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关官员在丈量船货。外国商船在黄埔湾泊后，粤海关便派员到船上丈量船货，收纳税款，商船再驶到广州商馆区对出的珠江，进行交易。资料来源：《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

　　一、广州十三行商人

　　鸦片战争前的广州一口通商时期，清政府实行的是行商制度。广州的对外贸易，由清政府特许的“十三行”商人专营。外国商人来到广州，实际接触的只限于这些行商。享有特权的行商，一方面是垄断性的商业机构，凡是外国进口货物，均由其承销，内地出口商品，也由其代购，并负责规定进出口货物的价格;另一方面，行商又受政府委托，执行外交上的职能，在广州的外商不能和当地官府直接交往，由行商代政府办理中外交涉，转递文书。

　　在政府的授权下，“十三行”商人总揽了广州的对外贸易，从中获利巨大，并因此与粤海关监督及广东地方官员结成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集团。同文行潘氏，鼎盛时总资产超过约2000万银元，在广州的外商视受邀往潘家“去游宴是一种宠遇”，其院内有能容纳百名演员演出的剧场，有供做佛事的九层高的宝塔，有欧洲人从未见过的各种珍禽异木，房屋家具陈设的富丽堂皇使人有来到“罗马庞贝宫殿的感觉”。潘氏有妻妾50人，婢女80人，园丁仆役30人。

　　行商的外贸特许权是用重金换得，为维持其特权，又要不断向官府行贿、“报效”。在官府方面，则把行商视为摇钱树，动辄巧立名目，伸手索取。十三行每年上缴税银超过百万，据档案记载，皇帝把十三行作为固定的财源，常常亲自审查税费的解交，如有出入，便拿粤海关监督是问。十三行每年为宫廷输送洋货，当时称为“采办官物”，其中多为紫檀、象牙、珐琅、鼻烟、钟表、玻璃和金银器皿、毛织品等。根据皇室的要求和出具的样式，行商从洋商手中逐件采买，再交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和粤海关监督进献。查阅清宫《进单》、《贡档》便可发现，一口通商后，宫廷享用的洋货几乎全由广州行商输送。嘉庆帝偏爱南洋热带水果，曾特为批示“槟榔一项朕时常服用，每次随贡呈进无误”(李国荣主编：《清宫档案揭秘》，第338、339、346页)。

　　广州的行商，并非全是广东人，有的来自毗邻的福建。其中同文行的潘启官，祖籍福建漳州龙溪，后迁同安县，从事海外贸易多年，积有余资后到广州发展;义丰行的蔡氏，祖籍也是福建;义成行的叶仁官，原籍福建韶安县;丽泉行的潘氏，原籍同安县;怡和行的伍浩官，祖籍福建莆田，后迁晋江，康熙初年又迁广东南海。这与明清时期福建沿海私人海外贸易相当活跃有关，他们从中积累了经验和资金，并得以到广州继续发展。

　　二、“天子南库”：粤海关

　　当时坐镇广东的粤海关监督，由皇帝钦定，多是由来自京城的宫廷内务府官员出任。根据清宫关税档案记载，粤海关每年的税银有3%移交广东布政司藩库，3%留作海关之用，70%解交户部，24%划归宫廷内务府。粤海关有自成独立的系统为宫廷服务，这一官职被视为美差和利薮，非皇帝亲信之人是难以上任的。当时两广总督的年薪为2万银两，而粤海关监督的年收入可达40万银两。后者几乎一上任都贪得无厌，因为这个肥缺是要经常换人的，凡上任者都想在短暂的任内捞足吃饱。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在北京下榻的海淀宏雅园，就是被查抄的一名前粤海关监督的园林式私宅。使团副使斯当东描述说：“(宏雅园)馆舍宽阔华美，厅房甚多。据说这个产业属于前任粤海关监督，他从对英贸易中贪污大宗款项修建这所住宅，以后调任北京附近，继续贪污，最后被处分抄家，产业没收归公”(刘潞等编译：《帝国掠影》，第108页)。

　　上行下效，海关税则没有一定之规。核税方法通常分为正税、比例、估值三种。正税是按货品从量课税，计分五大类：衣物类26项，食物类55项，用物类210项，杂货类143项，另加船料类18项。所谓比例，是指定出一货品的征税标准，其他货以比例从量课，未分类，共计470项。估值，是定出货物价值，从价课税，亦未分类，共401项。米谷、珠宝、贡舶，则免税。上述税项并非一成不变，常常因人而异。曾有一艘英国商船进港，海关丈量人员先是从船头量到船尾，一经贿赂，马上就改为从前桅量到后桅。丈量后，要缴船钞，先是开价2000银两，经讨价还价并送上320银两后，结果以500银两了事。

