国，产业也开始发达了，人口也渐渐集中到都市了”，对于“在沿江沿海沿铁路交通便利的市民”而言，“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宗教信仰，这几项自由，已经是生活必需品，不是奢侈品了”。(41)这一论述固然有着强烈的经济决定论意味(当时中国“产业发达”的程度恐尚有限)，然而作为“欲望”和诉求的新的生活方式，确是以“都会”这一空间作为根据开始流行。

　　随着社会思潮的激烈变动，城乡疏离也越来越为读书人注意。有人甚至感觉自辛亥以来，“国家保护之力，仅及于都会”，致使“吾国现时之农村，不仅为寂寞之所，抑又为至危之境”。(42)不但政令行使的实际范围有限，民国以来的各种“新潮”也行之不远。1920年，张东荪在去过湖南以后即感叹于内地的“民穷财尽”，认为“现在中国人，除了在通商口岸与都会的少数外，大概都未曾得着‘人的生活’”，并因此主张不要“空谈主义”而应该“开发实业”，引起了激烈的反响。然而，从此后的历史来看，无论“空谈主义”或者“开发实业”，事实上都与“内地”无涉。(43)稍后郑振铎更感觉“现在的新文化运动的力量”只是“集中于北京、上海、长沙、天津、杭州、成都、广州、漳州那几个地方”，“其余极多的区域，都是丝毫没有受到影响”。(44)胡愈之也认为，“吾国一切文化事业，与大多数之农民阶级，竟若全不相关”。(45)

　　类似的状况有相当的延续。1930年张季鸾阅读了旅行通信员在冀南各县的?{查报告之后，亦感慨自己“仿佛已到世外之蛮乡，或恍如置身上古之乱世”。他一方面大声疾呼：“中国文明在哪里?主义政策在哪里?”另一方面也反思到“都会人之思想行动，生活样式，其去同胞大众者若何之远”。(46)当国家政策与知识分子?的文化生活都集中在都会时，整个社会意识的重心已经有了明显的倾斜。

　　在这一转变中，知识分子的认同尤其发挥了重要作用。如章太炎所观察，“教育界发起智识阶级名称以后，隐然有城市乡村之分”。代表了“智识阶级”的学生、记者、著作家等人大部分在都市接受新式教育，也多在“沿江沿海沿铁路交通便利”的都市中谋生。不仅如此，甚至在一般印象中偏于旧式的不少读书人也倾向于停留在都市。当时成都著名的五老七贤到了民国即选择留在城市，“安排诗酒渡余生”。(47)他们虽然并不那么认同新的地方政权，但深感“国事不可为”，往往以大隐隐于市的态度寓居成都，而不再回到原籍故乡。在“诗酒”之外，他们专力于慈善和教育，甚至在地方政治中保持了一定的发言权，形成一个独特的世界。(48)韦伯所观察到的作为异乡的城市到此时已经不再是“异乡”，而逐渐成为了读书人的“故乡”。(49)

　　这一现象产生的社会后果，即新式教育培养的学生很快成为了社会问题。五四运动之前，李大钊已感觉到社会上存在着急待解决的“学生问题”。这一“社会最近所自造之阶级身份”，“社会反与为冰炭之质、枘凿之势”，以致学生成为了现时社会中“最可怜之一阶级，最可怜之一身份”。基于这样的观察，李大钊要求学生不要“在都市上漂泊”，应该回归乡土，进行“开发农村、改善农民生活的事业”。(50)类似的状况长期存在。中华职业教育社、江苏省教育会等机构在1926年专门讨论了中学生毕业出路;此后《大公报》上并有广告“征求学生出路办法”，谓“本报认‘学生出路’为现今社会上最大问题”。(51)与李大钊的想法相似，在乡村中解决学生出路成为了不少人的想法。翁文灏在讨论如何打破青年没有工作的“烦闷”时，也建议青年人“到内地去”。他注意到学医的学生都“挤在北平、天津等大都市”，但同时“中国内地正还缺乏几万个科学医生”;只有“到内地去”纔能解决“无事可做”的苦恼。(52)直到1934年计划设立中央农村服务讲习所时，仍然以“开辟失业学生之出路”为其旨趣之一;希望能以此来解决大学生“流离都市，贻害社会”与“农村文化，异常落后”的两大问题。(53)

　　另一方面，读书人自身也进行着对新兴都市文化的反思。五四运动前后，日本的新村主义、俄国的民粹主义等具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思想在中国造成了“新村”的流行。(54)对于不少青年来说，新村是他们在现实之外努力于创造新生活的一种希望，同时也充分展示着城乡关系那富于象征性的一面。在“纯洁的青年”与“恶浊的社会”的意象中，“乡村”与“城市”承载了青年学生对现实政治的失望和对新生活的向往，又隐隐浮现出传统士人“不入城”的取向。(55)然而，这种新生活很快就出现了诸多问题。王光祈便感叹读书人“现在生活的根据”已在城市，难以在乡村中维持学习和生活。(56)更有人讥讽提倡新村的学界中人“徒高唱新村，而自己仍在万恶的城中讨生活;徒撰新村运动的煌煌大文，而自己仍住在学校寄宿舍里不动身”。(57)后来以农民运动闻名的沈玄庐通过自己在农场工作的经验感叹：“投我们到空山无人底白云堆里，必定没法生活。好在世间已无可入之山，我们也没有可披之发。”(58)那“万恶的城”与回不去的乡村，鲜明地体现着这个变动时代中读书人认同的改变。

