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用武力手段逮捕了最高领袖蒋介石，逼迫其“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经中共周恩来等人的斡旋和调停，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张学良不听劝阻，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到南京。

　　然而一回到南京，张学良即被蒋介石扣押起来，送到南京政府军事法庭予以审判，最终以“劫持领袖，危害民国”的罪名，判处其10年有期徒刑。

　　在几十年前的电影《西安事变》中，再现了这些令人惊心动魄的场景。那时看电影，观众无不为张学良在法庭上坚守正义，大义凛然，从容不迫，敢作敢当的英雄气概所折服。张学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情愿牺牲一切的高尚情操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是，现在再看那时的诸多描述，却发现了不少疑问。尤其是南京军事法庭审判张学良的情节，就有不少让人难以理解之处。请看2002年唐德刚著《张学良世纪传奇》，是这样描述审判张学良的情节的。

　　1936年12月31日，南京军事法庭开始审判张学良，审判长是民国元老李烈钧。

　　李烈钧问道：“张学良，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吗?”张说：“不知道。”

　　“张学良，你身为军人，为何劫持长官，进行叛变?”

　　张回答：“这个问题实在太大，一切经过的详细情形，蒋委员长知道的很清楚。请审判长问蒋委员长即可明白，在此我不能随便说。但我绝不是劫持委员长，而是爱护委员长;我也绝不是叛变，相反，而是爱护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我在蒋委员长面前已经陈述了我们的意见，表明了我们的主张，怎么能说是叛变呢?如果是叛变的话，请问审判长，蒋委员长今天不是安全回到南京，我张某人不是也跟随他到南京了吗?”张学良态度从容，答话直率，铿锵有力，毫无惧色。

　　李又问道：“你胁迫统帅，是受人指使呢，还是你自己策划?”

　　“一切都是我自己的主意，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所做的事，我自当之，我岂是任何人所能指使的吗?”张毅然回答。

　　“你在西安做的事，应据实供出，你是否受外党拨弄，不然何以糊涂至此?望抓紧时机，从速实告。”

　　此时，张学良要求做一个总的答复：“这次事件，皆由我一人负责。我对蒋委员长是极信服的，我曾将我们的意见前后数次口头及书面上报过委员长。我们此次并无别的要求，如地盘、金钱等，完全是要求委员长准许我们做抗日的一切准备行动，开放一切抗日言论，团结一切力量抗日。我以为眼下中国若不打倒日本，一切事全难解决。中国的抗日非委员长领导不可，我始终是信服委员长的，而且看见他的电文更加钦佩。至于个人的生死毁誉，我早已置之度外。我在西安发动的事件，确有颠覆政府的意图，但根本的目的无非是要求委员长团结御侮，抗日救国。”

　　“既然如此，又为何亲送委员长返京?”李追问。

　　“我在事变中，意识到委员长被国民党内顽固派和患恐日病等分子所包围，且委员长又答应了我们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团结御侮、抗日救国的目的既达，个人得失在所不计，特随蒋委员长来京待罪，请给以应得的处分。”……

　　唐德刚先生的这些描述，足显被审判的张学良是如此慷慨激昂，大义凛然，可谓正义在手，真理在胸;而审判他的李烈钧，却是如此心虚发慌，理屈词穷。这位民国元老是缺少法律知识，不了解事件真相，还是懦弱无能，不会说话?

　　张学良开始说：我不知道犯了什么罪。可是后面却说：我确有颠覆政府的意图，“来京待罪，请给以应得的处分”。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至于他到底犯了什么罪，稍有一点法律常识的人一眼就能看穿——

　　1、他们犯了绑架劫持罪。用机枪子弹射击着，逮捕了最高领袖;在西安又抓捕了一批中央大员，将他们囚禁起来，限制其人身自由，显然是犯了“绑架劫持罪”。别说是对中央大员，即使是对普通百姓，这样做也是犯罪行为，在任何法治国家都是不允许的。不管你是出于何种目的，也铁定是犯罪行为!

