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主旨是讨论当代中国社会中官员的学历。但笔者深感孤立地看待它，不能发现问题，更不能理解问题的严重程度。于是，就有必要与历史进行比较。学历诞生于中国，学历的演化几乎就是半部中国制度史，其演进之路漫长曲折，步入历史“长巷”后，似与当下渐行渐远。对此，笔者只好搬出赫胥黎的一句话：“古代建筑师的惯例是经常把内殿设计成为庙宇最小的部分。”

　　一.官与科举

　　封建发端于部落联盟时代。为什么部落要结成联盟?为了不挨打，还为了打别人。联盟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有盟主。而当一个联盟打败另一个联盟的时候，盟主便要将后者的领地和人口分配给自己的亲属和盟友。这就是最初的分封。历史上肯定发生过无数次分封。柳宗元已经窥见其源。西周王朝的分封成为一个里程碑，既是因为此时分封更有章法，又是因为其记载更为详实。周天子留下京都附近的土地归自己，将其余土地分封。周公、成王时分封诸侯国七十一个，其中本族子弟占五十三国，其他诸侯国由友族统领。诸侯国内，也是诸侯留下都城附近的部分土地归自己，其余的分封给子弟，受封的叫做大夫。大夫也将留取后的土地分给子弟、亲属和家臣。诸侯臣服天子并向其上贡，天子无权过问诸侯辖地的事情。诸侯与大夫的关系亦如是。这样周朝的版图被分而治之。各自的地面都不大，头领及其子弟、亲属都亲自上阵管理有限的事务。封建时代的国很像一个家。大夫封邑的总管称作“宰”，就是家臣。诸侯与天子下面的管理者的属性也颇似家臣，或者说称“臣”比称“官”更恰当。周天子的大臣多为亲属，三公均为宗族长老。当然，天子所涉事务有超越“小家”，关乎“大家”的，即所谓“国”的。天子的臣更多，便少不了任人于亲属之外。任用来自哪里?其中一个途径是诸侯推荐，所谓“诸侯岁贡，贡士于天子”(《礼记•射义》)。

　　诸侯多是本族同姓。这固然是私心所致，肥水不流外人田，但也考虑到亲属共治天下，才能摆脱晚期部落时代频发的战事。没想到的是，时间稀释了血亲，利益导致了冲突，三百年后便是春秋多战事。一方面诸侯国纷纷独立，不再拥戴天子;另一方面当初分封的71国已裂变为140余国，这意味着一些诸侯国中的大夫不再拥戴诸侯和天子。又经过二百多年的征伐，140余国并作战国七雄。在化多为少的过程中，国家的政治结构大变，君主专制取代了封建。

　　“官”的称呼产生于中国封建时代。孔颖达为《礼记》作疏：“官者管也。”管什么呢?商周国家机构有内服、外服之分。外服指诸侯、大夫，内服为宫廷人员。前者仅臣服于天子，断无帝制下官僚的属性。后者则颇具家臣性质。君主专制时代沿用“官”的称呼，却已注入新的内涵。君主专制下的“官”有别于封建之“官”的地方在于：领俸不封地，任命不世袭。这属性一脉相传达两千余年。故今人所熟悉的，非封建时代官的属性，而是君主专制下官的属性。

　　摆脱了世卿世禄制度后，春秋时代的君主从哪里招募其官员呢?这正是春秋战国这段历史的独一无二之处。71个封国裂变为140余国，再兼并为七国，必然导致社会的严重失序，乃至昔日贵族与庶民间的严格界限被冲决，众多卿大夫失去地位，跌入贵族的底层——士。与此同时，曾为贵族垄断的文化流入民间，一些优秀的平民子弟看到了跃升为士阶层的机会。士的属性不再是出身，而是本领，所谓“学习道艺者”。多国林立，给了士阶层流动的机会。跌落者与跃升者合成了人才的储库。而多国间优胜劣汰的残酷竞争，迫使国君寻找和礼待人才。《史记》中关于门客、舍人的丰富记载，透露着士阶层与君主间的相互需求。这中间最大的革命性变化是为官不必贵族出身。

　　秦始皇无疑改变了中国政治制度。但越是深入了解春秋战国所孕育的巨大革命性，就越会对秦始皇的开创性的看法有所保留。战国七雄的每个国家中，封建的因素都极大地消解。齐国君主就曾称帝。因而，秦始皇以郡县终结封建，以官僚任免代替世卿世禄，不过是将战国时代已趋常态的国内制度扩大到华夏的一统版图中。