　　大致在五四运动前后，“都市眼光”已逐渐成形。包括一部分被视为守旧的读书人，在生活方式上已出现了明显的改变。他们不仅停留和集中在都市，其认同也逐渐转向都市。其思考问题的基本思路，呈现了优先发展“通都大邑”的特点;其与乡村社会的疏离日益增强。这一时期形成的“都市眼光”，既反映着这一激变时期社会生活的变动，同时也涌入思想界的各种新知相激荡，在社会思想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　城乡差异在社会思想中的凸显

　　当现代中国的读书人逐渐接受了以西方为榜样的“文明”观念之后，新的文野之别在城乡关系上即有所反映。作为生活方式的差异，“城”与“乡”的差别在晚清即已为时人注意;这与当时的西风东渐有着密切的关系。1905年便有人以“邑业”与“野业”来区分当时的人羣，此后更有人区分了“通商之地”之民、“都邑之民”、“乡野之民”三个羣体;这些区分均以对西来“文明”(尤其是物质层面的“文明”)的“模仿”程度为标准。虽然其中一位作者批评了“文明所至之地，即腐败道德所生之地”，都邑比乡野更加文明的观念却显露无遗。(59)这样的话仍可看到“吾从先进”的残影，但以城乡的空间差异重新表述着文野之别，却是现代中国的新观念。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时人在都邑之外又特意标明“通商之地”(且后者在“模仿文明”上比前者更甚)，明确体现着时人心中对于“都市”的理解：它不是纯粹空间意义上的“城市”，而与“海通”以来中国和世界的交流密切相关。(60)有研究者注意到，对于致力于建立现代公共卫生的陈志潜而言，成都并不能代表“城市”，而被用来表现“中国整个农村人口的态度”。(61)为费孝通作传的作家也发现，“他所向往的农村范围很大，包括他儿童时代生活过的苏州，即使无论怎么说苏州也是一个城市”。(62)民国读书人所言及的“城市”与“农村”不仅是现实中不同的空间，同时也承载着他们对于“中外”和“新旧”的各种想象，成为了现代中国思想构建中的重要内容。

　　五四前后在思想文化界关于东西方文明的讨论中，“城”与“乡”已经被赋予了象征性的差异。在著名的“动的文明”与“静的文明”之辨中，杜亚泉注意到：“动的文明，具都市的景趣，带繁复的色彩;而静的文明，具田野的景趣，带恬淡的色彩。”前者“常向各方面吸收生产，故其生活日益丰裕”;后者则“专注意于自己内部之节约，而不向外部发展，故其生活日益贫啬”。(63)动的文明是向外的、生产的，同时也是“都市的”;静的文明则是向内的、节俭的，同时也是“田野的”。五四前后关于东西文明的讨论中，类似的两分观点大致为时人所接受。(64)

　　这种区分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传统城乡意象的差异，又与时人关于社会历史的新知相结合，具有了更加复杂的意义。已经接触过唯物史观的李大钊即特别凸显了生产方式的作用。他一方面接受了杜亚泉“动的文明”与“静的文明”的区分，另一方面则进一步提出了各民族“生活之依据不同”：“东方之生计以农业为主，西方之生计以商业为主。”以“生活依据”的不同为基础，李大钊注意到两种社会生活的一系列差异。“着于政治，一则趋于专制，一则倾于自由;显于社会，一则重乎阶级，一则贵乎平等”;甚至“饮食、居处、车马、衣服”，无不“各驰一端”。(65)通常被视为“东方文明”代表之一的章士钊在此后也认为，“建国之本源既异，所有的政治道德法律习惯皆缘是而两歧”。(66)这种对生产方式的强?{，使得东西方文化的讨论，部分地转入了“以工立国”或“以农立国”之中。(67)

　　李大钊观察到的这种差异早在光绪年间已为郑观应所注意，即“中国以农立国，外洋以商立国”。(68)不过，出于“重本抑末”的传统，晚清以来论及“商业立国”或“工商业立国”大都更多指向现代工业。有过出使经验的薛福成即认为：“泰西风俗，以工商立国，大较恃工为体，恃商为用，则工实尚居商之先。”他特别注意到“机器”在西洋各国的运用，并要求“研精机器以集西人之长”;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振百工”，开始偏向于“铁路火车之工”、“火轮船之工”、“电报之工”、“炼钢之工”等内容。(69)当“工”逐渐取代了“农”成为立国的根本，康有为即感受到“今已入工业之世界矣，已为日新尚智之宇宙矣，而吾国尚以其农国守旧愚民之治与之竞，不亦颠乎”?因此，他要求朝廷“定为工国，而讲求物质”。(70)在康有为的论述中，“世界”与“宇宙”一样，具有时间和空间的双重意义。当下的世界既然以“工业”作为特征，“工国”自然也就成为了中国的国家目标。