　　2、他们犯了故意杀人罪。在临潼华清池，张学良命令手下杀害了包括蒋介石侄子蒋孝先在内的67名警卫，杨虎城在西安也杀害了蒋介石的结义兄弟、国民党中央委员邵元冲和宪兵团团长杨振亚等军政大员，并杀害中央军警数百人。不管你是出于什么高尚的动机，这条杀人罪是跑不了的。

　　西安事变的恶劣后果，此时尚未彰显。而上述两条罪名已经曝于天下，南京政府人人皆知。但审判长李烈钧竟似乎没有发现。在张学良说“我不知道犯了什么罪”时，居然不予反驳，似乎有点认可。这不是有点奇怪吗?

　　张学良又说，我不是劫持，而是“爱护”委员长;不是叛变，而是“爱护”国家和民族。世界上有这样的“爱护”吗?把蒋介石的几十名忠诚卫士统统打死，血染堂前;蒋介石从后窗爬出去，腿部摔伤，仓皇逃到半山腰，钻进石头缝里，被张学良的卫兵揪了出来。堂堂一国最高领袖，竟然被逼到如此狼狈不堪甚至危及生命的境地，这是什么样的“爱护”呢?如果子弹不长眼睛，将蒋介石击毙;或者蒋介石在逃跑时掉下悬崖摔死，整个中国必将大乱，整个中华民族必然陷入腥风血雨的混战之中。这就是“爱护”国家和民族吗?

　　张学良有个“得意”的资本，在法庭炫耀：蒋委员长今天不是安全回到南京了吗?这怎么能是“叛变”呢?但实际情况是，张学良抓住蒋介石后，杨虎城不主张放蒋，准备审判蒋以后，把蒋当作汉献帝号令天下，割据一方;而中共不少领导和一些激进分子不仅要审判蒋，还主张杀蒋。在这关键时刻，共产国际发来指示，不准杀蒋，只有蒋介石才能做中国抗日的领袖。若不是共产国际的指示，蒋介石是死是活，还未可知。所有这些，蒋介石能不知道吗?

　　仔细分析张学良捉蒋是“爱护”蒋之说，可能打着抗日的招牌：你委员长不抗日，甚至镇压抗日言行，遭到全国人民的抗议，我逼迫你抗日，可以平息民愤，保护你领导的国家，所以对你是一种“爱护”。

　　然而，一提起抗日，审判长李烈钧应当是满腹说辞，如鲠在喉：张学良，你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抗日救国”，可是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日本人就在你们面前却不敢抵抗，东北军在你的指挥下，30万大军面对几百、几千个日军挑衅，不战而逃，东北大好河山丢在你手里。根据“守土有责”的法理，应当追究你的责任。现在还谈什么“逼蒋抗日”?谈什么“抗日救国”?

　　现在早已知道，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之前，已经做了大量的抗战设计和抗战部署，对日本谈判的口气越来越强硬。蒋介石之所以对青年学生和激进分子的抗日言行置之不理，甚至予以镇压，目的就是尽量避免刺激日本提前发动进攻，尽量拖延全面开战的时间，使国家做好充分的抗日准备工作，避免一旦开战，遭受重大损失;张学良利用民众的激进情绪，逼蒋抗日，似乎十分“正义”，而蒋介石一席话就能让张学良恍然大悟，追悔莫及。“逼蒋抗日”说根本不能成立。

　　一个巨大的历史疑问就是：在南京军事法庭审判张学良时，蒋介石为何没有追究张学良“九一八事变”丢失东北的责任?就按以前的说法，是蒋介石下了“不抵抗命令”，蒋介石也可以说，我下了不抵抗命令，难道是要你丢失东北的吗?如果是小股敌人骚扰，为避免激化矛盾，可以不抵抗;面对敌人大举进犯，杀我同胞、夺我领土，还能不抵抗吗?更何况，中央和东北有约定：东北的外交由中央管辖，东北的军事、政治等均由张学良主管，张学良完全有临机处置的权力。东北军的不战而退，东北河山的沦陷，张学良应负首要的责任!后来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渠不战而逃，就被蒋介石判处死刑;此时的张学良不战而逃，判不了死刑，至少可以判处有期徒刑。

　　但是，蒋介石却没有追究。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没有指责张学良;“西安事变”后，在南京军事法庭审判张学良时，蒋介石依然没有追究张学良丢失东北的责任。这是为什么呢?