　　秦代历史太短，其选官制度未及经受时间的检验。汉初反省秦之覆辙，得出一个教训：秦亡于对封建的否定。但汉初分封诱发了吴楚七国之乱，遂重归中央集权。汉改变秦代大量官职由军功获取的方式，而代之以重用儒生。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134年)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开始实行察举制。其实，终结官职世袭之后，官员产生的最便利途径自然是推荐。春秋战国之际，官员、门客、舍人多是经由或显或隐的推荐而上岗的。有了稳定的大一统政权，汉代天子不过是将推荐制度化。汉代亦有“任子制”，即每个二千石以上的官僚有一个子弟享有做官的便利。但“在这一制度下，子弟仍不能世世承袭父祖官位，而仅仅是获得了一个起家的官职。”推行察举制，以及对任子制的限定，说明统治者拒斥封建与世袭。而察举制的关键是，举主即推荐人的资格。举主是这一制度结构的支点。而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新制度一旦建立，新一轮博弈就开始了。汉代察举中的举主是官员，官员们渐渐看清了制度的空隙。于是，官员们相互推荐亲属，官职渐渐被家族垄断，终于步入门阀时代。史学界素有门阀是“由贵而官”还是“由官而贵”之争，阎步克更倾向于后一看法。从博弈的逻辑看，“举主”资格演至“门阀”几乎是必然。

　　在这场博弈中，帝王以察举取代封建世袭。官僚们以其之道还治其身，凭借察举制将官职圈入其家族中。博弈的结果，帝王及其集权制几乎败北。中国历史也因此呈现出惊人的摇摆。东周以前，中国是封建制。自战国至秦代，中国从君主专制走向皇权帝国。从东汉至魏晋，门阀削弱了皇权，演变成宫崎市定所称的“贵族制”。“与之对立的君权森然存在，不断地瓦解贵族制，致力于将它转变为纯粹的官僚制。实际上，正是君权的存在，使得贵族制只能停留于贵族制上。如果君权进一步衰落，那么，贵族制或许就会进一步发展为割据性的封建制度。当时的社会确实存在着朝封建制度转变的倾向。从三国到唐代，微弱却一直存续的封建食邑制，不正叙述着这方面的消息?”

　　皇权要维护自身，就要削弱地方势力。隋文帝平定天下后，取消了州县长官辟署属僚的权力，任用权收归中央。这就要求“中央吏部须要不断将大批有任官资格的人掌握在自己手中。”用人的压力迫使隋朝皇帝寻求新的选官途径，于是科举出场了。李世民接过科举制度，将其完善，要点是“投牒自荐”。就打击“举主-门阀”的逻辑而言，这是釜底抽薪。事实上，科举未断贵族子弟的前程，而是达成了妥协。故而，宫崎说“科举制度堪称为贵族制度的安魂曲”。贵族子弟可以参加科举，挟经济文化上的优势，比平民子弟还略占优势。虽然他们仍占优势，但游戏规则已经大变。魏晋时代的门阀子弟完全是“拼爹”，现在出仕则要参加皇帝安排的考试。科举对贵族制是安魂曲，对中央集权制则是立命基石。从此，封建复辟之路断绝，官员与科举代代联姻。从对官位的占据来看，清代“科举家族”比起东汉魏晋的门阀，绝对是小巫见大巫。这是皇权与贵族势力此消彼长之明证。

　　二.合法性

　　科举是帝制的基石。这样，在漫长的帝制历史中，并存着两种合法性：其一是皇权的合法性，来自血统;其二是官员的合法性，来自科举功名。两种合法性虽长期共存，在合法程度上则难以等量齐观。“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之”，司马迁借陈胜、项羽之口道出的这两句话，既是秦末中国人某种价值观的反映，还深刻地影响着代代国人。不错，皇家血统高贵，是昔时国人的一种价值观。但中国人对信念当真与否是存疑的。而皇权时时要靠武力捍卫，更透视出其合法性的脆弱。