　　挟现代最具力量的社会进化论，“以工立国”不仅意味着经济结构的?{整，更成为国家全方位发展的基础，构成了广泛的吸引力。杨明斋即认为“五千年的历史循环在今大变动之所以然是由于农化为工”，只有适应这种生产力的变动，“由农渐化为工”，纔能求得“新世界”的出现。(71)有人更提出，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的“进化”同时也关系到“专制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进化。中国在辛亥前一直为“君主专制”，辛亥以后则持续为“军阀专制”;“此皆受农业立国之赐也”。(72)以当时正鼓吹“枯燥无味的物质文明”的吴稚晖之语来概括，提倡“以农立国”的根本问题即在于不明进化大势，“忌了时代了”。(73)

　　这样，在以工业为主体的思路中，“农业”这一职业性的因素逐渐开始在“乡村”中凸显。二十年代易家钺在对于现代都市问题的反思中，即特别注意到“现代文明，完全是一种物质的文明”，尤以都市为其代表。中国欲避免重蹈覆辙而“另创一种东方的文明”，首先要实现“农业的复兴”。“积极的目的在使社会恢复一种安静的生活;消极的目的在扫除工业制度的余威——都市制度的弊害”。若能改良农业，使得乡村“采?{都市的优点而重新配置起来”，“则理想的农村即吾人未来的天国”。(74)在易家钺的观察中，“农业”的因素被特别强调。而章士钊所提倡的“以农立国”，更是在其“政治二字，已归腐烂”的认识之下，转向“业治”的共生品。(75)在现代中国?“职业”被凸显的背景之下，传统中表征场所的“乡村”也逐渐成为了强?{职业的“农村”。(76)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农村”在传统词汇中并不存在。与城市相应的“乡村”首先是居住的场所，它暗示着一种与政治保持距离，同时也不那么商业化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方式以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为基础，并因为科举制度保证的“耕读”而具有了正当地位。(77)按照《周礼》中所定义的“九职”，“农”与园圃、虞衡、薮牧、百工等官职并列，负责的是平地、山泽上出产的“九谷”。(78)这种职业与劳作方式甚至并非乡村经济生活的全貌。费孝通已经注意到，“小农制和乡村工业在中国经济的配合有着极长的历史”，“乡村是传统中国的农工并重的生产基地”。(79)

　　与来自日本的“农民”一词相类似，“农村”这样一个现代词汇的出现本身就诉说着社会的改变。(80)传统城乡差异中强?{生活方式的一面仍然存在，但生产方式与职业的意义被大大增强，体现了时人知识与思虑的转变。在社会进化论的影响之下，这种差异更通过“以农立国”或者“以工立国”的方式加以呈现和固化。可以说，到20世纪二十年代，“乡村”已经逐渐转?变为“农村”。不仅乡村这一社会空间的文化内涵逐渐萎缩，作为“农国”的中国也逐渐引起了时人的注意和探索。

　　“乡村”到“农村”的这一转变，与现代学术的发展也有着紧密关联。纵观民国前期，不仅有学习了现代农业的专业知识分子重新评价了中国农业，(81)社会科学的发展更使得经济统计、社会?{查等工作逐渐开展。至少从晚清开始，来自欧美的调查统计已逐渐在国家机构与研究单位中兴起。(82)到新文化运动时期，在强调实证的“赛先生”影响之下，(83)不少读书人着意于社会“实况”的记述与发表，形成了一种新的文体。傅斯年在五四?之前即因为感觉当时“大城市和乡村或小邑的生活”存在极大的不同，专门作有《山东底一部分的农民状况大略记》一文，介绍其家乡地区“农民社会”的状况。(84)同时，《新青年》、《晨报》、《京报》、《时事新报》等报刊也陆续刊登“社会?{查”式的文章，以此作为社会运动的基础。

　　这类文章以散文、通讯等形式，凸显着当时与“国家”、“政治”相对立的“社会”，是学术思想的重要转变。(85)它既体现了日益显著的城乡疏离，同时也强化着城乡之间的差异甚至对立。上文已经提及，试图创建新村的青年学生已感到困难;而那些接受了“旧村”而试图去“运动”或“?{查”的读书人也常常遇到诸多障碍。恽代英即承认：“青年们的生活与农民悬隔得很，想假装得与他们一样，不是容易的。”(86)甚至仅仅因为衣着方式，农民就能看出学生们“不是和他们同阶级的人”。(87)彭湃第一次去农村时“穿着白的学生洋?服及白通帽”，农民看见即以为是来“收捐的”。(88)从事社会?{查的学生也因为穿着“黄色制服”，被当作“远府税员”而引起了农民的侧目。如何能够得到当地人的信任，获得有效的资料成为了不少调查报告着重讨论的内容。(89)