　　对张学良恨之入骨的蒋介石，没有借此机会追究张学良丢失东北的责任，加重张学良的罪过，正说明蒋介石的宽厚，不善搞阴谋而落井下石。当年他把东北、华北行政大权交给了张学良，但他毕竟年轻，少不更事，缺少经验;中央对东北的防务也没有多少规划;丢了东北，张学良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更主要的是，张学良的不战而逃虽然丢失了东北，但却为国家保留了几十万的部队未遭损失，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还有，就是蒋介石可能有一个无法言说的设想：日本人占了东北，可以一时满足敌人的野心，不再继续南侵，使内地可以较长时间做好抗战准备。就好比一只疯狂咬人的恶狗，给它丢一块肥肉让它吃饱，就不会再咬人了!

　　所有这些，可能就是蒋介石没有在法庭上追究张学良丢失东北责任的重要原因。张学良应当意识到，这是蒋介石的宽厚和忍让。如果蒋介石落井下石，在这关键时刻拿“九一八”说事，你张学良不战而逃、丢失东北，罪责难逃!日本人到跟前你不抵抗，现在却以“抗日”为名发动“西安事变”，实在是包藏祸心，罪加一等!那张学良的徒刑就不是10年，而是无期甚至是死刑!

　　张学良在法庭上一再说，通过事变，蒋委员长答应了我们抗日的要求，准许我们做好抗日的一切准备，云云。好像是蒋介石不想抗日，经他们一逼，才同意抗日了。这种“逼蒋抗日”说流传了半个多世纪。笔者在一篇文章中，对这种似是而非谎言予以批驳，现在很少有人再认同“逼蒋抗日”说了。但是，又一个历史疑云依然浮在我们眼前。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口号，是“停止剿共，一致抗日”。蒋介石确实在“西安事变”后停止剿共了。蒋介石后来反省说，溶共政策，使中共坐大，终使大陆沦陷，这也是实情。那么，蒋介石“停止剿共”，实行“溶共政策”，果真是张学良逼迫的结果吗?我们把这一天大功劳都记在张学良头上，有道理吗?

　　这个问题需要深入探讨。蒋介石在华清池被张学良逮捕以后，一度陷入绝望境地，自以为性命难保，他给夫人宋美龄和儿子蒋经国，各写了遗嘱，准备了“后事”。张学良和杨虎城原计划公审蒋介石后，将其劫持，号令天下;还有不少人吁请杀掉蒋介石。蒋介石此刻成了砧上的鱼肉，随时待人宰割。在这危难的关键时刻，苏俄和共产国际发来谴责张学良、不许杀蒋的指示，挽救了蒋介石。

　　“西安事变”仅过了一天，12月14日，苏共中央《真理报》即发表社论，将“西安事变”定性为“叛变”，是“利用抗日运动进行投机”。苏联《消息报》也称：“张学良的叛变可能会瓦解抗日力量的统一，不仅给国民政府，而且给整个中国人民都带来危险。”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通讯》发表文章，斥张学良为“叛徒”“强盗”。

　　苏联之所以如此强烈谴责张学良，当然有其政治目的。他们担心一旦中国陷于分裂，日本侵略中国就很容易成功;而日本一旦占领中国，就会派出大军扑向苏联远东，苏联就会腹背受敌。所以斯大林亲自拟电，命令延安的毛泽东：决不容许杀蒋;首先应了解，蒋是抗日的;打倒蒋，必会引发内战，而内战只能有利于日本。斯大林还说：“张学良分量不够，怎能做全国抗日领袖?中共也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

　　苏联和共产国际谴责张学良的语言，完全代表了蒋介石的心声;苏联斯大林的抗日策略，不期然和蒋介石的抗日筹划结成了一体，这正是蒋介石最盼望的。斯大林命令中共不要杀蒋，更是救了蒋介石一命。蒋在被囚禁时，中共代表周恩来携中央之命，亲自探望“冤家对头”蒋介石，一进门就亲切爽朗地喊“校长”，一再表示愿意冰释前嫌，寻求国共第二次合作，希望在蒋委员长领导下，共同抗日。大有“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气象。

　　当此之时，浑身陷入冰窟的蒋介石心里一下涌来一股暖流。他嘴上不说，内心肯定对往日极度仇恨意欲消灭的共产党表示感谢。此刻，他对中共的好感远远大于张、杨，他对张、杨的仇恨远远超过中共。所以，蒋介石回到南京后，立刻“睚眦必报”：张学良予以审判，判处徒刑;杨虎城解除兵权，逼其出国;而对中共，立刻停止围剿，国共10年内战，就此划上句号。