　　相比之下，科举功名的合法性程度显然要高出一筹。从时间维度看，任凭王朝如何更迭，科举制贯穿了1300余年。就服膺程度论，它赢得了最大面积的拥护。顾颉刚说，它“既受拥护于人民，又不遭君主之干涉”。寒门子弟有了出路，拥护自不待言。而科举分明是皇权借以消除门阀垄断，贵族子弟偏偏也要跟风。清代旗人不考科举亦可做官，可是一些八旗子弟“因羡慕汉人的状元科第，便有人学着做(八股)，曾经乾隆禁止过，但还有偷着做的，后来才开了禁”。唐僖宗乾符二年(公元875年)有敕令：“进士策名，向来所重，由此从官，第一出身。”以后，这个观念深入人心，演变为清代人所说的“正途”。其实，当时从官的路径还有几种：军功、荫生(祖、父有功于国家，朝廷特命其子或孙为官)、捐纳，等等。为什么独独科举是正途呢?张仲礼说：“‘异途’出身者……他们主要是先捐监生，然后捐得官职的。”“就是说，捐纳在形式上跟学历沾上了边儿，是从学历制度衍生出来的。”为何军功也不是正途?齐如山说，因为“军功有假的。统帅所保之人，自然有许多实在是有功劳的，但也有统帅的亲戚朋友下人等等，虽然未到战场，也可以夹杂保上……因有这种种情形，所以就被社会轻视了。”荫生中无学识者甚多，故被鄙视。可见，科举之所以是正途，首先在于国家如是看待。其次，民意认为科举是正途，相信其公正性。这正是科举入仕之合法性所在。

　　合法性是历史的，离不开传统。隋唐衔接魏晋南北朝，科举制上承九品官人制。统治了中国数百年的门阀炫耀的是什么?是品流。上品意味着其家族是清流，文化积淀深厚。垄断不是好东西，门阀终被历史淘汰。但魏晋时代文化成为时尚，却符合中国历史从武化朝着文化的走向，即地位利益不必尽靠武力定夺，大可借助文化安排。在国与国的冲突中，武力决定一切，北朝最终一统，即其证明。但国内政治不同于国际纷争，其内部保有一定秩序。先人崇尚文化绝非附庸风雅，而是对决定社会地位的文化因素的倚重。科举的出台是绝妙的选择。如同皇权对门阀贵族说：“你们不是强调品流嘛，进士的品流不高吗?”科举冲决了门阀，却继承着门阀贵族所倚重的东西——文化。文化决定地位，这一合法性是有来头的，科举进一步光大了它。

　　一个成色不足的合法性，借助一个成色十足的合法性，来提升自己的合法性，即皇权靠科举提升了自己的合法性。这很好理解：英雄不问出处，我为你们提供了晋升的机会，帮你们参与到这一公正的游戏中，这还不能证明我的合法性吗?因此，不少王朝建立伊始，就迅速开科取士，以此收揽人心，建立合法性。

　　功名直接造就了官员的合法性，科举间接地支持了皇权的合法性。科举在合法性上的贡献还不限于此。中国古代“皇权不下县”，皇权统领的官僚体系止于县一级。不错，讼事是要衙门解决的，但正如费孝通所说，中国传统社会是“无讼的社会”。讼事少，是因为多数矛盾和冲突由民间自行调解，必要的公益事务也多由民间自发操办。民间不能没有权威，没有众人服膺的协调者。科举功名在合法性上的另一贡献，就在于为地方、民间提供了有权威的领袖。秀才、少数的举人和退休的官员(亦是有功名者)，共同构成了乡绅阶层。缺了具备合法性的领袖，民间的自治是不可想象的。

　　皇权行科举的主要目的是选拔官员。没有证据显示，皇权行科举有为地方上提供领袖的目的。因此可以说，地方领袖的产生是科举制的副产品。

　　三.效度

　　几乎自科举实行之日起，便有了效度的争论。科举实行了1300余年，效度的争论如影随形。甚至科举废除后，争论仍在持续，因为科举之后仍有其他考试，特别是当代的高考在一定程度上算是科举的继续。

　　效度就是有效性之高下。科举的效度是指它以何等准确度测量出一个考生做官的能力。科举成绩与做官能力越吻合，其效度越高。那么，科举有无效度，效度如何呢?

　　笔者的第一个评判是，考总比不考强。假若选拔官员考编故事，考下象棋，虽然这二者与做官能力相距甚远，但笔者认为，从概率上说，在编故事和下象棋的竞争中胜出者，在做官能力上要优于失败者。

　　但科举制一旦建立，应试学就产生了。它导致考生获取的是功名学历，而非真才实学，也就是说考试的效度每况愈下。不管是何种目的的考试，只要竞争激烈，效度必然降低。一流科学家常常不是当初自然学科的考试中分数最高的考生。诗文考试中的优胜者也很难成为诗人、文豪。相比之下，科举与官员素质的距离更大，因后者依赖社会活动和政务实践的历练。