　　另一方面，这些试图“到乡间去”的读书人又径以新的标准看待那个他们已不熟悉的乡村。在这些以现代社会科学为基础的?{查研究中，乡村生产、生活中的诸多面向均被重新评判。《东方杂志》在1927年编印的《农民状况调查号》中，即涉及农民的居住、收支、金融流通、教育和妇女状况等各方面。虽然这些分类完全为农民所陌生，不少作者在其中却看到了“农村生活?衰落”，以及农民的“缺乏社会性”、“迷信”、缺乏教育、生活贫乏。(90)数年后，在以平民教育为基础的定县?{查中，虽然主持者基本承认当地农民能够“饱粗食，暖粗衣”，但仍然要求用“有系统的科学方法”，去分析农民“愚、穷、弱、私等现象之原因”。(91)这部受到广泛称赞的社会调查既涉及了当地的地理，历史，更深入到风俗习惯、卫生健康、家?庭生活费用等内容，以实证科学的方式，使得“愚贫弱私”的农村形象为思想界接受，显示着来自都市，半带想象的现代生活标准的构建力量(当时能够达到现代卫生条件的中国城市恐怕相当有限)。(92)

　　到二十年代中后期，这个为现代都市所描述出来的“农村”已经相当负面。时人的言说虽然并不太特意区分“乡村”与“农村”，但作为与“工业城市”相对待的产物，自农民运动开展之后，“乡村”一词比较中性，而“农村”越来越多地与“问题”联系在了一起。邹韬奋注意到，抗战开始以后，有参议员提出一个关于农村的提案;汪精卫觉得“农村”这一字眼含有阶级斗争的意味，极力反对，一定要把“农村”改为“乡村”纔肯通过。(93)这一事件固属特例，但却暗示了这样一个充满问题与矛盾的“农村”，与传统的“乡村”已经有了相当不同的意蕴。

　　从“乡村”到“农村”的转变不仅是乡村形象负面化的过程，更重要的是社会思想界逐渐接受了来自现代工业社会的文化标准。“城”与“乡”作为两种对立的象征，在国家发展甚至文化转型中被赋予了新的意义。(94)同时，对于社会生产方式的强?{也使得乡村中“农”的意义得到了空前的加强。这一新的文化标准使得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差别具有了社会生产的意义，作为“农国”的中国形象因此确立。

　　四　关于“农村破产”的检讨

　　对于另一部分读书人而言，受到当时在中国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影响，他们对现代城乡关系的变化有着更为敏锐的认识。在二十年代初，瞿秋白即感觉到，“中国自有的宗法社会制度，‘半自然的经济’，受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入，二十年前已经渐崩坏之象”;“农民阶级”的破产更为其中的重要内容。(95)此时，中共三大直接提出了“农民问题”;陈独秀更运用阶级分析法讨论了“农民的痛苦”与“发动方法”，并认为在中国这样“经济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农民已经成为“国民革命之一种伟大的潜势力”。(96)这些概念和分析方法与乡村形象的负面化相应，又受到稍后国民革命的推波助澜，成为了“农村崩溃”这一认识的最初表述。

　　二十年代末期开始的世界范围内经济危机，又使得以“上海”——这个“城市中的城市”开始注意到那更大范围的“内地”和“农村”。虽然当时中国农村社会的市场化程度尚值得进一步考察，城市商业和金融界却已经敏锐地感觉到了“经济危机”和“农村问题”的发生。(97)张公权在当时的数次演讲中均要求时人注意“最近一年来最特殊的现象”，即“全国内地”对于上海的“入超”。一方面是“稍有财产的人家，由乡而镇，由镇而城，由城而市”，都把钱“存在都市的银行”。其“最切要的必需品，如煤油、香烟甚至米、面，亦须向上海购买”。另一方面，“一般人对内地视为畏途，以致于逐渐形成目前内地农村濒于破产的状态”;“内地一切的恐慌”又进而“影响到上海的衰落”。(98)

　　张公权的演说固然意在呼吁金融界注重“内地”与“农村”，却提示出当时的“农村问题”首先来自“上海”的观察与表述。长期提倡“乡村建设”的梁漱溟基本接受了这样的观察。他在回忆中认为，1930年以后因为“全国农业生产力大被破坏，乡村购买力随以降低”，农业的状况“影响百业，牵动全国”，但“最先感觉到问题而着急说话的，实是上海金融界”。因为“上海为全国经济总枢，而金融机关又像分布在全国的神经网系”，所以“对于全国经济从农业这一根本点而动摇崩溃的线索关系，知之最清”;又因为“其本身的利害甚切”，对于“前途的可怕看得最明”。(99)