　　所以，“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停止剿共，根本不是张学良“逼迫”的结果，而是苏俄、共产国际和中共，为了抗日大局，做出了放蒋、拥蒋的正确决策产生的积极效应。

　　那么，人们为何会一直认为，蒋介石是在张学良的逼迫下才停止剿共呢?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时，提出的口号便是“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后来蒋介石果然停止了剿共，便误以为真的是张学良逼迫蒋介石停止剿共。但是我们回想一下，张学良在西安捉住并囚禁了蒋介石，可以用武力逼迫他;可是当张学良在南京被蒋介石捉住并囚禁时，张学良还如何逼迫呢?蒋介石完全可以翻脸不认账，推翻在西安被逼做出的一切承诺，命令陈诚、卫立煌率领几十万大军围剿延安红军，那么，身陷囹圄的张学良还能再“逼”吗?

　　张学良悍然发动“西安事变”，制造了蒋介石的危境，使蒋介石很容易产生求助和感恩心理，也给共产国际和中共创造了“示恩”的条件，从而达成了“停止剿共”的结果。从“广义”上说，这也算是张学良“逼”的结果。但是，中共把“蒋介石停止剿共”的功劳一股脑儿都记在了张学良的头上。张学良扪心自问，肯定有愧，他在囚牢里会说：咱这种样儿，自身难保，还能逼迫蒋介石“停止剿共”吗?

　　在南京军事法庭审判张学良，审判长李烈钧应当理直气壮，滔滔不绝才是。可是，在流传的资料中，李烈钧却是理屈词穷，张口结舌，一开口就被张学良的义正词严所驳倒。法庭见势不妙，只好匆匆收场。法庭审判只进行了20分钟就草草结案，判处张学良十年徒刑。据说蒋介石此时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递交呈文，建议免除张学良的徒刑，改为交由南京军委会“严加管束”。可见张学良是多么富于正义，蒋介石是多么心虚!现在看来，这种叙述是多么不合逻辑，不可思议!

　　还有一个不合逻辑、似是而非却被人长期误判的问题。“西安事变”结束后，张学良不听劝阻，护送蒋介石回到南京，结果被扣押、审判，判处徒刑，陷入一生的悲剧。很多论者，包括一些中共的领导人也都认为，张学良太仗义了，也太鲁莽了!假如他听从劝告，不去护送蒋介石，不就可以避免身陷囹圄，终生受苦了吗?

　　当时的好心人可以有这样的认识，周恩来匆匆赶到机场，为没有拦截住张学良感到痛心，也可以理解。但是，张学良如果不去护送蒋介石，就可以安然无恙了吗?摆在他面前的就是光明的前程吗?不可能。他的老搭档杨虎城，没有去护送蒋介石，坚持留在西安。但是他的下场却比张学良悲惨得多：先是被撤销一切职务，逼其出国，后被囚禁12年，受尽虐待，最后他和妻子及一双儿女全部遭到杀害!

　　而张学良固然因护送蒋介石遭到审判，终生被囚禁，蒋家父子去世后才获得自由。但是，正因为他的亲自护送，才使蒋介石感到他是一个少不更事、仗义无私、头脑狂热、容易被人利用、对自己比较忠诚的部下，所以一方面十分痛恨他，一方面对他的处分比较宽容大度。蒋介石向国民政府要求减免对张学良的刑罚;张的囚禁之地，不是公馆就是别墅，政府的特供和一群服务人员的照顾可谓无微不至。更特殊的是，蒋介石竟然让张学良的两个夫人轮流伺候他，一下伺候了一辈子!除了不能外出流动之外，张学良的待遇，不亚于那些达官贵人。张学良能优哉游哉活到101岁得以善终，与蒋介石对他的宽容、照顾是分不开的。

　　假如张学良不护送蒋介石回南京，而是和杨虎城一样留在西安，恐怕他就不可能如此幸运了。蒋介石回到南京，肯定要拿他和杨虎城一样，首先撤销职务，然后逼其出国。如果他长期逗留国外，可能逃过刑罚;如果在国共内战时潜回国内投靠中共，蒋介石也拿他没辙。如果他和杨虎城一样在抗战时回到祖国，等待他的也一定是悲剧的命运。他做下如此滔天大案，怎么能逃过如来佛的手心呢?