　　三、鸦片走私猖獗

　　当时的中英贸易，是中国居于出超地位。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源源销往欧洲，中国对国外商品的需求却很少。英国商船来华时，往往是携带的银两多于装载的货物。这当然是那些急于打开中国市场、并从中谋利的英国人不愿看到的。他们终于找到了一种能打破这种局面的物品——— 鸦片。

　　鸦片是用罂粟汁液熬制成的麻醉品，原产于南欧、中亚，后传于阿拉伯、印度和东南亚等地。17世纪，吸食鸦片的陋习，从南洋传入中国。此后，中国流行用烟枪灼火吸食。鸦片是一种摧残身心和使人堕落的毒品，一旦沾染，很难摆脱。输入中国的鸦片，主要来自英国控制的印度。自18世纪80年代后，由英国东印度公司一手操纵的鸦片走私愈加猖獗。其经营方式，是由驻孟加拉的公司总督发货给英国散商，由他们贩运至中国销售，货款交给广州的公司代表用于对华贸易，而那些散商可以得到公司在广州签发的伦敦票据。通过这样的办法，东印度公司把鸦片走私与对华贸易联为一体，鸦片逐渐成为他们对华贸易的主要资金来源。

　　19世纪始，输入中国的鸦片持续增长。1834年，英国政府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垄断权，由英国外交部直接向广州派遣驻华商务监督，英国对华贸易进入“散商”阶段，参与鸦片贩运者也更多。粤海关的腐败和广州口岸官商勾结、各自谋利的状况，亦使鸦片走私愈演愈烈。1800年为4570箱，1838年达40200箱，猛增近8倍。在这39年里，约有427620箱鸦片通过各种途径，包括武装走私输入中国。其中常用的手段，是贿赂中国官员。英国鸦片贩子声称：“的确，在中国很少有花钱做不到的事情”，“老实说，广州政府的官吏没有一个人是干净的”[(英)格林堡著，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66页]。

　　罪恶的鸦片贸易，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灾难。鸦片是一种昂贵的毒品。它的大量输入，转而使中国白银滚滚外流，中国的对外贸易由出超变为入超。据统计，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每年至少有1000万两白银外流。白银大量外流，直接导致银贵钱贱。当时民众日常开支和劳动所得都是铜钱，而清政府规定交纳的各种赋税，却必须折成白银。换算之间，他们的实际负担随着银价的升高而加重。鸦片泛滥，也使清政府财政拮据，吏治更腐败，军纪更败坏。就在天子脚下的京津地区，“俱有食鸦片烟之人，而各衙门为尤甚，约计督抚以下文武衙门上下人等，绝无食鸦片烟者甚属寥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80页)。面对此景，道光帝也有点坐立不安。几经考虑，他决定任命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赶赴广州禁烟。

　　四、虎门销烟

　　林则徐为官清廉，勇于任事。他在湖广总督任上，就在两湖地区实行禁烟，下令收缴烟枪，缉拿烟贩，并曾上书道光帝，直陈如再不禁烟，“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不股栗”(《林则徐集·奏稿》，第601页)!此次受命，深知任务艰险，在京亲友也颇为他担忧，但他义无反顾，决然南下。

　　1839年3月，林则徐风尘仆仆赶抵广州，随即通过明察暗访，掌握了鸦片走私的情况，决定将禁烟的重点放在杜绝鸦片来源上，得到时任两广总督邓廷桢的全力支持。林则徐召集行商，责令他们转告外国商贩，限期缴出所藏鸦片，并具结保证今后再不夹带鸦片来华，如有发现，货尽没收，人即正法。为表示他的禁烟决心，林则徐掷地有声地宣布：“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林则徐集·公牍》，第60页)!在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的唆使下，英美等国鸦片商贩先是敷衍、拖延，抵制缴烟。林则徐见状，断然下令将停泊黄埔的外国商船封舱、撤出广州商馆的中国员役，迫使义律等不得不同意缴烟。

　　6月3日，林则徐亲赴虎门，主持中外瞩目的销烟壮举。销烟的办法，是在海滩高处挑挖两个纵横各15丈的大池，池底平铺石板，以便交替使用。销烟时，先由沟道灌水入池，抛入鸦片沉浸，再抛下大块石灰，顷刻间池水沸腾，鸦片不燃自焚。等到海水退潮时，启放涵洞，池水连同被焚的鸦片随浪冲入大海，再用清水洗刷池底，不让涓滴残留。截至6月25日，历时23天，当众销毁收缴到的鸦片19179箱、2119袋，总计2376254斤。