　　这种立足于上海的观察造成了三十年代甚嚣尘上的“农村破产”之说。到1933年，有人认为现在“只要稍微留意一点”，“不论在政府要人的报告中，或是在各种的书报中，我们常常可以听到或看到关于农村经济破产一类的话”。(100)吴半农在定县考察时，与工作人员谈话的半点钟就“不止听了他们说到十次‘农村破产’”，甚至说“现在的农村已经到了‘无产可破’，或是‘要破也破不了’的地步”。(101)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农村破产”逐渐为时人所注意的过程，大致也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黄金十年”相重合。农村如何在这一时期成为了朝野公认的社会问题，尚需要另文讨论。但在不少人的观察中，“农村破产”更多直接与外在的世界相联系，成为了现代中国经济转型的集中代表。一位作者即认为“农村经济危机是现在世界经济中一种普遍的现象”，要“研究中国的农村经济的危机”，必须在“世界的经济与政治”中去研究。(102)许仕廉则认为，“中国农村组织的解体，就是现代世界大的经济社会变迁的一个表现”。“像上海那样的大都市和川陕边处内地的小村落”，面临的实际上都是“西方工业文明侵入后，所产生的普遍的经济危机的一部分”。因此“农村建设”与“都市建设”实际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103)

　　薛暮桥稍后曾专门撰文论及此时期农村问题的特殊意义。他认为，中国历史上虽然也曾经出现过农村破产甚至农民暴动，“然而那时候的农村破产，是和现阶段的农村破产截然不同”。“现阶段的中国农村问题，显然并不单纯地从农村内部发生”;促成农村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帝国主义者的经济侵略”。他认为，“现今中国农村中的各种残余封建势力，已经失掉独立作用”，大都是“直接间接受着帝国主义者的支配”。虽然不能仅仅将中国农村问题视为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问题，但关键仍然在于要去了解“帝国主义者究竟怎样支配着中国的农村经济”。他更提出，“中国的农村经济是在帝国主义者的支配之下，这点谁都不会否认”。(104)

　　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是自二十年代开始激进的知识分子即已开始讨论的问题。而到三十年代，这一认知已经逐渐普及，并成为理解中国社会经济的重要概念。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背景之下，不仅激进的知识分子感受到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后果，傅斯年这样并不被视为激进的读书人也感觉到，“中国现在正在全部社会的总崩溃状态中积极进行”。(105)时人所论及的“农村破产”，成为了社会“总崩溃”的一环。这一认知集中了忧国知识分子对于时局的焦虑，并广泛地为时人所接受。

　　然而，三十年代的农村社会到底经历着怎样的改变，仍然值得讨论。当日盛极一时的社会性质论战最终聚焦在中国农村的性质，充分体现着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中国广大国土中存在着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难以一概而论;同时讨论所使用的概念工具本身又有不小的争议：这些因素都使得论战的情况显得纷繁芜杂。(106)在此时期，无论对当时农村性质作出了怎样的判断，论战的各方都同样承认帝国主义是造成农村崩溃的重要原因。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直到五十年代，各种农村?{查都注意到，帝国主义渗入与影响较深的地方，同时也正是交通便利，商业发达，甚至农业也出现了“畸形的经济繁荣”的地方。(107)与上海金融界首先意识到的“农村问题”相似，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正可看出“农村破产”在经济以外那社会文化?的意义。

　　同时，三十年代关于“农村破产”的讨论虽然内容繁多，基本思路却有相似之处。土地制度一般被认为农村问题的中心。国共双方均有土地和租佃制度改革的尝试，阎锡山等地方政权的主持者和部分知识分子也有关于土地问题的具体主张，提示着土地问题已经得到时人的普遍注意，并集中在了日后主持地政的萧铮所谓“人地关系”之上。(108)不少人都因此关注到了人口密集、租佃制度最为发达的江南地区。(109)这一地区向称富庶，在一定程度上更被现在的研究者认为已经形成了新的农业，显示了社会生产发展的另一种可能。(110)然而，民国时期关于土地租佃制度的讨论，却多见其弊端;即使是蒋廷黻这样不以激进著称的读书人，也主张“平均地权终久是要实行的”。(111)

　　另一方面，马尔萨斯人口论在现代中国的流行，再结合代表了农业发展方向的美国式大农场，使得时人对于小农中国的未来持悲观态度。长期致力于民众教育的陶行知即认为，在“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过程中，农民命运完全受制于耕地数量和生育数目。只有通过“教人少生小孩子”，纔能为中国社会找到出路。(112)更有人认为，由于人口众多，即使“平均地权”也未必能够解决农村的问题，反而会造成土地过细化。(113)然而最近的研究却显示，中国的人口行为结构与马尔萨斯的模型存在广泛差异;人口增长必然导致收益递减的假设未必适用于中国。(114)