　　现在谈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张学良对自己发动的“西安事变”，有忏悔之心、后悔之意吗?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两种观点针锋相对，却都是有理有据，言之凿凿。现在该如何评判呢?

　　从张学良不顾劝阻，慨然护送蒋介石回到南京，在南京军事法庭上侃侃而谈，大义凛然的境况，看不出张学良有什么后悔。但是随着局势的发展，国家陷入腥风血雨的内战，蒋介石一败涂地，进而丢掉了大陆江山，中共执政后掀起了一阵阵阶级斗争的风雨，张学良肯定要陷入懊悔自责的泥潭。

　　大约是1956年后，张学良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开始撰写反思和忏悔“西安事变”的著作：《西安事变反省录》《坦述西安事变痛苦教训警告世人》，等等。在著作中一面赞颂蒋介石是“现代对共产主义斗争中唯一有明见、有经验、英勇果断、不屈不挠的一位老战士”，一面又反复声称自己过去是“受了欺骗，受了愚弄，受了利用”，现在已经“彻底觉醒”“而要竭尽绵薄，现身说法，对共产主义者实行口诛笔伐!”

　　他还说，“西安之事言来深为痛心，伤感后悔万分，痛部署之无能，惊杨部之无纪律，自悔孟浪。此辈安足可以共成救国大业乎?……良志在救国反而误国，想救民反而害民，误长官，害朋友，毁部署，莫此为甚!”

　　从这些语言看来，张学良对“西安事变”真是追悔莫及，后悔万分!尤其是在多种场合说道，那时如果何成浚、张群在身边，我就不会发动“西安事变”;如果宋美龄在身边，我更不会发动事变。这些语言，充分显示了他的忏悔之心。

　　但是，现在有人说，张学良的这些“后悔”的语言是在蒋介石授意下写的，是在政治高压的逼迫下说的，那不是张学良的真心话。他们还举出张学良“不后悔”的证据：当年在南京军事法庭受审时，张学良只承认对领袖有“不恭之罪”，而不承认自己的主张有错：“西安事变为了制止内战，为了抗日，我没有错。我不该扣留委员长，判刑10年，无话可说。”还有更硬的证据，1995年，张学良95岁生日时对前来祝寿的客人说：“回忆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我对1936年发动的事变无悔。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还会做西安事变之事。”

　　在台湾表示“深为痛心”“后悔万分”，在美国又说“人生无悔”“还会再做”。我们该如何理解张学良这些自相矛盾的说法?是否在台湾的话是受人胁迫之语，在美国的话是获得自由后的真心话?

　　我以为不能这么简单地理解。张学良在台湾的话虽然有政治高压的成分，但也是真心的流露。洋洋百万言的著作都是假话是不可能的。蒋经国在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记载：1980年代的一天，张学良喝酒喝醉了，抱着蒋经国大哭道：“兄弟啊，老哥哥当年做错了!做错了!先总统杀了我都不为过呀!……”这才是酒后吐真言!

　　那么，1995年张学良在美国说“无悔”，真耶假耶?我认为有真也有假。张学良是靠“西安事变”闻名海内外的，也是因“西安事变”被人们高看的。反正此时已经远离了政治，精神也很潇洒，面对这些倾向大陆的朋友说一下大话，也无伤大雅。

　　但是，从人情、法理和私人利害得失上说，张学良真的对“西安事变”不后悔吗?

　　不可能!因为他不是圣人，他不可能大公无私，一心只为中共着想。试想，他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原本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保存自己的势力，结果，事变发生后，他的一切官职地位被取消，自己由堂堂一级上将沦为可怜的囚犯;自己统领10多年的几十万东北军从此土崩瓦解，一半被蒋介石收编，一半沦为汉奸。自己手下支持自己发动“西安事变”的高参鲍文樾、抓捕蒋介石的卫兵营营长孙铭九，和一批东北军将领，竟然都投靠日本成了汉奸。想到此，张学良真是锥心痛恨，羞愧万分!丢人丢进了太平洋，羞愧羞遍了大中国!张学良能不后悔吗?现在不痛不痒说几句慷慨的大话，你能当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