　　当时到虎门观看销烟的，有美国商船“罗礼逊”号船长弁逊及美国传教士裨治文等10名外国人。他们起初以为“中国人不会焚毁一两鸦片的，即使烧烟，大部分鸦片一定会被偷去”。到场观看后，他们不得不佩服林则徐。裨治文称：“我们反复考察烧烟的每一个过程，他们在整个工作进行时的细心和忠实的程度，远出于我们的臆想，我不能想像再有任何事情会比执行这个工作更加忠实的了”(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第32页)。

　　面对中国的禁烟，英国反应强烈。伦敦、曼彻斯特、利物浦、利兹、格拉斯哥等地商会，纷纷主张采取武力行动，逼迫中国开放口岸、协定关税、赔偿烟款、割让岛屿等。曾出任阿美士德使团副使的斯当东，在英国议会公然宣称：“我们进行鸦片贸易，是否违背了国际法呢?没有!”扬言“尽管令人遗憾，但我还是认为这场战争是正义的，而且也是必要的”[(英)马戛尔尼原著，刘半农原译，林延清解读：《1793乾隆英使觐见记》，第262页]。

　　1840年4月10日，英国议会通过发动侵华战争的决议案。之后，所谓的“东方远征军”相继从印度出发，驶往中国。其中包括兵船16艘、武装汽船4艘、运输船28艘、士兵约4000人，由曾任印度总督、英国好望角舰队司令官的乔治·懿律任总指挥。华南海面，顿时战云密布。

　　面对英军来犯，在林则徐的部署下，广州军民严阵以待。英军无隙可乘，北犯福建厦门，被已调任闽浙总督的邓廷桢率军击退，也未得逞。又进犯并攻陷浙江定海，继而又派人前往天津海口，将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的照会送交直隶总督琦善，要求中国割地、赔款。

　　五、林则徐遭贬

　　在英军的进逼下，道光帝害怕了，退缩了。他下令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查办，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负责中英交涉。琦善抵粤后，处处妥协退让，英军气焰更嚣张，悍然攻占虎门要塞的沙角、大角炮台。琦善数度照会义律，要求交还所占炮台。义律趁机提出以割让香港作为交换，并单方面宣称已与琦善达成协议即所谓“穿鼻草约”，内容包括割让香港、赔偿烟款等。1841年1月26日，英军强行占领香港。次日，琦善赶赴狮子洋莲花城，与义律交涉，空手而归。广东巡抚怡良闻讯，密报朝廷，弹劾琦善丢失香港。

　　2月26日，英军向虎门炮台发起总攻。年已花甲的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率军抵抗，血染战袍，壮烈殉国。占领虎门要塞后，英军向广州挺进。此时，琦善已被贬斥，道光帝任命皇侄奕山为靖逆将军，辅以户部尚书隆文和湖南提督杨芳，前往广东设法扭转战局。这些被委以重任的官员，都是昏庸无能之辈。面对英军的炮口，他们一筹莫展，杨芳竟异想天开，希冀用妇女便器的“秽气”破除英军的“邪术”，奕山试图乘夜色用小船对英舰实施火攻，均惨遭失败。5月27日，奕山等被迫与英军签订《广州停战协定》，支付600万银元“赎城费”并将清军撤至远郊，换得英军暂不进驻广州城。

　　但英军并不罢手。8月21日再次北犯，先后攻陷厦门、定海、镇海、乍浦等地，侵入长江口。镇守吴淞要塞迎战英军的，是年近七旬的江南水师提督陈化成。吴淞位于黄浦江和长江汇合处，是长江防御的重要屏障。陈化成指挥部下，在东西炮台加固工事，积极备战。6月26日凌晨，英军的炮火划破夜空。陈化成身先士卒，率部奋战，不幸中弹倒地，壮烈捐躯，吴淞失陷。英军一度侵占宝山、上海，又顺长江而上，攻陷镇江，兵临南京城下。

　　英军连连得手，清廷一片慌乱，道光帝赶紧密令求和。历时两年多的鸦片战争，接近尾声。这时，早被革职流放的林则徐，正在被押往新疆“效力赎罪”的漫漫西行途中。(作者：戴鞍钢，历史学者，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