　　以上两种关于“农村破产”的讨论思虑各异，却显示了当时知识分子论及“农村问题”的共同方式。首先，以上海为代表的都市成为了问题出发点，涉及的材料也局限在经济和交通较为发达的区域。(115)这不仅将区域内存在的现象放大到了全国，也忽视了更广大的乡村社会中长期以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努力。(116)当时建设农村的不少实践，同样显示着“都市眼光”与乡村社会实际的差距。晏阳初主持的定县实验区在三十年代初引起了不少关注，参观者甚众。有记者即认为定县“所得的成绩固然优良，但决不能普遍推行”;其现有设备和计划不少都“决不是中国的乡村所能企及”。(117)这些现实乡村难以企及的“建设”从另一个侧面也提示着“农村破产”的构建性。这些都市知识分子之所思虑自有一整套?{图，但却与乡村社会的实际状况有着不小的距离。(118)

　　时人对于“农村破产”有如下反思：

　　农村经济破产，虽到处有此现象或趋势，实以长江流域及河淮之间为最烈。其他如广东广西各省，则病不在农村经济之破产，而在华侨海外经济之破产。至于长江流域各省，原因亦不尽同：江浙由于工业化及外国工业品之侵入，江北及其他各省，则由于水灾或治安不宁，江西及湖北等省，则由于共匪之骚扰;四川则由于军阀之混战。黄河流域各省，则或由于水灾，或由于旱荒，或由于匪乱……(119)

　　这些各种原因造成的“农村破产”的见解，最可看出整个社会的“天灾人祸”均被集中在了“农村”这一箭垛的情形，同时也体现着传统中国在现代转变中的窘迫与?{适。不仅乡村社会中长期存在的境况被“都市眼光”重新检视和放大，其生产、生活方式也需要由新的标准加以审视和评判。(120)

　　值得注意的是，时人在论及农村时常常用到“破产”、“崩溃”等实时性的词语;一位作者更以“继续着在那里崩溃下去没有停止”来描述“中国农村经济”，(121)充分显示了这种由常态到变态的感受。到抗战时期，费孝通对“农村崩溃”之说有所反思，认为“崩溃、危机等字眼都是用来形容现代化的经济现象的”，“小农经济不会崩溃只会瘫痪”。(122)这种尚可维持(事实上即使在战争状态下也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但却不可能“拖到繁荣”的状态，恰好反映了“小农经济”与“现代化的经济”之间的差异。在乡村本身的生产方式、土地状况等条件并未发生结构性变化的前提下，“农村破产”这一不乏想象意味的认知实际折射了当时中国的各种问题，述说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世界中的困境。它一方面显示着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的乡村与舆论界的距离，另一方面也提示了城乡关系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的重要问题。

　　五　作为中国现代性的“都市眼光”

　　由于现代工业世界的吸引，“都市眼光”在中国这个长期城乡一体的国家，带来了一整套文化标准的转变。这种转变自晚清就已开始，是整个中国现代转型的表征。1933年农村复兴委员会的成立，象征国家基本接受了乡村建设各派的观念，“农村问题”成为需要由国家主导解决的社会问题。其中被凸显的不仅是以科学生产为基础的新式农业观念，也因应着那一时期国家行事方式和个人生活逻辑的改变。(123)然而，与那象征工业革命后新生产方式的都市不同，这样的“都市眼光”更多地指向着“都市”同时也是“西方”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其中不乏想象与憧憬。

　　自晚清开始，时人对于西方的认识便颇具想象意味，湖南学生林圭甚至认为西人“一生均极乐世界，无一时有郁伤之事”。类似的认识在晚清为朝野所分享，成为了时人言论与政策制定的基础。(124)早在康有为提倡“物质救国”时，在那“非教化可至”的物质文明中，对欧美国家的物质生活就有如下想象：“以彼深山穷谷之僻氓，皆有地毡铺地，花裱纸墙，白布衣桌，软几安体，瓷盘供食，玻杯备饮。”(125)直到三十年代，致力于世界语运动的黄尊生仍然认为“欧美文明国家”的乡村中即有“干净的街道、整齐的房屋、利便的交通;每隔若干里，有洁净的市场，有邮政局、电报局，有学校，有会堂，有汽车、电车，有电灯、电话、自来水，或者还有种种电机，可利用电力来耕田，来灌溉”。较之这样充满美好印象甚至想象的“西方”，中国的乡村固然“一切都是粗的、笨的、陋劣的东西”。(126)

　　同时，“都市”还寄托着时人对于政治生活的向往。梁启超在清末游历了“新大陆”以后即批评中国人“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要学习“西方阿利安人”组成一个“国家”(在梁启超看来当时的中国尚非“国家”)，就必须效仿其“市制之自治”。(127)进入民国以后，胡适曾提倡在京的客籍居民打破省籍的“乡土观念”，以市民的资格“出来干预北京的教育与市政”，“努力造一个‘新北京’”，(128)亦是以市政的建设作为国家建设的基础。张慰慈更以“从乡村的生活变化到城市的生活”，作为“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一步”。据此，胡适在总结了当时各大城市市政的失败之后提出：“我们若不彻底明白乡间生活的习惯是不适宜于现代的城市生活的，我们若不能彻底抛弃乡下人与乡村绅士的习惯，中国决不会有良好的市政。”那“自由的，放任的，散漫的，消极的”乡间生活，对应着城市生活所象征的“干涉的政治，严肃的纪律，系统的组织，积极的做事”，寄托了读书人对于一种新式政治生活的希望。(129)

