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电影《清宫秘史》在北京、上海等地上映，引起较大反响。影片反映了晚清百日维新前后以光绪皇帝、康有为等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以慈禧为首的封建守旧派之间的较量，这一段历史是客观存在，影片从积极的方面加以肯定，本属正常。但是，毛泽东看完这部影片后，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以及和常人不一样的思维指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电影是现代大众娱乐媒介，属于艺术，以娱乐功能为主，并不承担政治教化的任务，其内容只要不违背最基本的社会道德伦理，就没有横加干涉的理由。不错，无论在现代民主国家还是现代专制国家，对电影的审查都是必须的，电影毕竟是大众媒体，会对大众精神文化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对电影的审查，其底线就是保证其内容符合社会公德的基本规范。但是，如果把电影看成政治舆论传播的媒介，看成大众思想教化的工具，看成执政者和他们的政敌为争取大众政治立场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展开的较量，那就匪夷所思了。电影不合格，可以查封、禁映，但公映后又要发动对它的批判，这样的事恐怕只有在当时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才会发生，在任何一个现代民主国家，可能都是闻所未闻的蹊跷事了。

　　毛泽东的对一部电影的严厉态度，并没有引起中共宣传部门和文化部门头儿们的重视，恐怕也不是没有引起重视，实在是对一部影片进行批判，他们想不明白有何必要，也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批。因而对《清宫秘史》的批判，并没有搞起来，这使毛泽东深为不满，他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他总有机会重新把这件事拎起来。一年之后，机会果然来了。

　　1951年5月下旬，《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社论“高屋建瓴”，措词激烈，以令人意想不到的笔调把一部电影的主题思想提升到吓人的政治高度，然后痛加鞭挞，戴了许多让人胆战心惊的政治帽子。下面我们不妨摘抄一段：“《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之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宣传”。

　　问题提到这样的政治高度，当然就不仅仅是一部电影让观众娱乐一番的事情了，而是在思想文化领域里一场大是大非的争论了。但又有谁有资格把一部电影的争议“发动”为一场波及全党全国的政治运动呢?惟有毛泽东。这篇社论除所点名单外，正是毛泽东的大手笔。他这次显然要借机发泄一下一年前没有如愿发起对《清宫秘史》的批判的强烈不满，执意要把事情弄大，尤其点了四十三篇文章、四十七位作者、发表报刊与日期、三本已出版的关于武训的书的名，大有山雨欲来、横扫一切的气势。可见，这场运动绝不仅仅是为了批判一部电影，毛泽东显然有更加深远的考虑。

　　请看社论中这一段咄咄逼人的文字：“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程度!试看下面自从电影《武训传》放映以来，北京、天津、上海三个城市中报纸和刊物上所登载的歌颂《武训传》、歌颂武训、或者虽然批评武训的一个方面，仍然歌颂其他方面的论文的一个不完全的目录……”显然，毛泽东的矛头所指是整个中国的思想文化界，是文化界所有思想跟不上趟的知识分子，是党内相当一部分对国内思想文化现状“麻木不仁”甚至持赞赏态度的领导干部。

　　请看社论对这些人的严厉指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借一部电影竟如此“生发”开去，毛泽东究竟想干什么?他究竟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他的“深远考虑”究竟是什么?历史已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中共建国后二十多年的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脉络已经明晰，它告诉我们，毛泽东的“深远考虑”在历国历代专制者中，是一种极为少见的“精神独裁癖”。

　　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任何一个民族在任何一个历史发展时期，都会面临着如何面对现实生活中这个民族精神文化生活鲜活的、生生不息的肌体问题。而这个活的肌体是依附在该民族成百上千年遗存下来的庞大的精神文化遗产的母体上生存、繁衍、传承下去的，这个母体犹如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深深地扎根于民族的历史之中，源源不断地汲取着这个民族各个历史时期最优质的文化营养。当然，在这棵大树的每一个新的生长时期，它都会在自身的发育中汰劣存优，推陈出新，但这是一个自然的、联贯的、传承性的过程，而绝不是人为地砍断主干，或连根拔起，重裁新苗。

　　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专制历史的民族，历代专制统治者对民族精神文化生活的垄断、控制从来没有中断过，他们制造的文字狱也散见于中华民族的各个历史章节中，但是，想抡起板斧连根砍倒中华民族庞大的精神文化遗产这棵大树的专制者，却极为罕见。因为对那些稍微明智的专制统治者来说，如何面对一个民族传承数千年的文化母体，有一个不可违逆的基本常识。这就是：1、这个母体蕴藏着一个民族数千年精神生活的轨迹和全部有生命力的信息，它的基因构成是先天的，不可违逆、不可更改的;