　　其实帝王们早就洞悉科举效度上的问题。明代洪武三年(1370年)开科，洪武六年(1373年)便罢废。洪武十五年(1382年)重开科举。后来，官方确定了八股文在科举中的位置。清人一入关便开科取士。但康熙二年(1663年)废止了八股文取士，上谕：“八股文章实于政事无涉。”但康熙七年(1668年)又恢复了八股科举。为什么明知故犯?因为无路可循——不考试入仕遵循什么，不考八股文有什么更好的考试内容?阎步克说：“尽管章句注疏与诗赋策文，与兵刑钱谷之实际政务并不直接相合，但帝国统治者决没有能力从根本上改变知识群体的文化风尚与知识结构，尽管他们有时能够给予重大影响。”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曾叫停科考的帝王何故不改变科考内容呢?清代大学士鄂尔泰说：“人知其弊而守之不变者，非不欲变，诚以变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后。”为什么与时政关系甚远的八股，而非与之甚近的策论成为科举的主打，是因为考策论最不可行。一个时期的重大问题只有少许几项，考生试前必将这几大问题的对策背得烂熟，使策论之试沦为背书。八股虽远离时政，却不是考背功，而是能力。强以策论为科举主打，将因考试的弱智而为士人阶层耻笑。开国之君在夺取天下之前，多有不拘一格招纳人才的举动，为什么夺取天下后却要推行效度存疑的科举?此一时，彼一时也。大敌当前，招揽一流人才乃当务之急;天下安定，秩序的需要压倒了寻才的需要，此时官员无大才又何妨?

　　深通政务者都明白：政务要在干中学，谁堪大任要在实干中考察。企图将此一设想制度化的是汉光武帝。《后汉书•和帝纪》云：“故先帝明敕在所，令试之以职，乃得充选。”试职期最长竟达十年。“‘授试以职’意谓对秀孝，举主应先委以一定职务，使之由此‘便习官事’，或由此检验其是否‘便习官事’，合格者方可举至中央。”“授试以职”是光武帝完善察举制的措施，它与察举病在同灶，即试职权的分配。若试职有升迁的机会，或试职本身就有甜头，“试职权”的竞争必将展开。这是光武帝乃至前科举时代未能解决的问题。试职或实习，比考试有效度，但不存在让太多的人去试职的可能性。让谁试职，似乎还要先来一次考试。

　　要追求公正——帝王要赢得众人支持以堵贵族的嘴，便不期然地趋向公正——就要先考，考试中的胜出者去试职。若求效度，就要期望这过程能早早选出年轻才俊，让他进入实干阶段。但因官职的诱惑太大，竞争一定激烈，于是胜出者多不年轻，乃至出现了“范进”。如果目标诱人，公正一定有损效度，这是必付的代价。

　　要保证效率——帝王们不可能罔顾官员的素质和能力——就要让一些人不在漫长的科举途中蹉跎岁月，而是早早进入政务，在干中历练。但如果众人都想进入怎么办?只有一条路，就是降低这职务的吸引力，令其地位低、报偿少。这职务就是吏。

　　清代衙门的运作系于三种角色：官、吏、师爷。据统计，清代官员总数大约2.7万，其中文官2万，武官7千。吏，亦称胥吏或文吏，大多不在编制，恐难统计翔实。宫崎市定引用同治年间进士游百川的话：“胥吏本有定额，乃或贴写，或挂名，大邑每至两三千人，次者六七百人，至少亦不下三四百人。”(宫崎市定，1958)除了州县，道、府、中央六部都有胥吏，只军机处除外。保守地估计，全国的胥吏应有百万之众。至于师爷的数量，笔者大致估算了一下，不考虑武官聘用的师爷，清代在岗师爷数量可能有2万人，与文职官员数量相当。

　　再说说三种角色的出身与资质。官员出身分正途与异途。正途乃凭科举功名，异途为军功、荫生、捐纳、保举等等。以雍正朝为例，有进士、举人功名者占官员的半数。胥吏基本无功名。“只有这些胥吏的首领，是法制上承认的胥吏。……其他的胥吏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过是胥吏首领私人雇佣来的胥吏见习工，称为贴写、帮役等。……他们通过师徒制度为胥吏首领所养育和使役。……作为师傅的经承往往收有血亲子弟为徒，在引退时把其职位让给子弟，于是便形成了胥吏职位的世袭化。这一倾向早在宋代已经出现，南宋的政论家叶水心曾说：‘官无封建，吏有封建’。”胥吏职业技能的获得主要通过师徒制，而且这职业早已世袭化，不排除技能的家传。师爷或无功名，或有低中级功名，最高不过举人。他们本是读书人，放弃科举，专攻幕业(师爷的正式称呼为幕宾，幕业即其专业)，或因科举胜算太小(约2千名秀才能有一名成为进士，江浙一带的比重更小)，或因举业的经济负担太大，“进了秀才未经乡试者，总有十之七八”。师爷有分工，其最主要的刑名(管司法)、钱谷(管税收财务)业务必须要专习三年。《佐治药言》云：“勿轻令人习幕。”《入幕须知》说：“凡有心习幕业者，当先自是其材力而后从事于此，卒不致自误平生。”习幕业并不容易。一部《大清律例》有一千余条款，刑名师爷须透彻理解，烂熟胸中。清代顶级师爷汪辉祖作书启师爷之余，学习刑名六年，才应聘为刑名师爷。钱谷师爷要熟知赋税、财务上的复杂惯例并精通会计。大批习幕者构成了师爷的“待业大军”，凭师友介绍入幕。东家虽礼待师爷，但如不满意，可随时辞退。