　　大约正是因为凝聚了对于“西方”和“未来”的全面憧憬，时人所设想的“都市”也具有力求最新、最好的特点。1898年霍华德《明日的田园城市》出版后不久，(130)“田园都市”这个词语便得到中国士人的关注。有人即此提出对现状的批评与城乡综合发展的希望。认为“一般人士，倾心于欧美诸国之富强，悉力提倡重商主义”，但又“误以各国都市之繁盛，为其工商发达之原因，遂羣以‘振兴市面’为惟一之策画”。结果只是注意于“酒肆茶寮餐馆剧场一切奢侈危害之事业”，“于通商惠工之政，反视为缓图”，“徒使无业之民，麕集于都市”;以致“欧美诸国今日所痛心疾首力谋所以改良之者，吾乃效之惟恐不似”。因此作者认为，鉴于“欧美列邦，既改弦易辙，从事于‘田园都市’之实行，吾万不宜蹈其故步，励行都市集中之策”，而需要“注意于各处农村文明事业之设施，而毋徒导都市以奢侈之风也”。(131)如柳诒征日后论及清末关于地方自治立法时所说，“世界日新，吾国人理想中之法律亦随之而日新”。但“理想进步，事实殊不能与之相应”。(132)即使到了今日，“田园都市”仍然更多的属于“理想”一面。

　　然而，这个汇集了白物质到政治、社会生活等诸多理想的都市在民国时期的实现程度实在有限。二十年代留学归来的林语堂即特别要求，“凡留美留欧新回国的人，特别那些有高尚理想者，不可不到哈德门外走一走”，因为一出哈德门外便可领略到“土气”。这种“土气”足可以“使他对于他在外国时想到的一切理想计划稍有戒心，不要把在中国做事看得太容易”。(133)到三十年代，黄尊生仍认为“中国之所谓都市，仍然是几百年前中世纪时代的都市，其污秽，其黑暗，其鄙陋，其荒凉，实在与乡村无多分别”;甚至只要走出“通商口岸几十里”，便可以看到“那种二千年前的古代生活”。(134)即使是长期被视为“摩登”象征的上海，三十年代尚有“农田五十余万亩，农村栉比，人烟稠密”。在“一·二八”事变之前，农民“往往于农闲之时，来沪入厂作工，农忙时仍回家耕种”。(135)那些在城市中讨生活的“小市民”大都居住在背街弄堂中;城市的现代化与其日常生活的关系相当有限。(136)生活在亭子间的文人更抒发着自己对于“都市”那复杂的欲望：既在电声光影中迷失，却又不得不流连甚至沉沦于其中。(137)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读书人不仅在不够现代的现实中想象“都市”，更是身在“消费城市”而向往着“生产城市”。在康有为所谓“物质救国”中，最有力者是代表了重工业和现代通讯技术的“铁路、汽船、电线”。(138)然而按照杜亚泉的观察，这种“物质救国”却落实在了“物质生活”的“一跃千里”。虽然自晚清开始“朝野新旧”莫不提倡“兴业”，一般人却不免“倒果为因”，“误以物质文明，为兴业之前提”。(139)“业”未能“兴”而“物质生活”高涨，正是章士钊所谓的“未举工国之实，先受工国之敝”。(140)那象征奢靡风气、不事生产的传统城市，在新的眼光中也并无太多改观。(141)民国前期即有人认为，“国家之大患，莫甚于驱乡村之民而羣集于都会”。因为那时的“都会”不过是“交通及销费之地，而非生产之地”。(142)数年后陶行知批评当时的乡村教育只是“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教人分利不生利”，结果造成了“空洞的教育，分利的教育，消耗的教育”。(143)到1932年，何思源更批评“中国四十年之教育制度，大都由欧美各国辗转抄袭而来”，却没有注重两者“立国之基础”本有差别。结果这些来自田间的毕业生大都“厌弃乡村生活，宁甘失业，不愿复回田间”。他们只能“徘徊都市”，“羣趋于不生产之途”，最终导致“都市纷扰，乡村亦渐形摇动，整个社会，陷入恐怖状态”!(144)“都市眼光”背后所隐藏的工业化生产迟迟未能实现，读书人却以新旧掺杂的理想标准，规范和批判着社会现实生活中那充斥着消费的“不生利”城市。

　　梁漱溟曾经总结，“这样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以乡村为本的文化，近几十年来却遇到一个以工业为主，以都市为本的西洋文明”，结果“学西洋学了二三十年”，却“并不见有都市的兴起和工业的发达”。他特别指出：“都市的重心原来是在工商业，而中国的都市工商业并不发达;都市本来应是一个生产的地方，而中国的都市则成了一个消费的地方。这与西洋的情形恰好相反。”因此，近百年来中国所经历的“变化”也都是“这一面单见破坏，那一面不见建设”，“先从沿江沿海通都大邑破坏起，纔渐渐地延及到内地乡村”，并且“一步逼紧一步，到最近十年来，可就真的逼到乡村来了”。(145)