　　2、这个母体的生命是生生不息的、直至永恒的，因为它积淀了一个民族最优秀、最有生命力的精神文化精华，这些精华是在一个民族繁杂的精神文明活动中通过不断过滤、不断筛选传承下来的。

　　3、这些精华起码要通过三个“筛子”的过滤和筛选。一个是人性的筛子。民族各异，人性共通。任何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如果不通过人性筛子的过滤，就不可能获得永恒的价值。这一点，对文学艺术类的遗产尤其如此。一个是民族习俗和民族心理文化的筛子。一个民族优秀的、具有永久价值的文化遗存必定是以民族的方式展示的，而积淀了成百上千年的民族习俗和心理文化，包罗了这个民族所有独特的风俗习惯渊源、社会人文信息、伦理道德体系和意识形态习性。这是一张巨大的无所不包的网络，它能把一个民族文化活动中那些具有最深刻的民族历史底蕴、最典型的民族心理活动特点、最鲜明、最本质的民族习俗精髓的精华筛选出来，保存下去。第三个筛子，就是优秀的表现形式。一个民族文化历史中的优秀遗存，如果找不到适合于它的最佳的表达方式，那么它就无法立足于世，就无法在民族心理信息的汪洋大海中得到传播，并留下强烈的、永久的记忆。这个筛子，对文学艺术作品而言，就是高超的表现手法和卓越的文学造诣和艺术魅力;对于诸如哲学、政治学、历史学、伦理学等等社科类遗存而言，就是它在表达中体现出来的超群出众的逻辑性、哲理性、普世价值、以及语言表达的明晰性和艺术性。对自然科学而言，就是能把大自然的奥秘尽可能客观、全面、深刻地展现给世人的杰出的表现形式和表达方式。

　　经过这三只筛子筛出来的精华，当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对每一代专制者来说，其中虽然有不少对他们的政治统治有利或者至少是无害的东西，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对他们的专制统治是抵触的，反抗的，不利的。因为起码前者张扬人性，后者压制人性。如明清小说四大名著中就有三部(《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是专制统治者所不喜欢的，曾经遭到他们的查禁。但是，这些专制者们尽管对他们不利的东西也查禁，也扼杀，也堵塞，但他们一般还不会糊涂到拿起独裁板斧试图砍倒整棵大树。相反，不少明智的专制者对这棵参天大树还敬若神明，至少表面上装成这样。如清兵入关建立清王朝，清朝的开国皇帝们尽管是外族入侵者，但满族本身没有自己的完整的文化，他们不得不把明王朝的体制继承下来，同时继续把延续数千年的汉文化作为自己统治的精神基础。

　　柏扬在《中国人史纲》中说：“玄烨大帝精通汉文，跟一个汉民族的高级知识分子一样，更精通儒家系统的各种经典。他以后的每个皇帝都是如此。他的孙儿弘历仅中国诗就写了五万余首…… ”(第812页)也正是这个弘历，在他在位37年的时候豪性大发，组织了一支庞大的知识分子队伍历时十载纂修了《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共收书三千五百零三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几乎囊括了汉文化历史中所有重要的文献。只是这位弘历皇帝挟裹私心，从中做了手脚，把那些于清王朝统治不利的东西尽行抽毁和窜改，以至排斥不录，并加禁毁。如果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是狂妄地想用帝王之威连根拔掉中国主流文化的主干，从而实现他在一个民族精神空间的大一统统治，那么乾隆大帝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好大喜功，妄想成为梳理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文明的集大成者，从而永垂史册。在中国历代专制者中，这两种走极端者并不多见。同时，即使是这样的走极端者，他们也只是热衷于查封什么，禁锢什么，提倡什么，但却没有想过用一整套新的东西去整个地取代中国历史文化的主干。在中国，大部分专制统治者对民族文化主干都采取了常规的态度：顺其自然，相机控制。既不刻意去毁掉什么，也不刻意去添加什么，因为他们懂得一个起码的常识，一个民族的文化主干在新的历史时期淘汰什么，添加什么，是由这个文化肌体内在的新陈代谢规律支配的，而不是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皇帝的权力再大，也不可能左右这个规律。一意孤行，只会碰得一鼻子灰。