　　官的俸禄是朝廷给的，衙役也发“工食”。一般胥吏则无俸给，其生活费靠“从接触的人们征收手续费”以及所谓的“陋规”中获得。师爷的报酬则由作为东家的官员个人支付。刑名和钱谷师爷可望拿到年薪一千两银子，其他师爷年薪有几百两。

　　如上所述，清代官场中的三种角色身后，是三种截然不同的准入机制。官员的正途是科举出身。朝廷要让士人归心，使社会安定，就要建立公正的入仕之途。而竞争的激烈，一定会导致考试效度锐减。这代价必须要付，因为收获的是人心和安定。科举胜出者中的一部分人，虽饱经科举“摧残”，日后仍能较快熟悉政务，甚至成为杰出的政治家。但毕竟有很多官员不通政务。社会管理不是儿戏，清代的官场凭借两个懂业务的低身份群体来辅佐官员。胥吏是世袭加上师徒制，师爷一行则有点市场机制的味道。官与吏的合作，存在先天性矛盾。胥吏是通业务的地头蛇，很可能蒙蔽欺骗不通业务、人地生疏的官员。而且，世袭技能毕竟不如市场选择中产生的技能效率高。于是官员带上从“师爷市场”中自选的帮手，一同上任。如此“三合一”的方式，解决了名份、权位、竞争、效度、专业能力、监督、制衡等一系列问题。当然，本节最强调的是对科举必然带来的低效度的克服。

　　四.废科举的系列效果

　　1905年废除科举是中国近代历史的拐点。对这一事件的重视，西方学者比我们来得早、看得重：“1905年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必须把它看作是比辛亥革命更加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对在此之后的任何一个政府来说，在必须具备什么样的基本制度基础方面，在通过什么途径来赋予社会精英以地位并配备行政官员方面，1905年都带来了变化。……这一变革对于政治结构的重要意义与1949年共产党人的胜利难分高下。”科举制是行之1300余年的国民定位的制度，也是人才流动的阶梯。最令后人惊异的是，科举不是毁于农工商阶层，亦非皇权率先策动废除，废除科举的发起者竟是身为四民之首的士大夫们。

　　何以如此决绝?百年后想像先人的心态，首先应是中西文化的对比太强烈了。人家学堂中讲授的是科学，那是打败我们的文化资本，而我们私塾中教的是八股文。相形之下，凭八股选官颇显滑稽。继而，当时的人可能会认为，不废科举，就兴不了新学。1911年，秀才出身、后来研习科学的杜亚泉写出了值得今人思考的文章《论中国之教育行政》。该文包含两大观点：其一，“处今日之时势，无论为学堂，为科举，苟仅持出身奖励以为教育行政上之政策，则其势必处于失败。……夫教育之基础，当立于国民生活之上，不当立于官吏晋升之上者也。国民当以某生活之故而求教育，不当以做官吏之故而受教育”。其二，如果“以出身奖励为政策，则与其设立学堂，予宁赞成科举，以其效果无大殊，而可以节省巨额之经费，且减少其弊害也而耳。……向使当日者，不废科举之制度，而稍稍改其课士之程式……依今日之教科门类，列为试题，以定弃取，则科举之奖励，绝不难与学堂之奖励收同一之效果也……其效果且倍蓰焉”。百年后的今天，人们看待教育，为“国民生活”与为“出身”仍相并存，后者绝未隐退。那么，反观杜亚泉之说，其对科举优势的论述有着特殊的意义。就20世纪初叶而言，在为教育注入科学技术、生产生活的内容时，科举决定人们声誉与资格、或入仕或成为乡绅的功能似乎不必废除。一下子废除，择优之路骤断，不逞之徒暴增，社会无法适应。博弈规则有从文化转向武化的巨大风险。而当年朝野如能取得改革而非废除科举的共识，则须以一项原则为前提：可变者考试内容，不可变者考试选官，即考选有其神圣不可动摇的位置。完成科举考试内容的转换是极其艰难的。将科学纳入科举内容的前提条件是：课本、教师、考题、阅卷人。这些条件的到位都需要一个发展过程。只有视科举为神圣，才会走上这条艰辛的改革科举内容的道路。其实当时是可以这样做的，而且是更好的选择。东京大学一直是日本官员的摇篮，就带有新式科举的味道。以西方的学习“内容”否定我们的科举“形式”，在逻辑上是不对应的。