　　换一个角度看，梁漱溟所注意到的“破坏”也恰是讲“现代化”的学者所勾勒的发展步?{。两种视角虽然立场不同，却同样注意到了“现代”与“西洋”背后那工业城市的力量。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化标准，它不仅塑造了新旧杂糅、充满理想却又令人失望的现代中国都市，更提示着当时社会中存在的重要落差。现代化的都市尚未建立而社?会已惊诧于“农村破产”，成为了现代中国的特殊景观。

　　这种落差更伴随着读书人与乡村社会日益明显的疏离。三十年代，赛珍珠描述中国社会的《大地》一书曾引起不少注意。江亢虎即批评其关于中国的认识仅仅“来自扬子江流域北部下流社会里的穷苦人家”，他们“虽说是构成中国人口的大部分，但却不是中国人民的代表”。因此认为赛珍珠的小说“距离整个中国人的真实生活太远”，“仅代表中国人生活中黑暗方面的一特殊局势”。对此赛珍珠特别指出，“江教授及其他类似江教授者，颇愿以极少一部分的智识阶级来代表全部中国人民”，这实际上表现出“中国平民与智识阶级间”存在着互不相通的鸿沟。对此，杨昌溪评论，“自幼便生长在中国的巴克夫人所体验到的中国平民生活，反而比久居外国的江亢虎来得真实而且正确”;江亢虎虽曾从事“社会运动”，但“自幼便生活优裕，近几年来又旅居外国，对于中国真相自然是更隔膜”。(146)雷鸣速神父甚至提醒那些愿意服务乡村的青年学生注意回乡后的“隔阂”;“正好像前几十年的传教士，到了农村，他们便以为是外国教，毛子教”。(147)中外之别似乎已经模糊，转不如读书人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上下之别”来得明显。

　　另一方面，在注意到“农村问题”的知识分子看来，不仅乡村成为了国家问题，城市也呈现出“乡土中国”的特色。鲁荡平到1931年即感觉，彼时的种种“都市问题”都只能被视为更广大的农村社会的反映。“中国最近都市人口之增加，不能谓为都市发达之现象，只能谓为农村衰落之反应;不能谓为社会经济之进步，但能谓为农业国家之病症。”(148)吴宪在赴定县考察后更感叹：“我们住在城市的人，看见的事情，已经是够不上摩登的国家。但是我们不到乡村去，是没有看见过中国的。”这位在美国接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甚至认为：“这样又穷又愚又弱又私的中国，除非强有力的政府，来行四大教育，恐怕强盛的日子，不知道是在那一天呢。”(149)城市一方面不够“摩登”，另一方面却也不是“中国”。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最后聚焦在“农村性质”，显示着思想界最终转回长期作为中国社会基础的乡村，却又不得不借助外来的“资本主义”或“半封建”、“半殖民地”等概念，重新审视整个社会。

　　这样，被负面化和问题化的乡村同时也成为了整个“中国”的象征，它被认为是国家发展的主要障碍，却又表述着中国的传统和现实，规定了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郭沫若在二十年代末即认为，“海禁大开”以后，“资本主义一侵入到中国的内地”，便使中国“化成了一个乡村，化成了一个供给原料的乡村”。(150)此后冯友兰也感叹，经过工业革命之后，“一切经济先进的民族，都成了‘城里人’，经济落后者都成了‘乡下人’”。中国作为一个经济落后，尚未“工业化”的民族，“其地位就不待言了”。(151)“都市眼光”的运作最终造成了中国的“乡村化”，《共产党宣言》中所谓的“农村屈服于城市”与“东方从属于西方”，(152)在这些学者的眼中已经全面完成。

　　牺牲乡村的现代化建设本是不少国家的普遍经历，而现代中国这提前显示的“都市眼光”更加深了社会关系中的差异与对立。作为社会基础的乡村经历了负面化和问题化的历程，较之其他国家付出了更多的代价;同时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城市也承载了更多的关注与希望。在对于现代性的批判思考中，已经有学者提出，应该摆脱单一“现代性”的认识，而注意到不同的文化在适应现代性这一浪潮时呈现的差异。(153)中国在工业化与都市化之前形成的“都市眼光”，正是中国现代性的特殊表述，对于社会思想与国家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胡适在民国初年曾提出：“我们的社会现在正当根本动摇的时候，有许多风俗制度，向来不发生问题的，现在因为不能适应时势的需要，不能使人满意，都渐渐的变成困难的问题，不能不彻底研究。”(154)各种“向来不发生问题的”如何“变成困难的问题”，正是中国现代史上不可放过的重要关节，体现社会认知中想象与构建的力量。对于“都市眼光”的梳理，不仅有助于理解现代中国城乡关系形成，更可以看到现代社会发展的徘徊挣扎，与那隐藏着的更为丰富的可能性。

　　注释 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