　　说到这里，就知道毛泽东想干什么了。在毛泽东的理论设想里，社会主义显然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过渡时期，这个社会首次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必须构建一个新的上层建筑(包括社会意识形态)来适应经济基础。因而，在民族的精神文化领域里，就是用全新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体系整个取代以资产阶级文化为代表的一切剥削阶级文化。在这篇社论里，毛泽东以帝王气概咄咄逼人地写道：“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旬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这是极其荒唐的逻辑。作家的创作属于个人的精神活动。在文学创作中，作家完全是凭着对生活的熟悉和感悟、对社会的认知、对人性的探究、对世事的洞见产生灵感和冲动的。一个作家的创作可以亲近、赞赏甚至附丽于政治斗争中的某些团体、派别或者政党，通过文学手段解读他们的理论、纲领和行动，特别是在这类政治斗争彰显社会正义的时候，但这绝对不应该是别人强加的，必须是作家本人凭着良知和对社会生活的认识自愿这样做的。因此，作家在从事文学创作活动时必须拥有一个完全独立的自我，完全独立的灵魂，完全独立的立场，完全独立的认知。

　　作家当然不可能远离政治生活，但一个优秀的作家即使选择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在创作时也必须和政治斗争保持一定的距离，尤其对已占据统治地位的政治势力要保持相当的距离，否则，作家就无法保持独立的立场，无法在对社会现实的剖析中保持批判的锋芒，他的笔触也无法抵达社会、生活以及人性的本质。一个作家如果被强制性地指令必须按照某些政治团体的政治纲领和理论思想去创作，他的创作生命马上就会枯竭;当这个作家被强制性地指令必须为政治统治者唱赞歌，他的作品就会沦为面目可憎的御用文章;当一个民族的所有作家都被强制性地指令按照统治者的政治意志进行创作，那么这个民族整个文学创作的生气勃勃的生命，也就中止了。

　　马克思以阶级斗争理论为基础的唯物史观，是人类对自身社会认识中的一个片断，它和这个漫长认识过程中的任何一个片断一样，包含着真理，又混杂着谬误，有时真理多于谬误，有时谬误又多于真理。特别是在它被他人“位移”用于不同历史场合的理论武器时，发生谬误的机会更多。比如毛泽东言下的中国农民战争，当然是皇权压迫和腐朽的产物，但它是否就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是否就彰显着社会文明和社会正义?明末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在四川屠杀了那么多无辜，使四川几乎成为绝地，这又如何解释?再比如武训身体力行的孔夫子的“有教无类”思想，真的就是封建糟粕吗?中国的现实社会实现了这个理想吗?即使毛泽东创建的社会主义社会，当真就实现了人人读书的平等权利了吗?

　　问题的关键还不在这里，问题的本质就在于，毛泽东在说上述这番话时，是以真理的终结者或真理的化身、以全知全能的人类的最后解放者自居的。但毛泽东及其所实现的政治统治本身的实际历史位置又是什么呢?可以这样说，在中华民族走向现代世界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是一个杰出的推动者，但同时又是一个蛮横的阻碍者。特别是在中国走向现代民主的进程中，他没有走出中国历代专制者的序列。可见，中国的毛泽东时代本身的位置，就应处于历史的批判之中。而生活永远大于政治，永远大于理论，惯于揭露生活本质的作家应该把毛泽东和他的时代置于自己批判的锋芒之下，才顺理成章。现在却弄反了，让作家听命于一个和现代民主理念格格不入的专制者，其灾难性的后果就不言而喻了。

　　毛泽东借批判一部电影而在国内文化艺术界“横扫千军”的做法，如当头棒喝，把一大批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打懵了，他们张皇失措，无所适从，不知究竟错在哪儿，他们对毛泽东的做法和想法，实在难以理解。首当其冲的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先驱陶行知。当年的上海《解放日报》编辑袁鹰回忆道：“社论一开始提到的扬耳的文章，使我忽然想起前几天《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编者按’明确而严厉地指出;‘歌颂清朝末年的封建统治拥护者武训，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电影《武训传》的放映，曾经引起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报纸刊物的广泛评论。值得严重注意的是最早发表的评论(其中包括不少共产党员们写的评论)全都是赞扬这部影片或者是赞扬武训本人的，而且直到现在，对于武训、《武训传》以及关于《武训传》的种种错误评论，也还没有一篇有系统的、科学的批判文字。”(《建国初对〈武训传〉的批判》袁鹰 《炎黄春秋》2006年第三期)。

　　可见，当时的陶行知所受的压力有多大了。然而，《武训传》是上海拍摄的，“上海文艺界特别是电影界立刻受到重大受到重大冲击。……”据袁鹰回忆，5月21日上海各报一律转载社论，当天晚上，组织了二百多位文化教育界人士开会，重新放映《武训传》。放映之前，有关负责人黄源(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于伶(上海文化局副局长、兼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和戴伯韬(上海市教育局局长)三人先后发言，检讨自己过去对这部电影的错误态度。