　　废除科举，引来了天翻地覆。

　　其一，直接导致了清王朝的覆灭，二者仅六年之隔。其实，当时皇权并无即刻退出中国历史舞台之必要。英国王权的退后，是因为社会已孕育出中产阶级，后者不甘心被剥夺、受压迫的地位。中国并无新阶级、新力量，废科举导致不逞之徒暴增。县试、乡试、会试三级科举的全部考生都断了前程。饥不择食，慌不择路，是他们共同的遭遇，人生完全改换了路径。加入会党，拥抱新思潮，成为许多学子的选择。不能说这些选择皆不真诚，但如果科举尚在，很多学子是无暇接触会党与新思潮的，革命党便难以在短期内成气候。皇权与王朝是两个概念。皇权似乎命数未尽，但王朝更替每在二三百年间。如此多事之秋，中国人摊上的偏偏是异族王朝，种族情绪最易挑拨。如此情势下，不逞之徒们弃康梁、追孙文，几成定局。这样，在劫难逃的清王朝挟带着命数未尽的皇权制，一同退出历史舞台。惯性和观念都能影响历史。如果此时是汉家王朝，且生机勃勃而非268岁之暮年，便很可能保全帝制于一时，并最终演变成君主立宪制。其实，清朝能多延续些年头不一定是坏事，可以给剧变的社会多些准备的时间。总之，废科举的“自宫”成了皇权退出的前奏。

　　其二，导致乡绅的灭绝。科举功名是乡绅的证书，是他们受人拥戴，成为乡村领袖的依据。科举不复存在，乡绅群体便终止了自身的再生产，不可持续了。科举不再实行，老乡绅的威信也会打些折扣。以前秀才群体的小部分人会参加乡试、会试，博取入仕门票;大部分人的目的则只为“保身家”，往低里说，有了功名可免劳役，进衙门不下跪，不受官府欺负，往高里说，在乡村有头有脸，乃至成为乡村领袖。这一机制停止运转，意味着乡村政治的角逐换了规则。其结果是，文化上有优势的人多离开乡村，到城市读书、谋职、找前途。乡村政治的角逐开始“武化”，凭势力、钱财，巧取豪夺。废除科举“破坏了久经考验的选拔优秀领导人的程序，代之以毫无章法可循的局面，以至谁能聚众作恶，谁就能上台”。(罗兹曼，1982，230)一言以蔽之，废科举后，乡村领袖的真空被土豪劣绅占据。这一后果蚕食着民国的统治基础，催化了江山易主。因为中国乡村从来都是自治的，废除科举导致乡村秩序的败坏，为反对势力的动员做好了铺垫。

　　其三，废科举对其后三个时代中官员文化素质的影响。军阀时代，军头们的文化素质与前清官员相距甚远。国民政府在重建秩序后，文官的文化程度开始提升。但是国民政府并未建立起一套完整的选官制度。其原因之一是蒋介石从未真正地统一中国，传统帝王-现代元首的合法性转移尚未完成，蒋没有余力去致力于现代文官选拔制度的建设。历史给予他的机会仅在1928-1937年这十年间。第三个时代始于1949年。它所带来的政治秩序是蒋介石在大陆时从来不曾拥有的。历代君主夺取天下后的第一要事是开科取士，同时抑制军功阶层。因为君王需要人才，而且畏惧权力被军功阶层分割。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的谙熟，辛亥后的国家领袖中无人出其右，但他毅然选择了一条拒绝回归传统的道路。乃至1949-1977年，中国官员的文化程度跌至近现代历史的最低点。原因是毛选择了一条与传统决裂的革命道路。他企图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在全社会皆没落腐朽，只有革命队伍是新人的判断下，毛只好由军功阶层全面占据政府职位，旧时代留下的全部文化人也要经过改造。但官僚队伍需不断补充，对此毛的选择对象是劳动模范。有些模范被一直推举到政治局。这一世所罕见的反传统之举，导致此时官僚群体的文化程度跌至谷底。从时间序列看，这是废除科举后50-70年间发生的事情。很难说废除科举与毛的干部选拔政策之间有因果关系，也很难说两者间毫无关联。废除科举之年，毛12岁。

　　1978年的中国决策者面临着这样的局面：毛时代的政策失败危及党的合法性，朝野上下均期盼回归常态，军功入仕之路已告终结。一个颇为具体的问题必须面对：入仕的资格是什么?此后，官员文化程度的反弹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

　　五.从统计数据看官僚学历的巨变

　　自1995年开始，统计趋于细致。这表现在：其一，学历类别划分更细，特别是增添了研究生和大专生学历;其二，学历上有了干部的分层统计，这样，统计中既有全国干部学历的总体情况，也有省地县三级干部学历的情况，极大地便利了人们全面、具体地了解我国干部的学历。1999年出版的《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及2000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向社会呈现了上述翔实的统计数字。关于1998年以后干部学历的统计数字，笔者更愿意用以分析比较的是干部总体、省地县领导班子成员的历年学历，无奈没法找到，唯一能够找到的是各届中共中央委员的学历。笔者以为，使用省级领导班子成员的学历来分析，强过中央委员。因为最高级别的官员的代表性其实偏弱，而且省级领导班子成员的学历具有更大的匿名性，这是研究者所追求的;而中央委员的学历会诱发读者的某种想象，这不是价值无涉的研究所期望的。笔者经过自己的计算，绘制出表5、表6，并在其后列出1995-2010年我国研究生毕业生数量统计，以期同干部学历构成一种参照关系。

　　对以上统计数字的分析，自然见仁见智。它们给笔者的突出印象有三：

　　第一，1995-2010年研究生毕业生的数量从3.19万增加到38.36万，其中博士毕业生从4641人增至48987人，增长分别达到12倍、10.6倍。而1995年省级领导班子成员中研究生学历占10.6%(见表4)，而2013年中央委员中的研究生学历占69.3%(见表5)，是1995年的6.5倍。这种比法是蹩脚的。前者是绝对数的增长，后者是比例的增长，二者不同质。后者若增长10倍，中央委员中研究生学历的比重就超过百分之百了。此一对比只是显示两者的同步增长。其间有着怎样的互动是耐人寻味的。

　　第二，第18届中央委员中研究生、大学、大专学历分别占69.3%、22.5%、4.4%，即大专以上学历占96.2%，大学以上学历占91.8%，研究生学历者近七成，基本都是高学历。

　　第三，51%的第18届中央委员的个人最高学历是从“在职教育”和“党校学习”中获取的。在全部第18届中央委员的研究生学历中，近三分之二(65.5%)是从“在职教育”和“党校学习”中获取的。准确地说，23.9%的中央委员拥有全日制的研究生学历，45.4%拥有“在职”和“党校”的研究生学历。前一比例(23.9%)绝不算低，后一比例(45.4%)则堪称惊人。清代的“非正途”学历在建国后历经“轻视学历-回归学历”的否定之否定后，重新复活，且规模远在清代之上。

　　六.对官僚学历的思考

　　官僚群体学历的暴涨，折射出当事者们深切地意识到自身合法性的问题，环顾各国，认为还是效仿古代科举功名最易行。但他们在认识上犯了一个错误。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权威的合法性遭遇极大的挑战。如前所述，中国古代社会中并行着皇权与科举功名这两种合法性。古代帝王刻意赐予科举功名者极大的荣誉。但他自己不会去博取科场功名，因为他最清楚皇权与官职间的天堑之隔，深谙科举功名无力为最高权力增添合法性。在历史演化中，官僚系统的变故其实有限，皇权经历的却是江山易主与朝代更迭。传统社会中，国家最高权力被皇家垄断。现代国家中最高权力已成动态，政府首脑的任职期限一般也就两届，其权限是组织和指挥内阁。也就是说，随着权柄从皇权向现代政府的转移，这一层次上的合法性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但政府是由官员组成的，于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认识可能由此产生，即官员资格的充分具备，比如他们统统具备博士学历，会增添政府的合法性。但这是本末倒置。事实刚好相反，现代政府合法性的解决，常常导致官员学历资格的放宽。

　　高学历不是政府合法性的根据，甚至它对官员地位的托举作用也今不如昔。原因是教育的大众化。清王朝统治了268年，会试每三年一次，为鼓励举子借种种缘由增加了若干次，故清代共有会试112科，共授予进士(做官之必然资格)26391人，平均每年将近100名进士。这数量稍稍大于现今每年各省文理两科高考状元的数目。2010年中国授予博士学位48987个，一年的数量是整个清代进士数量的1.85倍。博士学位泛滥到这种地步，怎么可能会拥有昔日进士的荣耀呢。