　　6月下旬，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市文化局长夏衍出访归来，一到北京，“他的老战友，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周扬就要他立刻回上海，写一篇关于《武训传》问题的检讨，夏衍不满地说：拍《武训传》这件事，与我无关，一、昆仑公司要拍此片，我不同意，对孙瑜说过“武训不足为训”的话，剧本是后来中宣部通过的;二、对这部片子上海文化局没有资助，贷款是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给的，因此，不必由我来作检讨。周扬却提醒他：你要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毛主席亲笔改过两次，有大段文章是他写的，为此我作了检讨。周总理也因为事先没有考虑到这部片子的反动性而一再表示过他有责任。加上这部片子是上海拍的，你是上海文艺界的领导……你再想想除了《武训传》外，也还有一些问题，中央领导是有意见的，这样一说，问题就清楚了，检讨文章是非写不可的。”

　　周恩来作了检讨，周扬作了检讨，夏衍作了检讨，上海党政机关和文化界、教育界的头头脑脑都作了检讨，电影的制作人赵丹、孙瑜当然也逃不了做检讨。但毛泽东并不想就事论事，他要把事情弄得越大越好。为此，中央还专门组织了一个调查团赴武训的家乡山东调查。袁鹰回忆道：“批判《武训传》开始两个月以后，《人民日报》从7月23日起连续六天每天以整版篇幅刊登了《武训历史调查记》。这篇全文四万五千多字的调查，兴师动众，访问了武训家乡一带三个县许多人，搜集了许多县志、账册等文字材料，但是实际上是先有结论再找材料，目的是证明《人民日报》社论完全正确，被调查的人只能顺着调查者的话说，要什么就说什么的主观主义的调查。毛泽东亲笔作了多处修改才定稿见报。”

　　毛泽东在建国后文化艺术界、教育界下的这一剂猛药，释放了胸中一年前欲批判电影《清宫秘史》未果而积蓄的怒气，似乎达到了预期的疗效：“《人民日报》从5月20日至7月下旬的七十天里，就连续发表批判文章、有关人士检讨、集会消息和读者来信一百二十余篇，声势宏大，炮火猛烈，版面集中，显得非常突出，也树立了一个模式，以后一二十年中历次政治运动，报纸如何贯彻和宣传，大抵都照章行事，如法炮制。它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巨大而深远。不说别的，只以上海的电影为例，1950年到1851年生产故事片二十五六部，1952年骤减为两部。剧作者不敢写，厂长不敢开拍，文化界形成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风气，‘拍片找麻烦，不拍保平安’。这还只是电影生产这一个方面，在文化和教育方面影响要大得多。”(袁鹰 同上)与此同时，借批判《武训传》的“东风”在全国开展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也是毛泽东企图对全国的知识分子进行精神控制的重要尝试。以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来批判一部电影或一部戏剧、小说，从而达到对全国思想文化界和全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空间进行地毯式的“整肃”和“清扫”，奠定了建国后毛泽东时代精神文化专制的基本模型。

　　它至少在三个方面开创了中华民族思想专制的先河：一、高度垄断、控制了国内所有公开的媒体，真正实现了名副其实的“舆论一律”，这一点，同样是独裁者的蒋介石显然望尘莫及;二、国内的所有知识分子都被网罗在各自的“单位”中，而“单位”则由中共的各级组织和行政网络严密地控制着，因此，知识分子思想的任何“出格”，都会由本单位或上一级“单位”的行政领导或党组织进行“实质性”的修理，直到你低头认输为止。就是说，知识分子思想自由(以在公开出版物上自由发表自己看法为主要标志)和人身自由(可以自主地选择职业和迁移)已基本丧失。三、知识分子的所有精神创造和思想产品都被四面而来的强大压力挤压在统治者提供的“模具”中，知识分子独立特行和独立思索的基本功能已经丧失。

　　毛泽东取得了胜利。但他本人也深知，这个胜利并不持久。因为除他和极少数几个跟屁虫之外，他在党内的绝大多数伙伴和文化界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以其思维惯性按“常规”对待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的。尤其是文学艺术界如果脱离历史文化传承另搞一套，几乎寸步难行。让他们的思想从根本上转过弯来，跟上毛泽东本人的想法，真比登天还难，“常识”的惯性太大了。这个内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至少在文革之前不能使毛泽东如愿。十二年后毛泽东严厉警告文化部“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大抵源出于此。