　　今日博士不及旧日进士稀少，故其含金量不及后者，但获取博士学位仍需天资加勤奋。全天候三年以上的学习能完成博士论文尚且艰难，在职攻读博士学位更不可思议。挑剔一位官员无博士学位，只能显出挑剔者自身的弱智，但质疑一位官员的学历成色，却无可厚非。清代入仕路径不一，而科举入仕被称为“正途”，是因为军功、捐纳、任子等路径不过硬。官员学历不过硬也罢，愚不可及的是在企图证明自身的过程中完成了证伪。此风泛滥，将严重打击整个官僚系统的合法性。

　　教育在近现代社会中先于大众化发生的是“输出”之途的变迁。古代中国社会中官学一体。除了做教师从事知识人再生产，做官几乎是教育的唯一“出口”。近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变迁，导致教育功能的多样化。大致来说，单一“出口”已演变为三大出路：政府、学术、工商。其实，三个领域都不必以博士、硕士学位为门槛，完全可让大学毕业生在实干中学习。但是岗位竞争导致学历看涨，各领域中好职位对学历的要求都同样地升高。学术职业对高学历的要求，可能负作用最小，因为攻读博士与学术工作的相似性最大。与之相比，官场的高学历要求，负作用最大，因为所学与所做关系最弱。可是依照中国的传统教育观，功名最高者入仕，使得人们往往认为，官员的学历也该很高。

　　入门标准的升高，足以造成官场崇尚高学历之风。促使官场追求高学历的还有另一个因素，就是在职官员对学历的追求，读“在职研究生”是他们与学校的共谋行为。这种行为既是为自己贴金，也增添了晋升的筹码。学历成了晋升筹码，将学历的作用发挥到荒诞的地步。入仕后的实际工作表现，才是对官员能力与工作态度最真实、最直接的检验与衡量。清代进士功名是进入官场的充要条件，但此后的晋升是不看早年功名的。只有举人功名的左宗棠都能被委以重任，有清一代的进士又有几人在“立功”上超越这位举人?

　　前文说过，清代官僚系统是“三位一体”的，衙门运作离不开官员、师爷、胥吏。公正但也日趋严酷的竞争导致科举的效度降低，故进士入仕时多不通政务。此一缺憾要靠精通业务的师爷和胥吏去弥补。在今天的官场中，官员几乎统统是高学历的持有者。没有了第二、三种角色的弥补，官员的全日制学历越高，滞留在学校的时间越长，意味着他越发不谙世事，不通政务。

　　人一生中在学习上只有一个黄金期，大约是16-30岁。过了这时段，学习效果与时俱下。如果一个人的黄金期完全在校园中度过，作为官员，他的履历绝非最佳。一个优秀官员应该具备的素质是：善于体察人心民意;有合作能力，能与上司、同僚、下属建立良好关系;有协调能力，善于解决冲突、纠纷;有意志力，能承受压力，荣辱不惊;有应急能力，刚毅果敢，当断则断。这些素质绝非校园书斋所能育成，要在接触方方面面的人士，打理形形色色的事务中练就。故一个官员的最好履历是22岁(大学毕业时)进入基层，从办事员做起，一路晋升上去。若一直读完博士才从政，意味着很晚才进入社会，那是极大的耽搁，将延误和抑制个人性格与情商的发育。

　　综上所述，一方面，官员学历注水之风将败坏官僚群体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若官员中大面积的高学历属实，又会弱化他们的实践能力。一言以蔽之，官场高学历的趋势不是好事情。入门标准与晋升规则是官员追求高学历的成因。要遏制此风，除了大学要严格管理学历发放，重点是官场要改换晋升规则。笔者曾听到一位中级官员感言：我真不想混这个在职学位，是领导要求啊!改革晋升机制的关键，是搞明白什么是官员的好履历。如果基层经历被视为晋升的重要筹码，一味追求高学历的风气将迅速扭转。

　　笔者深感当今中国教育的一大病因是“学历竞赛”，而抑制病因的关键在于用人方。当今众多学子都想当公务员，目光瞄着官场。如果官场进入资格与晋升尺度改变，轻高级学历，重基层履历，必将改变他们的求学方式与就读年期。如果从官场到公司，招聘人才时都不再迷信学历，对“学历竞赛”将是釜底抽薪。这对官场与学子，对公司与社会，都是共赢，何乐而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